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政治学是因为农村问题而进入田野的。回答和解决问题必须借助于方法。研究方法内生于回答和解决问题之中，而不是之外。正是在问题导向下，不断寻求回答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升了回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取得了相应的成果。通过问题导向下的内生方法提升研究能力，是田野政治学的重要特点之一。
一、问题导向下的内生方法
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不同的问题，产生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形成不同的学术研究路径。
田野政治学是通过田野的路径进行政治学研究的。政治学人之所以要进入田野，便在于田野存在大量需要研究的问题，是问题将我们导向于田野。尽管这种导向最初是因为承担研究项目。但申报和承担项目已表明其研究意向。因为承担项目，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人成立了“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1990年代，随着“三农问题”日益突出，问题导向愈益明晰。“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更名为“农村问题研究中心”，1999年因为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又更名为“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这一更名反映了我们对所要研究问题的认识。
张厚安教授在谈到为什么要“理论务农”时说：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这种国情决定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而且，“三农”问题将伴随整个现代化的全过程。实际上，我们的改革正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如此关注农村问题的时代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不久的政治学研究主要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导向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宏观构造方面，这被视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然而，政治实践常常以其自身的执着超越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作为中国改革始点的农村改革的实践将政治学的目光由国家上层引向农村基层。延续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不仅是经济体制的变革，同时也意味着政治体制的变动。经济体制的变革要求有新的政治体制来与之相适应。而新的政治体制的形成显然有待时日，并因此向政治学研究提出了需要关注的课题。
我是1980年代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人民参与决策的首要前提：政治公开化》（《社会主义研究》1986年第5期）；《政治权利分析与民主政治建设》（《广州研究》1988年第10期）、《政治行为分析与民主政治建设》（《求索》1988年第4期）、《政治现代化：世界与中国》（《社会主义研究》1988年第4期）、《政治社会化与民主政治建设》（《福建论坛》1988年第4期）、《论政治社会学的建立与发展》（《求索》1989年第5期）、《转型期的中国政治发展：困境与出路》(《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1期)等。这些论文更多的是理论研究。随着农民问题日益突出和进入田野，我才将农民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并在1990年代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农民问题初探》（《社会主义研究》1992年第3期）、《创造性继承与发展——毛泽东与邓小平解决农民问题思路比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现代化中的乡土重建——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的思想及比较》（《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等。
农村农民问题是一个多学科问题。我们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的，最初主要研究农村基层政治问题。正是在研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将我们引向田野。因为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也不能从文本到文本的演绎。随着进入田野，问题愈来愈多，有制度性问题，有政策性问题，也有学理性问题。只有不断回答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学术才有进步。而要回答和解决面临的问题，需要运用多种方法。
方法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对于田野政治学来说，方法内生于问题之中。首先是有问题，然后才有回答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内生于回答和解决问题之中，而不是之外。采用什么方法和怎样使用方法，都服从和服务于问题的解决。再好的方法，如果不能回答和解决问题，也属于无用之法。为了回答和解决问题，方法愈多愈好，就如工具箱内所备用的工具愈多愈好一样。但是，工具箱的工具再多，也只是工具。如果没有问题，这些工具也无用武之地。因此，田野政治学始终将问题置于首位，方法内生于问题导向之下。发现问题、筛选问题、凝练问题本身就是方法，而且是最重要的方法。
二、多类型多层次的调查法
田野政治学与其他政治学研究路径最突出的区别便在于进入田野，进行实地调查。如果没有这一基础，便不是田野政治学而是其他路径的政治学了。我们一开始与其他学者一样，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使用的方法也一样，主要是规范的方法，依据的是文本。在从事农村农民问题研究之后，才开始进入田野，进行调查。因为要回答和解决农村农民问题，必须认识农村农民问题。认识的最好方法是调查。
田野政治学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并长期坚持。调查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并形成多类型多层次的调查方法。
其一，一般调查。一般调查是一种普遍性的调查。这种调查主要是对面上农村情况的了解，以获得整体性认识。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差异性大。只有通过一般调查才能了解普遍性和差异性问题。
一般调查又可分为随机性调查和抽样性调查。随机调查是指没有经过严格明确的样本选择所进行的调查。我们刚开始进入田野时，主要是随机性调查。张厚安教授在谈到调查时说到：
第一步是，走出校门，走向社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中心成员走出校园，到县以下最基层的农村进行调查，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不仅到过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而且深入到贫困的沂蒙山区、太行山区、王屋山区、大别山区、西北黄土高原和大戈壁、湘桂黔少数民族地区和五指山黎族苗族地区。撰写了100余份调查报告，从而对中国农村变革有了一个宏观上的把握。
我在进入田野之初也是一般性调查。在全国各地走了许多地方，属于走马观花。但是这种走马观花的调查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在这之前，我到过的地方很少。一般性调查至少让我知道了中国地方之大，各地的差异性大。我计划以“非均衡的中国政治”为题目撰写三部著作，与一般调查获得的知识密切相关。
