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近代化先驱吉田松阴（1830-1859）自幼在长州藩接受以山鹿流兵学为中心的家学训练，形成了从兵学者的立场出发研究儒学的学问立场。嘉永四（1851）年江户游学的经历，开阔了其学问眼界，尤其是使其进一步认识到了儒学的重要性。一度动摇之后，松阴再次明确了立足兵学接受儒学的学问主体性，同时也形成了通过学习历史辅助兵学以及儒学的学问方法。吉田松阴这种深受儒学影响的兵学主体性，在其《狱舍问答》（1855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主要依靠日本近世传统知识资源，立足兵学，吸收儒学，重视历史，构想了以民政和仁政论为核心的独特的国家发展战略。
［关键词］吉田松阴、兵学、《狱舍问答》、民政论
问题的提出
吉田松阴（1830-1859）是日本倒幕维新运动的先驱，学界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1]现有研究中存在两个常见的分析视角，一是注重其所受到的儒学的深刻影响，二是强调其身为兵学家的思想特质。但是，对于其思想中这两种要素之关系，却少有深入研究。[2]偶有涉及者，亦倾向于关注兵学和儒学这两种学问之间的对立关系。[3]实际上，以山鹿素行（1622-1685）所开创的山鹿流兵学为代表的日本近世兵学，其特质正在于将中世以来日本兵学和来自中国的儒学相互融合，形成了涵盖军事、政治和道德在内的知识传统。[4]吉田松阴出身于长州藩山鹿流兵学世家，自幼深受山鹿流影响，一生基本坚持了立足于兵学而积极接受儒学，同时以儒家“圣人之道”规范兵学，并将政治和道德问题纳入兵学范畴的学问取向。笔者对此曾有专文概述，[5]本稿则拟将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进一步细化，聚焦于嘉永四年（1851）吉田松阴在江户游学的知识体验，探讨其经历了怎样的思考过程，确立了怎样的知识主体性。
之所以选择这一特定时期展开分析，不仅是因为江户作为幕末日本学问的中心，对于成长于偏处日本西南一隅的长州藩的吉田松阴，的确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更是因为作为近世日本学问最高水平的代表，江户学问不限于传统的儒学、兵学等，更有以西洋炮术为代表的兰学等，以日本近代化先驱吉田松阴为对象的个案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在日本向近代转型的时期，近世传统学问的历史意义。
在佩里来航日本之前，吉田松阴的求学有三个主要阶段，自幼在长州藩接受的以山鹿流兵学为中心的家学训练；嘉永三年（1850）的九州游学，嘉永四（1851）年的江户游学。长州藩的家学训练虽然奠定了其重视儒学的兵学立场，但毕竟不能满足其知识上的好奇心。松阴本来以为九州地区的长崎是日本对外交流的窗口，到九州游学之后，方知江户才是真正的知识中心：“矩方（吉田松阴——引用者注，下文同此）顷游长崎，转至平户，乃知东武（江户）之为都。初谓长崎清（清朝）、兰（荷兰）商夷之所辐凑，其于夷虏之情，必洞而察之。平户当贼冲而邻长崎，其于战守之策，必讲而究之。抵崎，交其人，听其说，非夸说奇技淫巧、华丽侈靡，则文化（1804－1818年）年时故事耳。其于夷情战策，途听道说，固不足慊吾心矣。抵平户，得观新著数部，而致自崎云者十而一，致自武云者十而九。其虏情战策，固依书而察而究耳。然则武岂不都哉。”[6]
江户学问在日本之所以得天独厚，不仅因其为幕府所在地，可以优先得到从长崎输入的书籍等，也因在参觐交代制度下，大名轮流到江户定期居住，随行武士能够得到与天下之士交流的宝贵机会。22岁的吉田松阴亦是因此而于嘉永四（1851）年3月5日（本稿叙述幕末历史所用月日均为旧历），作为游学生随长州藩主东行，4月9日来到江户。但在嘉永四（1851）年8月17日的书信中，他却向兄长杉梅太郎倾诉：“至今学问一无所成，仅识字而已。夫故方寸错乱。”[7]
学界关于松阴思想形成过程的研究，一般都非常重视对其江户游学期间这封书信的分析，给出了各种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但是现有研究往往将吉田松阴对江户学问的失望作为讨论的前提。代表性的论者如奈良本辰，他认为松阴江户游学的任务便是进一步学习家学，而其家学山鹿流兵学是封建教学的代表，于是，“传统家学的重压，想要从中逃离的松阴对自由的学问世界的憧憬，还有，比什么都重要的是，使其学问成为真正符合现实需要的学问的时代要求，这些因素相互牵制，相互促进，使其胸中之错乱达于极点”[8]。前田爱则认为松阴在江户的“方寸错乱”是因为他在江户除了“挫折感”一无所得。[9]内藤俊彦也认为嘉永四年8月17日的书信表达了松阴对江户的学问和老师的失望，并将其理解为“失去了前进方向的松阴的精神的暗中摸索的表现”[10]。
上述观点的共同前提是认为吉田松阴已经开始萌生一定程度的近代精神，江户的传统学问已经无法满足他的求知欲。与此相对，同样关注松阴思想的近代性萌芽的鹿野政直，却批判全面否定山鹿流兵学以及江户学问的奈良本辰也，认为奈良本“追求松阴的革命性之余，过于近代性地解释松阴，不是准确的评价”。鹿野对江户学问有着更为积极的评价，他重视传入江户的西方学问的影响，认为松阴在江户继续研究作为家学的兵学，因此而以对西洋炮术的关心为契机，“开始师事佐久间象山，其洋学的倾向更强了”。[11]
那么，前贤议论得失如何？松阴所谓“方寸错乱”究竟为何？他最后又是以怎样的形式解决的？在松阴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这种“错乱”及其“解决”，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以下试详细辨析之。
一、期待和失望
吉田松阴的江户游学，迅速经历了从满怀期待到不安失望的过程。
他原本对江户游学寄予很大期望，在嘉永四年（1851）4月21日给兄长的信中，松阴写道：“有所志而游，不远三千里。去国（指长州藩）而来，荏苒四十五日，未有画奇策发雄论，可以闻家庭者，所志蔽乎？岂果消灭而尽乎？羞耻之事，孰甚焉？……顷居处初奠，欲读文交士，偿初所志。”[12] 这时松阴终于在江户安顿下来，满怀期待地开始正式学习。
在嘉永四年5月5日的家书中，松阴写道：“去月廿五日入门艮斋翁（安积艮斋）。逢五之日《易经》，逢八之日《论语》，论讲讨论。逢一之日有《书经》讲释。亦有讨论会等，切实有益。……逢二之日，艮斋来有备馆（长州藩在江户的学馆）讲释，是亦有趣。”[13]在江户刚开始学习不久的松阴，觉得很有趣也很有收获。
