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王朝荣枯兴衰，无不作周期的运转，由诞生而兴盛，由盛极而败亡。人们在思考，是什么推动着中国文明的循环演化，其中的动力原理又是什么。中国古代历史的周期变化，其性质为土地文明运行；文明运行的主体是“人口”。人口与土地的对应链接，形成“人口-土地”生态链接。这样的链接处在守衡、失衡的变动状态中。守衡，则天下治平，失衡则天下动乱。社会生态的守衡，依靠的是主动的社会生态调节，调节得当则社会治平，调节失效则社会动荡，被动性的“自然调节”旋即登场，这就是灾害、疫情、饥馑与战争。由此，中国出现如下的历史“大周期”：人口-土地-失衡-调节-调节失效-战争。历史的启发是，当世界由古代走向现代，所有古代的调节手段大体失效，唯一的出路当是转换生态链，从旧有的“人口-土地”连接转换为“人口-市场”链接。
一、“土地生态链”及其平衡和失衡
丛林文明、土地文明与市场文明，是人类由低及高,走过的三个文明梯级。“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休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人类为生存所组成的不同的“与自然界的关系”，成为人类不同的“生态链接”。三个文明，被三个不同的生态链接决定：人口与丛林的链接、人口与土地的链接、人口与市场的链接。人口与丛林的链接形成丛林文明（原始文明）；与土地的链接，形成土地文明（古代文明）；与市场链接形成市场文明（现代文明）。
这里使用的是具象的“人口”，而不是抽象的“人”。“人”不仅作为生产力而存在，也作为消费力而存在。人在生产的同时消耗着自己的生产品，消耗着粮食与能源。人不仅生产“生产品”，也生产“生产者”，即“人”本身。把“人口”作为人类生态链接的前项设定，是在强调地说明“人”所具有的三个特性：生产性、消费性与增殖性。
“人口”是人类生态链接的“主体”，而丛林、土地、市场，则处于“载体”的地位。大凡一个文明的存在与延续，取决于生态主体与载体之间的平衡，亦即取决丛林、土地、市场对于人口的“承载”状态。倘若生态载体尚可承载人口而显示平衡，这个文明即可生存与延续。反之，衡量的生态载体无法承载超量的人口，则出现“载体”与人口失衡的信号，这时的文明就会面临消亡与中断的危险。为避免文明的“消亡与中断”，人口与载体之间，会出现生态调节。
“人非土不立”，中国文明是“土地”的文明，体现“人口与土地”的紧密链接，其国家性质是农业国家，其生产方式是自然经济，其社会组成是农民。“农本主义”是这个社会的核心思想。农业为立国之本，民生之基。“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 [2]，“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背靠土地，别无他求。《西汉会要》记龚遂为勃海太守，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于是力劝民“卖刀买犊”，回归本业。[3]“凡建邦国，立其社稷”,《通典》解释“社”的字义：“社，或即为之曰土”，所谓“社”，中心意义就是一个“土”。
“人口”一旦与“土地”结成关系，即形成自然法则。这个法则具有以下两个特点：1、“人口的无节制增加”，2、“耕地的无节制递减”。第一，“人口的无节制增加”。在古代，农业人口总无计划可言，而以“不可逆”的方式无限制增长。农业劳动的集约性、季节性与单纯性，刺激了对劳动人口的“无节制需求”；农业社会希求“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传宗接代”思想传统，成为人口增加的观念原因；地球上最温暖湿润的地带是最适合生物生长的地带，是最适合农耕的地区，也是最适合人口繁育的地带。形成于南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强大的暖湿气流吹过欧亚大陆，南起日本，中经中国、东南亚，北至印度的广大地区，形成“季风地带”。季风地带聚集了古老的农耕国家，培育了伟大的农业文明，同时形成膨大的人口大国。
第二，可耕土地的“无节制递减”。相对于人口的无节制增加，耕地面积在绝对意义上，总处在不断递减的过程中。气候变化及森林植被递减造成土地沙漠化；人口增加，住宅面积扩大；因工商时代的到来,大量土地被圈占等，是造成耕地面积递减的几大原因，而土地肥力的不断减少，也成为耕地绝对保存量减少的要因。一定范围的土地上，由于土地生产潜力的影响，递加投资不能相应增加农产品的产量，达至一定限度后受益必然递减。这条规律成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理论基础。从长时段的视野看，土地作为人类的生存资源，绝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人口的无节制增加”与“耕地的无节制递减”的矛盾冲突，成为“土地社会”矛盾冲突的生态学原因。由古及今，历代中国知识分子都已经看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明代中叶，徐光启提出：“人生之率，大抵二十年而增”，人口增加而土地不增，由是社会由安而乱。