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学问，总是因为有特定的研究对象而引起。田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田野政治。田野政治主要指农村基层政治。在研究农村基层政治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作为一个专门的政治学领域进行研究的旨向，从而使得政治学由殿堂走向田野，产生了田野政治学的学术自觉，并力图构建政治学的田野学派。“田野政治”的内容扩展到广泛的基层领域，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田野政治学将有更为广阔的天地。
一、从农村基层政治研究切入
198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颂着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
田野通常称之为田地和原野，主要指农村。“在希望的田野上”意味着随着农村改革，中国大地上也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人们正在告别饥饿走向温饱。农村改革正在解决一件“民以食为天”的天大事情。只有解决了这一天大的事情，中国才有可能实现梦寐以求的现代化。而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传统因素的“农业、农村、农民”一度成为严重的问题，成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当政者，还是民众，目光都聚焦于田野。中国的政治学是1980年开始恢复重建的，从此有了专门从事政治学的学者，也才有了走向田野的政治学。
在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鲜明的国家导向。政治学是国家推动恢复重建的。恢复重建的目的是因为现代化建设有大量的政治问题需要研究。国家设立研究课题引导学者的研究。学者属于国家的教学科研机构，承担国家项目是重要工作。中国的政治学者最初走向田野，主要基于承担国家科研项目。
在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过程中，湖北省的政治学走在前列，活跃着一批政治学者。由于承担国家科研项目，逐渐形成一批以研究农村基层政治的学者。这些学者主要集中在华中师范大学，也使得华中师范大学成为田野政治学的发源地。
华中师范大学的农村基层政治研究最初以两条线起步。张厚安教授（1928－）是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后的第一批政治学者，1981年便为我们1978级政治系本科讲授政治学。张先生参加了国家“六五”（1980—1985年）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地方国家机构”研究，是项目成果《中国地方国家机构概要》一书的副主编。之后，张先生担任了国家“七五”（1986—1990年）规划项目“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研究，多位同校老师共同参与，之后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中国乡镇政权建设》、《中国县以下层次区划模式》等著作。
我本人（1955—）1982年毕业留校与张厚安先生同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工作。1984年就读硕士生，指导老师是从事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李会滨教授。1986年，我申报并承担了国家教委（现教育部）首批青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城乡基层政治发展研究”，出版了《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之后进入政治学研究领域，并参与张厚安教授的农村研究团队。
1990年代初，张厚安教授主持申报了国家“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出版了张厚安、徐勇主笔，项继权等人共同撰写的85万字的著作《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获得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一等奖。徐勇1992年承担了国家教委“八五”规划项目“现阶段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并于1997年出版了《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一书，获得了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自1990年代，以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老师为主体，形成了一个以农村基层政治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团队，承担了多个项目，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有了较大的影响，2000年，在原有基础上新组建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尽管华中师范大学的农村研究是以项目引导的，但申报和承担项目本身已开始体现了学者的自觉。
张厚安先生2000年回忆之所以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从事农村研究的缘由：
是什么原因促使我们一个时期来将学术研究的目光聚焦在中国农村问题上呢?
