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五日，《涛声》周刊创刊，由著名报人、作家曹聚仁任主编，上海群众书局出版发行。初期的撰稿人是曹聚仁及四弟曹艺和夫人王春翠，以后随着曹礼吾、陈子展、周木斋、黄芝岗等人的加入，渐渐形成影响，并且引起鲁迅的注意，后者先后在《涛声》上发表了七篇文章，以示支持。曹聚仁在回忆中，说《涛声》创刊于「九一八」的烽火中，显然是记忆有误。[①]但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与国族危机和抵御侵略相关的内容也确是《涛声》的一个重要议题，甚至于「胡适批判」，与此也不无关联。由于日本占领上海，《涛声》曾一度停刊，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复刊，是为第二卷，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被迫正式停刊，总共出版两卷八十二期。
一、胡适成为箭垛
《涛声》周刊一开始便以「乌鸦主义」为主旨。所谓「乌鸦主义」，简言之，便是报忧不报喜。其实，自从一九二○年代，左翼思潮在文坛与学界出现，并且形成势力之时，「批判」便成了左翼文化青年的口头禅。很难说曹聚仁属于左翼文化人，他个人一直秉承自由主义，但《涛声》的主要撰稿人中，像陈子展、周木斋、黄芝岗，都有偏左的倾向。而由于彼时作为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文化青年，他们对国民党执政的南京政府往往有所不满，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经叱咤风云的文化人、知识人的变化十分地不适应，故常以「批判」的姿态，以笔为旗，加以抨击。其文笔之率直，话语之犀利，又与萧伯纳（G. B. Shaw）访华时留下的「讽刺与幽默」的遗产相呼应，结果就是兼杂着正义、理性，愤懑、意气，讽刺、幽默和捕风捉影、油腔滑调的「小报风」的文体盛行一时，《涛声》周刊亦不能例外。
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鲁迅在〈祝「涛声」〉中说：
大前年和前年，所谓作家也者，还有什么会，标榜着什么什么文学，到去年就渺渺茫茫了，今年是大抵化名办小报，卖消息；消息那里有这么多呢，于是造谣言。先前的所谓作家还会联成黑幕小说，现在是联也不会联了，零零碎碎的塞进读者的脑里去，使消息和秘闻之类成为他们的全部大学问。[②]
文坛的状况大致如此。曹聚仁身居其中，似乎也失去了自我。在一九三○年九月十九日致周作人的信中，他说：
近二三年来，陷在黑魆魆的四围中，尽是矛盾彷徨，找不到一些出路。每当凄然之感袭入中怀，总想对于所信仰的人陈诉一番。[③]
曹聚仁曾自比俄国作家屠格涅夫（I. S. Turgenev）小说《罗亭（Rudin）》的主角「罗亭」，说自己「当『现实』的面前，也曾和一般人一样疾首痛心，我能说出一串的话来诅咒牠；在一串话的后面，咽下我自己的唾沫，也颇平静了。第一回过去，等待第二回的到来，第二回过去了，乃是第三回第四回，以致无数回，还是唾下自己的唾沫，以迄于平静。」他痛恨罗亭式「语言的长人，行动的侏儒」，为此感叹道：「可羞哟：一个美丽的剑鞘，里面并没有剑！」[④]
看不到出路，对一般人而言，或根本未曾意识，或得过且过，但对于有志的知识青年则会走向另一极端。曹聚仁便是如此。他说：
我完全是个裘里式的知识分子，怀疑而且否定一切，无所宗信，也无一些热忱；没有一种指导的思想，像又不能生活下去。又没有勇气去革命或去自杀，活着仍是活着；这怕已触到虚无主义的边界了！[⑤]
事实上，「虚无主义」也正是《涛声》周刊秉持的主旨之一。这个「虚无主义」主要是从俄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知识人那里来的，其表现便是强烈的怀疑或者质疑倾向。即曹聚仁引用的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的对话所言：「一个什么都不承认」，「一个什么都不尊敬的」，「一个完全用批评的眼光去对付一切」，「不崇拜任何权威，不人云亦云的信仰任何主义，不管那主义是怎样的尊严」的态度。[⑥]
他们的「虚无」态度为什么会聚焦在胡适身上呢？其实，任何的怀疑和批判都不可能没有目标，胡适成为箭垛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曾经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膜拜和仰望的领袖。而从《涛声》周刊上的批判文章看，有两个方面让他们感觉不满。一是胡适担任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财政委员会委员，且一度有出任教育部长的传说；二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胡适带头主「和」，且对国际联盟及李顿（V. Lytton）调查团表示信任。这两个方面并非同时，而是随着时间推移依次发生，从而使批判的力度大大加码的。
二、「胡适批判」的前奏
《涛声》不是一开始就揭橥「胡适批判」的。正如曹聚仁的回忆所言，《涛声》创刊之始，并无确定的风格。[⑦]在第一卷前十五期中，虽然批判倾向已经显露，但指向比较分散，主要还是针对现实的情况。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读者朱谊存来信就质问《涛声》：「你们标榜生活批评文艺批评的照牌，也曾痛快地批评过一回没有？」[⑧]
对胡适的态度也没有一开始就显得决绝。一九三一年十月卅一日，曹聚仁发表在十二期上的〈杜威先生〉，甚至还在为杜威实验主义打抱不平。其中提及胡适，是将其作为实验主义态度和方法的中国传人看待的，与杜威教育思想的中国继承者陶知行一样，都是加以肯定的。
不过，在十五期上有一则〈五四府君讣告〉[⑨]兼及了对五四的反省和对南京政府新闻检查制度的不满。这则虚拟的「讣告」是针对《时事新报·学灯副刊》被停刊的。「学灯」副刊是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一，如今被迫停刊，让曹聚仁十分不满。当然，有关「五四精神」，特别是批判精神的丧失和知识阶级本身的转变，并非从这则「讣告」开始。在此之前，曹聚仁曾写有〈卖身投靠〉一文，其题记便是「中年自觉 脱下长衫 不做奴才」。所谓知识阶级的「卖身」主要指两类：一类是投靠政府，他举的是康有为、杨度和章士钊；另一类是讨好商人（如上海滩犹太大亨哈同[S. A. Hardoon]）。[⑩] 一个月后，他又在〈知识阶级的末落〉中提供了知识阶级「拜金主义」的证据。[11]