汪士铎论清代人口数量每30年增长一倍，“天下入丁三十年加一倍，故顺治元年(1644年)一人者，至今(指1855年左右)一百二十八人”。他也看到人口与土地失衡状态，所带来的危害：“地不能增，而人加众至二、三十倍，故相率为盗以谋食。又地皆山，为商贸之所不至，贫密甲天下”。人口既然增加了二、三十倍，而土地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增加，其结果大量农民从土地上流出，而成为流民，“相率为盗以谋食”。他已经看到，商业市场的发展，可以疏散、吸纳与疏导人口，然而如果一个地区，其地处山地，交通不便，商业不兴，那也只能专心务农，结果土地上开不出活路，“贫密甲天下”。就此，汪士铎主张通过“减民”将人口维持于一个可控的常数，“使减其民十之七、八，则家给民足，驱之为乱，亦顾恋而不愿矣”。当然依照他的说法，施行起来自有很大的困难。因为依当时在籍人口4．32亿之众计算，减民“十之七、八”，就是说要减掉3—3．4亿人。[4]
清洪亮吉也具有同样的看法，“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然言其户口，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夫妇二人，宽然有余。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父子四子各娶妇，即有八人。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已不下二十余人。又自此而曾焉、元焉，视高、曾时已不下五、六十倍，不分至十户不止。隙地闲廛，增六倍、五倍而止矣。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钱穆写《国史大纲》，复述洪亮吉以上的言论，指出洪氏值乾嘉盛极转衰之际，他的言论是“指出当日由户口激增而影响一般生活之最好例证也”。[5]
当代罗荣渠认为：在前现代的农业社会中，人口增长一般都是非常缓慢的。中国从汉代到明初的一千多年时间中，人口变化的幅度大约是四千万上下到八千万上下。但从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人口猛然增长约五倍。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人口增长三倍左右。就清代而言，人口增长最高期是1680年平定三藩之乱之后到1730年代，到1850年前后中国实际人口至少应达到4.5亿左右。罗荣渠强调，这是世界人口学上罕见的奇特现象。虽说这一大增长对清王朝的社会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还有待深入研究。但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即到十九世纪中叶时，中国传统的农业技术与土地产出潜力虽不能说已经用尽，但由于人口增长与耕地增长极不协调，潜在的社会不稳因素与日俱增。[6]
二、社会生态失衡与被动的自然调节
在讨论生态平衡这个概念的时候，所认识到的是自然与生物之间的关系。把自然与生命之物质量与数量的平衡说成是生态的平衡，应该是对生态平衡学说的简约解说。地球的自然环境在变化中，被自然孕育的林林总总的生命物种，必然与自然变化相调适，以求“适者生存”，而“适者生存”的过程，就是“自然选择”的过程。许多生命体逃不过自然选择的关口，而被淘汰。地球生命史学举不胜举的史例证实了这个自然铁则。对自然选择的适应性的高低，决定了生命类型的不同。单细胞类、多细胞类、卵生类、爬行类、哺乳类，以至于人类，生命等级由低及高，形成“生命等级”。人类经历无数的自然选择的过程，成为地球生命世界的胜者与王者。
而当人类这个生命之王一旦加冕，本身又进入第二轮的自然选择之中，这就是“文明选择”。人类在其社会的进化中，选择最佳的生产方式与社会构成，以对应自然的挑战与种群的竞争。有文明既适合自然的选择，也适合种群的竞争，站在了文明的高端；有文明不知进取，而停滞在文明的低端，面临沉沦与灭亡的威胁。从原始的丛林文明到中世纪的土地文明，直到今天的市场文明，这三个文明，是人类进取发展的三级跨越，在进化坐标上注明了不同的等级区位。历史已经说明，高位的文明将战胜低位的文明，一切停滞不前的文明，都将陷落于败亡与悲情。中国自1840年以后的奋起，源于对文明进步与保国保种之间的关联意义的醒悟。
应该看到，人类虽然已经让自己有了“质量”的提高，但也就是这样的质量的提高，导致了人口数量无限制的膨胀。而所谓生态的自然平衡，是说大自然只允许某个生命体保持一定的数量。这里必然有一个数量“极限”，处于这个极限之内，就是生态的平衡，而超越这个极限，则造成生态的失衡。这个数量极限对于所有的生命体都适用，即使人类也概无例外。地球为保证生物数量不至于过限，而设置了“食物链”，这在动物界特别明显，低等的动物是高等动物的食物，高等动物依靠吃食低等动物而维持生命。食物链的存在，使各类生物保持一定的数量。由于人类成为最高等的动物，处于食物链的顶端，这使人口总是膨胀，总是超越自然的“极限”。
