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田野政治学是基于田野调查而形成的政治学研究路径，并在长期研究中获得政治学田野学派自觉，其重要标识便是若干具有原创性核心概念的建构。田野政治学概念建构的路径由具体的人到家户，经由村庄，再到国家分层次逐级提升。概念建构具有原创性、相对性、学理性、扩展性和可争鸣性。田野政治学通过核心概念建构对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作出特有贡献：将具体的人、家户、关系、历史带入国家研究，将实证方法带入政治学研究。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一是田野调查中开发的概念与政治学理论的有机联结，二是概念的经验性与普遍性的有机结合，三是概念的深度开发与扩展研究，四是概念体系的完善。
关键词：田野政治学 概念建构 学派自觉
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三个基本要素，这就是学科、学术和话语。其中，学科是基础。学科意味着专门性的学问，由此将此学科与彼学科区分开来。学术是核心。只有通过运用专门的学科知识持续不断地进行学术研究，学科才能立得起来。话语是关键。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要通过相应的话语加以表达。在话语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是概念。概念是对事实或理论的概括，是学术思想的精粹。核心概念集中体现了一种学说或一个学派的思想成就和主张，也是学者和学术共同体的身份性标识。“概念可能类似于分布于地球上使我们得以明确地标示地球表面的任何位置的经纬线。”人们要将此学者或者彼学者，此学派或者彼学派加以区别，关键就是通过核心概念加以识别。政治学恢复重建40年，重要成果之一便是从概念引进、学习、接受和运用，到有了建构概念的自主、自为和自觉。这是政治学中国学派自觉的重要标志。政治学中国学派自觉是全体中国政治学人的共同努力，包括不同的路径。其中一条路径便是将田野带入政治学，经过从自在到自为的长期努力，形成田野政治学，并开始获得政治学的田野学派自觉。其标识之一便是若干具有原创性核心概念的建构。
一、田野政治学核心概念建构的路径
田野政治学是政治学科中基于田野调查进行原创性研究而形成的学术共同体。田野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因此具有两重属性：一是田野属性，即它源自田野调查；二是政治学属性，即它属于政治学的学科范畴。因此，田野政治学核心概念建构的基点是田野调查，即概念建构源于田野调查；落点是政治学，即概念与政治学理论相衔接，以丰富原有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在众多的政治学研究中，田野政治学之所以得以崛起，在于中国大地赋予的特殊“礼遇”。这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中的政治发展问题。政治学是伴随现代化而独立成为一门科学的。西方由于率先实现现代化，政治发展问题并不显著。对于中国来讲，政治发展问题却是突出问题。这是因为中国是在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度进行现代化建设，并在现代化中面临巨大的历史转变，农村农民问题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化中的基本问题，也是政治学必然要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政治学恢复重建之初，主要研究内容是政治制度，主要研究方法是文献。随着农村农民问题进入政治学者的视野，主要研究方法是田野调查。由此将政治学从殿堂引向田野，将田野带入政治学，并形成以田野调查为鲜明特点的田野政治学。
在相当长时间，田野政治学研究的表达方式与常规研究一样，主要是叙事。其论著主要是叙述式的，即对研究对象的描述性表达。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从田野调查中发现理论，提炼概念。开始只是下意识地单个概念的建构，有概念建构的直觉，之后一步步延伸，有了概念建构的自觉，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概念家族。其概念建构的路径如下：
一是人，提出“农民理性扩张”，以历史和社会关系中具体的人为研究对象，并进一步提出“关系叠加”的概念。
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都在研究人。政治学研究农村农民问题，进行田野调查，其主体是农民。只要走向田野，必然会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农民，他们处于历史和社会关系中，并体现历史和社会关系的特点及其反映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大量农民外出务工，被称为“农民工”。这一称谓本身便是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产物，属于政治发展问题，因此成为政治学研究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内容。199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阶段农村流动人口问题与政治稳定研究”立项，对农民工进行了长期跟踪调查，农民特有的身份和行为方式受到关注。他们每年如“候鸟”一般游走于城乡之间，必有其行为逻辑，需要加以概念表达。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时，中国迅速崛起，创造着中国奇迹。根据多年对农民工的跟踪观察，亲身感受到依靠农民工所造就的现代城市和工业崛起，“农民理性扩张”的概念得以建构，农民被视作创造中国奇迹的主体。由此，农民这一具体的行为主体与国家进程被联系起来。而农民理性扩张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发生的，是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关系赋予农民的特性。之后，从人的角度建构概念的自觉日渐明晰，明确提出了“农民性”。
