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埃皮奈夫人的林间小屋
走出喧嚣的都市，从此不想回来，无论巴黎也好，伦敦也好，别的都市也好，都是路过，不算长久的居所。卢梭想找一个地方避世隐居，专心著述。这是1756年春天，一次与埃皮奈夫人一起郊游，走在蒙莫朗西森林的小路上，一所绿树环绕的小房子，引起卢梭的注意，流露欣喜。埃皮奈夫人发现了卢梭心情的变化，拉着他的手，笑吟吟地说：”这是为你而备的，送给你住，祝愿你在这里生活快乐。“
卢梭心怀感激，不久就移居林间小屋，埃皮奈夫人坐自己的马车过来给他送行，她的佃户为他搬运简单的行李。小小的幽居，布置得干净雅致。天有些冷，残雪犹在，大地却已萌动，紫罗兰和迎春花吐露芬芳，树木的苞芽开始绽放。从紧邻住宅的一片林子里传来夜莺的歌唱。他忘了已经迁居，还以为依然在格勒内尔路，又一声鸟鸣叩动心弦，他像从梦里醒来，快乐地叫道：“我的心愿实现了！” 这栋巴黎郊外的小屋，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归隐庐”。
好一阵子，卢梭才从对乡村景物的沉醉中苏醒过来。他要整理旧稿，投入写作。他规定自己每天上午抄乐谱，这是他谋生的职业，下午带着纸和笔外出散步。途中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写作和思考。他说：那片几乎就在我门口的蒙莫朗西森林，就是我的书房。卢梭在这里送走了人生中一段宝贵的光阴，著述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社会契约论》。
他说长久以来最有兴味，想以毕生精力去写的一本书，就是那部有关政治制度的理论书。这已经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那时他住在在威尼斯，仔细观察当地政府的运作过程。他惊讶地发现，这个举世称誉的政府，竟有那么多的毛病。
他看出来了，社会上一切都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任何一国的人民的现状，都是他们政府性质的反映。政府什么样，人民就什么样。“什么是可能的最好的政府？”卢梭决定弄清楚：“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造就出最有道德、最开明、最聪慧、总之是最好的人民？”原先卢梭曾起草一本叫《政治制度论》的书。完成《新爱洛绮思》后，本可以专注于这本书的写作，上手后觉得所需时间太长，于是决定把其中的中心部分抽出来，单独形成《社会契约论》。
卢梭政治学说的主题是自由。自由思想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古希腊与罗马的城邦自由精神。如果说，东方的古代社会基础是村社，西方的古代社会基础是城邦，那么从村社的土地上生长出最初的专制理念，从城邦的市场中誕生出原始的自由精神。至于近代，西方自由思想日益发展，从英国的霍布斯、洛克到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与卢梭，体现西方近代自由思想前行的若干重要阶段，而卢梭则可认知为西方近代自由精神的集大成者。
具有法国国徽意义的一幅图案， 本是当年法国大革命的纹章。椭圆的图形，上绘—束棒是古罗马法官的威权标志。橄榄树和橡树枝叶环绕，古罗马军团勋章的绶帶上写着“自由、平等、博爱”。在这三个词中，“自由”居首，平等与博爱是自由精神的延伸与派生。可以说，“法国国徽”所表达的，恰是卢梭的思想。
《社会契约论》开篇的名言是： “人生而自由，但无时无刻不在枷锁之中。”人的本质是自由，人向往自由，但“自由”的人，偏偏用自己的双手創造出无数个枷锁，包括家庭、社团、政府、国家，也包括伦理、宗教、法律、制度。卢梭不止一次地追问：不是说人是万物之灵吗，为什么所受奴役那么深重？
卢梭把关注投向中世纪，強大的“权力”，像高山乌云压在人们的头顶，这是恶的权力。卢梭思考，推翻这样的恶，是否时机已到。是什“理论”支撑了这个恶，当揭示一个真理，去戳破历史的谎言，宣判封建王权的非法无理。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裴多菲（1823—1849）是匈牙利诗人。领导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武装起义英勇牺牲，年仅26岁。他留下的这首脍炙人口的自由之诗， 恰好表达卢梭向往自由的内心世界。卢梭生活的年代，法国正处在黑暗中，人民沒有权利。