在曹聚仁看来，五四后的中国社会大有「向左转」的趋势。首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成了共产党和国家主义派；「五卅」运动后，五四青年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中心，而现在（即「九一八」后），是「第三度由外患而将引起青年向左转的枢纽」。[12]曹聚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左翼，但他与左翼的共通之处就是强调批判。事实上，五四后对胡适的批判，就是由左翼文化人和青年发起的。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廿八日，《涛声》一卷十六期向读者发出了一份〈五四人物现况调查表〉，其说明称：「五四运动离开现在已经十三年了；那时义愤填膺的青年，现在已经成为大权在手的党国要人。他们从前讲些什么？做些什么？现在讲些什么？做些什么？岂不是一枝测验中国国运的最正确的风雨表吗？」这种对于后五四时期五四领袖地位变化的关注，实在是基于怀疑，牠自然是反省五四的原因之一。
更直接地涉及胡适的反省是另一篇〈二十年来之是是非非〉。曹聚仁对于五四领袖以及更早一些的，比如说他的私淑老师章太炎的不满，是他们对于政治的过分热情和关心。这确实触及了现代知识人与传统士人的差异。他说：
呜呼，我知之矣！中国干政治运动的，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出身大多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一副遗产，儒家的遗产，他们以做官为『达』，不问研究的阿狗阿猫，都要和政治发生关系。章太炎讲音韵，我们可以佩服；他偏不讲学问，要做王者之师。丁文江朱家骅讲地质，我们可以佩服，他们偏要做市长做民政厅长。胡适，他若做做哲学史，考证《水浒》《红楼梦》，我们更可以举双手赞成，他也偏爱谈政治。[13]
此时，胡适仍然被包裹在前辈与同侪之中，并不显得突出。但到了这年十月廿二日，即《涛声》一卷廿七期出版，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期周刊也是因「一二八」事变而暂停近十个月后复刊的第二期。就在这一期中，胡适成了主角。陈子展的〈楚狂唱给孔圣人听的一只歌并序——译呈胡适之先生〉的「序」中说：「枯坐无聊，打油有兴，译得《论语·楚狂凤兮》歌一章，藉《涛声》之便，寄呈前任善后会议委员，现任北平政治会议委员（按：此乃杜撰，后收入吴坤仁编《幽默文选》时改为『××委员』）胡适之先生，以博一哂，第未知胡先生顷来颇有此雅兴否也？」「歌」的内容如下：
凤呵，凤呵！
你为什么衰败了你的德！
（你本来是点缀太平的鸟，
为什么要生在这乱离时节！）
你的过去不必提，
你的将来我要说：
算了罢，算了罢！
如今一般狗官都可怕！[14]
歌词对胡适的讽刺十分明显，而将胡适模拟孔子一样的「圣人」也并非陈子展一人。同期周刊上曹聚仁的〈满意〉一文亦称胡适为「胡圣人」。[15]
这一期的「书与人物」专栏的标题则是〈胡适批判〉，其中罗列了一些当下有关「胡适批判」的著述，如《读书杂志》一卷四、五、六、七期上胡萩原的〈贫困的哲学〉和王礼锡的〈活文学之死〉；《二十世纪》一卷四、五、六期上连载的叶青的〈胡适批判〉；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以及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李季《我的生平》片断。[16]《读书杂志》、《二十世纪》都是以左翼姿态出现，李季留德后亦成左翼，《涛声》也由此正式加入了左翼文化人和青年「胡适批判」的大合唱。
《涛声》此时开始批判胡适的原因，在曹聚仁的文章中，也有所显露。曹聚仁写道：
听说北平胡圣人对于国际调查团报告书表示满意，可见圣人与常人之间，程度自有差别。常人看了报告书发气，圣人看了报告书满意；国家将亡，必有圣人，固不独周衰有孔圣也！[17]
曹聚仁所指是胡适一九三二年十月九日发表在《独立评论》第廿四号上的〈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在此文中，胡适鉴于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里有亲日的成员，却全票通过了报告书的内容，以及报告书中对「九一八」事变非日本军队的「合法的自卫的办法」和「满洲国」非法性的确认，主张接受报告书。这个基于国际视野的观点在彼时确实有些超前，连其弟子、有留学背景的傅斯年，也不甚理解。后者专门写有〈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一文，称报告书是「不上不下」的「含糊之杰作」，傅文内容亦多针对其师前文而发。[18] 这样看，曹聚仁的不理解也在情理之中。为了泄愤，曹甚至说，胡适如此这般地肯定报告书，是为了就任「大燕国」的丞相。[19]
不过，有意的批判并不能消弥无意识层面的共识。就在同期周刊、同一栏目中又有署名「成泽」的〈舆论与策论〉一文。此文与胡适在二十天前，给陶希圣〈一个时代错误的意见〉所写的附记，就英雄所见略同。他们都反对出身学界的杨公达在其主编的《时代公论》上发表的，希望国民党在「非常时期」采用「非常手段」，「不惜放逐异己的派别，举一网而打尽之」。胡适说：「这番话出于国民党中的一个学者的笔下，很可以使我们诧异。」[20]而成泽则以为，杨说不是「舆论」而是「策论」，且感叹道：「这个时代，有这个公论，懿欤盛哉！」 [21]
一个月后，《涛声》一卷卅二期又出现一则〈胡适之出山启事〉，说：