田野调查要求研究者进入田野现场，并理解田野现场中的人。农民经常使用“找关系”“有关系”“关系好”，重要原因在于关系即权力，权力在关系中。这类现象可归纳为“关系权”。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农民生活在由各种关系叠加的社会之中。农民社会简直是一个“关系社会”。中国村庄的名字大多是由姓和地构成，体现的是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这是农民生活的基本关系。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形态。古老的血缘和地域关系与不断扩展的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成为农民行为的支配性因素。正是基于此，“关系叠加”的概念得以提出。
田野政治学一开始接触到的人是农民，是处于历史和社会关系中的农民，是历史和社会关系赋予了“农民性”，并支配着农民的行为及其与国家的互动。因此，从政治学研究出发点的角度，田野政治学是以历史和社会关系中具体的人为研究对象的。
二是户，提出了“家户制”，将其作为中国农村的本体性制度，并进一步提出“韧性小农”的概念。
政治学要研究人，但人不是孤立的存在，必然有基本的组织单位。政治学者最初对农村农民问题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村民自治是以村庄为基本单位进行自我管理的国家制度安排，但在落地时遭遇了不同命运。这促使研究视野从制度下伸到社会土壤，由此发现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户而不是个体和村庄。村民自治是农村改革的产物。而农村改革的起点和主要内容则是“包产到户”，只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写作《包产到户沉浮录》一书时，笔者了解到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基层和农民为实行包产到户的艰苦努力。当时只是叙述了这一过程，也隐约反思，为什么基层和农民甘冒风险执着于包产到户，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为什么还有如此魔力。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暴露出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弱点，而一些坚持集体经济的超级村庄得以崛起，由此引起“小农户”和“大集体”的发展道路之争。基于对农村典型村庄的实地考察，为什么一家一户的组织单位得以长期存续的问题得到进一步反思。只有将其置于历史长河里，从本体性制度的角度才能说明这一问题。通过中国与世界比较，提出了“家户制”概念，将其作为中国农村的本体性制度，并构成中国农村发展的本源性传统。这一传统曾经在中国的文明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会轻易消失。由此需要重新评估传统，评估小农，探讨为什么历经数千年沧桑，中国的小农经济得以长期延续的机理。之后，在深度田野调查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韧性小农”的概念。
三是村，提出了“祖赋人权”，从血缘关系的角度发现社会成员身份、资格、地位、权力、责任的来源。
农民生活于家户中，家户存在于村庄里，村庄是农村社会的组织单位。我们是以村民自治切入农村研究中的。村民自治由自发的农民行为转换为一项国家制度安排后经历了诸多曲折。在农村进行的三次村治实验，试图从外部推进民主自治，都遭遇了一些挫折。而在广东清远却发现了村民自治的新进展，笔者称之为“柳暗花明又一村”。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一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行政村，而是一姓为主的宗族村庄。类似的村庄经常调整土地，是“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有别于国家“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因为农民的行为逻辑是“都是同一祖宗，添丁（男孩）就要增地”。后来，大规模的村庄调查表明，通过血缘祖先为纽带的宗族村庄在南方很是普遍。包括摩尔根在内的西方学者早就关注到这一现象，只是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我们为此建构了“祖赋人权”的概念，试图解释和概括根据血缘关系确定人的身份、资格、地位、权利、责任的现象。
四是国家，提出了“国家化”，从国家整合的角度理解农村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动，并进一步提出“长周期”的概念。
无论是农民、家户、村庄，都是国家的构成要素。国家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村正在发生急剧的变革，由变革中产生的问题特别多，由问题而产生的政策主张也特别多。人们关注正在发生的农村变化，对正在发生变化的农村进行调查，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一过程也出现了碎片化的问题，即事实的碎片化、政策主张和理论研究的碎片化，且难以交流和对话。因此，需要一个具有整全性的概念，将大量的碎片事实统合起来，对20世纪以来的农村变革作出总体性的解释。这就是提出了“国家化”的概念。这一概念将20世纪以来国家的各种下乡活动和国家对农村的建构进行了概括，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认识线索。“国家化”最初主要运用于20世纪的中国农村改造，而这一改造必然涉及传统农村社会。传统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一家一户的“家户制”，并会发生周期性变化。要解释这一现象必须建构新的时间性概念，“长周期”的概念因此产生。