根据松阴5月20日的书信，主要围绕兵学和经学，他开始了平均“一月三十次会”之多的学习过程。[14]嘉永四年（1851）5月27日的信中，松阴如此叙述了自己对江户学界的初步印象：“方今江都文学、兵学可分三等。一者林家?9?9佐藤一斋等忌言兵事，殊以为西洋之事甚于老佛之害。二者安积艮斋、山鹿素水等以西洋无可取之事，只以防御之论绝不可无而锻炼之。三者古贺谨一郎、佐久间修理，以为西洋发明精覈，多有可取之事，频致研究。矩方（松阴自称）按之，一之说不足取者勿论，凑合二三之说而习练之，可略开面目乎。”[15]身为长州藩兵学师范的松阴，很自然地把取舍学问的焦点置于兵学，而且特别关心各家学问对西洋兵学的态度。无论是出于了解敌情的需要，还是出于研究学习的需要，一贯对包括西洋兵学在内的各种知识持开放态度的松阴，断然否定了彻底排斥西洋兵学的观点。但他此时也还没有形成确定的见解，对于认为西洋“无可取之事”的学者和认为西洋“多有可取之事”的学者，暂时的做法是兼收并蓄。
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全面突击的学习状态下，松阴很快开始觉得不安。嘉永四（1851）年5月，他在《复某父执书》中倾诉道：“矩方窃谓，学问之业，譬犹略定天下。自古英雄豪杰，略定天下，算先定矣。然后，务力于攻战之间。所谓先胜而后战也。”他认为求学必须先有明确的计划，但实际情况是：“今矩方（吉田松阴的名）来兹修业，圣经贤传非不讲，载籍战策非不阅也。而踵名儒巨师之门，非不听其绪论也。然未能断然知斯业之规模纲领果安在，著实下手果安在，而心目注视，矻矻孜孜，举全力而为之。算之未定也如此，则使尽愚劣之力，东奔西走，以至三五岁之久，其所成就，块然其小，固与今日无大庭径耳。矩方之心，常不能自慊。”[16]松阴深感自己抓不住学问的要领，无望取得学问上的突破。
在学问上深感困惑的同时，松阴对江户学人的整体状况也开始产生了失望之情。嘉永四（1851）6月27日以後，他在给朋友的书信《复中村道太》中依然写道：“仆来江户，已三月矣，未有所师。意江户之地，无可师之人矣。何者？都下文人儒师，卖读代耕，无复士人任道之志，固不论也。今仆与足下，贯武门之籍，学武士之道，其所素志，所常职，与都下所谓文人儒师云尔者，固有庭径。若夫弓马武夫，气貌可嘉，而学识浅陋，鲜有大志者矣。是所以无可师之人也。”[17]这是松阴在江户学习三个月之后的印象。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户，“文人儒师”不是有志于道而是为谋生盈利，这种风气遭到吉田松阴的激烈批判。
前田爱正是援引上述松阴给中村道太的书信中的内容，然后评论道：“山鹿素水和安积艮斋，不过是背叛了松阴的期待的俗物。他们的学问，距离松阴所追求的东西实在是太远了。……找不到引路人的松阴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进入从经学到兵学、舆地学的广大的学问领域。”[18]但实际上，松阴在这封信中紧接着写道：“况仆经术之粗，文章之陋，足下之所熟识，难得文人儒师而从之，固无进益之可望也。仆之学，独有尝所素志，尽所常职而已。足下以为何如？有山鹿素水者，虽无学术，才性过人，能讲究家学（山鹿素水是山鹿流兵学家，故吉田松阴称其学为家学）；艮斋（安积艮斋）经学文章，卓尔大家，谆谆诱人，皆可以辅吾学耳。东肥人宫部鼎藏，毅然武士矣，仆常以为不及，每每往来，觉有资益。”[19]
显然，前田爱对吉田松阴给中村道太的书信有过度解读之嫌。尤其是安积艮斋（1791-1861）作为幕末著名的朱子学者，吉田松阴在书信中对其评价绝不算低。[20]松阴并没有否定江户学问本身的价值，而且江户也有一些他认为值得交往和学习的人物。他自称因为学力不足，对于“经术”和“文章”的进步不再期望，却又认为擅长“经学文章”的安积艮斋可以辅助他的学问，可见他依然相信“经学文章”本身的价值。他强调自身学问的目的在于“尝所素志，尽所常职”，突出地表现了他对自己身为武士，尤其是身为长州藩兵学师范的强烈自觉，所以，“虽无学术”但是“才性过人”的山鹿素水，因为擅长松阴以为家学的山鹿流兵学，也被松阴列为可以辅助自己学习的人物。松阴还感觉与宫部鼎藏的交往颇有收获。宫部鼎藏也修习山鹿流兵学，当时和松阴一起跟着山鹿素水研读《武教全书》。松阴在嘉永四年（1851）7月22日以后写给兄长的信中对他评价很高：“如非多读先师（山鹿素行）以来手泽所存之书，为胸中成见所压倒，亦有时而穷。宫部颇博览流书（山鹿流兵学的著作）。”[21]松阴希望自己也能够像宫部那样，阅读更多山鹿素行的兵学著作。
此外，松阴虽然在嘉永四年（1851）7月20日拜入佐久间门下，这封写于嘉永四年（1851）7月22日以后的信中却没有提到佐久间象山。应如松阴研究的大家玖村敏雄所指出的样，当时吉田松阴尚没有真正理解佐久间的洋学的价值。[22]松阴虽然打算学习洋学，但在当时并没有觉得非常急切。西洋的侵略还只是潜在的威胁，松阴对西方列强的军事力量也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而且，佐久间当时虽以西洋炮术师闻名，但是松阴的兵学更偏重战术、战略甚至政略，而非炮术等器械层面的内容，这无疑也是松阴没有特别重视佐久间的学问的原因之一。
如上所述，满怀对江户学问的憧憬吉田松阴，在嘉永四（1851）年4月9日到达江户后，从4月中旬开始学习，最初感觉有趣有益，但是最迟从5月下旬便开始因为抓不住学问“要领”而感到不安，并进而最迟从6月下旬开始对江户学人整体上颇为失望，直到7月下旬，松阴整体上对江户学界仍然难称满意。前人研究中对江户学界的消极印象，应该与松阴的上述感受不无关系。但是，虽然松阴对在江户的学习并不满意，但也不能说是全无收获，尤其是就其自我感觉而言，松阴显然是充满自信的。即便在前引书信《复某父执书》中，他表示因为不能抓住学问的“规模纲领”，心中“常不能自慊”，却又笔锋一转，写道：“虽然，汉高（汉高祖刘邦）有云：‘恶能郁郁久居此乎。’有志人之心事，每每如斯。矩方虽愚劣之极，未尝无所期待也。”[23]松阴引用被项羽势力所逼，困处汉中的刘邦抒发夺取天下之志的话，来表达自己对摆脱学问上的迷茫状态的信心。然而，为什么在嘉永四年8月17日的书信中，松阴却突然陷入了“方寸错乱”的心境之中了呢？
二、“方寸错乱”及其归结
实际上，吉田松阴的“方寸错乱”，并非像许多研究者所理解的那样，是来自于对江户学问的失望，恰恰相反，他是因为开始了解到江户学问的博大，对自己之前的所学失去了信心，难以自处。正是因此，松阴才会在嘉永四年8月17日的书信中，写下了为研究者们所广泛关注那段话：“至今学问一无所成，仅识字而已。夫故方寸错乱。”松阴一生都是非常自信甚至自负的人，对他而言，这种动摇和困惑是非常少有的体验。但这不是因为他对江户学问失望，而是因为他对自己到目前为止的所学产生了怀疑，自承“仅识字而已”，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足以称为武士”[24]。