强者将自己所具备的强力化为“权力”，而将他人因恐惧而不得已的屈从称为“义务”。这样就产生“强者的权力”，“听起来颇具讽刺意味，实际上却已被确立为一项原则”。
人类发展经过若干阶段，最初阶段是原始社会，靠自然采集与渔猎为生，以部落族群的方式生活，服从族长。族长如猿群中的大王，是血肉角逐中产生的強者。强者的权力是“族权”。此后人类走到中世纪，在古代专制国家中生活，这时的最高权力是“王权”。与产生族长的方式一样，最具实力实权的国王在残酷的宫闱斗争与战场杀伐中诞生。人类进入现代，生活在民主自由的国家，摒弃暴力，通过和平公正的选举方法，产生出前所未有的新权力，它的名字听“民权”。
“族权”、“王权”、“民权”三种权力，体现人类的进化史。很清楚，前两种权力，是“強者的权力”，第三种权力是民众的权力。“強者的权力”是“物理性的力量”，是人类“权力”史上低端状态的原始与野蛮的权力。人类权力每进化一步都离开权力的原始动物性远一点，族权与王权，因其产生于暴力，离“动物性”很近，“民权”虽其最初也诞生于血火（如卢梭没有亲见的法国大革命）但一旦出世，成长成熟，将洗清动物性的腥骚而滿溢人性的馨香。
“王权”，与阴谋共生，与暴力相伴，在它身上看不到一丝道德的影子，唯有罪恶与丑陋。卢梭說：人们向強权低头，只是卑屈的忍耐，并非出于自愿，这样的权力貌似強大，实质是绝对的虚妄。
由于个人力量弱小，无法抗御自然的袭击、外族的侵扰，由于需要一个力量安排社会秩序，以求安居乐业，人们需要“结合”起来，超越个人权力的统治权力遂此产生。卢梭担心，统治权力一旦产生，个人权力就变得无足轻重，甚至全然交托给前者。強大的统治权力，变为不可驾驭的异己怪物，吞噬人权，蹂躏自由。
怎样才能找到一种结合形式，它能用结成的力量保护结合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又让每个成员在结合过程中不被奴役，拥有自由。卢梭写《社会契约论》，找到这种“结合形式”，就是人民和掌权者签订“契约”，促成“民权”，即“契约权力”的诞生，宣判“强者权力”的死亡。
“契约”首先阐明：天赋人权。人的自由权力与生俱来，来自于“天”，神圣不可侵犯。人民因有权而得平等，“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十九世纪下半叶，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这句名言，源起于卢梭思想。“契约”必须强调，人民对掌权者在位期间的所作所为有至高无上的监督权，一旦发现他有腐败贪贿的行径，人民有权行使罢免的权力，将他从权力的位置上驱赶下来，并施以惩治。
2016年6月，为写作《文明的河口·欧洲篇》，笔者飞行万里，来到巴黎，首先想看艾菲尔铁塔。站在铁塔基座边上无法观赏它的全貌，于是坐船行于塞纳河。航过卢浮宫的墙基，穿过第三座大桥的桥洞，几乎滿船的人都拍手欢呼起来，“看呵，铁塔！”。
这时的铁塔不远不近出现在你的右前方，展现全姿，伟岸傲立，风采飘逸。每一个誉满世界的宏伟建筑或塑像都隐含深意。刹那时一条彩虹悬挂天际，成为铁塔的美魅背景。彩虹上写着文字：“Free”。
当铁塔转到身后，河岸上一座自由女神像立即映入眼帘，叫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长”得和纽约港那座女神形神酷似。确实，纽约的那座女神是法国人送来的“礼物”，而这一座就是女神的原型。
渡船航速不慢，我望着女神的背影，西天日落，满河霞光。我突然疑惑，这女神真身是不是卢梭，如东土观应本是男身。我又恍惚看到，“卢梭”从林间小屋出来，他刚刚写完《社会契约论》最后一章， 想到林子里走走，右手举一盏灯。
2 如果还是孩子
卢梭写《社会契约论》，是铸一把利剑交给人民，去向严酷的封建政权宣战，是举一面战旗，引导人民踏上推翻王权走向共和的征程。这把剑是自由之剑，这面旗是自由之旗。卢梭去世后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当这把剑落下，路易十六身首异处。当这面旗举起，法国成为共和的世界。路易十六临刑前夕，挑灯披览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扼腕感慨：“卢梭毁了法国！”然而，按照卢梭的说法，当“孩子”变成“成人”，就当争取成人的自由，当人民成为“市民”，理应通过市民革命，推翻王权建立心仪的“市民政府”，创立前所未有的自由世界。