二、田野政治学核心概念建构的特性
田野政治学在田野调查和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概念，并围绕这些概念进一步研究，表现为如下特征：
一是原创性。所谓原创性，是指这些概念是经过作者独立思考而创造的，具有原始创新的意义。“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田野政治学提出的概念都源于田野调查，是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事实和问题，并进行独立思考而成的。这是因为，任何概念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概括所有事实和问题。而田野调查提供了与原有概念不一样或者原有概念难以概括的事实，使我们能够从新发现的事实中提炼出新的概念。
经济学关于小农行为有多种观点，其中之一是“理性小农”。但这一观点仅限于农业领域。当农民离开农业，从事工业时，其行为依据如何呢？我们在对“农民工”长达数十年的跟踪观察中，发现他们每天工作16小时，而且主动要求加班。这按常理不可理喻，但又是活生生的事实。农民工的行为依据在于，务工比务农收入高，加班则可以获得更多收入。而从农民的逻辑来看，务农本身没有“加班”一说。由此可见，农民也是会算计的“理性人”，他们的理性源于生活其中的传统农村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叠加的历史境遇，是这种历史境遇赋予了他们“理性”，并由此产生了“农民理性的扩张”这一概念。
马克思深刻地表达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家庭是最初，甚至是唯一的社会关系。而这些关系是怎样生成、扩展和演变的？马克思没有充分展开。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农民生活在一个由各种关系构成的社会之中。社会愈发达，关系愈丰富。但这些关系在扩展中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各种关系的叠加。从最原始的血缘关系到最新出现的市场关系，集聚于一个时空场域，并支配着农民的行为。特别是在农村，古老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仍然居于支配地位。“关系叠加”的概念便是对马克思关系理论的延伸。只有通过这一概念才能更好地描述和解释农村中古老传统和现代因素相互叠加的社会现象。
进入现代化后，一家一户为组织单位的小农一直是被抛弃的对象，其重要依据是小农的脆弱性。其经典描述是，小农“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立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但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中国小农虽然脆弱，但能够在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中，特别是在各种压力下表现出“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特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建构起“韧性小农”的概念。
二是相对性。概念的原创性具有相对性，是基于已有概念难以解释和回答而建构的新概念。如果既有概念能够概括和解释，新的概念便不具有原创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概念的相对性又表现出排他性和唯一性。
中国很早就有了一家一户的微观社会组织形态，但这一组织形态在近代被作为旧传统而被否定，并为集体化组织所替代。农村改革后恢复了家户生产经营单位，但缺乏理论的深度探讨，对中国农村究竟是什么组织制度还存在诸多模糊之处。根据田野调查和历史研究，我们提出了“家户制”，即以家户为基本组织单位的制度。这一概念具有相对性，是相对于“部落制”“村社制”和“庄园制”等制度而言的。通过“家户制”的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中国农村社会的本体制度和本源传统。如果既有的“部落制”“村社制”和“庄园制”概念能够解释中国农村社会的特性，“家户制”的概念便没有提出的必要了。换言之，只有通过“家户制”这一概念才能更好地描述和解释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特性。
“天赋人权”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来源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精神。而这一观念很难解释宗族村庄里社会成员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血缘差等现象及其背后的依据，由此产生出“祖赋人权”的概念。这一概念相对于但又不同于“天赋人权”。田野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近代，西方宗教传入中国农村，为一部分宗族共同体的边缘人群，如青年和女性所接受，但受到宗族共同体主体人群，如老人和男性的抵制。这在于宗族是具有差等性的共同体。“天赋人权”蕴含的个体平等权利意识会瓦解宗族共同体，用“祖赋人权”的概念可以更好地解释血缘宗族社会的特性。
