尊敬的《文史哲》编辑部同仁、各位学者，上午好！

首先祝贺《文史哲》走过了70年的辉煌历程！一个学术刊物的纪念会有如此的规模，不说是史无前例，至少也是极其罕见，主要在于《文史哲》这个刊物在中国学术史上扮演的特殊角色和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纪念是为了更好的回顾，回顾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我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去年底在云南大学讲学，专门到昆明呈贡区一个叫做“魁阁”的老旧庙宇里面朝拜我们的先贤。大家知道在上个世纪40年代左右，中国社会学界产生了一个“魁阁现象”。在抗日战争那么艰难的时期，出现了如吴文藻、费孝通、瞿同祖、林耀华、许烺光、胡庆钧、史国衡等一大批社会学大家。可以说，这些大家到现在都很难超越。不过也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中国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史诗般的实践经验，但是我们还缺乏史诗般的理论建构。这也是我们回顾历史需要省思的。

我有五个观点：

第一，实践超越了想象。人文科学建立在过往历史的回溯，社会科学则有一个想象力的问题，它要基于已发生的事实建立理论预设。这个理论预设规范了人们的思维，限制了人们的想象。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践经验几乎超越了所有人的想象。原有的理论预设基本都失灵了。没有理论预设，我们就不可能对我们的实践经验做出我们自己的理论构造。“魁阁学派”的学者主要源于对中国社会的静态研究。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急剧变化的社会，就需要超越原有的理论预设，追随中国的实践经验，建立足够的想象力。大家知道我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于现代化充满着危机感。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时间改变了所有一切，也改变了我们的认知。中国不仅没有掉入现代化的陷阱，还创造了“中国奇迹”。

第二，社会科学的中国化。现代社会科学是从西方引进的。魁阁学者大都有很好的海外学习经历，系统掌握了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但是他们在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他们的著作把外来的社会科学与中国问题研究融为一体，并凸显出中国的主体性。大家都知道费孝通老先生的《乡土中国》已进入到我们的教材当中，影响力极其广泛。《乡土中国》这本经典著作之所以能写出来，在于它背后有很深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功底。但是在著作形式上我们却丝毫看不出来它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表达方式。这就是说，费老遵循的是事实逻辑，而不是先在的理论预设。

1980年，社会科学在中国恢复重建。从此，大规模引进外来社会科学，大量的海外人才学成归国，但是在社会科学中国化或基于中国经验创造社会科学方面还相当欠缺。所以，对我们来讲，社会科学中国化和基于中国经验的原创性研究应该说是当务之急。

第三，政治与学术表达的分工。学术研究和政治表达是有所不同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分业的社会。新中国建立以后，面对外部环境，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话语表达非常强大。但是与此相比，我们的学术话语表达还比较弱，甚至是重叠的。这就导致了我们的政治和学术表达缺乏分工。学术研究主要是通过事物内在的逻辑进行学理性表达。西方的社会科学之所以有很强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它不是简单的论证哪一个政治理论观点，而是用学术话语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这就是西方人的厉害之处。西方这种学术话语表达规制了人们的思维。当我们进入到西方的学术话语当中，会无形中被它所规范。“威权韧性”这个词是西方对中国政治的一个定义。要想进入到西方的学术规范里面去，我们就得使用这个词，在使用过程当中就被他们所规制了。我们接受西方的规范，就要进入他们的轨道中去。这就需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学术话语表达，不是是简单的和政治话语重叠。

第四，理论思维需要强化。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经验主导的社会，形而上的理论思维应该说是比较欠缺的。中国的历史叙事比较强大，这是我们的强项。概念建构则是我们的弱项，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特点是从概念出发，从概念入手以后建立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比如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软实力”概念。当我们进入到他人的概念时，就要受到概念背后一套体系所规制，我们也就无法“跳出来”。中国高校近些年引进了很多外国留学回来的学者，他们习惯使用“威权韧性”这个词。因为如果不使用“威权韧性”这个西方产生的概念，他们的成果将无法在国外发表。也因此，他们的研究无形中受到了西方规制。其重要原因是我们自己的学术概念供给严重不足。文史哲的同行们，你们非常厉害，我特别尊重，但是我有一个缺憾：我近几年看了一些历史书，发现在里面可以引用的理论十分有限，所以还是要引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虽然黑格尔的判断不一定很正确，但是他很有思想。历史学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但是材料里面却并没有蕴含理论能够给其他学科提供启示。众所周知，文史哲是基本学科、基础学科，这就意味着它要给社会科学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源泉。然而，我们的基础学科没有很多思想源泉，所以我们的社会科学只能够寻找外国的源泉。

第五，人文社会科学的传承与创新。昨天我到泉城后溜达了一下，特别震撼。过去我们认为济南号称“泉城”是一种想象。我本人长期做田野调查，特别重视实地感受。实地走了一圈后，我觉得如果没有数量众多的源泉，济南的泉水将枯萎。同样，如果没有“源泉”，社会科学也将枯萎。所以说，我觉得传承与创新对于我们现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非常重要。人文科学有一个好处，它有自己的“老祖宗”。大家进行文史哲研究就有了自己的一套东西，西方怎么做都做不过中国。但是社会科学与文史哲不同，社会科学由西方引进，他的老祖宗、动力源在西方。西方的社会科学有一套生产线，不断有新的知识产品出来。所以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尤其是做政治学研究的人，一“数典”到就要数到亚里士多德、卢梭、洛克、亨廷顿，一直到福山，这就导致我们中国的社会科学没有“根”。因此，西方的生产线上不断产生出新的知识产品，我们不得不去接受、去追逐，结果把我们自己的“根”也丢了。包括魁阁学派的这些大学者，他们做出了非常大的成就。比如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在我看过法学的著作当中，我觉得没有一本著作能跟瞿老先生的这本著作相媲美。但是瞿老先生的学术思想有人继承吗？这很大程度在于后人追随的是西方社会科学，西方源源不断的提供新的知识产品。我们中国的社会科学始终“无根”、“无学脉”。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科学已走过了一段历史，我们已开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我们应该好好总结中国的学者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当中有哪些值得汲取的“源泉”。这既是重建我们的根，也是重溯我们的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更进一步，我们才可能形成一种累积性的知识生产线。

学术是在不断的反思中获得自觉，在自觉中获得突破。我相信在《文史哲》等刊物的引领下，中国的学者能够建构起与史诗般的实践经验相匹配的中国理论!

谢谢大家！

作者：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来源：本文是作者2021年4月25日在《文史哲》创刊70周年纪念会暨“共和国人文学术历程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