人们想起当年的巴黎中心广场，一个彤云压城，雷电将至的早晨，一座高台矗立于广场的中央，上面架着的刑具，模样別致，寒光闪闪。路易十六俯臥在底座上，脸无惧色，轻轻摆手招呼行刑的士兵：“开始吧”。只是瞬时，鼓声响起，一道闪电划过。行刑官手擎法兰西皇帝的首级，昭示于众。
今天，筆者来到这个广场，它现名叫做“協和广场”。那个举世闻名的断头台不见了，这个地方建造了一个摩天轮，缓慢而有力地旋转，让人想起“历史车轮”。面前的喷水池水声哗哗，耳边顿时出现幻觉。仿佛听到路易十六被斩首的一刻，人群中偶尔发出的啜泣，但更大的声浪旋即压了过来，那是千万群众鼓掌欢呼的声音，惊愕之余竟有人跳起欢乐的舞蹈。以进攻巴士底狱为前奏，处死路易十六为高潮，巴黎人激愤、勇进、流血、欢呼，这是革命，也是节日，是法国人欢庆自己长大的“成人节”。
卢梭因其社会契约论，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领袖。卢梭思想直接催生出著名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这个宣言简称《人权宣言》，1789年问世，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文件用卢梭的口吻说道：自由平等是人的基本权利，源自“天赋”，至圣至上，国家功用在于保护人的自然与不可动摇的权利。
《人权宣言》写明：主权在民。人民的私有财产、个人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权利不可侵犯；思想自由。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的自由不可剥夺；三权分立。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置分立，各保独立的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793年，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主持通过新宪法。将《人权宣言》列于其首，并作进一步修改，明确指出：国家主权必须掌握在人民手中，如果政府肆意侵犯人民权力，人民必可反抗和起义。如上《人权宣言》的核心表述，是卢梭《社会契约论》精神的集中表现。
卢梭思想也波及美国，法国大革命前二年后1787年，美国当时的13个州的代表汇于费城，召开制宪会议。9月15日会议通过《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这部宪法，简称《美国宪法》，它是美国的根本大法，是世界上第一部现代宪法。
宪法主张强化国家权力，然而为避免权力集中，又主张“分权与制衡”，将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分立，确定为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主权在民”为宪法灵魂，公民权力是权力之本，公共权力为公众福利和正义目而设，属公民权力的派生形态，无条件服从公民权力。公民权力依“契约”精神，对公共权力实施常态不懈之监督，时刻保持对权力的有效控制。宪法精神明显来自洛克、伏尔泰等人，尤其来自卢梭《社会契约论》，几乎可以说是卢梭政治契约理论的文本再现。
卢梭著作将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比喻为家庭，是社会的原始模型。在“家庭”中统冶者好比父亲，人民是孩子。家庭和政治社会唯一的不同是：家庭中父亲为了爱，去抚养他的儿女，而在社会中，人民听从于一个手执权杖的的首领，他不会对臣民有爱，只有发号施令。
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下面的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学者们解读这本书大都未加注意。他说人民有“成人”和“孩子”的区别，当人民还是“孩子”，它就“无忧无虑地”处在“无自由”的时代，它甚至不需要“自由”。它没有随意行走的自由，因为这个世界到处充满未知的危险，既无健全的思考力，也无经验可以借鉴 ，不能走东走西。一切在大人的监视之下，有的地方不能擅入，入口处写着“非成年人不得入内”。
许多大人做的事，孩子不可以做，譬如饮酒抽烟，譬如谈情说爱，任性去做则引来呵斥与管教，因为年龄还小，有伤身体。不可以随便说话，说了也白说。怕孩子说错，常用巴掌去掩他们的口。