“现代国家建构”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概念，对于近代以来西欧从分裂分治的社会建构统一的国家具有很强的解释意义。但从我们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调查和历史追溯看，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很早就有了国家的元素，如“编户齐民”的户籍制度和“皇粮国税”的税役制度。韦伯和福山等西方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但受限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他们只是以“早熟”概念加以描述。显然这一概念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我们提出的“国家化”概念，对中国传统社会更具有解释力。在现代国家建构之前，国家权力的元素便已渗透到农村社会。显然，“国家化”的概念比“现代国家建构”的概念包容的社会现象更大。只要有了国家，便存在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的过程。且这一概念舍弃了“现代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色彩。
“长周期”是一种历史观，是一种对历史进程的看法。过往的历史观，如“长时段”“超稳定”“大历史”“循环论”等，有两个特点，一是从现代观历史，一是对历史进程的扩展性和叠加性缺乏解释力。田野调查发现，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既有不断丰富的扩展性，又有新旧共存的叠加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家户制率先从宗族村社制脱颖而出，具有坚韧性和脆弱性的双重属性，并呈周期性变化。运用“长周期”概念可以更好地解释这种长时段中的周期性变化。
三是学理性。概念有多种类型。有直接源于生活的概念，也有源于生活但加以学理化的概念。所谓学理化，就是概念虽然源于田野，但不是田野生活的简单照搬，而是经过学术加工，进行理论论证，具有学理支撑。只有具有学理论证的概念，才具有学科的属性。
“农民理性的扩张”这一概念包括传统农民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思维、观念和习惯。当农民脱离农业从事工业活动时，他们的思维、观念和习惯并没有随之改变。特别是“农民工”这一特定的双重身份使得农民的思维、观念和习惯保持原有的属性，并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特有的功能，形成所谓的“理性的扩张”。这种扩张是特殊时期两种文明叠加的产物，也会随着特殊时期的转换而发生变化。“农民理性的扩张”因此获得学理支撑。
“韧性小农”是从田野调查中建构的概念。为什么小农具有韧性的一面呢？这在其自主责任机理，包括小农作为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对等机制、作为生活共同体的责任分担机制、作为生产共同体的责任内化机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责任连带机制等。
“家户制”是从一家一户这种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制度性概念。一家一户作为一种生活概念流传已久。“家户制”从生活中来，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需要进行理论论证。从学理上看，“家户制”是一种以家户为单位的社会组织制度，是包含家户经济、社会、文化和权力关系在内的一系列行为规范的制度体系，主要有：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方式、以家长为主导的关系模式、以家户为中心的观念意识和以户籍为标的的国家责任。
“祖赋人权”是从宗族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权利观。这一观念来自久远的血缘关系，是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权利意识，包括同为祖宗后代的同等性、因血缘继承的差等性、权利与责任的对等性，三者合为一体共同维系宗族共同体。
四是扩展性。任何一个概念都是对一类现象或一种思想的概括，都具有有限性和特殊性。但是，如果一个概念仅仅只能解释一类现象，限于一种思想表达，其价值就有限了。一个有价值的概念，在于其扩展性，即概念源于但不限于某类现象和主张，具有更为普遍性的意义。
田野政治学是政治学者进入田野后，通过田野发现，对既有政治学理论的丰富。源于田野调查建构的概念，不仅要解释田野调查中的现象，而且能够扩展到政治学领域，才能称之为“田野政治学”。
国家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对象。国家的主体是人。人受社会关系的支配。国家的生成和演化因此受社会关系所支配。田野政治学在田野调查中提炼出“关系叠加”概念，并运用这一概念分析中国的国家演化和国家治理，认为在中国的文明进程中，依次出现的社会关系不是简单的断裂和重建，而是长期延续、不断扩展和相互叠加，由此造成制度的重叠式变迁和政治现象的反复出现，并通过国家治理体系的改进而不断再生产出新的关系模式。
人是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中国在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民国家，农民占国家人口的大多数。农民的特性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国家的特性。中国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但在同一个空间里延续下来，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共同体。为何如此？田野政治学从“韧性小农”的角度试图解释这一秘密，并从人是国家主体要素的角度提出了“韧性国家”。
国家的基本要素是人，人是通过组织进入国家的。家户不仅是农民自我组织的基本单位，也是国家组织农民的基本单位，由此有了“编户齐民”的户籍制度。在中国，家户制之于国家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国家组织的基础，二是国家制度的来源。历史中国具有家国同构性和家国同体性，是一种家户国家。
