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论：在公布数字的背后

1959年-1961年，在20世纪的中国及至世界的灾害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三年。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一提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亲历过的中国人都会想起那个饥饿的年代，那些到处饿死人的日子。但是，对于在这一“自然灾害”中到底死亡了多少人，人们却一点也不知道。因为这一数字从未正式如实公布过。

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1]

这是一段被尘封的灾难历史。这是一幕不应该忘记的历史悲剧。

本文旨在推测中国1959-1961年三年灾难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字。本文推测所依据的资料，均为权威的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的数据。下面，笔者将主要通过对两组数字（见表1、表2）的比较分析，并运用不超出小学程度的数学知识，逐步推导出本文的主要推论。

请读者注意一下表1中1959、1960、1961年这三年的总人口和表2中相应年份的自然增长率：1960年较1959年净减人口1000万，实际负增长率是15.10‰，而公布的负增长率只是4.57‰；1961年又净减人口348万，应为负增长5.28‰，却公布为正增长3.78‰。为了更清楚，笔者列出了表3，抄录了表1的总人口数和表2的公布自然增长率，并给出了相应的几个补充数字。

误差太大了。大得令人难以置信。

图1画出了表3的公布自然增长率和按公布总人口算的自然增长率这两种曲线，这就更一目了然。

如此巨大的误差当作何解释呢?

笔者不相信这是统计中的疏忽，也不相信这是一种偶然的误差。我们这个世界上大概还从来没有过如此草菅人命的疏忽和误差，动辄搞掉它几百万人甚至更多。即如1960年两种增长率之差的10.53‰，就意味着697万人，即使三年中误差最小的1959年的7.86‰，也还等于528万人哪。

让我们试试看，能否多少逼近那铁幕之后尘封了30多年的历史真相。

初步来看，那三年中公布的总人口数比公布的自然增长率也许稍微接近真实，虽然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诸如1960年比上年不多不少恰恰减少了1000万之类的数字，它大概经过了“技术处理”。但我们第一步的分析，依然只能依据这些公布的数字，包括明显失真的数字。

从给出的总人口看，1950-1958这9年间，中国人口以每年净增1100--1800多万的速度增长着。其间公布增长率为年均20.90‰，而按公布总人口测算，这9年的年均自然增长率则为21.68‰。若按21.68‰的速率，则1959年应净增人口1431万，总人口应达67425万；而公布总人口为67207万，相差218万。1960年应净增人口1462万，而公布总人口却净减1000万，相差2462万。1961年应继续净增1494万，而总人口又净减少348万，相差1842万。三年累计为4522万人。

4522万为1959-1961三年应增人口与实际人口之差，或者说三年少增加人口4522万人。

说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最直观的就是看年度总人口的减少数。1960年总人口净减1000万，1961年又净减348万，两年累计1348万。它可以作为推论一——

三年灾难时期，仅1960-1961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最低也在1348万以上。

但是，这1348万仅仅是公布的总人口的净减数字。在出生率较高的情况下，只有非正常死亡相当严重，才会导致总人口的负增长。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增减值＝非正常死亡值

若按公布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计算，1960年总人口仅减少307万，1961年总人口竟为增加249万，与公布之总人口相去甚远，故公布的“三率”均不可信。但在这一步的分析中，我们暂且利用公布的出生率。按公布出生率，1960年出生了1381万人（66207万×0.02086），1961年出生了1187万人（65859万×0.01802），两年中共出生了2568万人。

再看正常死亡率。从公布的死亡率看，整个50-60年代，除了1958-1961年和1964年这5年之外，中国人口的死亡率呈现一条迅速而平稳的下降曲线。各年的千分点分别为:1950--18，1951--17.8，1952--17，1953--14，1954--13.18，1955--12.28，1956--11.40，1957--10.80，1962--10.02，1963--10.04，1965--9.50，1966--8.831967--8.43……。因此，我们取1956、1957和1962、1963年的平均值10.57作为1959-1961年间的“正常死亡率”的值，应该说并不是过低而是还稍稍偏高。按此计算，1960年正常死亡数为699万（66207×0.01057），1961年为696万（65859×0.01057），两年累计为1395万。

2568万（出生人口）－1395万（正常死亡数）＋1348万（净减总人口）＝2521万（非正常死亡）

可见，19601961年两年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达2521万。

还有1959年。我们姑且相信公布的死亡率14.59，其与前述平均死亡率之差为4.02，即使这样，1959年的非正常死亡数亦达270万（67207×0.00402）。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推论二——

