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学问要通过概念加以表达。概念是使用抽象化的方式从一群事物中提取出来的反映其共同特性的思维单位，通常由词组或短语构成。概念是学术思想的精粹、学人的身份符号。学术的长河可以说是由一个个概念命题所构成的。田野政治学是基于田野调查而形成的政治学研究路径，并在长期研究中获得政治学田野学派自觉，其重要标志之一便是若干具有原创性核心概念的建构以及形成的概念建构步骤。
一、概念自觉与标识性
人类的认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概念的建构，形成一套能够传播的知识体系。
人类的认识与其他领域一样，遵循着“先占原则”，即某些人由于对事物的认识在先，能够通过概念对事物加以定义，并能够广泛传播，从而形成“先入为主”的认识，获得话语权。后人在接受这些概念时，自觉不自觉就会进入其相应的思维通道，形成格式化、规范化的思维。这就是思想意识的力量。
中国很早就有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但受农耕文明的经验思维影响，缺乏形成一个由清晰的概念和知识体系构成的社会科学，许多论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社会科学率先由西方兴起。在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西方人创造了大量的概念，并形成了系统的知识体系，体现了知识生产的“先占”法则。梁启超认为：“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题立一界说，下一定义，然后循定义以纵说之，横说之”。这是中国社会科学不得不向西方社会科学学习，也是深受其影响的重要原因。这些概念已经成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今后还需要学习。离开了这些概念，社会科学就没有了立足的根基。在社会科学领域，概念除了词组外，还通过短语表达出来。这种短语是对学术思想最为精炼的表达，成为学人的标识性身份。人们一接触到某一短语，便可以知道是某一人或某一学派的思想和主张。如政治学领域，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到卢梭的“人生而平等”，再到亨廷顿的“人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一直到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等。
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学至20世纪才在中国起步，1980年代才恢复重建。政治学是一门外来学科。尽管进入中国后，其内容有新的变化，但大量的概念是外来的。我们在学习政治学时，自然而然地学习和接受外来的政治学概念，并运用这些概念思考问题。这种概念学习、接受和运用完全是在知识体系的传递过程中自然发生的，是一种思维的自在状态。
我是1980年代开始学习政治学的。在学习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政治学的知识，并加以运用。我参与撰写的第一部教科书是《通俗政治学》，撰写的是西方“文官制度”。当时就是依据已有的知识，运用现成的概念进行再生产。在再生产过程中，没有自我创造概念的自觉。即使是后来我自己撰写和出版了学术著作，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主张，但大多仍然是运用已有的概念，还没有自我创造概念的自觉。
文本是由概念构成的。如果研究限于文本，就会限于原有的概念。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张厚安教授体会尤深：
我本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已近半个世纪，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的25年，尽管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可是从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看，总跳不出一个“怪圈”，那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基本上是一种注释式、经院式、教条式的研究。我想，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遭遇，应该说，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学风。
我们得以超越既有的文本，走出既有的规范限制，得益于进入田野。这是因为，田野上的丰富事实是既有文本难以概括的。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的田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远远超越既有的文本。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国家在农村基层的管理体制实行的是在乡镇一级设立政府，在乡镇以下设立村民委员会。对于这样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下的事实，如何从理论上概括其特征呢？张厚安教授概括为“乡政村治”：
我在学术界首先概括并提出了在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在我国农村已经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新的政治模式，即乡(指乡镇政权)是国家依法设在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村(指村民委员会)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治乃是乡政的基石。乡政和村治的结合使我国农村政治有了全新的内容，今天我国广大农村就是通过5万多个乡镇政权和90余万个村民委员会来进行治理的。
“政社合一”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概括。“乡政村治”是对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乡村治理体制的概括。这一概括是一种新的概念。通过这一概念便能理解人民公社体制废除后中国的乡村治理体系，因此是田野政治学建构概念的重要开端。只是当时我们还没有理解建构概念对于学术研究和学派建设的重要性。
1990年代，“三农问题”成为研究热点，新见解、新观点、新主张很多。其中，中共中央编译局的荣敬本先生主持撰写的著作《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格外引人注目。这本书通过田野调查，提出了“压力型体制”的概念。所谓压力型体制，是指下级政府主要迫于压力而完成上级政府布置的任务和各项指标，上下级政府间处于压力状态之下。这一概念不仅反映了个案点的状况，而且可以反映农村基层治理的普遍性状况，因此得以普遍接受和反复引用。通过这一概念，我对于学术研究建构概念有了较深的印象，并注意在学术研究中生成概念。如我在2002年为《现代化、城市化与农村基层民主》写的书评中表示：
整体化与个体化是相互依存的。依此逻辑，在政治生活领域，国家化和地方性也是相互依存的，并成为理解政治制度生成和实施的重要分析概念。
但是，在相当长时间，我们对于如何在田野调查和研究中建构概念，还缺乏自觉意识。只是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随着不同观点的碰撞，我们才有了建构概念的自为活动。这就是2006年对“社会化小农”概念的建构。
当今的小农户已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如果我们仍然将当下的农户称之为小农的话，那么他们已成为迅速社会化进程中的小农。
持续不断的田野调查和研究，使我们有了建构概念的直觉。因为只有建构概念，才能用精炼的话语概括所了解的事实，表达自己的学术主张。这种直觉使得我们有了一系列建构概念的自为活动。正是由于一系列的概念建构，使得田野政治学获得了身份性标识。人们通过这些概念，很快便会想到它来自于田野政治学，而不是政治学的其他研究路径和学术共同体。
注：以下内容因有一小部分与承诺给刊物发表的文字有一定重合，故暂不公开，待合适的时间再全文公开。现只将小标题公开如下：
二、概念来源与原创性
三、概念反思与唯一性
四、概念形成与学理性
五、概念转换与扩展性
六、概念完善与竞争性
七、概念分类与通约性
八、概念生产与流程性
九、概念建构与体系性
十、概念贡献与学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