首先应该强调指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反思乃是我和中心的学者们能将学术目光聚焦在农村问题上的前提。我本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已近半个世纪，但是在改革开放前的25年，尽管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可是从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看，总跳不出一个“怪圈”，那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基本上是一种注释式、经院式、教条式的研究。我想，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遭遇，应该说，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学风。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学风方面的问题外，还有社会环境方面的诸多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乡村和城市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科学界也被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同时也对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挑战：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遵循什么方向?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要不要变?在反思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唯书、唯上、不唯实”了，不变是没有出路的。社会科学必须随着社会的变革而转换其研究内容和方法，变革的方向是为社会改革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出现社会发展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良性互动。
其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这种国情决定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而且，“三农”问题将伴随整个现代化的全过程。实际上，我们的改革正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如此关注农村问题的时代背景。
第三，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不久的政治学研究主要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导向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宏观构造方面，这被视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然而，政治实践常常以其自身的执着超越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作为中国改革始点的农村改革的实践将政治学的目光由国家上层引向农村基层。延续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不仅是经济体制的变革，同时也意味着政治体制的变动。经济体制的变革要求有新的政治体制来与之相适应。而新的政治体制的形成显然有待时日，并因此向政治学研究提出了需要关注的课题。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才明确地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口号，将政治学研究的视野投向当时主流政治学关注较少的农村基层。当然，就我个人而言，从事农村问题研究是有渊源的，1953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研究生毕业时，我的论文选题就是“农民问题”。特别是解放后，我参加过土地改革、合作化、公社化、四清等重大的农村改革实践，在脑子里留下了许许多多经常思考着的问题，需要得到科学的答案。
我1984年就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硕士，侧重于宏大问题关怀。19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促使我将研究转向微观基层政治研究。1991年，我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重心下沉：90年代学术新趋向》一文。文章指出：进入90年代，学术研究重心下沉，由80年代关注国家大势的宏观层面转向广阔实在的社会基层面。理由是：我国的基本格局已定，需要从基础社会着眼，作实实在在的研究；经过80年代的起伏波动，社会思维趋于冷静，将视野投向自身立足的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思维方式开始从简单地定论“应该怎样”转向重视“是怎样”，强调思维的具体、精致和客观性；学术研究从浮躁转向对社会的深刻理解。
在1992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一书中，我开宗明义，引述了马克思的重大命题：为什么东方国家上层多变，社会却没有什么变化，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为此，我提出：对社会历史发展奥秘的揭示，不能为一般的历史表象所迷惑，而需深入到社会深层，解剖社会内在的结构，揭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特别是在对政治社会发展的考察中，不能为极具诱惑力的国家上层权力更迭现象所纠缠，而应深入分析国家上层所立足的那个社会基础。需以广阔的多层次视野透视和剖析政治社会。自从国家产生以来，政治体系就一分为二：一是来自社会，又凌驾社会之上，以其强制性的权力控制全社会的国家权力体系；一是在国家权力的统辖之下，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深深渗透在日常社会生活之中的基础性政治社会。毫无疑问，上层的国家权力是政治体系的本质和核心部分。但任何国家权力的存在及作用都是以基础性政治社会为前提的。只有在注意国家上层变化的同时，对其立足的政治社会的状况、特点和变迁给予特别的重视，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规律和特点。