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肯定不低于2791万（2521万＋270万）。

下面我们根据《中国人口年鉴·1985》来看一下几个省份的情况。

四川省的总人口在1958-1961年间连续4年负增长，净减人口达6218349人，相当于该省1960年人口的93.94‰。而从1950年到1957年，四川人口每年平均增加168万人。[2]

安徽省1959-1961年间总人口净减439万人，相当于该省1960年人口的144.27‰，而在1951-1957年间，安徽人口每年平均增加65万以上。[3]

河南省1960-1961年总人口净减2385073人，相当于1960年人口的48.63‰，而19541959年，河南年均增长106万人。[4]

山东省1959-1960年总人口净减234万人，相当于1960年人口的45.10‰，该省1950-1958年间年均增加98万人。

湖南省1960-1961年总人口净减183.97万人，相当于1960年人口的50.39‰，该省1954-1959年间平均增长65万人。

广西1960-1961年总人口净减约100万，而19521958年间年均增加42万人。

在1958-1962年期间，总人口出现年度负增长的省区还有：甘肃、贵州、青海、江苏、湖北、宁夏、云南、河北和辽宁。从公布数字统计，这15个省区的净减人口之和超过了2100万。这个数字，比公布的全国总人口净减数还多750多万，超出55％以上。不难想象，实际的非正常死亡总人数肯定相当惊人。

由于中国人口数量的巨大，各省区、各部分之间对于总人口增减的相互补偿、抵销的能力也是十分巨大的。

比如男女之别。

按表1中公布的男、女人口数，1960年全国男性净减607万人，女性净减393万人；1961年男性再净减403万，而女性却增长了55万人。分别看最高值，两年中男性净减为1010万人，女性在1960年一年中净减393万人。两者之和为1403万人，它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总人口净减数1348万高出55万，亦即被1961年女性增加值所“消化”的数。

它还告诉人们：三年灾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中，男女比例约为5∶2。在那遍野的饿殍中，每7具尸体里就有5名男同胞。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非正常死亡相对更为严重的中国农村。

再看表1和表2，请注意三年中城、乡人口增减和市、县“三率”的区别。城乡人口逐年变化中包含了城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只有用出生率减去死亡率之后的自然增长率，才能算出其人口增减。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公布的“三率”不可信，但它仍然可以提供出一个参考值。三年中，即使在全国人口锐减最甚的1960年，全国市镇人口仍保持了正增长率。虽然1959-1961年市镇的公布死亡率也比1956-1957年平均值7.95分别高出了2.97、5.82、3.44个千分点，即三年中市镇非正常死亡约为157万人，但市镇人口按公布增长率算仍增加了约545万人。而1958年底至1961年底，三年中全国总人口是负增长135万人，这即意味着仅仅中国农村那三年中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死亡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人。

推论二的2791万加上这680万，得到推论三——

三年灾难中，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3471万。

中国国家统计局于1983年首次发布的有关三年灾难期间中国总人口及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等数据（此后历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均沿用相同的数字），可以说是相互矛盾漏洞百出。也许，在难度很大的人口统计中，难免有多报漏报、统计误差、计算失准等各种因素。但是，笔者可以断言，这组误差如此之大的数据，肯定不全部是原始数据，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真假相间虚实结合的信息，虽然我们目前也许尚未能精确地完全破译它。

从表3和图1，还可以发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误差，并不限于三年灾难期间。从那三年前推两年（1957、1958年）和后续三年（1962-1964年），误差都相当之大。比如1957年和1958年，公布的自然增长率与按公布总人口算的增长率误差就达5.0和3.08个千分点。

笔者将1953-1965年间公布的总人口、公布的自然增长率和表3中列出的补充数据，经过反复正向和逆推的演算，发现这些数据虽然在表面上充满了矛盾，但它们之间又确实有着自身的规律和内在的逻辑。所有公布的数据，包括误差最大的1960年和1961年的总人口净减数字（1000万、348万）及其不着边际的相关增长率，看来都不是“随意”给出的。有些数据尽管明显是矛盾的虚假的，但是，它们却极为微妙地在暗中指点迷津，使人通过这些虚假数据搭起的桥，而最终能够寻找到原始的真实之所在。