人口的膨胀，引发自然的失衡，而自然界总有“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着人口与自然的平衡，对于土地社会而言，总要把人口限制到“土地“可承载的数量之内。这就是人口的“自然调节”。这个自然调节的信号是最初体现的是疫病、灾害和饥馑。
“人口增加力，既如此超越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的力量，人类自不免在某形态下发生夭死的情事”[7]，“就有疫病季、流行病、传染病、黑死病，以可怕的军容冲前来，扫除几千万的人”。[8]战乱常与灾荒与饥饿联袂而至，使整个村庄，由于“受到战争、饥荒和疫病的损害，甚至变得荒无人烟。”[9]大自然似乎存心与人类作对，其目的非常明显，非得把人口压缩到一定限度后方可罢手。假如疫病的传播还不能达到减少人口的目的，接下来的就是灾荒与饥馑。“设仍不能完全成功，遂有巨大而无可避免的饥馑，为其后卫，以一有力的打击使世界的人口与食物平衡”，“饥馑似乎是最后而又最可怕的天然手段。” [10]
饥馑、灾害、疫病也同样袭击中国，成为调节人口与土地均衡的自然功能。史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11]汉唐为中国盛世，而就在这样的时代，自然对中国人口的调节也显而易见。汉初发生过“大饥馑，人相食”的惨剧，据史记载：“汉兴，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12]在唐代，由于受地形及台风双重因素的影响，衢州、婺州、括州3个地区多次遭到山洪袭击，溺死近万人。其中显庆元年括州“坏安固、永嘉二县，损四千余家”。宣州泾县的一次山洪暴发，“平地四丈，溺死者二千余人”。元和十一年（816年）六月，大范围降雨，引起“密州大风雨，海溢，毁城郭；饶州浮梁、乐平二县暴雨，水，漂没四千余户；润、常、潮、陈、许五州及京畿水，害稼”。[13]而到了清代，这样的情况更形严酷。“整个19世纪40年代，本部十八省1500余州县中，每年平均有三分之一的县份受各种灾害。在1876--1879年的华北大旱灾中，陕、晋、冀、豫、鲁等省死亡了一千三百万人。” [14]
如果说，灾荒与饥馑还不足以让中国的人口减低到均衡线以下，那么接着又有骇人的疫病继续登场，实现神秘的“减人”目标。金天兴元年（1232年），元军围攻汴京，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15]曹树基指出：“在万历及崇祯年间华北两次大的鼠疫流行中，三省（晋、冀、豫）死亡人数合计超过1000万”，疫死率近四成。[16]同治初年的灾疫，是以霍乱(吊脚痧、转筋痧)这种烈性急性传染病流行为主，以细菌性痢疾等胃肠道和其他多种传染病掺杂在内的特大全国性、综合性瘟疫流行，死亡人数估计超过百万，尤以同治元年的灾疫危害最深，范围最广，以战争激烈的安徽、江苏、浙江三地受灾最为严重，江苏、浙江三年都有疫病在流传，证明疫病从未停息过。[17]如张剑光在其《三千年疫情》《前言》中说，疫疾为人类带来的最为直接的灾难是大量人口的死亡。中国历代老百姓被疫病夺取生命的总数是无法算清楚的。一场疫病死去数十万、数百万人，在古书中每个朝代都曾出现过。
三、战争与中国历史的“大周期”
前文说的灾害、饥馑与疫病固然对中国人口的减少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还不足以将中国的人口减少到限量之内。这样就会有战争的发生，唯有超大规模的全国性战争，方可最大程度地将过剩的人口压缩到自然允许的极限之内，让社会恢复“人地均衡”，传统的土地生态链重新接续与复原。
历史由秦至到汉，因为期间经历过大的战争，从原来的2千多万减少到1千万。史书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户口可得数才什二三”。公元156年中国人口5000万左右，至公元263年时仅余500余万人了。西晋初年傅咸说：“户口比汉十分之一。”。曹操破徐州坑杀难民，“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192年，董卓部将破长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隋朝人口近五千万，近九百万户。但唐初武德年间全国只有二百多万户，到贞观时总户数才达三百余万户，仅为隋朝的三分之一。唐代生产发展了，人口又上升到五千万，但经过唐末大动乱和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时，全国登记只有三百万户左右。宋代人口又增至六千万左右，还有的学者认为宋代人口总数曾达一亿。但经过元、明两代，清初（顺治12年）1655年，人口仅为14033900人，与明末1626年（天启六年）总人口51655459相比，二十年间人口减少数千万。[18]
