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一开始，并非作为学位论文来构思的。它源于台湾黄胜德先生的学术基金资助的道家研究课题，课题的总主持人则是汤一介和陈鼓应两位先生。那是9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陈先生在我家里，简单交代几句话后，就从一个布包里拿出用报纸包着的一厚迭人民币，作为我的课题费。具体数目记不清，大约是一万或者八千。总之，在当时，它对没出息如我者，是会心动的。更特别的是，这笔经费既不用报销，也不需要课题进展报告。除了起初拟个简易提纲上报，且得到汤先生来信指教外，就没有下文了。以至于我书稿完成时，两先生主编的丛书计划已经结束。因此，这本书只好另谋出路。我后来听说，先生们这样做有两点考虑，一是在新儒学声势日炽的情况下，为道家研究积聚力量；一是给还愿意在教书岗位上苦苦支撑的年轻人一点鼓励。当然，这种意图只有从90年代的背景才能理解。至少对我而言，这是能够感受到的温暖。而且，它促成我一本正经地研读起《庄子》来。
我的博士学位是以同等学力身份在职申请获得的，有人把它叫做论文博士。在当时，它与学历博士的差别，主要在于前者不需要参加任何入学考试，但需要资格审核。其它差不多，同样需要导师、学分与答辩。我的导师是冯达文教授。冯老师如家长般对待学生，但只是宽厚，没有苛严。我们对他亦师亦友。此外，学问上，冯老师对道家思想有深切的体认，90年代初还出过一本《道法自然》。因此，我以庄子为题，跟他学习很契合。其实，本系教师跟冯老师读博的，还有李兰芬、陈立胜和张志林。这些人五花八门，但有个共同点，就是得了拖延症，几乎都到最后的期限才进行答辩。这导致我的博士学位比教授职称还来得迟。志林兄则干脆放弃答辩，并声称他是冯老师“永远的学生”。
另外的幸运是，论文写作期间，在杜维明先生的帮助下，我获得了到哈佛东亚系进修的机会。这个项目属于联合培养，由哈佛—燕京学社出资，让学生在哈佛深造，继续博士论文计划，时间为一至一年半。原本在东亚系执教，但其时已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的杜先生，成为我的指导老师。杜先生接受我的庄子题目，并开了一个英文书单，里面包括有葛瑞汉、吴光明等人的作品。但我并没有将全部心思放在论文上，到哈佛只盯住一个知识点，可能不是明智的做法。那段日子可谈的东西很多，不能在这里细说。结果是，受杜先生的影响，我逐渐产生对儒学的热情。同时，也开始萌生追求自己学术个性的想法。2000年，杜先生亲自到中山大学主持我的论文答辩。事后我才知道，杜先生为了我的答辩，还推掉一项重要的国际学术活动。我从杜先生那里得到的帮助，远不是完成一篇论文的事情。
在初版后记里，我感谢了“庞朴先生和许抗生、郭齐勇、高瑞泉、杨国荣、吴重庆、龚隽诸师友对我前期工作的评论”，这些评论包括来自论文评阅和答辩两个方面。但是其中谁做评阅，谁参与答辩，我记不清楚。只有高瑞泉老师出席答辩是确定的，在一次“论资排辈”的酒会上，基于这个证据，我的辈分降级，老高也就变成了高老。
答辩通过，学位也拿到了，但书的事情没有结束。论文原题《〈齐物论〉及其影响——从〈庄子〉到魏晋玄学》，共写九章，满足答辩要求，但不是计划的全部。在断断续续增补之余，另一个机会来了。因《开放时代》朋友李杨的介绍，陈方正先生邀请我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半年，为完成全书的修改提供条件。陈先生是该所所长，他的博雅是跟他接触后才感受的。听他讲科技史非常享受。此外，还由此认识金观涛、刘青峰夫妇。金先生是中国现代思想研究室的主任，我的项目属于这个研究室的名下。刘青峰老师其时正在主编《二十一世纪》。我的办公桌对面，则是正在做编辑的刘擎兄。而我使用的那张桌子，则是刚离开该所的刘小枫兄留下的。在那段日子，我还开启了关于《论语》的论文写作。
由于错过了汤先生他们的出版期限，我必须为书另找去处。又是得到平原兄的帮助。他很快就回复我的申请，可以纳入他主编的《学术史丛书》。说“又是”是因为有前科，我的硕士论文《康德哲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影响》，也是经他的推荐，在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刊（1987年，第3辑）发表的。总之，可以说一路有贵人相助。贵人中还包括预先发表过论文部分章节的期刊编辑，其中有长期编辑《中国哲学史》的朋友陈静。
记事是为了记人。感谢上述所有的师友，感谢过去的学生余树苹、马永康、许雪涛、陶乃韩诸同学，还有刚帮我对全书重新校对的龙涌霖同学。
书的出版，往往如被抛入水中的漂流物，命运如何不是作者能控制的。但是，反过来看，情形就不一样。书的写作及其过程对作者本身的影响，部分是作者可以说清楚的。就我的学思生涯而言，这本书是我的新起点。首先，我顺此从近现代思想史进入“经典与解释”论域。通过一篇文章的主题解读，分析全书的结构，并扩展为探讨其历史影响的途径，这是论文的基本思路。只有《庄子》才具备这样处理的条件，它对理解经典研究中文本、解释与创造的关系，提供一个独特的案例。还有随后对《论语》与《庄子》关系的串联研究，让我对经典文本中故事性或历史情节的内容，在传播的特点及文化的形成上，有了新的认识。近期关于“经典世界”的概念即由此发展而来。其次，它吸引我对庄子哲学本身的关注。本书完成后，我依然有论述庄子的篇章，不是基于通常的学术史兴趣，而是被庄子的思想所打动，包括思考的角度及论述的方式。如何用现代语言把庄子的玄思带入哲学的视野，是我后续的工作之一。虽然我无意于作为庄学的专家，但肯定成了铁杆的“庄粉”。
重版对原书没有改动，只是删去两篇附录。初版后记中，我说过“一本书就这样把我从青年带进了中年”。其实，命运就是故事，是流水般不可重复的过程。幸运的话，书与作者会漂流在同一河道上，且书更有机会漂流得更远。不过，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人所能做的，就是努力把握自己而已。当然，庄子会说，连把握自己都是不可能，否则，就不会有究竟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这样的疑惑。但如果是这样，那干脆把做梦进行到底，又如何？
作者，
2019年2月23日
记于中山大学广州南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