抽样性调查也是一般性调查，但其调查对象经过了严格的选择，以保障对一般性情况的了解更加全面和准确。2006年启动的“百村十年观察计划”中的“百村”便是经过严格抽样选定的。
经过科学抽样和对历史名村的选取，确定了258个村作为跟踪观察村，并于2009年7—8月全面展开调查。
其二，典型调查。典型调查是根据一定标准选择若干村庄进行分类调查。这类调查的时间一般比较长，需要对一个点的情况进行全面了解。这种调查更深入，所获得的知识信息和了解的问题更多一些。典型调查分为学术性典型调查和经验性典型调查。学术性典型调查是基于学术的目的，独立性较强。张厚安教授在谈到这一调查时说到：
第二步是，由面到点，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在全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选择了6个重点村和18个对照村进行个案研究。中心成员在个案村不是简单地听听汇报，看看材料，而是安营扎寨，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既听干部的，又听群众的；既要看材料、听汇报，又要看实际工作的运转情况，对个案村进行“解剖麻雀”式的调查。比如，我和项继权博士到山东章丘市向高村调查，正赶上农忙，项博士就一边和农民一起打麦子，一边和群众谈心，这样的调查很受农民的欢迎。由于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掌握了许多不易了解到的情况。通过对个案村的深入调查和对比研究，我们已经发现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从传统型、能人型走向法治型的某些共同规律，初步探索出世纪之交的“治村之道”。
正是在典型调查基础上，我们出版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一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革往往是以典型引路，首先进行示范，通过示范总结经验之后，其他地方再跟进。我们参与地方经验的总结和论证，并进行相关的调查。这便是经验性的典型调查。
第三步，从点上的研究到参与许多重大改革决策的论证。比如，1987年山东省莱芜市“简政放权”的经验，1989年莱西市农村“村级组织三配套”的经验，1990年章丘市创造的“农村基层管理工作规范化”的经验，1992年邹城市乡镇“依法行政”的经验和1998年河南辉县关于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经验等，在全国推广前中央有关部门都请我和徐勇教授等参与了考察论证。1995年，全国评选“模范村民自治县”，我又受民政部的邀请作为专家学者先后到广东、福建、新疆、甘肃、宁夏等五省区参加了农村村民自治示范县“达标”的考察和评选工作。
2000年后，随着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地方经验更为丰富，我们也参与了更多地方的经验总结和论证，并开展经验性典型调查。
经验性典型调查主要是总结经验，但在总结经验时，也会发现问题。因为许多经验正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经验调查势必接触这些问题，从而将我们的认识带入到一个新的层次。我们后来进行深度调查，便是因为在经验性典型调查中发现影响和制约乡村治理的深层次因素。
其三，参与式调查。参与式调查是指调查者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到调查村庄的事务之中，了解调查对象的具体运行过程。由于作为当事人，可以切实感到问题的存在，切身体会事物的运转过程，并发现问题，特别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进行的“村治实验”便是参与式调查。实验过程便是全程参与调查的过程。张厚安教授在谈到实验时说：
第四步，从理论回归实践，进行村治实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成果往往只是出一本书或写一些文章就完了。可是这些成果正不正确，对实践有没有指导意义，还没有得到检验。于是，我们决心突破以往的做法，要亲自把研究得出的结论，运用到一个村去进行实验、比较，通过实践检验、修正结论，再指导实践，并更好地为实践服务。在湖北省省委书记贾志杰同志的亲自关心和支持下，我们的设想得以付诸实践。从1997年3月起，中心理论工作者先后有两位教授、两位副教授、两位博士、四位硕士参加了湖北省黄梅县水月庵村进行的“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实现农村基层管理工作规范化”的实验。
实验过程中的调查可以发现许多其他调查发现不了的问题。如我们在实验之初做过问卷调查，村民都表示会参与选举，但真正选举时却少有人来。进一步调查才能发现村民不参与选举的真实原因。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原来的问卷，所了解的情况就非常一般，也不一定准确。这也是近些年发生许多外国选举预测失灵事件的重要原因。参与式调查使我们对村民自治的艰难性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发表《利益与体制：民主选举背后的变数分析——以湖北省月村村治实验为例》一文，对民主选举背后的变数进行了分析。这些变数只有通过参与式调查才可能掌握。
其四，跟踪调查。跟踪调查是指对已调查的点进行长期跟踪观察，以了解其变化过程，并不断发现新的问题和寻找回答问题的思路。
跟踪调查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个人跟踪调查。1990年代我们在一个村进行实验，之后我和张厚安教授多次去该村。2000年我和我的硕士生徐增阳寻找村民自治发源地，之后到村民自治第一村去过十次之多。我经常讲，做田野调查的一定要有自己的“根据地”，进行长期跟踪调查。费孝通先生先后到江村访问达20多次，不断有新的发现，是田野学人的榜样。二是团队跟踪调查。2006年我发起“百村十年观察计划”，在全国选择200多个村庄进行持续不断的观察，积累了大量资料数据，撰写出多份调查研究报告，对决策部门有较大的参与价值。
其五，深度调查。深度调查是指调查者根据调查目的对一个点进行深入的了解。这种调查要求调查者在调查点进行较长时间的调查，调查方式更加多样化，目的是将一个村的情况了解透彻，从而获得更多更深的认识。这种调查通常被称之为“把一口井打深”，只有打深，才能发现不同的土石层次。
深度调查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个人深度调查。这种调查通常与调查者的博士学位论文联系在一起。从1990年代后期我开始指导博士生时，便鼓励和要求博士生进行深度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学位论文。我指导数篇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的论文都是出自于深度调查。二是团队深度调查。2015年我发起和推动了“深度中国调查”，有明确的调查目的和调查计划。不仅是博士生，包括老师也参与其中，每个点的调查时间在数月以上。这一调查对于深度了解中国农村的历史根基具有重要作用。
多类型多层次的调查使我们的调查和研究从现实走向历史，从表象走向深层，不断提升我们对农村农民问题的认识。我们得以提出一些具有原创性的概念，产生一些有影响的成果，得益于调查方法的提升。这种提升一是学习他人的方法，一是根据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和研究的提高而创造性的运用方法。其原始动力仍然是问题的牵引。如我认为，改革以来的农村有两大特点：一是千差万别，二是千变万化。正是基于这一评估，我们只有运用多种方法并不断改进方法，才能更为准确的认识农村。
三、政治与社会互动研究法
政治学是围绕政权展开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家高层。但从1980年代后期，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人先后承担了基层政权与政治的研究项目。基层政权与政治同社会民众结合更紧，运用研究国家宏观和高层政治的文本规范方法有所不够。为此，我们开始有了一些方法自觉。我与黄百炼在《求索》1989年第5期发表《论政治社会学的建立与发展》一文。论文认为：