我们暂且越过三年灾难时期往后看，就会发现公布的数据误差一直持续到1962、1963、1964年，直到1965年以后，才多少有了一点实事求是的意思。但这马上又有了一个问题。在按公布总人口计算的增长率已经相当高的情况下（1962年21.34、1963年27.14、1964年18.82），又大幅度提高了公布增长率，分别多出了5.65、6.19、8.82个千分点。为什么呢？这可不是开玩笑，如果以1961年底公布的总人口，再按这几年的公布增长率计算，那么1964年底的中国人口就应为71823万，而不是公布的70499万。两者之差为1324万。这1000多万人难道飞到月球上去了吗？1964年7月1日，进行了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和各种分项统计应该认为都是基本准确的。况且，到1964年时那三年灾难已经成为过去，似乎也没有再继续修饰什么的必要了。但是，人们为什么要无端地极力夸大中国人民的生殖能力呢？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向来是比较谦虚，并且在公布这些数据的80年代计划生育已成为基本国策。这就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解。

假定一，经过人口普查之后的1964年底总人口70499万是基本真实的。

假定二，1962-1964年的公布自然增长率也是基本真实的。（笔者猜测，统计人员不是出于“疏忽”，而是出于职业道德和良知，在公布的数据中保留下了这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

种种迹象表明，三年灾难过后，中国的人口有了一个补偿性的超常增长的时期。据中国人口年鉴（1985）公布的数字，湖南省1963、1964年平均增长率为27‰，年均增加人口100万以上；四川省1963、1964年平均增长率达35‰，年均增加人口206万；安徽省1962、1963年平均增长率更达43‰，年均增加人口122万多人。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全国人口经过几年的迅速增长，到1964年底达到了70499万。

显然的，三年灾难时期中国总人口的最低点要比公布的数字低得多。我们只要从1964年的总人口数按公布增长率逐年递减回去，就可以得到它：

1963年底——68603万（70499÷1.02764）；

1962年底——66390万（68603÷1.03333）；

1961年底——64645万（66390÷1.02699），甚至更低。

它比公布的1961年总人口数65859万少了1214万。

并不仅仅是在1962-1964年的公布增长率这一组数字中暗示了1200多万的误差。我们以1959年底的公布总人口为基数，按1960年、1961年的公布增长率计算，得到的结果就比1961年的公布总人口多1295万人。这样，我们就有了三个数字：1324万、1214万、1295万。三数平均为1278万。其与公布总人口净减数字1348万之和为2626万。

再来看两组数字。以1959年公布总人口67207万按公布的历年增长率计算到1964年，结果比同年公布总人口70499万多出2736万；而若以70499万为基数，按公布的历年增长率递减到1959年，则比同年公布总人口少2511万。2736万与2511万两数平均为2624万。

还有，1960年公布死亡率25.43，亦即1684万（66207×0.02543），1961年公布死亡率14.24，即938万（65859×0.01424），两数之和为2622万。其与前边数值2626万和2624万的“巧合”，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不是当年的死亡率，而是总人口的净减值。

上述几组自相矛盾、误差极大的数字，却都指向同一个数值，它们显然就不是什么“误差”了，而分明是假中含真、由假寻真的路标。除非谁能对这些“一塌糊涂”的数字另外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在此，笔者则认定这2620余万是1960年和1961年间全国总人口的净减值。[5]

由此推定，全国1961年底的实际总人口，还不及1957年底的总人口。4年间中国大陆人口总数约为负增长60余万。前推4年，1957年底比1953年底净增人口5857万；后推4年，1965年底比1961年底按公布数净增人口6679万，而实际上可能增加了7950余万。

三年灾难的后果之一，是使中国少增长了6000-8000万人口。

推论二中的1959-1961年间非正常死亡2791万，加上1961年公布总人口数中抹掉的这1270余万，便有了推论四——

中国在1959-1961年的三灾难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

40,000,000人——无声无息消失的四千万人。

＝439枚广岛原子弹杀伤的人口。

＝三年中每周爆发一场唐山大地震。

三年——4000万，这无疑是人类生命史上单位时间内最大的人口减员。

在人类历史上，地震、洪水、瘟疫、饥荒和战争，常常导致大规模的人口死亡。

但全球有史以来数百次灾难性大地震，吞嗜的生命总数也不超过500万人（中国人则独占了其中的一半以上）。

再严重的水灾，亦极少有亡人百万人级规模的。

1987年12月，联合国通过决议规定本世纪最后十年为国际减灾十年。据专家估计，在近20年中，全球的自然灾害（热带气旋、地震、洪涝、龙卷风、火山、滑坡、海啸等）造成了大约280万人的死亡。