十九世纪初，相继出现边疆民族、白莲教徒等分散发动的十多次地方性大骚乱。到十九世纪中叶，发展成巨大规模的全面性起义。其中震撼南方和中部各省的太平天国革命（1850—1864年）和几乎同时蔓延于北部各省的捻军大起义，给清王朝以毁灭性地沉重打击。清朝镇压白莲教耗银一亿二千万两。清王朝为镇压“叛乱”的总耗费，估计大约为白银八亿五千万两。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全国人口总数急剧减少大约一亿之多。战乱地区的土地荒芜，一直到八十年代很多地区所耕地都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19]
如前所叙，战争起到的最大社会效果，是减少了多余的人口。这种绝对的自然手段，最终回复土地与人口的均衡。除此之外，战争还达到以下几个目标：第一，摧毁了腐朽的旧政权。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可以分作早亡的小王朝与“长寿”的大王朝。一般说来，小王朝的不过几十年至百余年，而大王朝的寿命也大体三百年。每个王朝不管其兴起之初是如何繁荣稳定，而到其后期，都会因王权的衰落、官僚的腐败，而导致统治功能失效，支配能力衰弱，就在这个时候，农民战争给予衰败政府以最后一击，促其崩溃。第二，摧毁了社会的最大的“强者”，即贵族与官僚。他们曾运用手中的特权成为中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与财富占有者。第二，扫除了另外一个强者，即商人集团，他们与政府力量结合，同样成为社会上的土地与财富的重要占有者。第三，冲击了地主阶级，许多“民间”地主同时被驱被杀，旧王朝的地主租佃制度受到波动。第四，由于贵族、官僚的被消灭，地主及商人集团的被冲击，造成大量土地“抛荒”。第四，农民战争一把烈火不仅“焚烧”了“普通”人口，同时也“焚烧”了上面说的贵族、官僚、地主与商人这四种强势人群。
文明可以把中国周期发生的战争分成局部战争与全国规模的大战争，又可以把战争分成仅局限在国内与汉族内部的战争与少数民族入主中国的战争。只有那些全国规模的战争，尤其是国内战争与少数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争才是对历史变动发生最大影响的战争，唯这样的的战争，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调整人口与土地的平衡，最大限度地把人口减少到土地所能容纳的限度。中国人口与土地均衡的调适程度，与战争规模的大小成正比。
大规模战争为新王朝的崛起廓清道路，为新王朝接受历史教训推行改革创造了条件。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朝代，都是全国性大战争的产物。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新王朝无法诞生。战争规模愈大，对旧王朝的扫荡力度愈大，新王朝愈巩固，出现昌明盛世的概率也愈大。
新王朝的改革对中国人口与土地的均衡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这样的改革大体不出以下的几番套路：第一，将旧贵族官僚与大地主的土地以基本平均的方式分配给无地农民，创建与恢复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为特色的“地主租佃”及小农自耕制度。第二，推行屯田制度，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增加国家田亩数量，同时也颁布法令，承认垦田归私。第三，实行“无为而治”的路线，轻徭薄赋，改革税制，“与民休息”，减轻农民负担。第四，迁徙人口，允许人口从土地贫瘠地区迁徙到人口较少的富庶地区。这样的平均人口的做法往往可以继战争减少人口之后，再次缓解人口压力。大凡新王朝开创之初，都出现过“盛世”，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以及清代的“康乾之治”等等。究其原因，是因为新王朝建立伊始，由于“殷鉴”在前，大体能够吸取前朝教训，励精图治，以至皇权十分坚强，吏治比较清明，足具强大的组织力与统治力，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切实有力地推行改革，而根本的原因，又在于大规模的战争业已将人口与土地调适到一个相对均衡的程度。设若没有战争的巨大作用，任是推行什么“好政策”都无法兑现。这方面王莽改制的失败就是最好的说明，其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为其改革廓清道路，提供前提。
然而，历史总在发生变化，最大变化就是一旦社会走到“繁荣稳定”的平台，人口大潮重新汹涌而来。中国有乱世也有盛世，乱世人口减少，盛世人口剧烈增加，无组织、无计划，无节制，最终冲破“土地”所能承载的底线。由此，历史又将重演，流民重新涌现，社会矛盾再次加剧。历代皇帝和他的臣子自然还会沿用旧法进行改革，然而人口早已超出极限，一切改革措施都已无法降低高涨的人口“水位”。尚且，皇权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有机体，只要是“有机体”，就会由诞生、兴盛走向衰老与死亡。王权既已衰弱，吏治既已腐败，再也无力应对冲突的激化与流民的骚动。战争再次爆发，旧王朝最终藏身于烈焰火海。