政治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政治理论学科，属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它是以社会和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及其机制为研究对象，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的政治问题、结构、功能及心理发展过程。政治社会学主要探讨政治制度巩固的社会基础，政治行为产生及变化的社会依据，政治权力在社会结构中存在的条件及合理性，实现人的政治社会化、现代化的进程，以及政治与社会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地缘、国际关系的互动关系及其机制等。……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多样化的。从它的取材范围来说，它不局限于以文献资料为依据，而是更注重于经验、现实及动态材料的收集。从研究角度来说，它不限于仅从法律、制度、历史的方面来选取和整理材料而是进行多视角研究。
这篇论文提到了政治社会学的方法与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有所不同。我在1990年代进行基层政治和农民问题研究时，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对基层政治进行社会分析。包括进行经验、现实及动态材料收集的田野调查，从社会的角度研究村民自治的运行等。政治与社会互动的研究方法可以说一直贯穿于田野政治学的研究之中。因为从领域看，田野意味着农村农民，意味着基层，属于国家权力的末梢。农村农民和基层本身的政治因素并不突出。正是如此，这一领域为众多的学科所关注和研究。但我们从一开始便是以政治学的背景和角度研究农村农民和基层问题，并赋予这一领域以政治学的学科意义。这就是我在1992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一书中说的：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政治体系就一分为二：一是来自社会，又凌驾社会之上，以其强制性的权力控制全社会的国家权力体系；一是在国家权力的统辖之下，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深深渗透在日常社会生活之中的基础性政治社会。毫无疑问，上层的国家权力是政治体系的本质和核心部分。但任何国家权力的存在及作用都是以基础性政治社会为前提的。……只有在注意国家上层变化的同时，对其立足的政治社会的状况、特点和变迁给予特别的重视，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规律和特点。
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农村农民和基层问题，要体现其学科的属性，比较好的方法便是政治与社会互动的研究方法。一是注意从政治的高度研究农村农民和基层问题，将农村农民和基层问题置于国家的宏大视野之下，发现这些问题与国家宏观政治的关联性，通过研究来解释这些问题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及提出自己的独到观点。这正是田野政治学以国家为关联的特点。二是注意从社会的角度，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在于农村农民和基层毕竟更接近于社会层面，尽管这种社会层面有国家化的要素，但毕竟不是国家权力及其相应的制度。田野政治学的研究路径与其他路径的不同之处，便是从农村农民和基层的社会层面来理解国家。如果不是从这个层面来理解，也就无所谓田野政治学。而要理解农村农民和基层，社会学的方法更为适用。我在1997年出版的“村治书系”中特别提到：
本书系的出版不仅是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更是政治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转换。
书系承继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走向乡村，走向基层，走向民众，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实验的传统，但更注重从现代化建设的广阔视野，关注和推进乡村政治社会发展，致力寻求有效的乡村治理形式。
书系注意了解、借鉴外国的经验和理论，但特别注重将学术研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乡村大地，从丰富生动的政治实践经验中提升出富有创造性的理论，以此促进乡村的有效治理。
为达到这一目的，书系在研究方法上追求“三实”，即实际、实证和实验。
自觉运用社会分析法进行田野研究的开端则是我和徐增阳合著，并于2003出版的《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一书。该书是我于1996年承担的国家基金项目“现阶段农村流动人口问题与政治稳定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在这之前，我参与承担了国家规划“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并于1996年出版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的专著。这本书主要是以文本为依据，并做了一些调查。第四编便是“个案调查与分析”。而农村流动人口问题是一个新的社会问题，与政治密切相关。有关这一问题研究的论著不多，更重要的是仅仅依靠常规政治学的文本研究方法，难以深入准确把握农村流动人口与政治稳定的关系。由此，我们在研究方法上运用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该书的后记写道：
项目启动之时，正值中国农村人口流动进入高峰状态。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学科开始对流动人口进行研究。本项目是率先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农民流动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的。考虑本项研究需要进行大量的实地调查，为了突出创新，使研究问题更具体更集中更有特色，对项目的内容进行了适当调整，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着重研究农民流动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农村人口流动主要是一种经济、社会和人口问题，但这一问题会对乡村治理产生影响，从而成为政治问题。我们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农村人口流动问题的，关注的是农村流动人口的政治后果，同时也重视国家治理的变化对于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正是在国家政策放松的情况下发生的。农村人口流动的结果又为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问题，从而需要进行政治学的研究。这一研究内生出政治与社会互动研究法。
四、基于历史过程的研究法
我从就读大学本科，到之后就读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一直是基础理论。之后，从事研究，自觉不自觉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历史的视角与方法带入学术研究。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发表《历史主动性与社会主义进程》。该文将社会主义置于历史过程进行分析，提出了“历史主动性”的概念：
本文认为，考察社会主义进程不仅要注重客观条件决定的历史必然性，而且要注重社会主体以其能动活动将客观条件提供的可能变为现实的历史主动性。社会主义之所以在客观经济条件不充分的落后国家首先变为现实，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革命主体对历史主动性的积极争取。
