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世宗统一全国的战略基本上是两步走，一是用有限的军事行动先南后北，先易后难，二是再由北往南，先难后易。这一策略是稳妥的，是在统一战争实践中对王朴《平边策》的发展和完善。
周世宗柴荣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即位之初，就以“汉晋以来，契丹屡寇河北，轻骑深入，蹂躏幽燕”为忧，认为群雄割据，国家分裂的局面必须结束，否则中国将忧患不已。所以他锐意于统一事业，在高平之战大胜后，立即挥军进攻北汉巢穴太原，欲趁热打铁，一举灭亡北汉，为全国统一奠定基础。但太原之战劳而无功。这一事实有力地印证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那就是统一天下的得失成败，关键取决于统一方略的正确与否。换言之，在当时的形势下，结束中国分崩离析的局面，更呼唤着高明正确的统一大战略的制定。王朴的《平边策》遂应运而生，成为周世宗统一天下之总方略。
王朴，字文伯，东平（今属山东）人。少年登第为进士。为人明敏多才智，后汉时任校书郎，但怀才不遇，弃官隐居。后投奔柴荣，任军中掌书记。史载其“性飓而锐敏，智略过人”。柴荣即位后，迁比部郎中。“初，世宗以英武自任，喜言天下事，常愤广明之后，中土日蹙，值累朝多事，尚未克复，慨然有包举天下之志，而居常记事者，多不谕其旨，唯朴神气劲峻，性刚决有断，凡所谋画，动惬世宗之意。”太原之战受挫后，周世宗认识到安定内部和削平割据统一全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必须有一个完整、高明的总体策略，他非常务实，虚心纳谏，曾严肃地对宰相说：“朕每思治政之方，未得其要，寝食不忘；又自唐晋以来，吴、蜀、幽、并，皆阻声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开边策》各一篇，朕将览焉。”点名让王朴和朝中大臣提出对策。当时一共有四十多名大臣就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周世宗逐一阅读，只有王朴的《平边策》让他眼前一亮。王朴因此颇得周世宗信用，官拜枢密使。
《平边策》全文一共不到一千字，但全面论述了治国安邦和统一天下的策略。见解独到，其核心是提出了政治上的厉行改革以及军事上的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周世宗在《平边策》的基础上，又与王朴反复讨论，制定了统一天下的具体方略，形成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统一战争战略方案。
首先是厉行改革。王朴提出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诸方面。王朴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出发，指出造成唐末五代以来令人痛心的天下分崩离析局面的原因就在于“失道”，即政治举措失当。因为自唐末藩镇割据相衍而来的五代十国局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擅于将，将擅于兵”，一地的兵甲、财赋，中央不能过问；地方节度使的任免，中央无权干预。军队则全无纲纪，必须加以整顿。
所以王朴说：“唐失道而失吴、楚，晋失道而失幽、并，观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术。当失之时，君暗政乱，兵骄民困，近者奸于内，远者叛于外，小不制而至于大，大不制而至于僭。天下离心，人不用命。吴、蜀乘其乱而窃其号，幽、并乘其间而据其地。平之之术，在乎反唐、晋之失而已。”所以，改革的具体办法必须是：“必先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时，用能去不能以审其材，恩信号令以结其心，赏功罚罪以尽其力，恭俭节用以丰其财，徭役以时以阜其民。”即刷新朝政，选能淘劣，以法治国，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这样才能安定国本、增加实力，从而在各方面做好战争的准备：“俟其仓廪实、器用备、人可用而举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强财足，人安将和，有必取之势，则知彼情状者愿为之间谍，知彼山川者愿为之先导。彼民与此民之心同，是即与天意同。与天意同，则无不成之功”。