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欧洲黑死病，在14世纪中期据说夺去了三分之一欧洲人的生命。

饥荒则频繁和恐怖得多。80年代中期非洲大饥荒，使数百万人丧生。18世纪南亚大饥荒、19世纪中国和印度的大饥荒，据估计亡人都达到上千万的创纪录规模。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长期战乱和连年饥荒使总人口锐减上千万至数千万的记载，但其时间跨度是十几年、几十年至一两个世纪。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5年，死亡840万人。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动侵华战争，8年中使2100万中国人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7年间，全世界总共有4000-6000万人死于战火，平均每年不到1000万人。

然而，我们中国，却在和平的年代，在安定的时期，在风调雨顺的岁月中，消失了数千万人。50年代末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说：“饿死成千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6]

悲兮，我的多灾多难的祖国，我们无声无息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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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89。

[2]据60年代末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将军的一位秘书回忆，文化大革命中，张先生的一位老战友问:你们四川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到底多少人?张先生伸手做了一个“八”字的手势。“8万？”张先生摇摇头。“80万？”张先生又摇摇头。“?……”对方骇然了。张国华先生低声道:“800万。”若四川总人口净减就为620多万，那么非正常死亡的总数肯定在800万以上。

[3]据安徽阜阳地委宣传部长介绍，原有800万人口的阜阳地区在三年灾难中竟饿死200余万人。当年整顿时安徽向刘少奇汇报阜阳地区饿死150万人；而文化大革命中揭发的数字是饿死了240万人。

[4]据作家苏晓康等先生在纪实文学《乌托邦祭──1959年庐山之夏》中披露，三年灾难中，仅河南省信阳地区就“饿死近100多万人”。

[5]“破译”到这一步，笔者已经毫不怀疑制作这些数字的统计人员的良知和智慧。如果仅仅是奉命“做假帐”，那么很容易将其做得“天衣无缝”，而不会留下诸多显而易见的漏洞；故意把假帐做成表面上的烂帐，却在其中隐含了巨大的历史真实，这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另外，根据前面破译过程中的规律，即1960、1961年的数字中包含了自身的真实并通过1962-1964年的数字相印证，那么，1959年及1957-1958年的数字则同样暗示出1959年的非正常死亡大约为550万。

[6]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16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二、考证：是“三年自然灾害”么

“三年自然灾害”如今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一个习惯词组。无论过来人还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提到1959─1961年的那场灾难，都会首先想到或说起“自然灾害”。从当年的传媒报道、党政文件到后来的各种说法，无一例外地都证明着和重复着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

“三年自然灾害”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定论。

在这里，笔者却想对这个无人怀疑的神话问上一问：那三年果真是“自然灾害”么？

若问那三年有自然灾害吗？当然有的。中国地阔天长，不可能每一寸土地每年都风调雨顺。若再问自然灾害严重吗？答案大概是否定的。远的不说，单看近40多年，其间大规模的最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那三年能独占哪一项呢？可以说一项也没有。有的只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么一个笼统的习惯说法。

80年代初，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表，似乎为“三年自然灾害”这一说法提供了具体而权威的证据。

说明一下表4对年份的选择。除了1959-1961年这三年外，还摘录了其前和其后的各三年，即1956-1958年、1962-1964年，同时又选了气象界和减灾界公认的三个大灾年，即长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国大旱的1965年和1972年。

从表4看，1959-1961年全国的自然灾害确实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1960年和1961年，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都远远高于其他任何的正常年或是灾年。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更要命的是灾害的后果——粮食减产。从1959-1961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减产。195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7000万吨，比1958年锐减15％；1960年总产量比上年再递减15.6％，只有14350万吨；1961年比1960年虽然稍有增加，也仅仅为1958年的74％。自然灾害的后果如此之严重，粮食减产的幅度如此之大，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本来是个灾害大国。按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数字计算，在1949-1983年间，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灾面积为3273万公顷，32年的年均成灾面积为1295万公顷。也就是说，一年中全国若有1000余万公顷耕地的“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灾年”，而只是“正常”的。即使如此，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却在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实现了稳步增长。