历史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能够对事物的来龙去脉有更为明确的认识，避免对问题作片断式理解。1987年我承担了国家教委(现教育部)首批青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城乡基层政治发展研究”。原项目设计主要是一种现实性研究。在启动研究时，我发现城乡基层政治有很大的差异性，且这种差异性由来已久，不从历史的角度，将城乡基层政治置于历史过程中进行研究，就很难了解城乡基层政治的来龙去脉，将问题讲透彻。所以，后来我将项目研究内容延伸到历史长河里，分古代、近代和当代三个部分对中国城乡基层政治的变迁、特点和影响进行研究，于1992年出版《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一书。1990年代初期，我们承担了国家“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项目启动后，我们将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置于历史进程中理解，在四个部分的研究中专门设计了一个历史部分，即“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的历史考察”。其目的是要理解中国农村政治稳定问题在现代化之前便已存在，并成为中国治乱循环的重要原因。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这一问题更为紧迫。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不只是政治稳定，还要寻求政治发展。这是现阶段农村政治稳定与前现代时期农村政治稳定所不同之处，也是困难之处。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可以更好的解释“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问题。
历史研究方法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有助于理性地认识问题，在关注问题存在的同时，可以理解问题的变化。1990年代后期，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三农问题”特别突出，并产生不同意见，甚至存在着根本否定家庭承包制改革的倾向。这一倾向不可避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研究农村农民问题的机构，并存在分歧。就我而言，有过农村改革前的农村生活经历。从事农村研究后，专门写过《包产到户沉浮录》一书，知道家庭承包制是经历了数十年的探索，付出了沉重代价的成果。这一成果不可轻易否定。当然，我们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必须直面问题进行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我提出了“社会化小农”的概念，将家户小农置于社会化进程中考察，发现小农的生命力和新风险。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发表的《“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一文表示：
本文基于家庭经营体制长期不变的条件，提出“重识农户”，即将农户放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加以考察，认为，尽管当今的农户经营规模小，但他们已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被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来，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进入到社会化小农的阶段。“小农”的“社会化”，大大提升了农户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但同时也蕴含着三大内在矛盾，使农民进入到一个更不确定和风险性更大的社会。由此需要根据社会化小农的基本状况建构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并提供相应的国家保护和支持。
历史研究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有助于追根溯源，透过社会表象发现其内在的历史根基和底色。2000年前后围绕家户农民的争论并没有终结，对中国农村基本组织单位的认识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由于农村农民问题是一个多学科关注的领域，不同学科使用的概念和话语有很大不同。如农村基层组织究竟是传统理论所说的“村社”，还是“一家一户”。这些问题不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追根溯源，就难以厘清，更难以达成共识。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我在《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发表《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比较》。论文开首便是方法论的讨论。论文提出：
当下中国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转换之中。在探索现代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注重传统的“延续性”与注重超越传统的“创新性”同样重要。那些能够对现代社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本源型传统，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是现代社会的历史起点和给定条件。
在这篇论文中我还就历史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
从方法上提出了理解历史变迁的三个基本命题：第一，起点决定路径；第二，原型规制转型；第三，以微观机理理解宏大问题。
正是在运用历史研究方法的过程中，我在《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发表《历史延续性视角下的中国道路》一文，提出了“历史延续性”的方法论概念，指出：
历史比较作为分析社会发展的一种方法，注重以下方面：一是社会发展的方式，是延续性，还是停滞性或跳跃性；二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及其来源，是内在的，还是外部的；三是社会发展的持续性，是制度性的，还是人为偶然的；四是社会发展的线索，是单线，还是复线或者多线。
历史延续性作为方法论，是针对近代以来传统与现代二元分离的历史断裂性思维方法而言的。我们通过田野调查与研究，发现社会表象的历史根基和社会底色，并要充分加以发掘。我提出并于2015年启动的“深度中国调查”便是基于此。之后我又发表了以历史延续性作为方法论的相关论文，如在澳门大学《南国学术》2017年第4期发表的《历史延续性与中国农村社会形态的认识——一论站在新的历史高点上的中国农村研究》；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3期发表的《历史延续性视角下中国农村调查回眸与走向——再论站在新的历史高点上的中国农村研究》。
我们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农村农民问题的。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自然会延伸到政治学领域。我在《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主持了一个历史政治学的栏目，并发表《历史政治学视角下的血缘道德王国——以周王朝的政治理想与悖论为例》。我在主持人语中说：
历史没有过去，而活在当下。人类文明起点相同，路径不一。西方文明路径的重要特点，是空间的位移，文明和国家形态不断在炸毁的“废墟”和开拓的“空地”上建立。中国文明进程的重要特点，是时间的延续。文明和国家形态不是在“废墟”和“空地”上建立，而是在同一空间里自我演进。……历史对于理解当今中国政治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将历史的视角引入政治学领域，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学术热点。而在我看来，历史政治学的本体是政治学，而不是历史学，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政治，或者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研究历史现象，探索政治变迁特点和规律。基于此，我提出了“长周期”的方法论概念。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发表《中国政治统一体长期延续的三重共同体基础——以长周期政治为视角》一文，指出：