王朴这种在制定军事战略时优先考虑政治因素的思路，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表明他高瞻远瞩，善于将统一大业作为一个整体大系统，全面联系对待来思考，从而超越了单纯就军事而论军事的樊篱，真正触及到了政治制约军事，军事服务于政治的本质属性。《文子·上礼》曾说过，军事斗争要“先为不可胜之政”，《商君书·战法》也说“政久持胜者，必强至王”。王朴的战略思维与前圣的思想精髓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显现出他在同一战略构思上的大襟怀、大手笔。
其次，军事策略上的先易后难。为什么要先易后难呢，这是由各方面的客观情况决定的。一方面，当时全国分裂为后周、辽国、北汉、后蜀、荆南、南唐、吴越、南汉等。以中原正统自居的后周，实际上处于辽、北汉、后蜀、南唐等割据政权的包围之中，这些国家实力有强有弱，距离中原远近不一，对后周的威胁程度也不同。后周绝不可能同时出击，十个指头一齐打，必须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
王朴认为，在各割据势力中，南唐和后蜀是实力最强的。这两个割据政权都想结交契丹，以图中原，对后周威胁最大。周世宗想要恢复燕云，就不得不先惩罚这两个势力。而在这两个割据政权中，又应以南唐为首先用兵的对象。因为后蜀远离中原，关山阻隔，交通不便，远征困难重重。历史上，后唐两征后蜀，一次得而复失，一次半途而废，前车之鉴，教训深刻。而南唐是南方诸国中最强大的，又与后周为邻，南唐经济富庶，先灭南唐，得其人力物力资源，可以增加后周的国力。同时，夺取南唐，对南方另一个较大的割据势力可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等到南方平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
为什么说北方的北汉难攻呢？这里有一个大背景。唐朝中期以后，在山西境内又有了一支新的少数民族——沙陀族。沙陀本是西突厥的一支，突厥族原来是居住在蒙古高原西部阿尔泰地区的一个游牧部落，后灭了柔然入居蒙古高原，6世纪80年代分裂为东西二部，西突厥占有今新疆及中亚地区，其中一支移居到天山东北角即天山东端的北麓，和当地的土著印欧语系白种人融合在一起，形成沙陀族。唐朝前期，沙陀族臣属于唐朝，但安史之乱后，唐在中亚的势力收缩，沙陀族转而臣属吐蕃，被迫迁到今甘肃一带。9世纪，沙陀举族东迁，投奔唐朝，唐政府将之安置在今陕西定边一带，此后沙陀族不断东迁，定居于山西北部，史称代北沙陀。
当时，就战斗力讲，沙陀骑兵是最强悍的部队。其首领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由唐朝赐姓）曾率部助唐朝镇压黄巢起义军，因功被任命为节度使，李克用后来占领山西大部分，被进爵晋王，建立了唐末和五代后梁时期的晋国，以太原为政治中心。进入五代时期，沙陀族凭借居于山西高原的地理优势和强悍的部族军事力量，与中原汉族政权角逐。五代的各个朝代中，有三个都是以太原为根据地的沙陀族人建立的，一是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建立的后唐，二是石敬瑭建立的后晋，三是刘知远建立的后汉。他们建立政权前，身份都是前朝的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以山西为根据地，依靠河东人力物力乘机夺取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取得统治权的。（参考谭其骧《长水集·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一文）
可见，河东地区在五代政权更迭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年刘知远建立后汉，称帝南下，就特意令其从弟刘崇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守卫河东这一基地。所以，郭威发动兵变推翻后汉建立后周之时，刘崇也于同一日在太原称帝，以后汉的合法继承人自居，而且仍以后汉为中原正统，与后周势不两立。北汉的目标就是以河东为基地，消灭后周，报仇复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北汉一方面称臣于契丹，争取其大力支援，另一方面就是整军备战，向后周发起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虽然晋阳之战、高平之战皆以北汉惨败而告终，但周世宗欲乘高平之战胜利之余威扫平北汉的反攻也了无成效，在太原之战中，后周军队顿于坚城之下，久攻不克，损失严重，只得撤军。这样，后周与北汉自始就是水火不容的你死我活的关系，自无和解之可能。同时，经太原一战，以当时后周之国力军力与北汉抗衡，自不占优势。王朴是清楚这一现实的，所以在《平边策》中说：“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以强兵攻之，但亦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候其便则一削以平之。”这就点出了后周处理与北汉关系的基本原则与作战方略。