也正是因此，松阴希望延长在江户研习学问的期限，在信中拜托哥哥帮助周旋。他写道：“愚虽素任天命，三年之修业亦难言可成。天下英雄豪杰多矣，欲驾出其上，于愚辈之钝才，绝非俄然能至。其道理如我往一步，寇亦往一步。况愚钝者，于人之十步百步之间，渐移一步而已。非言三年五年能及。夫故以死而后已自戒。”[25]倘若松阴的“方寸错乱”是源于对江户学问的失望，他又怎么会以“死而后已”的决心延长在江户的学习？曾经对江户学人大失所望的松阴，如今终于认识到“天下英雄豪杰多矣”。在前文所引《复中村道太》中，松阴曾经放言“江户之地，无可师之人”，批判江户的“文人儒师”和“弓马武夫”，信心十足地评价取舍江户各家的学问，但在9月给兄长的另一封信中，松阴却自我反省道：“复中村道太书大半虚喝，不足论也。毕竟乃大都，天下之人不可不畏。”[26]
于是，一度对江户学问颇为失望的松阴，重又燃起了对江户学问的期待，所以他在嘉永四年8月17日的书信中，在反省自己“至今学问一无所成”之后，紧接着罗列了想要学习的各种课目：
首先历史一无所知，以此闻大家之说，谓不可不读本史（正史），仅读《通鉴》或《纲目》，不可谓无垢。二十一史亦浩瀚乎。顷日且自《史记》始。
……
经学，仅一读《四书集注》之类亦不足。宋明清诸家有种种纯儒，其中周程张朱等之语录类、文集类外，明清亦有发明斯道之人，何可胜数乎。彼等之论，发六经之精华，皆当读之。
此二条，志而已。
自汉唐至明清，文集几许乎。虽不能皆读全集，名家之分，文粹文钞等，其中优者，可窥全集。
舆地学亦应竭力。
炮术学亦应竭力。
西洋兵书类亦应竭力。
本朝武器制亦应竭力。
文章亦应竭力。
诸大名谍谱亦应竭力。
算术亦应竭力。
七书（武经七书），应为集讼，折讼仅片言，不可行。是亦应竭力。
武道之书亦所说有异同，而非一部。《士道要论》、《武士训》、《武道初心集》[27]，渐读此三部。此外何有限乎。此亦应竭力。[28]
从松阴上述野心勃勃的学习计划中，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松阴强烈的学习意愿。他从偏处西南的长州藩来到江户，从最初的兴奋不已，很快变为“不能自慊”，最后终于真正认识到了江户学问世界的广大。虽然他暂时依然不能抓住学习的要领，但至少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之前所学的不足，决心继续在江户求学。对于松阴而言，这的确是提升学问境界的一次宝贵机会。但是，要实现这一超越，却绝非可以通过向他人学习而简单获得，而必须直面时代状况，发挥自身主体性去追求。维持了二百多年和平与稳定的日本近世社会，在幕末面临来自西方的危机时，并没有准备好足以应对的学问体系。幕末的思想先驱们，必须以其之前习得的知识为基础，凭借自己的创造力，去开拓新的学问道路。而与此同时，其固有的知识，也很可能成为限制其视野的不利因素。此时的吉田松阴，对于自身所处的这一特定的“历史状况”[29]，尚难称有清醒的自觉，他只是想要努力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松阴在信中罗列了很多想要学习的课目。首先是历史，对此本稿将在第三节详加论述。松阴所列举的经学、历史、文集、舆地学、日本武器形制、文章、大名谍谱、武经七书、武士道等，基本属于传统学问。炮术和西洋兵书只是众多科目中的两个。松阴对兰学等西学并没有特别的关注。直到嘉永四年（1851）10月的家书中，他还写道：“蟹行之事（指兰学研究），戏谑而已。或作或辍，不成系统。不知何人误传。”[30]可见他依然没有真正打算学习兰学。他当时的学习计划是：“学问目标大体确立。今年十二月中旬之前读完《前汉书》。自中旬赴奥羽[31]，三月末方归都（江户）。其后一月历史，一月文章，致隔月之功。自明年御参府前后汉学暂停，读西洋翻译书等一年。”[32]十二月中旬去奥羽，说的是松阴东北游历的计划。当时松阴读的是中国的正史《汉书》，东北游历归来之后依然计划优先学习历史和古汉语文章写作等汉学，打算以后再学习西洋学问。与兰学相比，松阴显然对汉学更感兴趣，却并不着急学习西学。而且他也没有准备学习西方语言去阅读原著，只打算阅读西洋翻译书。另外，10月的这封信中还如此提及佐久间象山：“其入塾生，为炮术而入者，比使学经学，为经学而入者，必使学炮术。”[33]却也没有流露出对其有什么特别的尊重。总之，松阴在当时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夷狄”将至日本的危机。至少其对新学问的敏感，远远比不上信奉朱子学的西洋炮术家佐久间象山。
如此，松阴为在江户所感受到的学问世界的广大和自己学无所成而感受到的“方寸错乱”，暂时以其庞大的学习计划作结。然而，还有另一种类型的“方寸错乱”并没有得到解决。在嘉永四年8月17日的这封书信中，紧接着课目的罗列之后，松阴再次倾诉道：“方寸错乱如何哉。”[34]但这次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方寸错乱”，起因于松阴在经学和兵学之间犹豫徘徊，他被迫重新思考自己一直以来作为家学而研习的兵学与到江户以后真正接触到的经学，两者哪个更有作为学问的重要性。
在来江户之前，吉田松阴在家学修业的过程中，形成了作为兵学者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同时也非常强调应以儒家的理念对兵学进行道德约束。大约在嘉永三年（1850）9月，松阴作《论学一则》，表达其基于兵学立场接受儒学的学问观：“学兵者，不可不治经也。……何也，凶器也，逆德也，用以济仁义之术。苟非通经者，安能然哉。禁暴弥乱，膺戎惩荆，救生灵于涂炭，存国体于将坠，仁之至，义之尽也。若不然，利人土地兵甲士女玉帛，起兵以争，凶孰甚焉，逆孰甚焉。苟徒讲攻占守御百战百胜之术，而不达所以用之之原，安知其不滔滔乎陷于此。吾故曰：学兵者，不可不治经也。”在此松阴强调了以儒家道义规范兵学的基本信念。紧接着，他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然经亦多端，性命之精微，鬼神之幽妙，下及训诂之繁冗，其书则诗、书、易、春秋，有论孟，有宋明诸家之学，有本邦伊物（指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之流，推类分部，无知畔岸，如之何？其学兵之余，而能遍探而精覆乎？”对于以兵学者自认的松阴而言，学习儒学的时间精力有限，所以他怀疑无法全面掌握经典宏富、流派繁多的儒学。其最后结论是：“虽然，人唯有五典五常，亘古今而无变。虽夫精微幽妙与繁冗者，其言不能人人而无异同。典常行于其间，而不相乖相悖。典常既得，凶逆可以济仁义。学兵者之治经，于是乎足矣。何必朱王伊物云尔乎哉。唯泛滥无纪不堪其弊，故或朱、或王、或伊物，适从而可。”[35]松阴的结论是儒学的价值在于使人掌握基本的道德原则，防止滥用武力，至于各家学说的异同，则不必深究。