周期是指事物在一定条件和时间内的起伏变化、某些特征多次重复出现的状况。这种变化具有内在的规律性。运用周期理论，有助于认识、把握事物发展的状态、特点和规律，从而提升人们对事物的解释能力，更好地遵循客观规律，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周期理论是观察、认识、分析事物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一种方法和工具。
长周期理论是了解人类社会和国家演进规律的重要视角。长周期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长期运行并由于内在规律发生周期性变化的状态。
当然，历史研究方法具有普遍性。在运用这一方法时也要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合理使用，并在使用过程中有自己的理解。
五、注重异同的比较研究法
基于历史过程的研究法是一种以时间为维度的纵向研究方法。但在同一时间内可能存在不同的事物。要理解一种事物的特性，需要将两种或者多种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发现其异同。
1980年代后期，我承担“我国城乡基层政治发展研究”项目。城市与乡村本身便是两个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特点。当进入研究过程时，便会将这两个地域进行比较。
本书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统一整体内城市与乡村的差别性是中国政治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据此，本书从城乡差别的历史演进出发，以社会分层与政治关系、社会结构与权力体系、社会佚序与政治控制、社会意识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矛盾与政治活动为主要内容，对古代、近代和当代中国城市与乡村政治社会的状况、特点、变迁及历史影响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
在进一步研究时，发现城乡差别在中国和西方又有不同。通过对中国与西方的比较，可以更好把握中国城乡基层政治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如在古代，中国以农业文明为基础，乡村是经济社会的基础，“天高皇帝远”；城市是政治统治堡垒，“城市空气使人窒息”。而在西方，工商业城市具有自治性，“城市空气使人自由”，从而在城市率先生长出经济和政治新要素。
1990年代后期，我们开始进入田野调查，起初主要是普遍性调查，具有随机性，不同调查点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缺乏明确的方法论指导。之后，在普遍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农村状况千差万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差异性更大。要更为准确地了解农村，需要在方法论上有所改变。这就是在调查中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
随着“三农问题”日益突出，有关家庭小农的不同看法愈来愈多。在这一背景下，我提出了“社会化小农”的概念，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发表《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比较》一文。论文指出：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传统的东方大国，由此型构了当代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大国小农”，即由数亿个农户构成的农民大国；并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特有的“中国特性”，其中包括特有的中国家户传统。这一传统既不同于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庄园制传统，也不同于以俄罗斯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村社制传统。在某些方面，东方传统中的差异甚至大于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因此，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比较，才能准确把握具有“中国特性”的本体制度，进而从传统中寻求当今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和未来走向，建立传统与现代的关联性。
只有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才能充分认识中国的本源性传统和本体性制度，才能从中国实际出发，选择中国道路。这一方法论进一步提升为自觉意识。我在《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发表的《历史延续性视角下的中国道路》一文提出了“在比较中发现中国”的命题。论文指出：
比较是一种认识工具，它将不同的对象置于同一时空下进行比较，发现各自的特性。比较更加注重还原历史，而不是以今天度量历史，即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这种比较既没有文明叠加的傲慢，也没有国力反转的历史悲情，而是将不同国家作为同等的对象置于同样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比较分析，是一种平等的对话。
在“比较中发现中国”是一种历史比较方法，即将中国置于长时段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对比，从中发现中国发展和中国道路的历史底色和进程。发现中国决不能割断历史，割断历史就无法认识中国的由来；同时，发现中国也决不能没有比较，没有比较就无法发现中国的长短。
中国地域辽阔，发展十分不平衡。国家的农村政策原则是“因地制宜”，但学界提供的依据不够。比较的方法因此成为田野政治学的方法自觉。我在《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4期发表《区域社会视角下农村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的根基与机理》，提出只有从方法论的角度才能深刻理解集体统一经营和分户经营为何率先发生发展于北方和南方的问题。
区域研究至少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同质性，即同一区域具有大体相同的特质，正因为这一特质而造成该区域相类似的现象较多，具有区域普遍性。当然这种同质性并不是区域现象的绝对同一性，主要在于其规定的现象多于其他区域；二是异质性，即不同区域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性特征，正因为这一特质造成该区域同类现象不同于其他区域的同类现象。无论是同质性，还是异质性，都需要经过比较才能体现。
比较分析方法的重要条件是要确立比较的标准，寻找事物为何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机理。我在《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4期发表《历史制度底色下世界土地改革进程与成效比较》一文指出，世界大多数国家进入现代化门槛时都进行了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改革，但其进程与成效却有所不同。
本文则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将土地改革置于大历史和长时段的背景下，分析世界不同国家土地改革进程与成效的历史制度底色，以期回答为什么有的国家土地制度改革取得巨大成功，有的国家则不然，甚至经历巨大曲折，土地改革又为后来的农村发展带来了什么影响？
比较分析除了同一时间范围的横向比较以外，还有不同时间的纵向比较。我在《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6期发表《公平与效率：中国农村组织制度变迁与内生机理》一文，以“家户制”为轴心，指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村组织制度，即“有效率缺公平”的家户制、“强公平弱效率”的公社制、“强效率弱公平”的家庭承包制、“提效率增公平”的现代家户制。
六、不同特性的类型研究法
