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因核对一则关于科学哲学引文的需要，来到书架前，对着几排纸张发黄的小册子翻检。放在这个位置的，多是30多年前的科学哲学著作，以翻译为主。作者有卡尔纳普、库恩、波普、莱辛巴哈、费伊阿本德、拉卡托斯，还有心理学家皮亚杰、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哲学家罗素、艾耶尔、蒯因等等一大批。
不知道的人，凭这些存书可能以为我是学科学哲学的。其实不然，购买和近乎痴迷阅读这些书的时候，我正是注册在读的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这种今天不常见的现象，有时代的背景，也有特定的环境因素。
在架子靠边的地方，有少量中国学者的书。顺眼光移动，可以看到张华夏老师的著作。赫然在目的书名，有《道德哲学与经济系统分析》和《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都是三、四百页的篇幅。
张老师是我们系的老师，但非教伦理学，更不是教中国哲学，他是科学哲学专业的教授。我虽然没有修过他的课，个人也不算跟他很密切，但喜欢上科学哲学，却与张老师，还有他的学生有关。
1984年，中大哲学系的科学哲学专业招了5名硕士生，包括鞠实儿、翟振明、郦全民、徐明明和汤志红。同一年级的，还有学西方哲学的解民和肖滨。他们都异常活跃。我是83级的，但几乎一开始就跟他们混在一起，从日常聚玩，到参加科学哲学专业的周末学术讨论。由此而有与张老师结下学缘的机会。
那个讨论会有点类似现在说的“工作坊”，正式名称好像叫“科学哲学论坛”。参与者主要是科哲的老师学生，常到者大概二十来人。除张华夏老师外，老师中还有林定夷、何博传二位。岭南学院的王则柯和外语学院的王宾两位老师，也经常光顾。学生还有少量像我这样的爱好者，也有本科生，如数学系的任远、哲学系的郑淑红等。
由于延续的时间长，中间不断有人加入，学生后来也变成教师，如鞠实儿、李平、李兰芬，还有我本人。1988年从华东师大分配来的张志林，后来成为主力。张老师通常是主持人，但也常报告自己的成果。讨论会上，他经常摆出一副擂主的姿态，与大家轮番对阵。他喜欢用公式，黑板上画满表达概念关系的“电路图”。而学生最喜欢找漏洞的地方，就是涉及自然科学的具体看法。
这个讨论会上，除个别中大哲学系的本科生外，几乎第一学历都不是哲学。
我印象中，态度最“猖狂”的是张志林，他本科是学物理化学的。不过，他跟张老师关系情同亲师生。由于张老师的原因，我们还能在讨论会见到类似许良英、范岱年这样的大人物。有一次，从北京来的李醒民教授，还表扬我“这个同学问题不错”，引来大家的笑声。
把我当成学生大概是因为我的提问不够专业。讨论会议题以科学哲学为主，但不受限制。《山坳上的中国》的作者，何博传老师就讲过一次法国旅行的见闻，我还为此写了一篇《来自巴黎的报告》，刊登在吴重庆主编的《岭南文化时报》上。回想起来，那也是我们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很难确切说，我在讨论会中学到什么东西。但你从中感受到对知识的热情和精神解放的活力，受益是潜在的，也是终生的。会后我也读库恩、读波普，还有波兰尼。跟张志林合作的《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扩展研究》，就是这种影响的产品。书虽然稚拙，但有一种精神的冲动，这种念头在我的意识深处长久的起作用。
有一段时间，我还想结合科学哲学与解释学，做社会科学哲学的探讨。这个设想虽然没有落实，但在中国哲学领域，我写了很多关于方法论的论文，却不能不说也是受到这种影响的延续。我要查对的引文，来自波普的《客观知识》，是在构思关于“经典世界”的观点时，突然想到的。我的观点与他“三个世界”的概念有吻合之处。这是30多年前的阅读留下的印象，说不定也是潜意识中起了作用。
思想影响不像添加知识，有些未必可以明确界定，它更像是一个慢慢发酵的过程。在知识的传承上，我没有资格进入张老师弟子的行列，但在观念的契合上，我自认是张老师的学生。
张华夏老师是个有趣的人。他常戴一顶“列宁帽”，随意套一件不大讲究的西装上衣，还带点狡黠的微笑，如果不听他说粤语口音深刻的普通话，很象电影里的苏联特工。不过，他自己说是列宾画笔下的伏尔加船夫。这种自嘲可以看作某种立场的认同。
张老师1954年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经济系，1957年研究生毕业于复旦哲学系，应该是学过俄语，据说还到中国人民大学听过苏联专家的哲学课的。科学哲学这门课，现在叫“科学技术哲学”，前身就是“自然辩证法”。后者来自恩格斯一本书的书名。当他在课堂上，让“测不准”“可证伪性”“范式”等术语满天飞的时候，也不忘向我们介绍讲“科学唯物主义”的加拿大哲学家邦格。