不独立、不平等、没有社会权利，就是在家里也没有多少权利。家里有事，孩子不参加意见。经济上也不自由，不到达足够的年龄，不拥有自己的銀行帐号、经济户头，或许有一点零钱，大人给的。
然而事情会变化，过了成人节，孩子成为大人，所有的权利就要归还给长大的“孩子”。卢梭说得清楚，在一切社会形态中，最古老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便是家庭，然而在这种关系中，只有在孩子需要父亲养育时，才会依附于父亲，一旦这种需要停止，其中的天然依附关系便结束了。孩子从对父亲的顺从关系中解脱出来，而父亲也从对孩子的养育负担中解脱出来，两者都恢复了自然独立状态，彼此平等。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类走过它的“一生”，从童年到少年，又到成人，直至衰亡。原始人是人类的童年，奴隶与农民是人类的少年，市民是人类的成人。卢梭反对存在于法国的“三个等级”的制度，认为法国人民已转化为市民，市民社会已经形成，法国人民已“发育”为成熟有力的“成人”，要改变強加在它身上“第三等级”的地位。它要做最后的挣扎，去获取自由。
是的，展现上述卢梭理论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看到人类精神行走的一般路线，也关注到这样的“行走”总与具体的历史条件相适配，譬如对自由的期望，那是人类在变为“成人”以后的精神需求，如果还是“孩子”，情况会有所不同。孙中山曾认为政治上的“自由”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并不那么迫切，他们最关心的还是糊口养家、温饱生存。梁启超也认为，西方的自由与民主是一把刀子，刀子在“成年人”手里可以做许多事情，而“小孩子”拿起刀子却可能割伤自己。
3 方尖碑及其他
我站立的協和广场，眼前除前面说的摩天轮与喷水池，还有一座魁峨的纪念塔直插云霄，它是方尖碑（obelisk），是与金字塔齐名的古埃及文明权威的象征。它由整块的花岗岩雕成，重达数百吨，四面饰有象形文字，表达对太阳神的崇仰。
这样的宝物我还在梵蒂冈广场上见过一个，样子一模一样，像是双胞胎。美国国土上那座举世闻名的华盛顿纪念碑其原型也是方尖碑。它高高耸立在华盛顿市中心，处于国会大厦、林肯纪念堂筆直轴线。对于西方，埃及的方尖碑就是这样份量沉重吗？研究这个题目是需要再写一篇大文章的。
我现在思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个小问题链接起来的，组成一个问题链，锁住我的双脚，让我走不动了，只好找一个石凳坐下来，托着下巴闭目沉思。别人看起来，很想罗丹的那个叫“思想者”的雕塑呢。
为什么罗伯斯庇尔及巴黎人民兴起的大革命发生在法国，而不会是埃及？为什么法国在大革命后建立起现代民主政治，而埃及不能？由卢梭等人创导，之后在法国革命中得到具体体现的“自由”精神，终于在法国开花结果，那么同样这种精神，在埃及也可以栽培成活吗？还可以联系前不久发生的“阿拉伯之春”運动，它与法国大革命有无内在精神联系，这场“春天”过后，是否可期“春华秋实”的积极后果？\r
正在思考时，我突然感到身体飘浮起来，飞越水汽蒸腾的地中海，降落在开罗的大街上，时间是2011年1月25日这一天，因经济衰退、官僚腐败、物价上涨和失业率高，埃及发生大规模集会，人山人海，红旗翻飞，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埃及是东北非洲的大国，面积为1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8000万。世界上重要的文明古国，地跨亚洲和非洲。埃及的动乱震惊了世界。
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广场“革命”获胜，埃及走上“民选”的程序。然而这个过程是不顺利的。事实上，当一个中产阶级尚未丰滿成熟，广大贫民尚为主流，这个社会揭起的泊来型西方式民主，保准转化为地道的民粹。凡贫困落后、低素质的国家所发动的所有“民主运动”，保准变质变味为“民粹运动”。这后一种运动带来的结果不是文明的推进、祥和与进步，而是流血、暴动与持续的社会动荡。