天下之无道久矣！从我与陈（独秀）蔡（元培）者，各于其党，不患无位。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必闻其政，君子亦党乎？天生德于予，有周公之才之美，贫且贱焉，耻也。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吾无隐乎尔。而今而后，吾将仕矣。富贵在天，谁毁谁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如有用我者，某在斯，某在斯！
「启事」后，还有楚狂老人陈子展的一段跋语：
听说胡圣人快要出山做教育部长了，老人与他老朋友，不免弹冠相庆，秘书之类的官当然他是要给我做的。老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预先替他拟就出山启事一通，完全从圣人的经典《论语》上集句而成的，斐然成章，当蒙圣鉴。列位看官，请了！[22]
现在看，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确实曾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长，但后者婉言谢绝了。不过，这个谢绝的情节出现在私人书信中，陈子展不可能看到。他杜撰此「启事」或既是为了讽刺、戏谑，以过嘴瘾，也是以此「幽默」的方式阻止胡适真的「出山」。
一九三三年元旦，《涛声》二卷一期出版，内中又有一篇〈恭喜胡适发大财〉谈的是胡适到长沙演讲，拿了一向守旧的湘系军阀何健五千大洋。[23]现在看胡适在长沙的几次演讲记录，仍是批评的多，表彰的少，也并未屈尊执意讨好何健。但《涛声》以此说事，主要还是反对知识人成为权势人物的附庸。这一点从周木斋在同期周刊上发表的〈论现阶段的思想革命〉一文，亦可看出。他所言的「思想革命」，之所以不是「复兴新文化运动」，不仅是时代不同，关键是在他们看来，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已经变成了权威或权势人物。[24]而曹聚仁的〈山海关的故事〉中所谓中国知识人的「走马灯」特征，且视胡适为当下「走马灯」的典型，则是进一步的引申，即权威或权势的知识人往往是「我朝」「圣上」的「奴才」。[25]
而此「奴才」的认知，又多是基于对立马横刀式英雄出现的期盼。黄芝岗〈广胡适之论诗——旧诗新译三首〉虽言称是据《尝试集》体的译诗，其实是对胡适白话诗戏仿（parody）。「诗」中兼及了批判和期盼，其中二首云：「国难，国难，/到了眉毛尖上；/这是中国文人，/偏无屈原，摆伦，/谁咎，谁咎，/白话流行，糟透！」「仲尼做了私生子；/堂堂大禹成虫豸：/礼教掘开沟，/淫浆满地流。/虽无日本鬼，/亡国难逃罪！」[26]
三、「胡适批判专号」的出现和内容
随着日本侵略的扩大和国族危机的加深，《涛声》的撰稿人也愈加激进，对一向喜欢在公共空间中表达温和的胡适，也愈加不满。而即便是胡适主「战」，也让他们不放心。李鯈（曹艺）的〈秦桧主战了以后〉应该是看到胡适三月十二日就热河沦陷而发表在《独立评论》第四十一号上的〈全国震惊以后〉一文后的感想。这里是在暗指胡适是秦桧及其主「战」的虚伪。[27]不过，「奴才」仍旧是喻指或暗示，一周后，他们干脆是直接把「奴才」的帽子扣到胡适头上。
〈胡适批判专号征文启事〉刊登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廿五日出版的《涛声》二卷十一期的头版上，其内容如下：
胡适，他的言论和行动，可以说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奴才典型；中国思想界有此败类，必且流毒百年；我们为下一代着想，应该做一次廓清运动，把这个九尾狐狸精赶出去！
本刊定于二卷十五，十七，十九三号连刊〈胡适批判专号〉，并于二卷十四号先刊《胡适文谱》，敬请全国学术界参加廓清思想运动，把五四运动时期的批判精神复兴起来！
可是，「专号」没能按计划出版。在四月廿四日出版的二卷十五期的延期说明中，编辑室强调是由于曹聚仁所编的《胡适文谱》正在排印，四月底才能出版，故「专号」改为十六、十八、二十、廿二、廿四、廿六，增加为六期。但一直在《涛声》上做广告的《胡适文谱》，至今未见原始文本，是否出版只能暂时存疑。
虽然「专号」延期，但批判胡适的文章并未推迟发表。许白雁的〈胡适博士〉即以反讽的方式表达，他说：「他本来是闭门读书，想把二部史的下卷继续写下去，更写几部中国落天荒未有的著作出来；但是政治的混乱终使他有志难成的不能安心著作，有救世救难观世音菩萨善心的胡博士，终因人民不宁的毅然受国府之聘而出任要职。从北方跑到南方，从南方跑到北方，为着国家，为着依赖国联，也为着不抵抗，更为着古董文化，真是千辛万苦，不要说我中国人拜服，就是日本人都拜服呢！」[28]而这种对于胡适参政， 以及与国民党政府合作的不满也反映在许氏的另一篇文章〈博士训〉中。此处的「博士训」系指胡适为中国公学纪念册题写的「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不过，许文显然在正题反解，变相地指责胡适。因为按照许的解读，国人既可以对张学良不疑，对国联不疑，甚至也可以对日本侵略不疑。[29]
国难当头最容易造就极端的情绪。前文所涉之《时代公论》上杨公达的言论即是一例。杨文要斩尽舆论，《涛声》的撰稿人自然不同意，但他们同样是激进的。而晚清以降「革命」的正义性似乎也是不容置疑的。故当北平的一位读者马成章将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的旧文〈论革命之趋势〉发至编辑室，以嘲笑胡适等人支持宪政运动时，《涛声》是照单全收，立即予以刊登。[30]这种借汪之旧文来驳斥今之胡适，似乎是一箭三雕。既是以立此存照方式来讽刺汪之变化，让汪难堪，又借刀砍人，抨击了胡适，更是在挑拨一度观点接近的汪、胡关系。
一九三三年四月廿九日，「胡适批判专号」第一辑终于出炉，本期周刊共计四篇文章，即聚仁所拟的〈胡适博士账单〉、周木斋的〈关于批判胡适〉、华龄的〈休矣胡适〉以及曾乃登（敦）的〈与曹聚仁先生论胡适之博士〉（即图版目录中的〈与曹聚仁论胡适之书〉。
曹聚仁所拟的「胡适博士账单」（如图）自然是虚构的，「中华学术公司」查无此业。但《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下卷、《白话文学史》下卷的罗列，显系嘲笑胡着之无下部。至于《诗歌创作集》、《墨辨新诂》则不无对胡适更上层楼的期冀。