这样，文明就勾画出中国历史运行的“大周期”：人口超限-土地生态链失衡-流民剧增-社会冲突-社会调节-均田-屯田-移民-降低租赋-抑制兼并-裁制工商-社会调节失效-自然调节-灾荒-饥馑-疫病-自然调节失效-土地生态链断裂-流民战争-人口减少-豪强亡佚-土地抛荒-战争调节起效-人地均衡-新皇朝诞生-重新启动社会调节-均田-屯田-移民-降低租赋-抑制兼并-裁制工商-调节起效-土地生态链修复-盛世来临-人口超限。
四、从“土地生态链”到“市场生态链”
考察中国历史运行的“大周期”，产生诸多感想：第一，这个“大周期”，包含以下主要概念：1、土地生态链。2、土地生态链的失衡与断裂。3、土地生态链的修复与平衡。3、社会调节（均田-屯田-移民-降低租赋-抑制兼并-裁制工商）。4、自然调节（灾荒-饥馑-疫病）。5、流民。6、战争调节（流民战争）。可以把中国历史大周期作以下的简明描述：土地生态链的失衡与断裂-流民-社会调节（均田-屯田-移民-降低租赋-抑制兼并-裁制工商）-社会调节失效-自然调节（灾荒-饥馑-疫病）-战争调节（流民战争）。
第二，中国历史运行大周期的核心元素是“人口”与“土地”相链接的“土地生态链”，它成为中国基本的社会生态系统，成为中国人的生命线与“命根子”。所谓“土地生态链”，是“人”与“土地”之间紧密的生命链接。有土则生则盛，无土则亡则衰。
第三，人口对于土地的平衡与超限注定了中国的命运。人口超限，土地生态链失衡与断裂，国家动乱。人地平衡，土地生态链平衡与修复，国家兴盛。
第四，“大周期”显示，人地平衡，土地生态链平衡与修复总是相对的存在；人地平衡，土地生态链失衡与断裂却是绝对的存在，而其一旦失衡与断裂，调节手段必是灾荒、饥馑、疫病与战争，而战争为最有效的“终极”调节器。
第五，土地生态链的平衡与修复并非一劳永逸，会出现新一轮的失衡与断裂，于是又出现流民战争，如此反复循环，绵延不绝。所以古代中国历史大周期，本质是历史的“大循环”，每一次循环都重蹈覆辙，土地生态链的本质不会改变，中国历史的长期停滞缘由于此。此如黑格尔所说：“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20]
概括以上得出的结论是，要打破中国的历史大周期与大循环，避免流民战争的反复再演，唯一的办法是改弦易辙，将古老的“土地生态链”改换为“市场生态链”，将古老的“土地社会”变化为现代的“市场社会”。布罗代尔说，从十九世纪开始人们已经掌握了比较科学的人口统计的方法，真正的人口统计1801年在英国进行，所统计的结果已经比较接近真实的数字。统计的结果表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方是欧洲和亚洲，“欧洲和中国过去和现在都集中着地球最大部分的人口”。欧洲和亚洲的人口在急剧地上升，“似乎经济停顿、自然灾害和人口大批死亡都未能阻止这一前进运动”，这是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历史的基本事实，这不仅降低着这两个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影响到这个地区的整个的社会状态。他得出的结论是，“世界的一切无不要同人口压力相适应”。人们为了克服怎样的压力进行种种的努力，这包括“占领新的土地、移民、开荒、改良土壤、居民向城市集中”，然而一切的试验结果都已经失败，因人口压力带来的还在增大，以至出现不可逆料的结果。在布罗代尔看来，资本主义就是被人口的压力逼迫出来的。[21]
“欧洲的发展，甚至世界的发展，无非是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域，把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远近贸易纳入理性秩序，而所有这些贸易加在一起就趋向于创造一个有整体性的世界。”[22]的确，市场可以纳入“越来越多的人”。中国理应换一个活法，理应将脱离人土链接的“土地生态链接”，改换为“市场生态链接”。土地难以再造，市场可以增量。土地是硬化装置，市场是可塑构造。土地，只限于国内；市场却可开发于海外。土地的“容量”极为有限，而市场的“容量”几近无限。市场像海绵可以吸纳人口，像渠道可以引流人口，像广场可以疏散人口。拒绝“市场”，坚守“土地”，如同堵塞泄洪的渠道，人口的“堰塞湖”必然决堤溃流。“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大土地占有和大农业，完全排挤了靠自己经营为生的农民；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几百年来一直发生着同样的过程，在这里农民也是日益被‘驱逐’，或者至少在经济和政治上日益退居次要的地位。”[23]流民，就是失地农民，因市场的作用农民转化为农场工人，流民问题也得到舒缓。