张老师也是系统哲学的权威。讲英美哲学与讲唯物论，看起来有点不协调，却是他思想成长复杂经历的完整呈现。
张老师做报告、讲课都非常投入，有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反思风格。李兰芬描述他给77级本科上课，入神处手舞足蹈，在比地面高半尺的置放讲台的水泥平台上，甚至身体倒退着移动，经常退到平台的边缘，让下面听课的同学倒吸了一口冷气。他还在77级中选拔8个同学，组成一个强化科学哲学的学习小组。这8人被戏称为“八大金刚”，包括后来在哲学系任教的李平，和到美国跟劳丹读博士并留在美国任教的陈向。李兰芬不知为何错过入选的机会，经常提到这件事，大有遗憾终生的感觉。2019年张老师去世，很多离校37年后的77级同学来为他送行，学长刘悦伦还代表这些老学生致悼辞，向老师告别。
生活中，张老师不世故，但有人情。他会为年轻教师职称评审的不公，而与有权势的人物在评审会上公开争执，表现激动。知道一位同学因特殊原因，一登记结婚即准备劳燕双飞，他主动做东，请这对新人和关系较近的同学聚餐，缓和气氛。
那些年，系里部分老师特别是年轻的，经常下午讨论，晚餐后乘着酒兴又继续聚谈，不按时回家，引起各家“领导”的不满。大家开玩笑要成立“怕老婆协会”。“怕协”主席一职有好几个人选，没想到张老师说，他至少可当个“名誉的”。
偶尔，他也向年轻人吹吹牛。他说，东莞的“可园”是他家的祖产，可现在回去还要买门票。这不是吹的，是真的。也是真“牛”，因为“可园”是岭南四大名园之一，也是岭南画派的诞生地。如果我们当年更八卦一点，说不定会知道更多他深藏不露的消息。
1996年，张华夏老师年届60，按规定退休。做文科学问，六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岁，但他没有迟疑就办了手续。此后也不掺和系里的事情。这和袁伟时老师的态度完全一样。我们与张老师住同一栋楼，晚上时不时会碰到他与师母出来散步。
年纪渐大后，老人家耳背，我们几乎限于打招呼，较少交谈。没想到，退休后，他的书接二连三出版。例如，开篇提到的两本伦理学的书，均出版于2010年。而《科学的结构：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探索》则出于2016年。在退休20年之际，还在出版自己的新作。有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学生的，能不景仰，不自豪吗？退休后，他还尽力参与华南师范大学科学哲学博士点的建设。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张老师对是否退休，没有太多的执念。
张老师的努力告诉我们，对一个人文学者而言，在什么机构工作，退不退休，应该不是他能否贡献才智的先决条件。然而，对他曾为之奋斗的学科点而言，情况就不是这样。在张老师离开后，中大的科学哲学专业的影响就趋于平淡，在同行中慢慢边缘化了。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个学科点，因张老师的努力而兴起，也随他的离开而衰落。不是学生或后继者不优秀，而是兴趣转移到逻辑或分析哲学方面了。
或许这也与大时代的思想或知识背景转移有关，上世纪80、90年代风头正劲的科学哲学，在本世纪初沉寂下来了。几乎没有世界性影响的哲学家出身于科学哲学的。作一个可能是外行的猜测，或许是其兴起所依托的从相对论到量子力学的物理学背景的潜力被充分发掘了，或许是一开始进入中国时那种批判使命也随时势的变迁被终结了。大概直至到人工智能、生命科学蓬勃发展的今日，才能重新畅想它的哲学前景。张老师本人晚年不也是把精力转到伦理学上了吗？
在文化与知识急剧变迁的年代，哲学家的贡献不一定是提供无可置疑的思想产品，也可以是一种鼓舞后来者的不屈的身影。
2010年，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复办50周年的纪念文集的《跋》中，我写过这样一句话：
“袁伟时、张华夏这一辈的教授，则是我真真切切感受到的，为这个系的思想与学术的转型而鞠躬尽瘁的老师，他们没有体制内的光环，但谁也压不住他们的声华。”
在一次路上偶遇时，张老师曾跟我说了一句：“谢谢你记得我们。”
明年是中大校庆百年，也是哲学建系百年。我们也要修史志庆。这里提及的与张老师相关的陈年旧事，虽然会在“正史”叙述结构的缝隙中被疏漏掉，但它将继续存活在曾经参与或被影响者的精神世界中，学问是薪火相传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