坚信“学兵者不可不治经”的松阴，到达江户之后，在努力学习兵学的同时，也向安积艮斋等认真学习经学。但是，松阴发现其自幼作为家学来修习的兵学，根本不为人所重视：“人知有经学而不知有兵学。”其朋友甚至长州藩要人也劝其改修儒学：“逢中谷、椋梨（中谷正亮、椋梨藤太）等，每劝以经学，临别殊致叮咛之意。”松阴在长州藩修业时代形成的学问立场因此而出现了动摇：“矩方已大概修习兵学，注全力于经学，亦可为一手段。然兵学诚大事业，非经学之比。且不图恢兴代代相传之业，顾而他求，甚为可惜。方寸错乱如何哉。”[36]这时的松阴已经不再简单地把儒学视为“学兵之余”适当用力即可的东西，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儒学的博大精深。兵学与儒学，无论哪一个都是必须全力以赴的学问，然而两者又都是非常有魅力的学问。松阴这第二种意义上的“方寸错乱”，即源于必须在经学和兵学之间作出二选一的艰难决定。由于经学比兵学更广为人知和重视，而且松阴认为自己已经大体掌握了兵学，因此，如果能够全力研究经学，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在另一方面，兵学是吉田家代代相传的家学，松阴又实在难以割舍。
桥川文三评论松阴道：“他的苦恼不在于应该专门学习哪种学问，而是，在时代的剧烈变动之中，想要确立追求学问和知识的主体自身的意义，可以说这才是其痛苦所在。”[37]这是非常富于启发性的评论，但是，就松阴自身而言，他的直观感却正是在学问选择和修业进路上的困惑。正如其在嘉永四年8月17日的书信结尾处所写：“仆所学未得要领乎。欲得一言而定斯心之动摇。”[38]在松阴自己看来，只要能够抓住学问的“要领”，就能够解决心情的错乱。
尽管松阴在兵学与儒学之间犹豫不决，为此烦恼不已，但是从其嘉永四年8月17日信中“兵学诚大事业，非经学之比”的说法中，不难看出他还是更加倾向于兵学。事实上，他最终也还是选择了兵学。最迟在嘉永四年9月25日的书信中，松阴明确地否定了传统经学的学问方法。他如此批判致力于经学的同学之士：“小仓生（小仓健作）至为用功。然修业之方法……终日终夜孜孜兀兀，向《四书集注》之中书入诸本之细注，此不得我心。”[39]在11月的书信中，他又如此批判“儒生俗吏”，提倡“俊杰之学”：
古人云：“儒生俗吏安知事务，知事务者在俊杰。”士大夫之立志，儒生俗吏非所为，惟欲得为俊杰者，固所不待言也。然不读书通识古今，必陷俗吏辈，又徒肆书即儒生而已。两者皆非俊杰之事。因窃求俊杰之学何如，在简而得要。明国体，察时势，养士心，遂民生，审古今明主贤相之事迹，洞万国治乱兴亡之机关，以此等数件事为主本，竭力网罗万卷之书，脱却儒生俗吏之二弊。[40]
一面强调广泛阅读，一面强调抓住要领，以简驭繁，这是松阴一直强调的学问方法。这一结论的思想水平姑且不论，至少就松阴自身而言，终于解决了令其“方寸错乱”的又一个难题。他一面谦虚地说：“虽言其简要，以矩方辈之寡陋，尚不能确定”，一面又写信指导朋友应该如何修习学问，坚信“明皇国之道之书，及圣经贤传，固不可暂离坐侧。”[41]此时的松阴已经恢复了往日的自信。关于选择经学还是兵学的困惑，显然已经烟消云散。
松阴虽然最终选择兵学，放弃儒学重视经典注释的传统，却对儒学的重要性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以“兵道”为名，著文阐述了兵学和儒学二者合一的理想状态。他在文章中首先介绍吴起的观点：“（吴）起盖谓今之儒者论常而遗变，兵家徒讲进战退守之术，而不能原诸礼仪廉耻之教，皆知一而不知二。而己则合二者而有之。提三军之众，决机于呼吸，固所长也。而曰修文德而图国家，亦不失为儒矣。”然后对其加以批判：“（吴）起特见儒兵之分为二，而不察其原为一。徒知其机，而不晓其道。吾是以知其为陋也。”而松阴所理解的兵道则是：“……修相爱相助之道，除相害相虐之灾。害虐之灾不除，爱助之道不畅，必也明君臣上下之义，辨贤邪忠奸之分，士精强而民富实，粮储饶而器械利，沟堑足以保民，城垒足以卫地，其进也不可拒，其退也不可追，然后中立而外从，华盛而夷慑，灾除而道畅，于是生民之能事尽，天下之大业毕矣。是谓兵道。”[42]不难看出，松阴虽然强调兵儒合一，其重心显然在于兵学。尽管如此，江户游学的经历毕竟在他面前更充分地展现了儒学的魅力，这为其兵学进一步接受儒学，打开了门径。显著标志之一便是松阴所谓的“兵道”，同时把民政和仁政的内容也包括在内，而不再只是简单强调应该以儒家道德原理规范兵学，或者所谓“学兵者之治经”的学问立场。
三、兵学者的历史学
吉田松阴在江户游学期间对历史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兴趣，这一点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心。但是，日本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吉田松阴在嘉永四年12月14日到嘉永五年4月东北游历，其间在水户藩受到水户学影响，归来之后集中阅读日本历史的情况，强调这意味着吉田松阴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重要环节，却对松阴在江户的历史阅读缺乏必要的考察，尤其是忽视了吉田松阴“发现历史”之后，首先阅读的不是日本史，而是中国正史。[43]
以下为了揭示江户游学的经验对松阴思想发展的影响，将重点考察其在江户形成的关于历史学的理解。在前引吉田松阴嘉永四年（1851）8月17日的书信中，关于学习历史的必要性和方法，松阴写道：
首先历史一无所知，以此闻大家之说，谓不可不读本史（正史），仅读《通鉴》或《纲目》，不可谓无垢。二十一史亦浩瀚乎。顷日且自《史记》始。
史论类，《纲鉴》[44]之外亦多哉。虽大家不谓急需，欲于闲暇之节读之。
余以为兵学家善能体会战国之情势者甚为肝要。欲体会其情势，觉书、军书、战记之类，学者们以为不可靠者，亦加寻思推究之功，则有少少自得之处乎。今《武教全书》中亦有其情境茫然不解者，问谁亦言不通。
此二条，仅志而已，尚未得果。[45]
在此可以看到，松阴来到江户之后才真正认识到自己对历史的无知，并得到“大家”的指导，认识到阅读正史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一边感叹“二十一史亦浩瀚乎”，一边还想去阅读“大家不谓急需”的史论。