周木斋的〈关于批判胡适〉主要是为「胡适批判」进行辩护。他强调批判胡适不是销售商品一样赶时髦，而是时代需要。牠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性质不同。那时的批评是封建主义的挣扎，是反抗的方式，现在的批判是攻势，是在「廓清次殖民地的思想」。他对「盖棺定论」的理解也与众不同。他说：「胡适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地位的固定，不是不能批判。反之，地位的固定影响到思想的固定，批判才有凭借，才能开始批判，地位的过去，不是批判过去。思想的固定，不是批判的终了。……这就叫『盖棺定论』。」他同时以为，胡适的思想并不限于胡适个人，批判胡适也非批判他个人。他指出：「胡适的立场是次殖民地的士大夫阶级，他是次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胡适的功过，功在对先进资本主义的景慕与鼓吹，过在拥护买办资本主义而麻醉民族革命的意识。……社会的发展，决定他功不掩过。胡适不是死老虎，也不是死狗，而是传说中的妖狐。我们单举出胡适而加以批判，不过是提供一个次殖民地士大夫阶级的标本而加以解剖的意思。」[31]
相对于周木斋充满时髦的唯物论话语的辩解，华龄更为直截了当。在后者看来，胡适「不惜以新人物的资格去觐见宣统皇上，参加军阀，官僚，政客所御用的『善后会议』，为着五千元大洋不辞辛苦由北平跑到长沙替×将军做留声机器」是堕落的表现。不过，他之所以反感胡适，仍是因为后者对于国联的态度。他说：「如国际联盟。为世界帝国主义强盗的结合是尽人皆知的；而他老先生却认为是和平之神。公理，正义，人道的化身，却『一味又一味』劝人家去相信牠，依赖牠；这也正是他觉得自己『有志』，『无媿』，因而也忘记什么叫做『无耻』了。」[32]这个说法并没有超出《涛声》以前的观点。
然从时间上看，最新的原因，还是胡适四月二日发表的新论——〈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现在看，这实在是一篇悲愤之作，前文中言及胡适的国际视野在此文中也有阐述：
总而言之，国家的生命是千年万年的生命，我们不可因为眼前的迫害就完全牺牲了我们将来在这世界上抬头做人的资格。国家的生命是国际的，世界的，不是孤立的：我们不可因为怕一个强暴的敌人就完全抛弃了全世界五六十个同情于我们的友邦。
我们此时也许无力收复失地，但我们决不可在这全世界的道德的援助完全赞助我们的时候先就把失地签让给我们的敌人。我们也许还要受更大更惨的侵略，但我们此时已被「逼上梁山」，已是义无反顾的了。我们此时对自己，对世界，都不能不坚持那道德上的「不承认主义」，就是决不承认侵略者在中国领土内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面，条约，或协议。[33]
这些话说得足够慷慨激昂了。胡适以前曾主张在「取消满洲伪国，恢复中国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的条件下与日本直接交涉，但自从热河失守后，他认为条件已不存在，故无直接交涉的可能。他渐渐地倾向于主「战」了。
但历史的弄人之处就在于，后人所见之材料永远比时人多，也更为全面。胡适「九一八」后的对日态度一直有内与外之别，即内部的相对强硬与外部（公共空间）的相对温和。[34]而时人无缘像后人那样见到诸如胡适日记和书信等内部的材料，无从了解胡适这方面的见解，自然会将公共空间中的言论当成胡适观点的全部，《涛声》的撰稿人也不例外。
从观念层面看，作为左翼或偏左的文化人，他们总是认定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工具，故主张抵制国联以及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但从华龄的文章里也不难发现一个更为深层，或者说更符合他们所处地位和境遇的因素，这就是他们作为下层的文化人，一方面固然是本着国族自尊而主战，另一方面又在为全面战事一旦开启后，个人生活和命运担忧。正因为有此担忧，他们对于〈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中的悲愤情绪和话语往往忽略不计，他们注意的是那个具体的数字——「五十年」，甚至会无限地加码、放大。华龄就把「五十年」扩大到「千万年」。在他看来，胡适在国内生活已经够优渥了，即便是日本把中国吞并了，也「只须向美国一溜，提起笔写几篇洋文章来，马上生活就解决了。在外国就做『四五十年』寓公」，「『等候』日本失败」。但是，「在工厂做苦工的工人，码头上的苦力，街道上的黄包车夫，乡村种地的农民，做小买卖的贫民，住灶披间，亭子间的失业朋友，恐的连『五分钟』都不能忍耐和『等候』吧！」[35] 彼时在上海，住灶披间（即厨房）和亭子间应该就包括下层的文化人。这一席话确实代表了下层百姓和文化人下层的呼声。
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既是《涛声》批判的新目标，也是他们批判胡适的新的理由，曾乃登的文章就是证明。曾文的副标题即是「『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的检讨」。但曾文基本上是根据己意曲解胡文。不过，这一曲解方式多少也同样代表了下层文化人忧虑。故他会设想，如果胡适家人和财产都受到日本侵略的践踏，还能说出这样的话？也会因担忧个人生活和境遇而浪言胡适可以赴国外歌舞升平，百姓则与侵略者同归于尽，「只余我胡家一脉为汉族留种，岂是不好呢」。[36]看来，《涛声》的撰稿人总是在把苦闷、愤懑强加同样具有苦闷、愤懑的他人身上，这不是情绪的释放而成了固有立场的表达。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胡适批判专号」第二辑出版。从原定出六辑「专号」，结果只出了两辑来推测，响应征文者恐并不多。这一辑只好由《涛声》主编曹聚仁亲自上阵，「专号」第二辑中的四篇文章中他本人就占了三篇。
曹聚仁以「韩择」笔名在《涛声》上发表随感和诗歌，从一卷二十期才出现，但凡以「韩择」笔名撰文，口气多相当激烈。在此之前，「韩择」写有〈国联〉一文，直斥赞成国联的士大夫，说「中国人生定就是奴隶坯」。[37]在「胡适批判专号」第二辑上的〈胡适与蝴蝶〉，将胡适赴长沙演讲，得五千大洋与电影明星蝴蝶「出堂差」相模拟，明指胡适与娼妓「并无二致」。[38]