应该看到，1980年代到1990年代，也有许多政治学人将学术视野投向农村基层，并取得了不少有分量的成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沪宁教授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我与王教授于1980年代初期便已结识，后来互有赠书，2006年我到中南海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作讲解时，他还专门问及我的研究情况。王教授与我是同龄人，但对农村问题关注很早。他在1990年为《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一书写的前言中说到，“我对中国乡村问题的兴趣起源于18年前，那时我从中学毕业，来到江苏大丰的农村，后又转到上海奉贤县，历时四年半。那时我有机会接触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且在几位农民家庭里住过一段时间。虽然没有过多的理性认识，但乡村的文化、乡村的经济不发展、乡村的生活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深体会到幅员辽阔的乡村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忽略的基础。后来进入了复旦大学，不断地深化自己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作为一名政治学者，又不断丰富自己对中国政治的知识。……越是作认真和冷静的思索，越是剔除了浮光掠影的因素，就越感到乡村发展的重要性。……明乎此，我们总想找一个课题来说明这层关系：乡村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该书便是他申报的国家“七五”规划项目的成果。
二、田野政治的提出
1990年代后期，中国的现代化加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突出。2000年，由我担任主任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72岁的张厚安先生正式退休，中心集聚了一批学者从事农村问题研究，重点仍然是农村基层政治，成为我国研究农村基层政治的重镇。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愈来愈意识到，政治学研究农村农民问题，问题导向固然重要，但也要有学科意识，加强对农村农民问题的学理性研究。“田野政治”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被提了出来。
2008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从殿堂到田野》一文提出了“田野政治”的概念，并就如何通过实证研究加强田野政治研究作了系统的阐述：
村民自治研究促使政治学研究领域从高高在上的“殿堂”走向下里巴人的“田野”。在中国，政治向来都是那些居庙堂之高的人之事，普通百姓是无所谓政治的，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治产生于“宫廷”和“衙门”之中，田野无政治。进入20世纪之后，农村田野大地一度充斥着政治，但这种政治更多是动员政治。动员政治前所未有的赋予农民以政治主体地位，但这种抽象的国家主人却在公社支配体制下所消解了。他们可以高谈阔论国家大事，甚至发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豪言壮语，但是对于他们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却没有支配权。……家庭经营和村民自治正是围绕农民从抽象的主人人格走向具体的主人人格的体制安排。因此，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千百年来被政治所边缘化的农村百姓走向政治前台，成为政治主体。……因此，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必然要研究作为制度主体的村民和制度单位的村庄，并促使政治学研究从高高在上的殿堂走向“下里巴人”的“田野”。
村民自治研究促使政治学研究方法转变从“文本”走向“田野”。中国长期以来有政治无政治学，是因为在治国者看来，治国的文本经典足够他们运用。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天不变道亦不变”。即使是到了20世纪，“天”已大变，但从文本经典寻求治国理论资源的传统仍然未变，只是经典来源不同而已。……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本研究仍然是政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学者习惯的是以经典注解政策，以文本解释事实。但村民自治的实践改变着学者的思维与方法。当村民自治促使政治学由“殿堂”走向“田野”以后，已有的文本无法解释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并千差万别的政治实践。正因为如此，村民自治出现以后，学界有人发表长文，认为村民自治在经典中都不曾有，不过是“理论怪胎”。是不是“怪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其打那些永远打不出所以然的笔墨官司，不如到实地观察，以实践检验。所以，村民自治研究将一批“坐而论道”的学者引向乡土大地，在实践中了解事实，发现问题。在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厚安先生。张先生是1949年后接受政治理论教育的。数十年都沉浸在文本经典之中。但他深刻地反思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90年代初就提出了“面向社会、面向实践、面向农村，理论务农”的理念，并带领包括笔者在内的数位学者走出书本，走向社会。
这篇论文指出了由于实证方法在中国政治学中的运用时间不长，还很不成熟，也存在许多不足，并提出了克服不足的思路。在此基础上，论文就如何推进田野政治研究提出五个需要努力的方面。其中提出了对“田野政治”内含的扩展：