日后松阴曾经回顾道：“象山翁乃经学者，往年从游时，屡言应熟读《论语》。寅（松阴自称）其时谓甚不然，不若读历史观贤豪之事激发志气。象山云：‘如此将会有错。’然终不从其言。”[46]佐久间象山认为应该先学习圣人的教导，否则直接去读历史的话，会发生理解上的错误。松阴则强调直接去读历史就可以激发志气。佐久间是有名的西洋炮术家，但同时也是坚定的朱子学者。他并没有因为接受西方的学问而否定朱子学，反而把朱子学的“理”作为理解西方物理学的媒介。[47]吉田松阴则更重视自身对历史事实的感悟。两人学习路径不同，但是关于学习历史的功用，两人显然同样持有内藤俊彦所说的那种“人生修养”的历史观。但就松阴读历史书的态度而言，的确如桥川文三所指出的那样：“与所谓经学的静态的、定型的意识形态解释体系相比，松阴直觉到只会发生一次的历史性事实，才能够启示完整的人格。”[48]
但是，吉田松阴这种重视历史事实的看法其实很常见，未必要等到接受水户学的影响之后才得以形成。例如，吉田松阴早在去东北游历，在水户藩接受水户学影响之前，就曾经写道：“古贺（古贺谨一郎，号茶溪）之说谓，读史论益少，多记事实方宜，故古贺甚好本史（正史），亦劝我读之。熟览事实之始末成败如何，有自不待论者。”[49]这是松阴在江户从儒学者古贺茶溪那里听到的重视历史事实的历史观，显然和松阴自己的想法比较契合。尽管如此，松阴也没有一味附和古贺茶溪对“史论”的轻视，依然打算闲暇时要阅读史论。松阴一面参考别人的见解，一面根据自身的理解，形成了重视历史事实，同时也留心历史评论的学习方法。总之，重视历史学习对人格修养的作用，这构成了松阴“历史”观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松阴还特别强调了兵学者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和必要的方法。近世日本兵学主要是在总结战国时代的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松阴强调兵学家有必要去了解战国时代的情势，为此甚至也有必要去研究那些往往被学者们认为不可靠的“觉书、军书、战记之类”。松阴所理解的这种“兵学者的历史学”，与内藤俊彦所谓松阴接受水户学而发现的“作为‘知皇国之所以为皇国’的方法的‘历史’”[50]，在方法论意识上是一致的。松阴曾如此总结自己阅读日本历史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身生皇国，而不知皇国之为皇国，何以立于天地，故先读《日本书纪》三十卷，继之以《续日本纪》四十卷。其间有古昔慑服四夷之术，可法于后世者，必抄出录之。名为《皇国雄略》。”[51]从日本史书中，寻找“慑服四夷之术”，充分体现了兵学者松阴阅读历史的方法。而这一方法其实诞生于江户游学时期，而非其后东北游历时期。
第三，松阴的兵学不仅关心军事问题，也受儒学影响，非常关心仁政和民政，相应地，其“历史学”也与其民政论密切相关。例如，松阴在江户读到《汉书》中萧何曹参的传记时，根据其中的叙述，推断：“秦时丞相御史府中必有一薄，录各所之百姓疾苦。”从中受到启发，建议其兄长杉梅太郎去记录长州藩各地“民之疾苦”，乃至“民性之愿黠，民力之强弱，民产之赢缩”，“一一罗列，细大不遗。因而论及兴利除害之法，著作一书。纵令与民政无补，用功切挚，或可为他日处事之基。”[52]日后杉梅太郎果然致力于长州藩民政，颇有成绩。
四、儒学和兵学的融合
嘉永七年（1854）3月3日日美缔结和亲条约之后，动荡一时的日本国内局势暂时安定下来。吉田松阴试图偷渡海外，失败入狱，失去了行动自由，却开始了新一轮的读书。此时，松阴所遵循正是其江户游学期间所确立的学问立场：立足于兵学，积极接受儒学和阅读历史。他虽然也承认研究西洋舰炮的重要性，自身却主要是向传统汲取力量：“于是欲肆力于文籍，求师于千古。”[53] 安政二年（1855）4月6日，吉田松阴完成《狱舍问答》，提出了独特的国家发展战略。关于自己的学问方法，松阴总结道：“读经书学爱民之术，读兵书晓用战之机，读历史以实此二者。”[54]经书、兵书、历史，这三者共同构成了松阴兵学知识的基本体系。松阴形成于江户游学时期的兵学方法论，在《狱舍问答》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首先，吉田松阴基于自己的兵学素养，判断日本对西方可以维持十年左右的和平：“太平尚久！”“予亦曾略学兵法，战胜攻守之术，素所尽心。予深思利害而发此论也。如与西洋夷交兵者，非十年外决无此事。”[55]关于日本国内的和平，松阴的基本判断是：“天下之乱，不出于诸侯，而起于黎庶，古往之迹皆然。”而且，“幕府制民变亦自有术。……如百姓一揆，连年苛虐所致……虽实可惧，不能久持堪重。今用兵士荡灭之，何难之有？”[56]
即便万一爆发对外战争，松阴也非常信赖传统的兵法。他写道：“可师赵之李牧守雁门之法。其法以一村一浦为饵，任其焚掠，移人民于内地，委资财与敌。夷之所欲固不止于是，必登陆筑城起馆。是所可击也。深考太公之十四变[57]、吴子之十三[58]可击之类，自可知之。果用此策，夷舶夷炮，不劳手而为我有。此事唯语于知兵机者耳。”[59]此时，松阴对西洋的军事力量的认识依然并不充分，他以为：“我举城邑以为饵。一二夷舶，果能来食之欤。曰不能也。”[60]
第二，基于上述局势判断，深受儒家仁政观念尤其是《孟子》影响的松阴，在《狱舍问答》中大力提倡以仁政为核心的民政论：“石晋李从曮爱农民，而严士卒。余窃有取。”[61]他如此论述民政论的军事意义：“如国内之战，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但取易取者而已。人方严武备，疲民力。吾方弛武备，厚民生。一旦有事，大旆所向，无不箪食壶浆出迎。偶有坚城，不敢不顿兵其下，唯抚怀其城外诸村，除苛政，招豪杰，使坚城孤立，如洞春公（毛利元就）攻富田故事。故野战素不待炮礮，攻城亦不必炮礮。”[62]他认为正确的战略和适当的仁政，比武器更加重要，甚至主张：“凡战不必器械。”[63]而所有这些关于内政的主张的根本，松阴认为在于君主的德行，这同样体现了儒家的思路：“可忧者，人君无效死弗去之志，臣民无亲上死长之心焉耳。”[64]“君上诫谕固好。然不如君上身率先之。周公吐握之事，当力劝人君为之。是方今之务也。”[65]
尽管松阴强调民政作为军事手段意义，但对他而言，民政不仅仅是一种海防策，也是一种道德行为。例如，在与《狱舍问答》同时期的《福堂策》中，松阴提倡改善狱政，作为其海防策的一部分：“近时，洋贼陆梁，势将生事。当此时，勇毅敢死之士最于国有用。今新下一令，云：‘凡隐居之辈（指在狱之人），勿敢自暴自弃。一旦有事，当用为先锋。果能立功，可复旧秩禄。’若然，几百人敢死之士，立处可得。是亦可谓国家之一便计。”“有罪之人，固不可用于平时，虽然，若用之于兵战之场，可谓得其用。汉时，发七科之谪为兵。其意盖亦如斯。”[66]但松阴并非单纯将此作为手段，同时也强调其道德性：“为政之要，在使人人鼓舞作兴，各自淬励。若使之自暴自弃于法度之外，不可谓为善政。”[67]鼓励获罪之人重新做人，这也是松阴的动机之一。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松阴不仅在《狱舍问答》中经常援引历史展开议论，他还为了从史书中收集具体事例以支撑自己关于民政和军事的主张，特地从《资治通鉴》中摘抄中国古代将领治军爱民等的史实，作成《资治通鉴抄》，作为《狱舍问答》的附录。松阴自述道：“近著《狱舍问答》，略论事务，亦读《通鉴》，抄古人言行，先获吾心者，合为一册子（即《资治通鉴抄》）。……噫，是书生之陈言、迂儒之腐论耳。然仆独以为千古之格言、天下实论也。”[68]