分类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通过分类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条理化、类型化，从而把握不同事物的特性。
我们是作为政治学者进入田野的。政治学过往的思维方法是国家整体为对象。进入田野后，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村社会的差异性极强。只有将不同特性的农村社会进行分类，才能准确理解中国农村。2000年出版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一书，在大量调查基础上，从不同的标准，对中国农村村级治理进行了多样化的分类。
从村治权力结构看，可以分为：“两委主政型”、“两委主导共同参与型”、“党组织主导型”、“党、村、企一体型”。
从村党组织领导人产生方式看，可以分为：“上级提名—选举型”、“推荐—选举型”、“自我推荐—选举型”、“任命型”、“自然沿袭型”等。
从村民委员会领导人产生方式看，可以分为：“领导提名—选举型”、“混合提名—选举型”、“混合提名—选举—乡镇认可型”、“竞争—选举型”。
从村级领导人的权威来源看，主要有：“体制—自致型”、“自致—体制型”。
从体制赋予村治的功能看，可分为以完成政府任务为主要目标的被动型和以村级自主管理为主要目标的主动型。
从村级治理理想和绩效看，可分为维持型和发展型。
从村级治理规则看，可以分为规范性、半规范性和非规范性。
从村务决策看，可以分为：“领导主导—村民参与型”和“领导者决定型”。
从村务参与看，可以分为：“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
从村治模式看，可以为分三类：一是传统型，其中又分为“传统—行政主导型”和“传统—村落权威主导型”；二是能人型，其中又分为“能人支配型”和“能人主导—大众参与型”；三是法治型，其中又分为“外在—法治型”和“内化法治型”。
正是基于分类，我们研究了造成不同村治类型的机理及其未来走向。
分类研究一直贯穿于田野政治学的研究过程之中，并形成方法论自觉。2015年启动的“深度中国调查”的村庄调查充分体现了分类研究方法。我在《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发表《“分”与“合”：质性研究视角下农村区域性村庄分类》一文，提出了为什么要进行分类调查和研究的理由：
在我国，经历了数十年的艰苦探索，且付出了沉重代价，才得以形成农村基本的经营制度及相应的基本政策和基本方法，即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但在实际进程中，为什么和怎么样才能做到“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因地制宜”，进行“分类指导”，却还有待深入继续探讨。在实践中往往出现的是：“统得过死，分得过多”，或者“一刀切”，很难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作出决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地”的属性和“类”的区分缺乏深入调查和研究，对整个农村实际情况的认识更多的是片断的、零碎的、表层的。这就需要学界对中国农村进行深入调查和深度研究，以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国家决策提供依据。而区域性村庄，则是农村研究的重要内容。自2015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开启大规模的“2015年版中国农村调查”工程，其中包括对中国七大区域的村庄进行调查。
社会科学研究不同于一般的言论表达，特别需要方法论的自觉，并选择最为适合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研究目的。农村研究要准确把握“地”和“类”的属性和特质，需要研究者在学术目标指导下，进行实地调查，收集资料，通过分析来完成，因此特别适合于“质性研究”（又被称之为“质化研究”、“质的研究”）方法。而质性研究必须确定研究的维度，并根据一定的维度进行分类。
农村研究关注“因地”与“分类”，均涉及到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因地”通常是指在一个国家整体内，由于不同条件形成不同地方的特点；“分类”通常是指对一个事物整体内的不同要素区分为不同类型。如何界定农村研究中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呢？这就需要寻找统一的维度。这一维度就是“分”与“合”。
“分”是由整体中分化或产生出部分，包括分开、分散、分化、分离等。“合”是指各个部分合为一个整体，包括合作、合成、整合、结合、联合等。“分”在于个别性、部分性，“合”在于一般性、整体性。
正是根据“分”与“合”的维度与自然—社会—历史条件，执照典型化分类的标准，我们将中国农村分为以下七大区域性村庄：一是“有分化更有整合”的华南宗族村庄、二是“有分化缺整合”的长江家户村庄、三是“弱分化强整合”的黄河村户村庄、四是“小分化大整合”的西北部落村庄、五是“低分化自整合”的西南村寨村庄、六是“高分化高整合”的东南农工村庄、七是“强分化弱整合”的东北大农村庄。这一类型化的大型调查对于我们发现传统农村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很有益处。过往我们的认识主要限于农业和家户制。通过分类调查，我们发现中国不仅有“乡土中国”，而且有“游牧中国”，不仅有家户制，还有村社制、部落制和庄园制等。这种多样性的农村社会形态构成了中国政治的丰富底色。
七、深挖式基本单元研究法
基本单元是决定事物性质和功能的最基本的组织形式。通过基本单元可以发现更大和更高级组织的基本特性。
我们是作为政治学者进入田野的。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家整体。我们最初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整体研究法。随着进入田野，我们进入到社会层面，开始意识到社会组织基本单元的重要性。我在写作《包产到户沉浮录》时，阅读了大量文献，了解到人民公社的基本组织单位是“生产队”。生产队属于集体经济组织。人民公社体制建立后，农民和基层要求实行包产到户，但受到压制。其重要原因便是包产到户被认为是对集体经济的倒退。我们进入田野后的最初研究主要在村民自治领域。1987年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设在自然村。但是，后来的村民委员会大多建立在行政村。以“自然村”还是“行政村”为村民自治的基本组织单元，其实际功能有所不同。
我们最初研究村民自治，是以村民委员会作为研究对象，并没有意识到村民自治基本单元是一个方法论问题。随着村民自治的发展，以行政村为基础的村民委员会在实践中遇到诸多问题，主要是规模较大、人数较多、利益关联性不强、文化认同度不高，因此不便于自治。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广东一些地方以自然村和村民小组为单元，自治成效较好。“基本单元”作为一种认识社会的方法进入我们的研究之中。经过调查，我在《河北月刊》2011年第5期发表《“组为基础、三级联动”：村民自治运行的长效机制——广东省云浮市探索的背景与价值》一文，指出：
云浮市以“组为基础”，建立村民参与基层事务管理的平台，不仅破解了自身的难题，更具有普遍性的制度价值，有助于将村民自治引向深化。这是因为:
其一，组是最紧密的经济共同体。现行的村民小组建立在原生产队基础上。农村土地等集体资产大多属于村民小组，农民的生产活动范围更多在村民小组内进行，农民的生产互助活动也大多发生于相邻的村民小组内。因此，村民小组是农民最为直接的利益单位。农民的利益和利益关系绝大多数处于村民小组之内，而农民最关心的是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事务。通过在组一级建立村民理事会，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利益驱动力更足。相对组而言，村级事务与农民个人利益相对远和相对间接一些，故农民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动力也相对弱一些。
其二，组是最紧密的社会共同体。村民小组大多建立在自然村基础上。自然村是历史形成的，居民居住相近，早晚活动随时相见。在这样一个熟人社会里，人们比较容易建立信任关系，也比较容易形成共同性规范，更有利于村民共同参与管理公共事务。在实际生活中，推选组长比选举村委会主任要简单和容易得多，且权威基础更坚实。其原因就在于村民对相邻的本组人有较为充分的了解。