同期周刊上，杨霁云的〈胡适的法宝〉更是说胡适像《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明去暗来，无往不利」。他归纳了胡适出名的四个「法宝」：（1）投机取巧。说「这是胡适成名的惟一法宝」。结果，胡适以往的所有著作不一幸免，皆投机取巧之作。（2）标新立异。指「这是他引诱和吸引青年的法宝」。（3）骑墙。断言「这是我们胡博士博取多方面奴才的法宝」。最有意味的，是（4）「装聋作哑」。杨霁云说：「这是胡适博士对付认他卑贱又不得不指摘他的一般人的法宝。就是任你们如何的教训，我总是老老面皮，置之不理。」这令人想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胡适致苏雪林信中的话：「我同意左派控制新文化的观点」。「我总觉得这一班人成不了什么气候。他们用尽方法要挑怒我，我总是『老僧不见不闻』，总不理他们。……我一九三○年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是骂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我知道这二三百字够他们骂几年了！果真叶青等人为这一页文字忙了几年，我总不理他们」。[39]
不是说批判、争论或辩论没有找到合适的对手，而是身处中心地位的对手以沉默表示尊严和不屑，这的确是彼时左翼文化人内心的痛。虽然曹聚仁很难说是左翼人士，但他似乎也体会到了这种共同的「痛」。《涛声》二卷十八期上《胡适文谱》的广告中就直言：「胡适，对于一切反对他的，他默不作声，这样保持他自己的权威。但这里有他的代言者。不开口的开口。」[40]在〈胡适论〉中，他也抱怨和质疑胡适面对批评的「茫若未见，半声不响」，并希望后者「本之『天良』，作一答复」。
曹聚仁为编《胡适文谱》确实是下了功夫的，这也让他对于胡适之前所公开发表的论著了如指掌。但因为编此着一开始就是为了批判的，预设的立场影响了他的判断。故〈胡适论〉中胡适所有发表的文本，都成了「投机」的罪状或证明。他甚至通俗地理解实验主义的「适应环境」理论，将一切都划归到实验主义的身上，连他本来不满社会青年的投机，见风使舵以及买身投靠的行为一并归究于实验主义，这与前引的〈杜威先生〉中的诠释明显相互抵牾。
〈胡适论〉结尾的几个设问，其实就是曹聚仁眼中胡适的「罪状」，或者说他们批判胡适的原因。问题如下：
甲，胡博士为什么见溥仪称皇上？
乙，胡博士为什么恭维吴佩孚，又恭维张学良？
丙，胡博士为什么到湖南去演讲，为什么要受礼敬五千元？
丁，胡博士既无官守，又无言责，为什么仆仆道途，上保定去？
戊，胡博士为什么热河未失以前，叫大家依赖国联？热河失守以后，叫大家等候五十年？[41]
当然，这还不是曹聚仁批判胡适最厉害的文章。同辑中还有一篇〈胡适与秦桧〉，以《宋史·秦桧传》与胡适〈论对日外交方针〉、〈日本人该醒醒了〉、〈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和〈我的意见不过如此〉等文的节选进行比对。其意是胡适乃「当今秦桧」。[42]
《涛声》出了两辑「胡适批判专号」后没有按预定计划出另外四辑。批判胡适的文章仍偶有出现，却没有以前那么多，力度也没有以前大。二卷二十期上曹聚仁的〈中国必死〉仍是批判胡适的「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43] 二卷廿一期上署名石不烂的〈致胡适之先生书〉则一方面说「年来学术界揭『剖胡』之旗，先生失文坛之望：四面楚歌，一钱不值；同感无人，声名狼藉」，另一方面又要胡适响应他人的批判。[44]而曹聚仁的另一篇文章〈鲁迅不及胡适〉主要是说胡适失去了鲁迅那样的批判性，不敢为受到批评的萧伯纳辩护，而只知道维护杜威。这也是曹聚仁的自我辩护。因为萧伯纳来中国后，幽默与讽刺成了一个时尚，受到官方色彩的人的批评，且归罪于萧的鼓动，而《涛声》恰是循此文风的。[45]另外，署名「呦呦」的〈攘外的串串——试用同时主义的作风〉也不忘记拿胡适开涮，其中说：「敌机，敌机，压紧了平津的空气，没奈何把活泼泼的小学生赶进暗无天日的地窖里——不抵抗的将军早在瑞士盖起了堂堂的官邸，这当儿却拥着艳妻躺在那里研究『法西斯蒂』——请胡博士来演出他的拿手好戏，要歌颂那『城下之盟』底『贤明无比』。」[46]
三 有关「胡适批判」的争议和后续
早在《涛声》「胡适批判专号」出现之前，也就是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问世后，曾引起左翼青年学者的异议。《涛声》编者并不同意此类异见，专门辟出版面给李季，让后者回应。李季也确实作了回应，但他并没有响应《涛声》「胡适批判专号」的征文。李文刊登在《涛声》二卷十三期上，题为〈「死老虎」与「死狗」〉。文首即照录学者张季同（岱年）的一番批评意见：
现在批评胡适的已有数起之多，但在我看来，不过也是打死老虎，并无时代的意义。胡适固还健在，而他在我们进步的青年的脑中，久已不复占有重要地位了，他久已不是思想领袖，久已不是权威了（固然正在是大学阀），本用不着再打，再打也无意义。况且，不特胡适的现在的威权久已落了，用不着打，而胡适过去的功劳，则非打之所能打落，胡适确有过大贡献，他在历史上已是很有地位，这种地位已是固定的了。不过也是过去的了。胡适现在的「不行」，只是他不前进而已，并非他过去无功。[47]
其实，批评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的并不止张季同一人，但他之所以最在乎张之批评，或许与他误将「张季同」认作其兄张崧年（申府）有关。因为张崧年不仅有李季一样的留欧经历，且是引进罗素（B. Russell）哲学的重要人物，论资历张还是李季北大哲学系的老师，又是中共北方发起组的主要成员。李季列出的四点打「死老虎」的理由包括：（1）实验主义「这种市侩哲学已经是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工具」；（2）作为开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浅薄无聊」，有「大批错误」；（3）「九一八事变以后，胡博士到处宣言这只是日本军阀的行为，非该国大工商业家所愿意，使国人看不清日本资产阶级的狰狞面目，和缓了民众抗日的运动」；（4）「胡博士与少数学阀把持的文化基金委员会，以重金豢养党徒……，专门翻译西洋那些不切实用的古董书籍，为垂死的西洋资产阶级文化张目，并阻碍中国新文化应有的进步」。[48]