从狭义的田野政治转向广义的田野政治。政治学历来重视正式文本和上层精英话语的解读和研究。这个侧重点是由政治学的特殊性和传统性决定的。实证研究进入中国政治学领域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格局，导致了“重心下沉”，中国政治学研究从只注重正式文本和高层话语，转向关注村庄政治现象及底层政治行为，从文本政治走向田野政治，从精英政治走向平民政治。……对于政治学实证研究者而言，下一步更加紧迫的是进入真正的、广阔的田野，而是不是被精英所笼罩的田野；进入真正的平民的田野，而不是平民精英的田野；不是研究以村庄精英为代表的政治，而是广大农民所践行、感受的政治。从狭义的田野转向广义的田野，还必须从“田野即乡村”中走出来，城市社区、基层官员与政府等领域也属于田野，只要不是从国家正式文本、高层话语出发的调查研究都应该属于田野范畴，都是我们的研究领域。
2018年12月，我在《探索与争鸣》举办的“一个人的四十年”专栏发表“政治学：从殿堂到田野”一文中，指出“田野重塑主体、田野开拓方法、田野提供源泉”，认为：“从社会科学来看，田野不是大自然，而是在田野上生活的农民。关注田野，是关注田野上的农民。当我们将研究的视角从上层转换到基层时，必然要以田野上的农民作为研究对象。”“当广大人民不能作为政治主体自主、自立和自治时，政治文明的进程就会永远在路上！”
三、构建田野政治学的自觉
进入新世纪之后，农村农民问题相对缓和下来，解决“三农问题”更多依靠的是建设和振兴。我们的研究也发生变化，这就是由问题导向转向问题与学理导向并重。在对农村政治进行学理性研究过程中，必然要通过对学术史的梳理，为田野政治研究寻找恰当的位置，并提出进一步努力的目标，由此获得学术自觉。其重要标志便是于2018年发表的《政治学“田野学派”的崛起》的文章。文章提出：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政治学不仅起步较晚，更历经曲折，直到进入21世纪初步形成学科体系。随着一个年轻的现代国家的崛起，中国的政治学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而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促使政治学兴盛，以无愧于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其中，中国政治学的“田野学派”，已初具雏形，并由于学派自觉而不断成长。
从政治学诞生，就沿着两条路径发展。一是以形而上的整体性、一般性、抽象性的政治问题为对象，着重于提供价值与规范，以理想理念为据；一是以形而下的部分性、特殊性、具体性的政治问题为对象，着重于描述事实，发现事实之间的联系，以事实为据。
如果从传统与现代的时间维度看，现代政治学的最大特点是以人民为主体。中世纪君权神授的神圣性为人民的神圣性所替代。人民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原点和中心，其核心思想是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围绕这一原点，政治学研究又沿着两条路径展开。
（一）以抽象的人民整体为对象的制度建构。强调普遍性、普适性、合理性。通过合理的制度建构，所有人都可以获得自由、民主和福祉。这一路径可以称之为“建制派”。
（二）以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为对象的行为模式研究。强调特殊性、特定性、差异性。制度并非尽善万能，更非永恒不变。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的条件和处境决定了其行为模式，并制约着政治制度的建构和实施。这一路径可以称之为“田野派”。
中国的政治学一恢复，就是以研究制度问题为己任的，着重提供合理性与规范性。一是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指导，二是搭建中国政治制度体系。宗旨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主要成果是提供制度自信的理论基础，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制度。
由于以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其研究对象具有整体性，即对于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如人民、国家、政府、政党、民主等，都是作为一个宏观的整体进行研究的。这种规范性研究着重从价值层面研究政治问题，论证什么是好，应当的，对政治生活加以规范。其研究方式主要是论证、解释，重点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因此，在相当长时间或从总体上看，中国政治学属于居庙堂之高的学问。这种主要以整体制度为对象，以文本为方法的研究，可以称之为“建制学派”。
随着政治学的恢复，政治学人的视野开始从文本走了出来，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关注“是什么”的问题。……能够持续地将政治学研究由文本带向田野的是村民自治研究。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新型制度。与其他制度不同，这一制度的实施者是亿万农民，因而又是全新的政治实践。对村民自治的研究，促使一些学者走出文本，深入农村田野。一旦进入田野，研究者发现大量与书本不一样的事实。通过发现事实，使得政治学研究的视野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通道。
一是将居庙堂之高的政治学引入处江湖之远的农村田野。在1980年代之前，中国的政治学从未“下乡”。二是形成以调查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在这之前，中国的政治家们做过调查，政治学者极少有过调查。三是将研究对象锁定在农民这一群体，而不是人民整体。而中国农民是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生存的，并形成农民性。四是不断深化调查，并形成调查自觉。研究者在调查自觉中形成了自己的方法重点，即强调事实先于价值，着力弄清“是什么”的问题，由此提出“实际、实证和实验”。村民自治是农民的政治实践。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必须了解农民的存在条件、生存状况、文化意识的事实。只有了解由各种历史条件构成的底色，才能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与特色。五是在调查自觉中形成理论自觉。任何理论都是基于事实，但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穷尽事实。只有通过调查发现事实，才能在发现事实中建构理论。这种理论具有原创性，或者独创性。以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为对象，从事实出发的政治学“田野学派”呼之欲出！
