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兵学”，指的是中国历史上有关战争基本问题，阐述战争指导原则与一般方法，总结国防与军队建设普遍规律及其主要手段的思想学说。它渊源萌芽于夏、商、周时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独立的学术理论体系，充实提高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丰富发展于两宋迄明清时期，直至晚清让位于近代军事学。

中国兵学思想主要包括历史上丰富的军事实践活动所反映的战争观念、治军原则、战略原理、作战指导等内容，其主要文字载体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数量浩繁、内容丰富、种类众多、哲理深刻的兵书。其他文献典籍中的论兵之作也是其重要的文字载体，这包括《尚书》、《周易》、《诗经》、《周礼》等中华元典的有关军事内容；《墨子》、《孟子》、《老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所载历代学者、思想家的论兵文辞；史书、类书、政书、丛书中的言兵之作；唐、宋、元、明、清诸多文集中的有关军事论述，“汉中对”、“隆中对”、“雪夜对”等由史籍所记载的历代政治家、军事家的军事言行。它们同专门的兵书著作一起共同构筑起中国古代兵家思想的瑰丽宝库。

《汉书·艺术志·兵书略》曾对西汉以前的兵学流派作过系统的区分，将先秦两汉兵家划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等四个大类。在四大类中，兵权谋家是最主要的一派，其基本特征是：“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兼容各派之长的综合性学派，其关注的重点是战略问题。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兵书，如《孙子兵法》、《吴子》、《六韬》、《孙膑兵法》大都归入这一派。兵形势家也是比较重要的兵学流派，其特点是：“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主要探讨军事行动的运动性与战术运用灵活性，变化性。兵阴阳家，其特征是“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即注意天候、地理与战争胜负关系的研究。兵技巧家，其基本特点是“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这表明该派所注重的是武器装备和作战技术、军事训练等等。秦汉以降，中国兵学思想代有发展，但其基本内容与学术特色却基本没有逾越上述四大类的范围。

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大体而言，它的基本内容是：在战争观上主张文事武备并重，提倡慎战善战，强调义兵必胜，有备无患，坚持以战止战，即以正义战争制止和消灭非正义战争，追求和平，反对穷兵黩武。从这样的战争观念出发，反映在国防建设上，古代兵家普遍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文武并用。在治军思想方面，兵家提倡“令文齐武”，礼法互补。为此，历代兵家多主张以治为胜，制必先定，兵权贵一，教戒素行，器艺并重，赏罚分明，恩威兼施，励士练锐，精兵良器，将帅贤明，智勇双全，上下同欲，三军齐心；在后勤保障上，提倡积财聚力，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兵役思想上，坚持兵民结合，因势改制等。战略思想和作战指导理论是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主体和精华，它的核心精神是先计后战，全胜为上，灵活用兵，因敌制胜。一些有关的命题或范畴，诸如知彼知己，因势定策，尽敌为上，伐谋伐交，兵不厌诈，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造势任势，示形动敌，专我分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善择战机，兵贵神速，先机制敌，后发制人，巧用地形，攻守皆宜等等，都是围绕着“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夺取战争主动权这一根本宗旨而提出和展开的。

有关军事史，尤其是兵学思想史的研究刚刚处于起步阶段，该领域尚属于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可以成为史学研究新的生长点，所谓“秦失其鹿，而下共逐之”。而在《中国兵学思想史》的具体撰写过程中，我个人认为似应该坚持与贯彻以下的四个基本理念与主要方法：

第一，从文献释读、资料积累人手，奠定研究的雄厚基础，努力造就一种注重实证，学贵笃实的健康治学风格。这方面应该做的主要工作是诠释古代著名兵书，整理先秦诸子以及历代文集、类书、政中书中有关军事文献资料，对一些具体的军事学术问题进行考证辨析。有关兵学基本文献考镜源流、索隐发微，诸凡字词本义、名物典章、概念范畴，均予以正确的解释，同时对兵书的成书年代、版本著录、承传源流、思想主旨、篇题大义、历史影响，均作深入的探讨，提出自己的见解，并注重以具体战例印证相关的兵学原则。通过这些基础性工作，来为从事深层次的军事史研究作了资料、文献方面充分的准备，我把它界定为“点”的深化。