《涛声》的「乌鸦主义」文风及其对待胡适的态度，也引起了同情者的批评。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与曹聚仁同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的陈中凡（又名钟凡）就来信指出《涛声》文风和态度上的不严肃。他将「小报风格」归纳成三类，即讽剌派，谩骂派和风月派。他说：
《涛声》不带丝毫第三派色彩，确高一般小报一等；但绝不能跳出前两派的范围。而且竭力仿效刻下最流行的幽默气味，说来惟恐不像，至于字模句拟，这未免随风披靡，失却自家的本真面目，似可不必。贵报二卷一期主张「现阶段的革命思想」，革命的态度应如何深沉？如何严肃？岂油腔滑调所能负这个使命的么？
陈中凡又谈到小报的捕风捉影，造谣中伤，以为《涛声》也未能免俗，他举的是有关「胡适批判」的例子。他说：
然我在《涛声》上也偶尔看到「胡适出山」，「胡适发大财」这一派的消息，（欲知事实之真伪，且看日后教育部长是否姓胡，可以证明，即使千真万确，也没什么道理。）如果诸君对胡君思想有什么不满，竟可提出来讨论，何必学一般小报的技俩呢？[49]
从《涛声》的几位主要撰稿人不断发表有关《涛声》的态度和立场之类的文章亦可看出，有关文风和态度的异议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是伴随周刊的始终。曹聚仁的答信也主要是就此进行解释。不过，曹聚仁所说的「《涛声》从来不谩骂个人，也不批评任何党团；凡所批评，比就社会立场而批评之。这一年来，批评戴季陶，吴稚晖，胡适之先生的地方非常之多，但从来不曾谩骂」，却非真实情况，或可以说是「当局者迷」的体现。他们最不满意的还是五四领袖的地位转变，这也是《涛声》批判的重要因素，故曹聚仁强调说：「五四运动以来的有名的学生会代表，这几年都做了大官，发了大财；从前贪官污吏不肯做的行为，他们公然为之；不仅此也，他们还一面用斧钺一面用黄金，来收买或压迫意志不定的青年，使他们同流合污，国家元气斩丧净尽。这种现状，已经十分可痛心了。」至于「九一八」后，这些五四领袖的表态和做法，更让他们接受不了。他说：
一个青年引导者，——戴季陶，用佛法来麻醉国人；一个青年的引导者，——吴稚晖，天天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还有一个青年的引导者——胡适，仆仆平汉平浦道上，替不抵抗主义做保镖，想过行政院长的瘾。五四运动的领导者都这么样堕落下去，我们对于中华民国还有什么希望呢？……一位造了贞节牌坊的贞女，她公然在南京路上拉客人，还用得着理论上的讨论吗？中国不亡则已，中国而亡国，我先一手鎗打死胡适，然后一手枪打死我自己，以为士大夫泄沓、误国之戒！[50]
话说得这样决绝，其背后的支撑应该是这样一种民族心理，即遇到重大事件，激进、高调，夸张地提倡似乎总是显得「正义」、「高尚」，无畏和大义凛然。凡是理性的建议、见解，平和的声音、讨论，就很容易被淹没在众生狂欢、喧嚣之中，或很容易被扣帽子，被误解和指摘。
曹聚仁说胡适「想过行政院长的瘾」就完全子虚乌有，也不合逻辑。因为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确曾力邀胡适出任教育部长，但他不可能以行政院长的身份邀胡适出任行政院长。陈中凡后来的答信中，就指出这种以讹传讹的危害。他说，由于楚狂老人〈胡适之出山启事〉中说到胡适要出任部长和行政院长之类，结果就让上海小报抄袭了去，竟当作事实予以宣传。[51]
因陈中凡的来信中专门提到「胡适出山」（即〈胡适之出山启事〉）一文，撰写此文的陈子展（楚狂老人）也不能不出面澄清。其实，陈子展对胡适并非不欣赏，他曾经提出过新诗的「胡适之体」，惹得胡适还要出面表示惊讶和谦逊，且撰专文加以响应。[52]不过，陈子展的答信却掩不住嬉戏的态度。他说：
〈胡适之出山启事〉是鄙人开开顽笑的，不但绝无恶意，而且恰正相反对于胡先生有相当的敬意，对于他现在政局发生关系，出来做官，含有替他可惜之意，这也不过与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的态度一样。至多也只含有庄生所谓「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的意思。倘若胡先生自己看见了这段东西，也不过「哂之」而已。[53]
但正是这种嬉戏的态度引起了一向严谨的陈中凡的反弹。他答信的对象就是「楚狂」陈子展。陈中凡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即今天对胡适的咒骂一如一九二○年代的「学衡派」，都是将胡适视作「政客」，而后者恰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他说：
我所不满的，是十年前我在南京教书，许多反对新文化的朋友皆以胡先生为目标，他们想反对他没有充分的理由，就说他「不是学者是政客」，「提倡新文化，不过是出风头想做官的」，（《学衡》杂志）我就很不以为然，以为胡先生竟可做官，甚至做高官，无碍于他提倡新文化。他们不应当以后一件事反对前一件事。到了现在，思想界变化激进，他已失去了领导青年的地位，他满意调查团的报告书一事，就为不理人口，诸君反对他的理由更多，更不必另外添造一段事实。[54]
以思想和学术偏于传统和文化保守的「南高」一派来喻指今之自认「进步」，且自以为承继新文化运动传统的《涛声》撰稿人，确是让后者始料未及。
应该说，《涛声》周刊在短短的三年中，一直都是寻找自己的风格，其撰稿人的思想也不乏矛盾。他们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表现充满了讥讽，但正如前文所及，陈子展也曾提出过「胡适之体」。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九日，《涛声》二卷卅一、卅二合期「两周年纪念特大号」的头版上便刊登了胡适《尝试集》中的〈乌鸦〉一诗，为他们的「乌鸦主义」张目。晚年曹聚仁又将「乌鸦主义」等同于「理性主义」，[55] 但理性的批评，与讽刺、谩骂，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毕竟不同。现在看，寻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确实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毕竟社会不同于理想，不可能完全按照理论来建构。但从原则上说，民主既要有争取言论自由之勇气，又要有「有话好好说」的修养，这一点应该是不错的。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毛泽东发起了新一轮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这也勾起了曹聚仁对二十多年前「胡适批判」的回忆。他说：
