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设立是公开竞争的，起点一样，形式公平。但毕竟不同学校的层次不一，实力有别。一流大学的国家队多，实力也强，领导少费心。二、三层次大学能跻身于国家队，数量不多，基础较弱，要做成点事，困难更多，让领导费心也更多一些。

自教育部推出设立重点基地的计划之后，各个高校便积极行动起来。学校提出了“保二争三”的目标，我们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当属于“争三”的行列，列为这一行列是符合实际的。所谓“争”用当时的话讲，就是本来是够不着的，“跳一跳”兴许能成功。“跳”就意味着要加力。内功毕竟有限，外力则不可少。其中的重要外力是学校领导的支持。

教育部重点基地的申报虽然对所有机构开放，但是有基本的门槛。其中的一个重要门槛就是必须有200平米的办公室面积。上世纪90年代，高校办学条件较差，最为紧张的便是房子，我校尤其如此。记得1998年，时任副总理李岚清到我校来，行程的主要内容便是了解“筒子楼”问题。我们原来的中心是没有任何办公用房的。现在要一下子让学校拿出200平米，的确让学校领导为难。但为了“跳一跳”，时任学校党委书记晏章万和校长路钢专门做工作，动员其他单位的人将办公用房腾挪出来给我们。其他单位的用房也很紧张，凭什么要搬出来给我们呢？记得为此事，刚上任的路钢校长费了不少口舌。

除了房子硬件之外，还有人员这一关键问题。申报重点基地时，张厚安老师已过了七旬。过往参与过农村中心的老师都已退休。项继权老师当时在国外学习。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正式人员实在是太少(少得都不好意思用数字表达)。仅仅凭借我们中心的力量基本是不可能申报基地的。为此，学校出面进行整合。先是校内整合。从事农村经济学的曹阳教授团队、农村教育学的范先佐教授团队、农村环境学的曾菊新教授团队参与进来。仅仅是校内力量还不够，学校还寻求仅有一湖之隔的华中农业大学的支持。华中农大与我们是同一层次的大学，且本身姓“农”，按说比我们更有资格争取姓“农”的基地。只是当时华农的主体还是农业。为了争得华农的支持，学校党委书记晏章万多次上门求助。当时华农领导的夫人在我校工作，为了达到目的，晏书记不惜将工作做到“家”。每每想到晏书记往返于两校之间反复做工作的情景，我都感动不已。书记去世前我专门去看望，去世后我没有能去告别，担心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基地好不容易拿下来了，但主体研究人员还是不够。为此，基地引进了数位在农村研究小有成就的年轻学者。他们都没有博士学位，有的硕士生都不是正式全日制的，当属于“草根”。在基地和社科处处长石挺的争取下，学校一次性地同意他们调进来，为安排其亲属工作费了很大力气。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他们中有的破格成为教授，有的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其身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除了他们自己的成绩外，没有学校的重点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一举措在学校人事工作历史上是可以说空前绝后，过去从没有，后来更不可能。

2006年，我发起了“百村观察计划”，在全国选择数百个村数千农户进行为期十年、二十年以至更长时间的跟踪观察。观察员便是研究生，且需要足够多的研究生。从学校的角度看，研究生指标是有限的，且需要平均分配。为了推进田野调查，我们利用学校设立的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从体制外争取更多的指标。当时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副校长王恩科教授(现华南师大校长)数次到高研院来，听取我们的报告，同时想办法支持我们。当然，其代价是对他的意见也不少，面临的压力更大。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突破平均分配的“瓶颈”是需要有担当的。

学校党委晏章万书记退职后，由丁烈云教授(后为院士)接任。丁书记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就任后多次到基地来。我记得，他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最近折腾了什么”。这是一种工科思维，意思就是要不断创新，有所作为。我是文科出身，对“折腾”是负面解读，喜好平静。但后来理解了丁书记的意思。特别是丁书记带队到教育部主管部门争取支持，及时把握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大大加快了我们开拓进展的步伐。我们的“百村观察”、咨询服务、数据库工作的推进都得到了丁书记的直接指导和支持。

建立基地之前，研究人员是“自由人联合体”，合则一起做，不合就退出，各有自己的工作单位。基地建立后，按照教育部独立建制的要求，成为体制性机构。一旦成为体制性机构，就有了人事，有了人事带来的关系。在中国，处理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是最难的，也是我尤其不擅长的。我最近几年撰写的《关系中的国家》系列专著实在是有感而发。如果只是按步就班，问题也不大。偏偏我与丁书记这一代同龄人，总是希望“折腾”点事，有点自己的想法和追求。特别是我们这个基地属于“跳一跳”才能够得着的机构，始终有一种不跳就会落地打回原形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而“跳一跳”就会打破平衡，关系紧张。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自己无法驾驭的结构性矛盾。

教育部设立基地有五项要求，其中之一便是体制创新。但体制创新与过往的体制势必产生结构性矛盾。在我同时担任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和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时，这一矛盾还可以调和。后我不再兼任政治学研究院院长，专门担任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时，这一结构性矛盾便开始呈现。特别是学校出台两级财务管理以及研究生指标与分配挂钩的文件(后来中止)后，结构性矛盾愈加凸显。为此，我们向马敏书记报告，希望按照教育部要求，实现真正的独立建制。马书记听后现场表态支持。尽管刚独立建制时的人员不到10个人，但因有了体制上的保障和支持，我们一独立建制便启动了“深度中国调查”，基地发展由此步入了快车道，做了许多过去想做而难做的事情，实现了新的跳跃。

古代先贤的话实在是灵。正当基地以举院体制齐心合力推进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降临。在时下的环境下，这一事件具有极大的冲击力。面对这一事件，学校根据教育部精神，严肃、认真、慎重、妥善处理，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当时，接任马敏书记的黄书记任职不久，就遇到我们基地成立以来的最大难题。那时，我正处于关在偏僻小屋写书的“闭关”状态，黄书记为了处理好这一难题，数次专门来我小屋听取我的意见，实在让人感动不已!这一事件的妥善处理，避免了基地在“跳一跳”的过程中一下子摔“倒”。

尽管如此，如何在“跳一跳”的过程中尽可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从而行稳致远，仍然还在路上，也仍然要依靠外力的支持!

想想以数位老师为主干，争取成为“国家队”，后不断发展，一度跻身于国家队前列，不断处于“跳一跳”的过程中。“跳”就有风险，有风险就要寻求支持。每当寻求支持时，我也深感当一个二、三层次大学的领导很难，主要是“国家队”太少。不像一流大学，“国家队”多、一流人才多、资源多。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在二、三层次大学，东方不亮西方可能也亮不了，黑了南方不一定有北方。所以，学校领导之所以能够给重点基地以重点支持，完全是希望能够多有几个亮点，因此也有诸多为难。每当“跳一跳”遭遇难题得到学校支持时，特别感激和珍惜。好在经过20来年时间的“跳一跳”，积累了点家业。如何在此基础上，行稳致远，少给领导出点难题，当是要重点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