如果除去那三年，从1949-1983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基本上是逐年递增的趋势。只有1968、1972、1977和1980这4个年头的产量比上年稍有减少，减产的幅度高者为4％（1968年），低者为1.3％（1977年）。上述各年的成灾面积，1972年为1718万公顷，1977年为1516万公顷，1980年为2232公顷（1968年的数字缺），都高于或大大高于1959年的成灾面积，或者说灾情至少比1959年严重得多。而1980年的成灾面积，已经接近1960年的灾情。但是这些年与那三年比起来，粮食的减产则是微乎其微的。

再看其他一些年份。若以1959-1961年的平均成灾面积为100，则1956年为68、1957年为67、1962年为74、1963年为89、1978年为97、1979年为67、1981年为83、1982年和1983年都为72。就灾情讲，这些年都是相当严重的，都超过了1959年的水平。但这些年的粮食总产量不仅没有比上年减少，而且都增加了。在上述的9个年头中，有6年都是创造了粮食总产量的历史最好水平。

通观新中国自然灾害与粮食产量的概况，说明在大多数年份，自然灾害及成灾面积并不能直接决定粮食收成的丰与歉。只有1959-1961年这三年是个“不同寻常”的例外。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灾害并非导致三年灾难的主要因素。或者说，那三年的自然灾害不足以、也不应该使粮食减产那么多。

其实，从气象概率和统计学上说，三年灾难的原因不要说完全推给自然灾害，就是“三分天灾”，也不具备充分条件。

这里有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该表是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历年的水文气象资料编制的，它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况统一划分为5个等级，逐年清楚地记录下了1895-1979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

笔者将其中一些年度的数据综合整理为表5，选择的年份与表4相同。其中：－2度为涝，－1度为偏涝，0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1度为偏旱，2度为旱。一般而言，－2度的涝和2度的旱，为气象水文意义上的灾害气候。

表中的总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势越接近于旱涝相当或是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含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旱以及南涝北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销。但是各度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统计更接近于真实的准确情况。

尽管人们一直在说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是“严重干旱”，可是这种说法却得不到科学统计数据的支持。

表5显示，1959-1961年期间，中国大地上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

1959年总指数为－9，平均指数为－0.075。其中旱的2度站为13个，它们是:长治、洛阳、郑州、信阳、德州、临沂、荷泽、苏州、宜昌、汉中、安康、万县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为25个；2度站、1度站合计38个；涝的－2度站13个；旱、涝站合计26个，为总站数的1／5强。

1960年总指数为＋11，平均指数＋0.092。其中旱的2度站仅8个，即大同、临汾、郑州、屯溪、邵阳、百色、汉中和铜仁，偏旱的1度站为44个；2度站、1度站合计52个，说明1960年偏旱的地区较常年为多。涝的－2度站14个；旱、涝站合计22个，不到总站数的1／5。

1961年总指数为－1，平均指数－0.008。其中旱的2度站15个，开原、沈阳、朝阳、赤峰、南阳、信阳、济南、安庆、郧县、沅陵、喀什、康定、重庆、铜仁和贵阳，偏旱的1度站29个；2度和1度站合计稍超出总站数的1／3。涝的－2度站12个；旱、涝站合计27个，不到总站数的1／4。

不论是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占的比例看，也不论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年都可以基本上说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27，平均指数＋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75）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尤其是接连三年平均指数都没有溢出±0.1，三年总平均指数仅为＋0.003，这在1895-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组来。

我们还可以比较真正大涝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灾，总指数达－79，平均指数为－0.658，仅涝的－2度站达到41个，就超过了总站数的1／3。而1965年和1972年则是真正的大旱年，总指数分别高达＋95、＋97，平均指数分别为＋0.792和＋0.808，旱的2度站也都超过了总站数的1／3，分别是41个和42个。

我们再看与1959-1961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年。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不如1959-1961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

笔者认为，《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比《受灾和成灾面积表》更能准确地说明本来意义上的自然灾害的真实情况。实际情况是，在1959─1961年间，导致“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的成灾面积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灾害，而是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难。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在后面的附录中，我们将会看到安徽省凤阳县关于种种人为灾难的原始记载，将会深切理解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

本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严重自然灾害，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严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灾难却铺天盖地地笼罩了全中国。它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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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上海《社会》杂志一九九三年第四、五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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