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从村民自治研究开始，成为将政治学由殿堂引入田野的先行者，且一直将实证调查作为基本方法，从未中断，不断深化。只是长期致力于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政治学研究，但缺乏学派自觉。随着近年来国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派自觉才得以萌生。这就是政治学的“田野学派”。
学派是学术兴旺的标志，也是学术分工的要求。通过构建学派，可以在比较辨析中不断深入推进学科发展，提高知识增量，开拓认识视角。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和专业化的社会。只有通过专业化分工，才能将一件事做精。学术发展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政治学起步较晚，在相当长时间主要是搭建学科建设的基本框架，还未形成自己的学术自主性。大量丰富生动的政治事实为既有的理论所遮蔽。只有借助于从事实出发的研究方法，才能在发现事实中形成自己原创性理论，强化学术自主性。政治学“田野学派”的崛起，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当然，学派的形成是长期努力的过程。作为成熟的学派，至少有两个标志。一是有源流。学派是对过往思想的传承，总要从过往思想中汲取营养。任何学问都不可能凭空而来，自说自话，总是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创造，这样的学派才会延续下去。因为后人总是在前人的思想中汲取知识和智慧泉源。一是有自己的核心观点和方法。学派具有相对性，总是相对某种理论或方法而言的。如经济学的“奥地利学派”强调市场的功能，注重理论建构；“芝加哥学派”认为政府也不可或缺，注重经验事实。学派不是帮派，也不是政治立场，而是以共同的学术观点和方法为纽带的学术共同体。只有建立在共同认可的价值和方法基础上的学派才能延续，并独树一帜。
政治学“田野学派”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更关注整体性、一般性、抽象性之下的部分性、特殊性、具体性。不是从整体的、一般的宏观制度的角度研究政治问题，而是将政治问题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因此，在思想源流方面，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以历史与社会关系中的人为出发点，从自然历史进程中考察国家、国家治理及其相应的政治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方面强调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据，从事实抽象理论，从事实的关联性推导结论，而不是纯粹的理论演绎。因此，在思想源流方面汲取亚里士多德、孔德及行为主义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据的方法。
学术是天下共享的公器。学派只是学人基于学术分工，相对偏重，扬长避短，多方着力，共同推动学术发展的需要。因此，学派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也要并必须广泛汲取各种思想营养。政治学“田野学派”关注“形而下”的部分性、特殊性、具体性，但是以把握和了解“形而上”的整体性、一般性、抽象性为前提的。如果不能从整体上把握和了解国家的一般特征，就很难了解和把握国家整体之下的部分的特殊属性。政治学“田野学派”强调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据，但不排斥价值与规范，相反要在充分了解价值与规范基础上才能更好把握事实，认识事实，并通过掌握事实与既有理论对话。这样的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据的研究才有价值，否则就只是事实的“搬运者”，从而大大弱化研究功效。这恰恰是与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据的学派追求的可靠性、可用性和准确性的目的背道而驰。
从根本上说，中国政治学的“田野学派”是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研究学派，是相对于传统政治学规范研究而言的。其主要使命是尽可能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去发现大量被遮蔽或迅速变化着事实现象，去寻找事实现象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进一步深化人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它与规范研究尽管在出发点和方法有所不同，但目的都是一样，都是为了推进政治学科的发展，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它要研究制度下的人，但不排斥制度，且将制度作为人的研究的重要基点。
《政治学研究“田野学派”的崛起》一文是田野政治学进入自觉的标志。但人们对如何将田野与政治学关联起来的认识有所不同。只是由于长时间的积累，田野政治学的路径和身份已为学界所熟悉。2020年8月26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头版刊登题目为《基于田野实践构建中国政治学理论》的长文，对于田野政治学的构建作了专门介绍。2020年9月，为了进一步强化学术标识，“田野政治学”公众号得以推出。这是“田野政治学”作为一种学术路径和认同这一路径的学术共同体的正式身份标识。为了使这一身份标识更为明确，相关人员经过讨论达成“田野政治学”的基本共识：
田野政治学要有明确的内涵和清晰的界定，简而言之即“有学术关怀的田野调查，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原创性理论”。首先，田野调查为学术研究的基础，这是一个基本共识。在这样一个共识之下，田野政治学可以分为不同的分支和主题。其次，田野政治学强调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要注意与实证政治学的关系。田野政治学更加强调田野的现场感和学术研究的田野思维，现场感提供学术研究的灵感，一手材料和田野思维，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在此要求下，田野政治学将是一个开放的学术共同体，并不局限于我们自己所做的调查及研究。最后，田野政治学一定不能忘记政治学的学科属性。我们做了大量调查，比如家户制，积累了数亿字的家户口述材料，如果不能提炼到国家形态的层面上，就没有学科属性，这一点恰恰是大有开拓余地的。我们要用政治学的概念做研究。