亚当·斯密认为，在一些“未开化的国家”，虽然说这些国家的人们也在努力从事劳动，尽其所能地创造劳动产品以养活自己及本国的老人、儿童和病弱者，“然而这些未开化民族的生活非常贫困，以至于常常迫不得已，或至少认为迫不得已又是直接杀害他们的婴儿、老人以及经常患病的亲人，有时遗弃这些人，任其饿死或被野兽吞食”，与此相反，“文明和繁荣”的国家就不是这样，这些工商和市场的国家，采用的已经不是陈旧的封闭的、农业的生产方式，结果“这个社会的劳动产品如此之多，以至于这个社会中的一切人都经常有充足的供给，就连最低层的贫困领导者，只要他勤俭，就能享受到比任何未开化的人更多的生活必须品与便利品。”[24]市场可以发展生产，可以为一个国家提供最大的生产力，可以让这个国家的人民从贫穷走向富裕。有了更发达的生产力，有了更富裕的人民，“人口问题”自然消解。
市场可以抑制人口的无节制增长。传统农业需要多数量的劳动力，简单劳动力投入愈多，产出愈多。人口与土地链接，人口必然超量。现代市场需要的高素质的人口，投放人口愈多，市场利润愈少，人们的生育观点将会随之改变。人口与市场链接，人口必会适量。中国不是土地大国，中国也不是资源大国，走市场道路是中国唯一的选择。中国如果出问题，就出在“坚守”土地道路，拒绝市场道路，拿不出应对之策。均田，已无多少田亩可均，每户能均多少？垦田，已无多少荒地可垦，每年能垦多少？移民，中国这么多人口，往哪里去移？古代中国用过的以上三个“法宝”，放在今天效果寡而危险多。古代中国人没有今天多，人均土地也比现在多，尚且不能解决人口问题而引来天灾（灾害、疫病、饥馑）、人祸（战争），更何况人口极多，土地极少的当下。历史与现实都已证明：继续古老的“人口-土地”生态链接，土地将继续滋生大量人口，直至“人口爆炸”，有限的土地还将继续“排挤”超量的人口，直至产生巨量的流民，严重的社会问题随之到来。看来，“治世只贩古时丹”已经无效，唯一的方法是转换生态链接，从旧有的“人口-土地”链接转换为“人口-市场”链接。为此，中国方可超越传统的危机，达至长治久安、国强民富之胜境。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2] 陈绍闻、姚家华、徐培华：《中国经济史学要籍介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7页。
[3] 徐天麟：《西汉会要》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87页。
[4] 刘永佶、张华、王郁芬：《历史的经济大思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100题》，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366页。
[5]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69页。
[6]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257页。
[7] 马尔萨斯：《人口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8] 马尔萨斯：《人口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71页。
[10] 马尔萨斯：《人口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11] 《晋书·食货志》。
[12] 徐天麟：《西汉会要》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82页。
[13] 袁祖亮、闵祥鹏：《唐五代时期海洋灾害成因探析》，《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第80页。
[14]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页。
[15] 脱脱等撰：《金史》卷17，《哀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7页。
[16]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31页
[17] 林兰：《同治初年全国性特大疫灾》（二），引http://cache.baidu.com。
[18] 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169页。
[19]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259页。
[20] 引[法]佩雷菲特著，王国卿、毛凤支、谷炘、夏春丽、钮静籁、薛建成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
[21] 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版1992年版，第41页。
[22] 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 卷，北京：三联书店版1993年版，第227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5页。
[24] 亚当·斯密：《国富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