现在又是一个热闹的批判胡适的时期了。不过，有趣得很，「实事求是」的口号，恰正是胡适所提出来的(实事求是莫作调人，乃是黄以周教后学的格言);而「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在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向客观实际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这些话，也正是胡适实验主义的理论。
又说：
批判胡适的人，每易陷于这样的自我矛盾：说的就是胡适的话，用的就是胡适的方法，举的就是胡适的例子，却要下个结论，说胡适的思想是不行的。这样要打倒胡适，反而扶起胡适来了。[56]
曹聚仁到底是见多识广的著名报人和作家，他的这一席话应该是一个过来人的经验总结。
（刊台北：《传记文学》2017年第9号，总第111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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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曹聚仁：〈「乌鸦」商标的《涛声》周刊〉，收入其《我与我的世界 曹聚仁回忆录（修订版）浮过了生命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一年版，页三九六。
[②] 鲁迅：〈祝「涛声」〉，《涛声》周刊第二卷第卅一、卅二合期，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九日，第三版。
[③] 曹聚仁致周作人，北京鲁迅纪念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页四九。
[④] 聚仁：〈我是罗亭〉，《涛声》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第一版。
[⑤] 曹聚仁致周作人，《鲁迅研究资料》（十），页四九。
[⑥]〈乌鸦商标上版题记〉，录自陈西滢译屠格涅夫《父与子》，《涛声》周刊第一卷第廿一卷，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第一版。
[⑦] 曹聚仁：〈「乌鸦」商标的《涛声》周刊〉，《我与我的世界 曹聚仁回忆录（修订版）浮过了生命海》，页三九六。
[⑧] 朱谊存、陈思（曹聚仁）：〈说骂人〉，《涛声》第一卷第十五期，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廿一日，第一版。
[⑨] 陈思：〈五四府君讣告〉，《涛声》第一卷第十五期，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廿一日，第一版。
[⑩] 陈思：〈卖身投靠〉，《涛声》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九日，第一版。
[11] 聚仁：〈知识阶级的末落〉，《涛声》第一卷第十二期，一九三一年十月卅一日，第二版。
[12] 陈思：〈向左转〉，《涛声》第一卷第十期，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七日，第一版。
[13] 曹聚仁：〈二十年来之是是非非〉，《涛声》第一卷第廿一期，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第七版。
[14] 楚狂老人：〈楚狂唱给孔圣人听的一只歌并序——译呈胡适之先生〉，《涛声》第一卷第廿七期，一九三二年十月廿二日，第四版。
[15] 陈思：〈满意〉，《涛声》第一卷第廿七期，一九三二年十月廿二日，第二版。
[16] 聚仁：〈书与人物（一）·一、胡适批判〉，《涛声》第一卷第廿七期，一九三二年十月廿二日，第四版。
[17] 陈思：〈满意〉，《涛声》第一卷第廿七期，一九三二年十月廿二日，第二版。
[18] 孟真：〈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瞥〉，《独立评论》第廿二号，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六日，页五。
[19] 陈思：〈满意〉，《涛声》第一卷第廿七期，一九三二年十月廿二日，第二版。
[20] 胡适：〈陶希圣〈一个时代错误的意见〉附记〉，《独立评论》第廿号，一九三二年十月二日，页三-四。
[21] 成泽：〈舆论与策论〉，《涛声》第一卷第廿七期，一九三二年十月廿二日，第二版。
[22] 以上均见楚狂老人（陈子展）：〈胡适之出山启事〉第一卷第卅二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廿六日。因原刊无从觅见，此处据吴坤仁编：《幽默文选》，上海：群众图书公司，一九三三年版，页九一。
[23] 老前辈：〈恭喜胡适发大财〉，《涛声》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第四版。
[24] 周木斋：〈论现阶段的思想革命〉，《涛声》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第四-五版。
[25] 曹聚仁：〈山海关的故事〉，《涛声》第二卷第三期，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四日，第二版。
[26] 竹青：〈广胡适之论诗——旧诗新译三首〉，《涛声》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廿一日，第六版。