其三，组是最紧密的文化共同体。村民小组是由若干相邻的家庭构成的社会群体。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社会群体具有一定血缘和族缘关系。如许多自然村落是以姓氏命名的。由共同的血脉和族缘关系构成共同的文化，并强化村民对本共同体的认同和归属，而认同和归属是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重要基础。在现实中，村民参与村民小组范围内的公益事业的动力与愿望往往更为强烈。
由此可见，如果说以村为基础设立村民委员会，村民通过村民委员会参与村级事务管理，更多的是基于国家法律规定，那么，以组为基础设立村民理事会，更多的是基于农村社会内部的现实需求。这种内在现实需求是村民作为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可持续的动力。
2014年和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了积极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鼓励扩大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但对为什么要重视寻找村级以下的自治形式，探索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自治，缺乏充分的理论探讨，特别是对于划分基本组织单元的标准缺乏系统研究。这就限制了地方经验的推广和对中央精神的领会。为此，我在《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9期发表《让自治落地：厘清农村基层组织单元的划分标准》一文，将“基本单元”作为一个方法论问题提了出来。基于不同的标准，划分不同的基层组织单位。
基本单元作为一个方法论，有助于深入挖掘社会形态的特性。我在《东南学术》2019年第5期发表《新中国70年农村复合制基本单元的创立与变迁》一文，指出：
以微观看宏观：社会变迁的基本单元视角
社会是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结而构成的整体。这一整体由各个单元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指社会整体中自为一体或自成系统的独立成分，“单元组成的社会结构必然也带有这种单元的特色，因为单元如此，其组合物也会如此”。单元不可再分，否则事物的性质就会产生改变。
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社会整体的认识视角通常被认为是宏观的视角，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但这一认识视角较为宽泛，难以深入到社会组织内部进行深入的透析。人们常常只能通过一些整体数据来描述社会整体的变化，这种认识大多局限于社会表层。为了深入认识社会变迁的性质和特点，有必要引入基本单元的视角。基本单元是社会构造的基本组织形式，可以说是社会的细胞组织。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组织要素。从社会整体来看，基本单元属于微观组织。但通过微观可以反观宏观。一是宏观组织是由微观组织构成的，微观组织的特性决定了宏观组织的构造；二是宏观社会整体的特性和变迁体现和反映于微观组织之中。从微观的基本单元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可以深入探析和发现宏观社会的特性、变迁和走向。
为了发现影响和制约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和治理的底色和根基，我们开展了大规模的传统农村社会形态调查。通过基本单元可以深入挖掘不同地方的社会形态的特性。我在《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主持了一个栏目，标题是“从微观政治形态发现国家政治的根基”，提出“国家是一个活动着的有机体，其特性是由基本单元的性质决定的。以社会基本单元为基础的微观政治形态是理解国家政治的一把钥匙。”我和我指导的博士生在栏目发表三篇论文，即：《关系叠加视角下的家户制政治形态——以传统汉族地区家户社会为基点》、《关系叠加视角下的村寨制政治形态——以西南传统侗族村落社会调查为基点》、《关系叠加视角下的家支制政治形态——以传统彝族家支社会调查为基点》。
八、寻求因果机理研究法
田野政治学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田野调查强调发现“是什么”，但仅仅如此还不够，作为一门学问，还必须研究“为什么”的问题。大量的社会现象必然有其内在的机理，才会出现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社会现象。当我们进入田野，进行调查，掌握材料之后，便进入了寻找其因果机理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一种研究方法。
田野政治学最初的田野研究主要是村民自治。作为学者对村民自治的研究，除了一般性的描述外，更重要的是对现象进行因果分析。我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一书中用了专门的章节探究村民自治的内在支配机制。
村民自治是国家法律安排的普遍性制度。但村民自治从一致性的制度条文的输入（发布），经过运作（贯彻）过程，其输出结果却是多种多样的，从而形成不同类型和多种模式。这是因为，村民自治从制度条文到实际状况的运作过程，受其内在机制支配和多种因素影响。
我从村民自治运作的经济机制和因素、村民自治运作的政治机制与因素、村民自治运作的社会机制和因素、村民自治运作的文化机制和因素等方面进行了因果探讨。
2000年出版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一书，在大量调查基础上，依据不同标准，对中国农村村级治理进行了多样化的分类。这些类型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注意以下因素：
一是经济变迁速率。农村改革后的重大变化就是乡村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各村的经济变迁速率存在相当大的差别。
二是经济社会结构。农村改革是以市场为导向，在社区集体经济背景下发生的。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构特别是社区成员所能控制的资源情况成为影响村治模式的重要因素。
三是政府外力作用。现代化实际上是政府外力不断向乡村渗透的过程。政府外力影响的方式会塑造出不同的村治模式。
四是村落传统影响。村级治理模式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外力作用，而且受乡村内在的传统影响。
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进，基层民主的内容愈来愈丰富，与此同时，基层民主发展的过程也非常艰难。2007年我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民主发展的途径和机制：权利保障与社区建设”，并于2015年出版了最终成果《基层民主发展的途径与机制》一书。该书从国家建构和社会土壤两个角度探讨了基层民主发展的支配性要素。该书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2008年后，随着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我的研究重心从事实性研究转向因果机制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如：《“组为基础、三级联动”：村民自治运行的长效机制》(《河北月刊》2011年第5期)、《新农村建设的合力与互动机制》(《河北学刊》2014年第5期)、《区域社会视角下农村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的根基与机理》(《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4期)、《种瓜得豆：农村集体经济的不同产业绩效及动因》(《社会科学家》2016年第6期)、《公平与效率：中国农村组织制度变迁与内生机理》(《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6期)等。