第二，从宏观的视野、整体的角度切入，认真梳理中国兵学的发展基本线索，揭示历代兵学嬗变的内在动因、文化渊源、主要形态、显著特点以及时代精神、历史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我自己有关历代兵学问题的理性认识与价值判断。这部分工作，我个人把它定位为我在军事史研究方面“史”的贯通，也就是“线”的勾画。并根据史实，着重反映中国兵学发展史上的三个高潮：即春秋战国的异彩纷呈；两宋时期的系统整合以及晚清期间的近代转型。把握三个基本原则，即其一，根据历史动态性的特点，考察、总结兵学发展的背景、内涵以及规律；其二，根据历史过渡性的特点，透视、分析兵学发展上前后不同阶段的基本面貌和主导特点；其三，根据历史多样性的特点，揭示、分析兵学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差异与地域特点。自出机杼，道前人所未道，为兵学思想史研究的深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在把握古代兵学思想史发展基本脉络的基础上，对历代兵学中的相关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读，力争在军事学术层面上，对兵学思想史研究的某些关节点予以突破或开拓。我把这理解为是“理”的升华，也可以说是“面”的提高。这是兵学思想史研究领域中最艰难的跋涉，但同时也是最有意义的努力。

务去陈言，索隐发微，当为《中国兵学思想史》写作的努力方向，成为这方面研究的显著特色。这既要体现于宏观命题的开阖论说，也要反映微观细节的精审考辨。如将先秦兵学的演进历程概括总结为四个基本阶段：即以甲骨卜辞、《周易》为代表的前理性时期，以古代王者司马法为载体的“军礼”时期，以《孙子兵法》诞生为标志的“兵法”时期，以《六韬》面世为象征的综合融会时期，将秦汉兵学发展的文化特征归纳为兵学主题的转换与兵儒合流的发轫，也属于不囿成说的看法。将先秦诸子军事思想的异同概括为崇尚人本精神与执著功利原则、构筑理想境界与讲求操作功能、突出对立特征和凸显融会趋势这三点，等等，窃以为可自成一说。再如，论证《孙子兵法》与古司马兵法之间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关系，揭示《孙子》诸多军事原则源本于古司马兵法的基本教条；指出孙子“伐交”的本义是通过布列阵势、显示实力，震慑敌人而逼迫其退缩或降服，它是三代与春秋时期通行的“观兵”威敌之法的理论总结和升华，是孙子想定战争程序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通常所称的以外交斗争制服对手；等等，也都是经过翔实考证后得得出的结论，似可澄清长期以来层叠累积而形成的学术误解，于深化军事史研究或许不无裨益。

第四，立足于现代人的立场、观点，按现代人的思维模式和话语系统，致力于实现兵学思想历史研究对象客体和研究者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圆融，在揭示历代兵学嬗变的内在规律，着重借鉴和汲取其中具有超越时空质的价值内涵，为当今社会生活提供智慧的启迪，理性的昭示。至于在表述方式上，则注重叙事的平民化、文本的生动化，尽量放下学术著作貌似高深的“贵族”身段，坚决排斥伪崇高、伪高雅，努力消弭研究者与一般受众之间的畛域，用亲切自然的方式叙述高深精确的学术内涵，雅俗共赏，深入浅出，从而感化挹注，激发尽可能多的人对兵学文化生发兴趣。这些努力，我本人认为是研究功能的转化与思维的延伸，即“网”的辐射。因为，在我的认知中，兵学思想史研究，首先是求“真”的追求，即讲求科学理性，努力再现真实可信的历史面貌，同时也是致“用”的希冀，所以借古鉴今、提供启迪永远是研究者的使命之一。

应该看到，兵学思想史研究遭到冷落，除了整个社会日益被功利心态与氛围所包围和充斥这个因素外，也与兵学思想史著述表述上形式机械、观念陈旧、故作高深、顾影自怜直接相关；我当注意避免犯类似的错误，朝着雅俗共赏、深入浅出的方向努力。我认为兵学思想史研究走向成功的标志之一，是科学与艺术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之高明运用，这大致表现为厚实的史学功底、饱满的军事素养、深刻的哲学思辨与优美的文学语言这四者的有机统一、融合一体。即在科学严谨、准确全面的基础上，故到生动美妙，富有诗情画意。如此，方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融认知于审美,克服通行的兵学思想史论著中千人一面、枯燥沉闷的弊端，使兵学思想史著述升华为一种美文，拥有不朽的生命力，从而赢得读者，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教育功能和启迪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