[27] 李鯈：〈秦桧主战了以后〉，《涛声》第二卷第十期，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第二-三版。
[28] 许白雁：〈胡适博士〉，《涛声》第二卷第十二期，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第六版。
[29] 许白雁：〈博士训〉，《涛声》第二卷第十四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第三版。
[30] 参见马成章：〈〈请汪精卫答胡适之〉附汪精卫〈论革命之趋势〉〉，《涛声》第二卷第十五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廿二日，第二-四版。
[31] 以上见周木斋：〈关于批判胡适〉，《涛声》第二卷第十六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廿九日，第二版。
[32] 华龄：〈休矣胡适！〉，《涛声》第二卷第十六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廿九日，第四版。
[33] 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独立评论》第卌四号，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页四。
[34] 关于「九一八」后，胡适的国际视野及其对日态度的内与外之分别的解读，可参见拙文：〈从国际视野看胡适与傅斯年对日策略的异同〉，南京：《江苏社会科学》二○一五年第四期，页二三四-二四二及〈期待与失望：胡适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分歧的再考察〉，福州：《福建论坛》二○一六年第七期，页一五○-一五八。
[35] 华龄：〈休矣胡适！〉，《涛声》第二卷第十六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廿九日，第五-六版。
[36] 参见曾乃登：〈与曹聚仁先生论胡适之博士——「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的检讨〉，《涛声》第二卷第十六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廿九日，第六-八版。
[37] 韩择：〈国联〉，《涛声》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第二版。
[38] 韩择：〈胡适与蝴蝶〉，《涛声》第二卷第十八期，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第二版。
[39] 胡适致苏雪林，《胡适全集》第廿四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三年，页三二三。
[40] 曹聚仁编《胡适文谱》广告，《涛声》第二卷第十八期，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第八版。
[41] 以上均见曹聚仁：〈胡适论〉，《涛声》第二卷第十八期，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第三-七版。
[42] 聚仁：〈胡适与秦桧〉，《涛声》第二卷第十八期，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第七-八版。
[43] 陈思：〈中国必死〉，《涛声》第二卷第二十期，一九三三年五月廿七日，第二版。
[44] 石不烂：〈致胡适之先生书〉，《涛声》第二卷第廿一期，一九三三年六月三日，第六版。
[45] 陈思：〈鲁迅不及胡适〉，《涛声》第二卷第廿三期，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第六版。
[46] 呦呦：〈攘外的串串——试用同时主义的作风〉，《涛声》第二卷第廿八期，一九三三年七月廿二日，第六版。
[47] 原文见张季同：〈评李季「我的生平」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读书杂志》第二卷第十期，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页六-七。
[48] 以上均见李季：〈死老虎与死狗〉，《涛声》第二卷第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第三-四版。
[49] 以上见中凡：〈《涛声》的宗旨和态度·陈中凡君的来信〉，《涛声》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廿一日，第八版。
[50] 聚仁：〈《涛声》的宗旨和态度·论主旨与态度〉，《涛声》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廿一日，第八-十版。
[51] 陈中凡：〈答楚狂〉，《涛声》第二卷第七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廿五日，第八版。
[52] 参见胡适〈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自由评论》第十二期，一九三六年二月廿一日，页一三-一八
[53] 楚狂：〈《涛声》的宗旨和态度·论胡适之〉，《涛声》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廿一日，第十版。
[54] 陈中凡：〈答楚狂〉，《涛声》第二卷第七期，一九三三年年二月廿五日，第八版。
[55] 曹聚仁：〈「乌鸦」商标的《涛声》周刊〉，《我与我的世界 曹聚仁回忆录（修订版）浮过了生命海》，页三九六。
[56] 曹聚仁：〈「胡适批判」〉，收入其《书林又话（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年版，页一一二-一一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