四、构建田野政治学的进一步思考
社会科学都是围绕人，追求人的美好生活为目的。政治学是为了美好的政治生活。田野政治学以田野政治为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是为了田野上的普通民众的美好政治生活。田野政治本质上是民众，在相当长时间是最庞大但政治上最弱小的农民的政治。政治学进入田野，也就进入到农民生活，并将农民作为研究对象。这是过往的政治学极其少有的，也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之一。中国政治学尽管年轻，还要向外国学习，但并非一无是处，更不必妄自菲薄。中国曾经有严重的农民问题，在解决农民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了田野政治学。美国曾经没有农民问题，也沒有相应的田野政治学。“在一次政治学国际论坛上，有一位美国学者中肯地说：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都是跟着美国学，美国人说什么，中国人说什么。……只有农村政治或者说村民自治领域，是中国人说什么，美国人说什么。” 当下，美国“农民”问题日益突出，该是美国建立田野政治学的时候了。如今学者们夸夸其谈民粹主义，却不知道民粹主义的深厚土壤。美国政治学者也需要扎根美国大地做学问，去了解“庄稼汉”们为何愤怒，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一个投票数据。我们好不容易产生了一门田野政治学，自己不加珍惜，岂不是舍本逐末？尽管由于主客观原因，田野政治学在其发源地也有可能难以为继，但以普通大众为对象的田野政治学精神会延续。只要有人，有普通人的命运，有对普通人的命运的关注，田野政治学就有生命力！
当然，田野政治学还很年轻。田野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一种路径，一门有特色的学问，还要着力构建。就如修建大厦，田野政治学能否进一步构建好，取决于我们能否善于融通各种资源。
一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最大增量资源。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解放的学问，最关注普通民众的解放，经典作家们著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名篇。中国政治学者得以走向田野，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对普通民众的关怀，有一种民众情结。王沪宁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前言中提到他为什么关注农村研究农村的理想，在他看来：“中国哪一天可以说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了，我想应当是整个社会均衡的现代化，是11亿人共享的现代化，而非城市或一部分人口的现代化。”田野政治学以普通民众为对象，需要有一种对民众的亲近感，一种民众情结，才有可能去认识他们，理解他们，发现他们，而不是简单地将其作为研究客体和冷冰冰的数字。只有带着民众情结，而不只是为了做一个课题，才能持之以恒从事田野政治学研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政治学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普遍不足，做农村研究更多的是一种任务，而缺乏对民众的天然情结。这是未来田野政治学构建能否持续的关键问题之一。
二是扎根中国大地，从中国大地上汲取理论的源泉。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因问题而生的。农民问题产生于中国大地，也只有立足中国大地才能解决。田野政治学是在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中生长的，是一门内生于自己的问题，内生于自我对问题研究的学问。只有始终扎根中国大地，面对社会大众，才有不竭的源泉。张厚安教授在进入农村研究之初便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即“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这一方向仍然是田野政治学构建的基础。田野政治学之所以能够产生一些成果，根本上就是扎根中国大地，从中国大地上汲取理论的源泉。扎根愈深，理论愈有可能深刻。当下中国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做学问和学术考核的功利性愈来愈强，很难平心静气到农村扎根调查，并从中汲取理论源泉。没有田野源泉，田野政治学必然会枯萎。
三是在开放中推动原创性研究。学问的生命力贵在独创性和原创性。田野大地为田野政治学的独创性原创性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但是田野不能自动产生政治学。政治学人走向田野，不是为了将自己变成一个农民，而是为了推动政治学研究。这是田野政治学的初心。张厚安教授提出“理论务农”，并于2010年强调：“当我们重视深入实际，重视实证研究的时候，一定要防止‘忽视理论’的倾向。希望我们的年轻朋友，不要满足于发表几篇实证调查报告、论文或出版一些著作，还要重视读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重视把深入实际研究的成果进行理论升华，要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形成系统观点，要创立学派。”田野政治学从田野中汲取源泉，提出了一些理论，但还不够，还要通过广泛吸收各种学术资源，推进学理化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理论的原创性，是基于事实经验内生出来的理论，而不是将现有理论与事实经验进行简单的嫁接。理论一定原生于田野，否则就不是田野政治学了。在理论研究中，势必学习国外学术成果，但这种学习一定是以我为主，学什么不学什么，应该有主体性。“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国外同样的结论，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没有独创性原创性，也就没有田野政治学。如果以外国学术为准绳，就不是田野政治学而是其他政治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