利德尔·哈特说：“战略学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方面经常保持一个目标，而另一方面在追求目标时，却应适应环境，随时改变路线。”（利德尔·哈特：《〈战略论〉序》）在这方面，周世宗可以说是深明战略之道。他为了统一中国，一方面积极按照《平边策》中提出的战略励精图治，安定社会，奖励农耕，开通漕运，讲练精兵，不断充实国力；另一方面，在展开统一事业，实施统一全国战略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按原《平边策》中的设想去一举平定南方各国，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对王朴的《平边策》作了修正。
这主要是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有所为有所不为，将战争限定于一定范围内。因为当时南唐、后蜀皆实力强大，具有全面抗击后周的力量；同时，到处树敌，战略目标过大，也易引起整个南方与后周的对抗，短时间内势必难以结束对整个南方的战争。所以，周世宗出兵南唐，一再声明只取江北十四州的后唐旧疆，表示要与南唐以长江为界，不危及南唐在江南的统治。后周进攻后蜀，也只收复原来后唐、后晋占有过的秦（今甘肃秦安）、成（今甘肃西和县西北）、阶（今甘肃武都）、凤（今陕西凤县）四州之地，绝不越过剑门（今四川剑阁）而攻打成都。同时，取得对南唐、后蜀战争的胜利后，也未乘胜进攻荆南、吴越、南汉等国，而是与这些国家友好往来。
周世宗在实施统一过程中对《平边策》的这些修正，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因为，这样做既教训了南唐、后蜀，迫使他们对后周边境不敢轻举妄动，保持了后周关中、淮河流域的安宁；又将战争限定在一定范围和规模之内，不致南方两大势力与后周全面对抗。同时，有限的军事行动也取得了关中形胜之地，为日后统一整个中国奠定了基础。而取得淮河流域财富之地，则可从富庶的江北十四州取得大量人力、物力，保证有足够的实力对付北方强敌辽、北汉，可以集中力量收复河北失地燕云，并击灭北汉。然后再自北向南，统一整个南方，这自然是水到渠成的。
所以，周世宗统一全国的战略基本上是两步走，一是用有限的军事行动先南后北，先易后难，二是再由北往南，先难后易。这一策略是稳妥的，是在统一战争实践中对王朴《平边策》的发展和完善。可惜的是，王朴在统一战争刚刚开始时因劳累过度，四十五岁时即因脑溢血去世。宋人王郅在《默记》中曾十分惋惜地说，王朴只辅佐了后周四年，就取得了许多功绩，如果天假其寿，其功业一定不可限量。更为可惜的是，统一事业的最高战略指挥者周世宗也英年早逝，死于北伐途中，后周的统一事业暂告中辍。
宋朝大思想家朱熹说：“周世宗天资高，于人才中寻得个王朴来用，做了许多事业。”当学生问周世宗是否算得上“贤主”时，朱熹答曰：“看来也是好。”并认为“世宗胸怀又较大”，“可谓有天子之量”，“五代时甚么样！周世宗一出便振。收三关，是王朴死后事。模样世宗未死时，须先取了燕冀，则云中、河东皆在其内矣。本朝收河东，契丹常以重兵援其后，契丹嫌刘氏不援，始取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中华书局标点本，3251页）周世宗取天下的事业虽未最后完成，但王朴关于国家统一的战略规划影响深远。
据各种史料记载，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毫不隐晦地说过，周世宗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前朝皇帝，王朴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后周大臣。赵匡胤当上皇帝后一次路过祭祀后周大臣的功臣阁，看到王朴的画像，赶紧整理衣冠作揖行礼，随行人员问陛下贵为皇帝，为何向前朝大臣行礼？赵匡胤指着自己身上的御衣说，王朴要是长寿些，我可当不了皇帝呵。可见对这位前朝同僚的敬重。继起的宋朝正是相沿了周世宗和王朴的“取天下之策”，在这一方略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作了修正和完善，才最终实现了统一大业。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王朴《平边策》的不朽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