如上所述，吉田松阴的学问方法和兵学观念，决定了其对现状的判断和对策的设定。其《狱舍问答》所提倡的以民政和仁政为核心的内治优先论，构成了最终实现日本的独立和对外扩张的战略起点。而其思考所依据的主要知识资源，依然来自于包括儒学和兵学以及历史在内的日本近世学问。
结语
本文细致分析了吉田松阴在江户受到学问上的巨大冲击，一度“方寸错乱”，终又回归作为兵学者的初心，由此而最终确立了其自身的兵学主体性。松阴江户游学的收获，首先在于认识到了自己在长州藩所学之不足，了解到学问世界的广阔。尤其是通过“经学的发现”，知道了兵学之外的学问方向。他在一度动摇之后，最终还是坚持了以兵学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儒学，而是确立了立足兵学接受儒学的方法论自觉，并将其提高到兵儒合一的“兵道”的高度。与此同时，松阴通过“历史的发现”来辅助和修正兵学，也同样达到了方法论上的自觉。其学问最初的结晶便是《狱舍问答》。松阴最终确立的知识主体性，依然是一种兵学的主体性，但这是一种在“日本近世兵学”意义上的主体性，是积极接受儒学影响的兵学主体性，而非单纯的军事学意义上的兵学主体性。他以兵学为根本，亦充分吸收儒学，并在二者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平衡。
此外，在江户游学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对吉田松阴影响至深的事件。他与宫部鼎藏等约定去东北游历，由于手续问题没有及时拿到相关文书，便擅自“脱藩”出走，导致他被剥夺武士身份，同时也失去了长州藩兵学师范的政治地位。松阴的“脱藩”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江户的学问环境提供了松阴与来自其他藩的武士进行交流的机会。这一变故促使松阴的自我期许产生了微妙的调整，之前的“入则经国出统军”[69]，变为：“仆生长防（指长州藩）之土，食长防之食，衣长防之衣，遂当为长防之用而已矣。无事则草茅危言以死，有事则马革裹尸以死。放逐亦然，禁锢亦然，是则矩方（吉田松阴的本名）已。”[70]松阴自我期许的变化，使其从主要依靠建功立业，变得更加需要通过道德行为来实现自身价值，从而也促使其日后更进一步向儒学倾斜。
吉田松阴这种基于日本近世传统兵学而形成的学问主体性，在面对西方冲击的时候，一方面意味着“主动接受”和“自主选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抗拒进步”甚至“保守反动”的可能性。其典型表现便是，松阴虽然有着深厚的传统兵学素养，却对西洋兵学不仅所知有限，重视程度也远远不如。他曾于安政二年（1855）如此回顾自己当年在江户与洋学失之交臂的缘由：“余尝东游（指其游学江户等地），亦有修洋学之志，得良师友而居焉。而三年之间，东奔西走，事故杂出，遂不能成业。今则幽囚囹圄，得一力于书，而无有良师友，则洋学之念，已绝矣。”[71]松阴虽然曾有修习洋学之志，而且得逢佐久间象山这样的名师，但是，从他江户游学期间的家书所罗列的学习科目中不难看出，西洋兵学只是他感兴趣的诸多科目中的一种[72]，而且优先顺序比较靠后[73]，这才导致他一拖再拖，最终也没有真正着手学习洋学。
总之，吉田松阴在江户的求学经历，既不是一无所得，也不是真正认识到西洋学问的优越性，而是重新发现了“经学”和“历史”，再次认识到传统学问的力量。他主要是以日本近世传统知识资源为依据，经过创造性的发展，成为日本近代化的思想先驱。日本近世传统学问在面对西方冲击时绝非一触即溃，而是展现了不可忽视的生命力；与此同时，这一点也显示了日本近代化发展道路局限性的历史根源之所在。
Between Heigaku and Confucianism：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ubjectivity of Yoshida Syouyin’s Heigaku
[Abstract]Yoshida Syouyin, one of the forerunners of Japanese modernization, had received home schooling at Tyousyuuhan, which focused on Heigaku passed on from the Yamagaryuu school, since his childhood. This led him to study Confucianism from a viewpoint of Heigaku. His study tour in Edo in 1851 expanded his horizons and made him further acknowledge the importance of Confucianism. After wavering in his own scholarship for a while, Syouyin finally confirmed his scholarship subjectivity characterized with learning and absorbing Confucianism from a position of Heigaku, while forming a way of advancing his studying on Heigaku and Confucianism via learning history, which was fully reflected on his works Gokusyamondou (1855). Relying on Japanese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he absorbed Confucianism and history based on Heigaku and conceived a uniqu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cused on civil administration and benevolent government.