人是国家的基本要素。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人享有不同的权利，有着不同的权利来源和类型。“祖赋人权”是基于共同的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权利。这种社会权利观丰富了过往以政治权利为主的权利体系。
五是可竞争性。概念是对一类现象或一种思想的概括。一种新的概念创造出来后，势必与过往的概念形成互动竞争。只有在互动竞争中才能显示出概念的唯一性，也才能检验概念是否立得住或者进一步完善概念。
“农民理性的扩张”提出后，有人提出质疑：农民是否有理性？这主要是基于对“理性”的不同理解。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理性是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阶段的认识，是专属于知识生产者的。但是，理性也可以从行为动机和依据的角度理解，如“理性小农”。“农民理性的扩张”显然是基于后一种理解。
“威权韧性”是西方政治学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定义，是威权主义的延伸。威权主义是以西方自由主义为本位的定义，这一定义对中国政治具有标签化的效应。由“韧性小农”扩展而来的韧性国家，试图从韧性国家的历史社会根基的角度把握中国的政治特性，且这一特性是以中国内在演化为本位的。
“家户制”是对中国农村社会特性的概括。这一概念起源于对中国农村社会本体的不同认识。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高层座谈会上，有专家提出了村社制的概念。而“家户制”是一个具有竞争性的概念。这一概念关系到中国传统特性的认识，即尽管同属不同于西方的东方社会，但其内部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性。
“祖赋人权”是一个基于中国宗族社会特性而提出的权利概念，因为它与人们过往接受的“天赋人权”观有所不同而引起争议。但“祖赋人权”的概念具有特殊地位。一是它强调共同体权利。当人类还在以各种共同体的方式进行组织时，这一权利观就有其存在价值。“民族国家”中每个人的国民身份便来自祖辈以来的居住地。人们因此将自己的国家称为“祖国”。二是它强调历史权利。在“祖赋人权”的权利观看来，人的资格、身份、地位、权利不是个人单打独斗获得的，而是历史赋予的，个人必须通过努力守护家园，扩大产业，以光宗耀祖，由此进入家谱、族谱和祠堂，在历史长河中获得其地位。正是以上特性使得“祖赋人权”在权利概念家族中有其自己的地位。
“国家化”是基于国家对乡村的整合提出的概念。这一概念最初来自“现代国家建构”，但又具有超越性。这就是自国家产生，便会发生“国家化”：一是人们从社会走向国家，以国家形态存在的过程；二是国家政权将人们整合到国家体系中的过程。“现代国家建构”关注的是在传统国家基础上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而“国家化”关注的则是整个人类和国家演进的历史过程。
“长周期”是为了探索中国“家户制”及其衍生的政治现象反复发生和周期性变化而建构的一种历史认识论。在建构这一认识论之前，存在着诸如长时段、超稳定、大历史等历史观。以上历史观有共同特性：这便是以现代观历史，容易出现对历史传统的简单否定。“长周期”的历史观力图将历史存在的现象置于历史过程中认识，发现其存在的依据。这一历史观有助于将“家户制”“祖赋人权”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从而使其获得坚实的历史认识论基础。
三、田野政治学核心概念建构的贡献
概念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也是对思想主张的概括，并成为一种学说或一个学派的特有标识和身份符号。知识生产的重要成果是建构概念，提出理论观点，以此推进学术的进步。不同的生产者提出不同的理论观点，并围绕基本观点和方法进行持续不断的研究，便形成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如果生产的是同一理论观点，便是重复而无创新，也无所谓学派。因此，学术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然，随着学术积累，学术创新愈来愈艰难，不同学派形成的难度也愈来愈大。只是，对于学术创新和学派建设也有一个程度性认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田野政治学得以提出具有标识意义的原创性概念，重要原因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既有的理论出发，能够基于田野调查经验进行理论创造。这种理论创造是从政治学的学科知识入手，经过田野调查有所发现，再进行理论加工并提升到政治学的学科层面。它是基于田野而不是基于书本的政治学，并由于田野发现和创造，而具有田野政治学的属性。当然，基于书本同样也会有创造，甚至有重大创造。只是创造的路径有所不同。在政治学已有的理论知识大量堆积的条件下，基于田野调查的政治学研究，是一种能够产生原创性研究的重要路径。
田野政治学是相关学者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并致力于理论研究而形成的，有一个从自在到自为、从个体自觉到群体自觉的过程，其概念建构便是标识。这一概念建构的努力对于中国政治学，特别是国家研究具有以下贡献。
其一是将具体的人带入国家研究。
人是社会科学的出发点。社会科学都是围绕人展开的，政治学也是如此。政治学说史上的重要概念命题都与人有关。如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卢梭的“人生而平等”，亨廷顿的“人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等。但是，这里所说的人都是整体的抽象的人。在相当长时间，中国政治学研究涉及人时，主要是“以人民的名义”。人民是整体概念，对具体的人的行动关注较少。田野政治学进入田野现场，接触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这些人的行为是在历史与社会关系中发生的。正是这些处于一定历史和社会关系中的人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也铸造出一个国家的品性。如从“农民理性的扩张”了解到中国奇迹的发生，从“韧性小农”延伸到“韧性国家”。