将因果机理作为一种方法论自觉，集中体现于《关系中的国家》一书。我是1980年代从事政治学学习和研究的。1980年邓小平发表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该文深刻反思了造成“文化大革命”的体制和历史原因。指出：“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众所周知，陈独秀是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五四运动”的旗手之一。中国共产党是在激进的“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成立的先进政党。为什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后，陈独秀等人却沿袭了古老的政治样式，之后这类现象仍反复发生？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只不过当时还没有自觉意识和能力去回答这一问题。进入田野后，在调查中发现，20世纪以后，宗族被作为封建因素受到强力摧毁，但进入21世纪，宗族的力量仍然存在。宗族村落不仅在广东，且在江西、福建、湖南、浙江、湖北、广西都广泛存在。而在西部云南农村的调查，竟然发现大量还保留原始形态的农村。这一现象对被现代化浸淫已久的思维形成极大冲击，也产生出问题：为什么古老的宗族社会形态保留如此长久，反复打击仍然存续？政治殿堂和乡村田野中的两大问题汇聚在一起，促使我运用因果机理的方法回答发现的问题：
1980年代之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也出现了预想不到的问题。这都表明，中国的政治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不可轻易视之。中国的国家演进是在内外交互作用下长期自我蜕变的过程。其背后受一种内在的结构性因素所支配。
多卷本的《关系中的国家》，试图从关系、关系扩展和关系叠加的角度探讨中国的国家演化和国家治理的变化性、复杂性和反复性的特点。
九、基于数据的量化研究法
中国的政治学自1980年恢复重建，主要是规范的方法，基本是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极其少见。我们从政治学进入田野后，开始有了一些量化研究意识。这种研究更多的是运用来自政府和报刊的数据统计进行。随着田野调查的展开，特别是进行问卷调查，量化研究的方法进入到我们的研究之中。但是，这种研究主要是项目式，即因为完成项目而收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项目完成之后，所收集的数据就搁置了，不能反复使用。这也是当时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状况。
2006年，我推动启动了“百村十年观察计划”，抽样选择了200多个村、5000个农户进行为期十年、二十年以至更长时间的跟踪观察。这一调查有固定的观察对象，有相对固定的调查内容，由此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除此之外，我们还进行了专题性调查，即围绕一个专题进行广泛调查，收集资料。
随着“百村十年观察计划”的推进，要求对资料进行储备、整理和加工，由此启动了数据库建设。当时，“大数据”的概念尚闻所未闻。在学校社会科学处石挺处长的协助下，我们联系学校计算机和信息管理领域的老师，协助我们建设数据库。可以说，我们是在全国高校社会科学领域最早从事数据库建设的机构之一。经过十多年努力，现在已建成“中国农村数据库”，包括“农村调查”、“农村文献”、“农村案例”、“农村多媒体”、“政治学文献”等若干子库。这一数据库已收入大量数据，为今后的量化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
为了进行量化研究，我们还设立了若干以数据作为支撑的平台系统，包括：中国农村社会动态跟踪系统、农村村情观测系统、农村政策仿真系统等。
在通过调查收集数据的同时，我们也开展了相应的量化研究，主要产出是政策咨询报告。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中国农村咨政报告》、《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2012、2013、2014、2015年卷)等。
正是在此基础上，当国家启动智库建设时，我所在的机构被视为教育部具有智库雏形的机构，后来列入教育部智库签约单位。
十
方法的多样性与相容性
我们作为政治学者进入田野时，所掌握的方法并不多。随着进入田野或者深入田野，所掌握和使用的方法愈来愈多。田野政治学得以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一种独特路径，相当程度上在于运用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从方法的角度看，田野政治学也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方法内生于问题之中。我们在进入田野时，政治学所使用的方法并不多。但随着对外开放，外来的方法愈来愈多。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法选择。为了推进田野调查和研究，我们还专门请专家讲授方法论课程。但是，在田野政治学发展过程中，我们一直是将问题置于首位，方法是跟着问题走的。为了更好解决某一问题，我们才使用最为合适的方法。例如在相当长时间，我们主要是采用定性的方法。当我们意识到当今的农村不仅仅是千差万别，而且是千变万化时，我们才重视跟踪和量化的方法。随着对问题认识的深化，我们才不断寻找最为合适的研究方法。如在相当长时间，我们对村民自治的研究主要是描述和分类，随着村民自治遭遇挫折，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了反思性认识，才重视因果分析方法。在问题与方法之间，问题永远是第一位的。提出、凝练好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最重要的方法。在这方面，田野政治学还有待努力。如高度重视将政策性、事实性问题转化为学理性问题，进行学理性探讨。只有转换为学理性问题，所研究的成果才更具有普遍性。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一书，将农民定义为权力结构中的弱者，便成功地将一个事实性问题转换为学理性问题。农民是一个具体的存在，但“弱者”是普遍性存在，“弱者”拥有权力结构中的武器便具有了普遍性。
二是方法的有效性在于对问题的解决，而不是为了方法而使用方法。科学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方法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方法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是否有效解决问题之别。采用什么方法服从和服务于对问题的有效解决，且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我们进入田野时，一是方法并不多，二是缺乏方法自觉。为此我们努力学习，还专门请从事调查的专家讲解，开设了专门的调查方法课程。后来我们发现，仅仅是课堂上的讲授是远远不够的。田野现场调查面临的情况十分复杂，需要调查者灵活处理。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不断深化对问题的认识，使用的方法也越来越多，并有了方法论自觉。这种方法论自觉对于学术的原创性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我们通过田野调查提炼出关系叠加的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可用以田野研究，而且可用以其他领域的研究。田野政治学得以作为有特色的研究路径，重要贡献之一便是在问题研究中内生出自己的方法。这些方法尽管有学习和借鉴，但都经过了消化和吸收，转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三是方法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科学研究是个体性行为。不同个体有其秉赋和偏好，使用的方法会不一样。千个师傅万个法。我个人没有受到系统的基础学校教育，高考的数学成绩只有10多分，我的量化研究能力不强。但是这并不排斥我对量化研究的关注。我很早就提出了数据库建设，推动量化研究。事实上，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所有方法。方法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可以从不同角度解答问题，互相启发。如果只有一种或者只能有一种方法，就难以创新和提升。在学术研究方法方面，力求百花齐放，力戒强制干预。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会成长，解决不了问题的方法自然会枯萎。思想市场的竞争只能够通过思想市场本身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