[Keyword] Yoshida Syouyin, Heigaku, Gokusyamonndo, civil administration theory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思想战研究（1931-1945）”（项目号为“12CSS005”）部分成果。
注释：
[1]渡辺美好編『人物書誌大系34吉田松陰』、日外アソシエーツ、1996年；田中彰：『吉田松陰——変転する人物像——』、中央公論新社、2001年。
[2]分别强调吉田松阴的兵学和儒学这两个不同侧面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其中把吉田松阴定位为阳明学派的最初的研究成果，是井上哲次郎的《日本陽明学派之哲学》（富山房,1900年）；重点分析《孟子》对松阴的影响的，是郭连友的《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而强调应把吉田松阴作为兵学家来分析的，则以下程勇吉的《吉田松陰》（弘文堂，1953年）为代表。
[3]前田勉是笔者目前所见唯一真正以考察松阴的兵学和儒学的关系为主题的学者，但他主要是立足于兵学和儒学的对抗关系来展开分析（前田勉：『近世日本の儒学と兵学』、ぺりかん社、1996年、448-449頁）。又，野口武彦亦是立足于兵学和儒学的矛盾，在把松阴作为儒学者来把握的同时，强调兵学思维对其儒学理解的影响。（野口武彦：『王道と革命の間：日本思想と孟子問題』、筑摩書房、1986年；野口武彦：『江戸の兵学思想』中央公論社、1991年；野口武彦：「われ聖賢におもねらず――吉田松陰の『講孟余話』――」（上、下）、岩波書店編『文学』第2、３号、1982年2、3月）。
[4]堀勇雄曾指出，近世兵学和以前的兵学最根本的区別在于，从战斗技术进化为治国大道。完成这一课题的是山鹿素行的兵学老师北条氏长（堀勇雄：『山鹿素行』、吉川弘文館、1959年、68頁）。前田勉认为，素行学的特质在于其为德川时代的“兵营国家”的支配思想，山鹿素行忠实地继承了将儒学的伦理和政治论纳入兵学的北条氏长的路线（前田勉：『近世日本の儒学と兵学』、ぺりかん社、1996年、136、139頁）。田原嗣郎也认为，山鹿素行的兵学从单纯的战斗技术发展为带有“天下国家”的性质，所以重视士道（参见田原嗣郎：「山鹿素行と武士道」、田原嗣郎編『日本の名著12山鹿素行』、中央公論社、1971年）。相良亨认为“兵学者”山鹿素行的“士道论”是日本近世“武教的儒学”的典型（参见相良亨：「近世日本における儒教運動の系譜」、『相良亨著作集1日本の儒教』、ぺりかん社、1992年、77-92頁）。另请参考笔者论文《论日本近世前期山鹿流兵学的确立——以山鹿素行的朱子学批判为中心》，《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年第6期。
[5]唐利国：《兵学与儒学之间：论吉田松阴政治变革思想的形成》，《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又，笔者亦曾指出以《讲孟余话》为标志，在吉田松阴的思想中，儒家普遍主义开始趋于解体（唐利国：《日本武士道论视野中的中国儒学》，《世界历史》，2014年第1期）。这一点其实同样反映了吉田松阴基于兵学立场吸收儒学的学问态度。
[6]『未焚稿』「（與郷人書）」、嘉永三年9月25日平户客中、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6年、352頁。
[7]山口县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普及版）（第八卷）、岩波書店、1939年、66頁。
[8]奈良本辰也：『吉田松陰』、岩波書店、1951年、46－47頁。
[9]前田愛：「松陰における『狂愚』――嘉永三年から六年――」、『文学』39(4)、1971年。
[10]内藤俊彦：「吉田松陰の『遊歴』」、『法政理論』7(3)、1975年、14頁。
[11]鹿野政直：『日本近代思想の形成』、勁草書房、1976年、57、15頁。
[12]「與阿兄」、嘉永四年（1851）4月21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6年、395頁。
[13] 「父叔兄宛」、嘉永四年5月5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22-23頁。
[14]「兄杉梅太郎宛」、嘉永四年5月20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31頁。
[15]「叔父玉木文之進宛」、嘉永四年5月27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35頁。
[16]『未焚稿』「復某父執書」、嘉永四年5月、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6年、400－401頁。
[17]『未焚稿』「復中村道太」、嘉永四年6月27日以後、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6年、394頁。
[18]前田愛：「松陰における『狂愚』――嘉永三年から六年――」、『文学』39(4)、1971年。
[19]『未焚稿』「復中村道太」、嘉永四年6月27日以後、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6年、394－395頁。
[20]顺便说一句，松阴称安积艮斋为“俗儒”，是在佩里来航日本之后，因其“唱和议”（「兄杉梅太郎宛」、嘉永六年（1853）9月15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216頁）。
[21]「兄杉梅太郎宛」、嘉永四年7月22日以後、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56頁。
[22]玖村敏雄：「吉田松陰伝」、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6年、38頁。
[23]『未焚稿』「復某父執書」、嘉永四年5月、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6年、401頁。
[24]山口县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普及版）（第八卷）、岩波書店、1939年、66頁。
[25]「兄杉梅太郎宛」、嘉永四年8月17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66頁。
[26]「兄杉梅太郎宛」、嘉永四年9月15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72頁。
[27]『士道要論』，斋藤拙堂所著，一卷；『武士訓』，井泽蟠龙所著，五卷；『武道初心集』，大道寺友山所著，三卷。
[28]「兄杉梅太郎宛」、嘉永四年8月17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67－69頁。
[29]正如藤田省三所指出的，日本幕末是“体制总崩溃”的时代，相应地也是“学问总崩溃”的时代。所有既成的学问的“型”都失去了有效性（参见藤田省三：「書目選定理由――松陰の精神史的意味に関する一考察――」、吉田常吉〔ほか〕編：『日本思想大系54吉田松陰』、岩波書店、1978年）。松阴欲求学问的“规模纲领”而不可得，正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学问状况。
[30]「叔父玉木文之進宛」、嘉永四年10月23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97頁。
[31]日本律令制度下的行政区划陆陸奥国（奥州）和出羽国（羽州）合称的地域，基本与现在日本的东北地区一致，即本州岛东北部的青森、岩手、宫城、秋田、山形福岛六县。
[32]「叔父玉木文之進宛」、嘉永四年10月23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97-98頁。
[33]「叔父玉木文之進宛」、嘉永四年10月23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98頁。
[34]「兄杉梅太郎宛」、嘉永四年（1851）8月17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69頁。
[35]山口县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普及版）（第二卷）、岩波書店、1939年、145-146頁。
[36]「兄杉梅太郎宛」、嘉永四年（1851）8月17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69頁。
[37]橋川文三：『ナショナリズム：その神話と論理』、紀伊国屋書店、1994年、59頁。
