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政治学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得以传递，成为数代人接力的学术共同体，与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密切相关。而由数个基于共同兴趣的学者作为底子的机构能够成为具有全国性的重点基地，起点较低，一开始便伴随着不同看法，具有明知难为而为之的特性。在这一过程中，得益于主管部门的积极支持和厚爱。

在中国历史上，学术传承主要依靠私人性的师承关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学术专业化、体制化、职业化。人们在专门的机构供职，属于学术制度体系的一员。人们从事学术工作更多的是一种职业行为，过往的师承关系淡化了。在这种背景下，学术传承性很难保障。我们学校有许多很有成就的学者，但随着他们的退休，其学术路径和思想很难传承下去。这也是当代中国学者尽管人数很多，但难以产生古代那样多学派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人从事农村研究，最初主要是基于共同的旨趣，属于“自由人联合体”。在相当长时间里，有人做一段时间不做了，有人继续做，完全凭借自己的兴趣，没有体制上的限制，自然也没有体制上的保障。

临近21世纪，社会科学发展出现了一个转机。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社会科学恢复重建，但发展方式主要是自然发展，政府的着力推动较少。这是因为，当时国家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发展经济，摆脱贫穷。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地位不一样。正因为如此，1990年代后期江泽民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在这一背景下，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在全国设立100个左右的重点研究基地，通过持续性支持，使之成为文科的“国家队”。这一举措是前所未有的，引起了全国高校的关注并踊跃参与。

按照教育部社科司的设想，基地的设立具有唯一性，即在同一个领域只设立一个基地。在这种情况下，基地的争取显得格外激烈。每个学校都希望将自己学校最有竞争力的机构推出来。我们学校将中国近代史研究置于首当其冲的位置。这在于在章开沅先生的带领下，我校的近代史研究处于全国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除了章开沅先生的近代史研究，我校的邢福义先生为代表的语言研究也非常有实力，很早便有“南邢北陆”的说法。此外，学校也希望有多一些的机构能够参与基地的争取。当时我校主管社会科学的石挺研究员确立了一个“军令状”：保二争三。这种想法是从实际出发的，但也为自己增加了压力。

从实力看，章开沅先生和邢福义先生的机构是比较强的，当属“保二”的机构。在学校的支持下，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也参加了基地的争取，为此将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显示其全国性。尽管更了名，但我们的实力还是比较弱的。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归属于当时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是该所几位从事政治学研究的老师基于共同的农村研究而建立的“三无”(无编制、无房子、无经费)机构。虽然经过校内外整合，增加了力量，但毕竟是临时合并而成的。

正因为我们起点很低，从申报竞争开始便面临着诸多不同意见，属于有颇多争议的机构。一是我们学校并不是第一层次的大学。当时，我们学校不仅不是“985”高校，就连“211”高校都不是，出身比较卑微。要在第二、三层次的大学产生一个“国家队”，太难。二是我们学校是师范大学。在一些专家看来，师范大学的特色是教育。涉农的基地应该放在涉农的大学。三是农业农村更多的属于经济和社会学科，在这两个领域全国有一些高校的实力很强。我们中心主要是政治学的背景，在涉农领域不是特别突出。

尽管我们实力不强，但有申报的机会，我们还是积极参与。我这个人有个特点，有机会就参与，至于结果如何，那不是要考虑的问题。我参加了1977级的全国高考。报考前只受到小学五年级的正规教育。但我没有想到能不能录取，只管报名参加考试。考试结束后休息了几天，又开始复习。第一次考试未能成功，数月后参加1978级的考试。考试结束后休息了三天又开始了准备。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考试就是“命令”，无论结果，只管参与。这种理念一直贯穿于我的人生。1998年我担任了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接下来便是政治学一级学科的申报。按照当时的惯例，至少有二个以上的二级点才能申报一级学科，而我们仅仅有一个科学社会主义二级专业点。对于是否申报，领导和老师有疑虑。但我认为，既然没有资格限制便可以申报，申报不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后来竟然成功了，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同时成为全国第一批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博士点机构。对于申报重点基地，我也是持这种态度，重在参与，努力争取。

尽管我们的实力不强，但也有一些特色和优势。最为突出的就是我们有张厚安教授等为代表的多位老师从事农村研究，长期坚持田野调查。当时也有不少的农村研究机构，主要还是“纸上论农”。同时，农村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也包括政治方面。我们从政治学领域介入农村研究是比较强的。自1980年代民政部设立基层政权部门，我们便建立起联系，为国家立法和政府决策作出了贡献，用2010年代初刘延东副总理的话，是全国高校中最早具有智库雏形的机构。只是这些特色和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展现。

面对基地申报的激烈竞争态势，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进行实地考查，以充分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记得社科司的领导一行在武汉大学调研后，已是晚上了。学校领导积极争取社科司领导到我们中心进行实地调研，介绍我们的特色和优势，争取社科司的支持。当晚十点多，社科司领导一行专门到中心来调研，让我们感动不已!

经过调研比较，教育部设立了三个涉农的重点基地，包括东北师范大学的农村教育、浙江大学的农业现代化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我们这个基地属于综合性的，以农村政治问题和乡村治理为特点。

基地争取不易，基地建设更难。教育部社科司对于基地非常重视，寄予很高期待。基地设立后，一是重视引导，希望基地具有国家队的意识。社科司每年都要召开会议，并到基地调研。我记得，时任社科司司长顾海良教授从学科的角度谈到三农研究，认为农业是经济问题，农村是社会问题，农民是政治问题。这对于我们如何定位我们的研究，确立自己的特色具有很大帮助。所谓“国家队”并不是什么都是国家一流，但至少在某个专业领域具有国家一流水平。顾海良教授的一番话，可以说是“一字之师”，让人受益终生。二是引进评审机制，希望基地真正成为国家队。过往重申报，轻建设。而基地重在建设。建设得不理想要有警示和淘汰。由于我们是在一个较低的起点上争取成为基地的，对于基地建设特别用心，也特别认真。每次教育部对基地评估，都是对我们的激励。记得第一次评估，我们是合格。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评审专家认为，希望我们在理论上提升，能够在全国高层次刊物发表论文。后来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等高层次刊物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弥补了我们的不足。第二次评审时我们获得了优秀。之后，国家高度重视智库。我们因为长期坚持田野调查，设立了“百村观察计划”并从中产生了许多政策咨询报告，因而在第三次评估中再次获得优秀，并在全国重点研究基地中名列总分第一。

在一个低起点上争取成为重点基地，在重点基地建设中能够得以名列前位，实在是在于愈是不容易得到的，愈是会倍加珍惜，愈是会想到不辜负当年教育部社科司及各方面的鼎力支持。

当然，跳跃式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可持续性。特别是对于没有经历过基地争取过程的人来说，对于基地的认识、责任和感情会有所不同。所以，有时还需要讲点创业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