其二是将家户带入国家研究。
由于社会分化产生不同阶级，由于阶级冲突产生国家。阶级是国家研究的基本单位。但是，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特别漫长和发达的社会。家户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国家进程。“家”是社会学概念。田野政治学将“家”与“户”联结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政治学概念。因为“户”是国家建构的。“家户”由此进入国家研究的视野，并成为研究中国国家演化和治理的重要基点。
其三是将关系带入国家研究。
阶级是利益分化的结果。阶级关系是利益关系的产物。利益关系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基点。田野政治学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人是通过各种关系联结起来的。利益关系尽管是核心关系，但并不是唯一关系。从组织的角度看，人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并构成一个国家。国家的生成和演化为多种社会关系所支配，这种关系既有扩展性又有叠加性。这一关系特性对于中国的国家演化和国家治理具有特殊的解释力。尽管从制度看，中国早已进入现代国家进程，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还会存在着与古老的血缘地缘关系相联系的政治现象。
其四是将历史带入国家研究。
政治学是伴随现代化产生的。而在现代化发生前的中国是一个历史特别悠久的国家，中国的政治与历史有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历史赋予特有的“中国性”。但在相当长时间，对历史传统主要是否定的，未能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田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具有强烈传统性的农民，并在研究中发现“家户制”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由此重新评估传统，强调“历史的延续性”而不是断裂性，并力图从历史政治学的角度理解和解释中国的国家演化。之后进一步开发出“长周期政治”的研究视角，用于解释中国的国家治乱兴衰的规律和机制。
其五是将实证方法带入政治学研究。
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政治学是一门价值规范性很强的学科，“现代性”根深蒂固。田野政治学走向田野，从实际和事实出发理解农民，理解农民行为，并从价值中立的角度进行研究，建构概念，从而将实证方法带入中国的政治学研究。田野政治学建构的概念引起一些争议，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研究方法引发的。面对争鸣，田野政治学对其研究方法作出了进一步的说明。这就是：事实先于价值，从事实出发；理解先于评价，以解释为重；他我先于自我，历史是过程。
田野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建构是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标识性概念，这些概念的建构使之具有政治学田野学派的雏形。这些概念还有待进一步开发和完善，今后的研究还会创造出更多的概念。田野政治学在概念建构方面还需要作出以下努力：
一是田野调查中开发的概念与政治学理论的有机联结。田野政治学的概念是基于田野调查产生的。这些具有田野性的概念不一定能够自动与政治学科联结起来，或者能直接提升为政治学概念，其中还有许多中间环节和内在机制。例如，由家户到家户国家，由治水到治水国家尚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论证。
二是概念的经验性与普遍性的有机结合。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出自田野，是对田野发现的一类事实的概括，具有经验性、特殊性和有限性。如何将这类概念进一步拉伸和扩展，使之具有普遍性，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如“祖赋人权”在现代社会是否还具有理论价值？“家户制”在个体化愈来愈强的现代社会是否还能成立？
三是概念的深度开发与扩展研究。田野政治学的概念是基于田野调查中提炼的，具有一事一议的特性。如果仅限于一事一议，这些概念的价值就不大。由此便需要作出进一步开发和扩展性研究。如将“关系叠加”延伸到国家演化领域，将“国家化”延伸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领域，将“长周期”运用于对中国政治现象的系统性考察。
四是概念体系的完善。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不是事先设定好的，而是在调查中引起的灵感并加以论证形成的。这使得概念的提出具有零散性。这种零散性的概念建构难以形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知识体系。这与早期的研究缺乏概念建构自觉相关。随着概念建构自觉的萌生，田野政治学可以有意识地有目的地进行针对性的田野调查，并从中发现事实，建构概念，以完善概念体系。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43007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1期P4—P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