[38]「兄杉梅太郎宛」、嘉永四年8月17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70頁。
[39]「叔父玉木文之進宛」、嘉永四年9月25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89頁。
[40]「某宛」、嘉永四年（1851）11月6日（カ）、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102-103頁。
[41]「某宛」、嘉永四年（1851）11月6日（カ）、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103頁。
[42]「與土居幾之助書」、嘉永四年4月以後、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一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6年、407頁。
[43]代表性的日本学者如奈良本辰也认为，东北游历归来之后，松阴“读的书中，关于日本的历史书急剧增加。他想通过历史预测日本的命运。（奈良本辰也：『吉田松陰』、岩波書店、1951年、53頁）” 奈良本没有提及，松阴在东北游历之前就已经开始关注历史，而且在江户正式开始学习历史之初，他是从读中国的正史开始的。实际上，按照奈良本的逻辑，也无法解释松阴何以如此。
与奈良本强调松阴学历史是关注国家命运不同，桥川文三认为松阴“把历史看作是关于人的学问”，着重强调松阴如何超越传统学问：“历史对他而言，超越了‘仅识字而已’的传统学问，将全部知识和人的实践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松阴与经学相比更被历史所吸引，是因为在后者那里，才可以更加切实地感受到与人的生死相关的伦理立场。而构成其伦理的核心的，对松阴而言，正是忠诚心的问题，而非其他。（橋川文三：『ナショナリズム：その神話と論理』、紀伊国屋書店、1994年、65－66頁）”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桥川引用的松阴所谓“仅识字而已”（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66頁），是松阴用来形容自己在来江户之前所修习的学问的，桥川借以形容整个“传统学问”，其实不同于松阴的本意。毕竟，松阴在江户意识到“历史”的重要性的时候，指的还是作为传统学问的“历史”。而且他首先研读的是中国的正史，并且将其归于“汉学”（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98頁）。
实际上，桥川文三也没有注意到吉田松阴在江户已经产生对历史的兴趣，认为松阴是在东北游历期间，因为接触到水户学才开始对历史感兴趣，如其所论：“水户学给他（吉田松阴）的最大启发，毕竟是苏峰（德富苏峰）也曾经说过的历史的发现。（橋川文三：『ナショナリズム：その神話と論理』、紀伊国屋書店、1994年、63頁）”然而，正如内藤俊彦对桥川文三所批判的那样：“在此应该没有必要特别举出水户学的影响吧。如果说的是这种人生修养性质的‘历史’观或者‘实用性的历史’观的话，我们实在是有大量的例子。”只是，内藤真正关心的问题依然是“松阴从水户学那里接受的影响”，他认为：“对松阴而言，所谓‘历史’就是作为‘知皇国之所以为皇国’的方法的‘历史’。也就是，……作为摸索和确认日本在‘五世界’中独立存在之根据的方法，松阴走向了‘历史’。（内藤俊彦：「吉田松陰の『遊歴』」、『法政理論』7(3)、1975年、32-33頁）”
[44]《历史纲鉴补》，39卷，明袁黄撰。
[45]「兄杉梅太郎宛」、嘉永四年（1851）8月17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67頁。
[46]「兄杉梅太郎宛」、安政二年1月某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403-404頁。
[47]参见植手通有：『日本近代思想の形成』、岩波書店、1974年。
[48]橋川文三：『ナショナリズム：その神話と論理』、紀伊国屋書店、1994年、65頁。
[49]「兄杉梅太郎宛」、嘉永四年（1851）9月23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83頁。
[50]内藤俊彦：「吉田松陰の『遊歴』」、『法政理論』7(3)、1975年。
[51]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七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5年、283頁。
[52]「兄杉梅太郎宛」、嘉永四年（1851）10月23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94－95頁。
[53]『野山雑著』「治心氣斎先生に與ふる書」、安政二年8月1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149頁。
[54]山口县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定本版)（第二卷）、岩波書店、1934年、98頁。
[55]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89、94頁。
[56]『野山雑著』?9?9「獄舎問答」、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266、267頁。
[57]据说为太公望吕尚所著之兵书《六韬》卷六所列举的击敌必胜的十四个机会。
[58]出自兵书《吴子》之“料敌”篇。
[59]『野山雑著』?9?9「獄舎問答」、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274-275頁。
[60]『野山雑著』?9?9「獄舎問答」（反論）、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100頁。
[61]『野山雑著』?9?9「獄舎問答」（反論）、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100頁。
[62]『野山雑著』?9?9「獄舎問答」、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273－274頁。
[63]『野山雑著』?9?9「獄舎問答」（反論）、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100頁。
[64]『野山雑著』?9?9「獄舎問答」（反論）、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99頁。
[65]『野山雑著』?9?9「獄舎問答」（反論）、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99頁。
[66]『野山雑著』?9?9「福堂策」（下）、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306－307頁。
[67]『野山雑著』?9?9「福堂策」（下）、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305頁。
[68]『野山雑著』「治心氣斎先生に與ふる書」、安政二年8月1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150頁。
[69]「父叔兄に贈る」、嘉永四年8月5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五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5年、65頁。
[70]「斉藤新太郎に與るふ」、嘉永五年9月4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五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5年、131頁。
[71]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巻）』（定本版）、岩波書店、1934年、35頁。
[72]兄杉梅太郎宛、嘉永四年8月17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67-69頁。
[73]叔父玉木文之進宛、嘉永四年10月23日、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巻）』（普及版）、岩波書店、1939年、97-9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