在北非与中东，只要是落后社会，一般都包含两个政治势力，世俗势力与宗教势力。一旦民粹得势，“选举”出来的领导人物，必是民粹力量的旗手，也必是宗教的代表。而其执政以后一定不会走西方式民主道路，也不是西方型自由派人士，而通常是复制被废黜前任的模式，在集权专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们推进原教旨主义与支援伊斯兰激进运动，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化国家。他们反对自由经济，脱离世界市场，将本国再次推入贫困混乱的沼泽，其结果引发新一轮“革命”，由此国家进入灾难性怪圈。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下台后，穆尔西上台，他没有把埃及引向建设与安定的正途，却把埃及带向前述的“怪圈”。尤其是他无法摆平穆斯林兄弟会与世俗政党的分权问题，造成社会对立，让埃及陷入持续的对立与纷争。埃及再次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数百万民众在首都开罗及亚历山大、塞得港等地举行大规模示威，要求推翻穆尔西政权。结果军方出面，解除穆尔西的总统职务。2013年8月14日军队又与穆尔西支持者发生冲突，造成数百人死亡。
筆者在写作本篇文章的时候，恰巧看到一则新闻，对此新闻的解读，同样有利于对卢梭思想作全方位的认识。2016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因病逝世。这位行事风格独特的小国领导人以其过人的铁腕意志，“盘踞”中亚腹地27年，曾被列入“世界十大独裁者”名册。他操纵下的每一次接近满分的选举成绩，总让他渡过难关，牢牢掌控国家权柄。人们心知肚明，卡里莫夫的“民主”只是套在铁拳上的丝绒手套。他是前苏联僵硬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忠实继承人与“守墓人”。
然而他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同样令人瞩目。他主政的乌兹别克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国内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为伊斯兰信徒，激进的伊斯兰激进运动暗流涌动，一方面给予卡里莫夫政权以威胁，另一方面也为邻近中国的中亚地区稳定埋设隐患。卡里莫夫上台以来坚持政教分离，坚决推行世俗化政策，卓有成效。
对于所有恐怖组织活动卡里莫夫没有手软，以其娴熟的手段施以镇压。2004年3月发生恐怖爆炸，卡里莫夫认定是恐怖组织所为。他用缺席审讯的方法，宣判伊斯兰运动中两个极有影响的头目死刑。鉴于乌兹别克是重要的反恐战略要地，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中心设在那里。
在卡里莫夫执政的这些年头，那个以“斯坦”为后缀词的偌大一片中亚土地局势基本稳定，而乌兹别克斯坦则成为隔离中东与阿富汗恐怖策源地的一道屏障。假如乌兹别克也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也发生埃及那样的“民主”运动，也许这个国家就会变成另一个动乱的埃及，甚至重演邻近不远的阿富汗悲剧，连年战乱，不可收拾，而恐怖活动的祸水也会西流成灾。这一切都是人们在默悼卡里莫夫时想到的问题。
重温这些刚刚过去的历史，或许可对卢俊《社会契约论》理解更深，不禁去想当一个国家的人民还贫穷落后，素质低下，当一个国家的人民还是一群天真活泼、嗷嗷待哺的“孩子”，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本来我对孙中山、梁启超那个关于“农民”与“孩子”的论说心有疑云，重读卢梭书倒是有了云开雾散的感觉。
当我把飞扬的思绪从远方收回，才发现自己已随着人群登上旅行巴士，一天的巴黎观景已近尾声。领队是一位漂亮精干的华人女性，三十多岁，留学毕业后做了法国媳妇。一路上任劳任怨，对大家体贴周到。然而当她告诉大家今晚下榻的地点，地处巴黎郊外的一片森林，就有人窃窃私语：真不凑巧，今天是欧洲杯开幕的一天，巴黎城内势必張灯结彩，无比欢腾。
是呵，回程的车子上，从车窗望去，艾菲尔铁塔的底座上一颗巨大的足球模型，在灯光的照耀下，红蓝白三色交替辉映，实在好看。领队真是位知心姐姐，又临时决定晚上酒店住定之后，再编一支队伍，回城领略巴黎名点“清炖蜗牛”， 顺带观尝夜景。话音刚落引来一片掌声。
这个傍晚我没有随大家回城，趁天色未晚，徜徉在林间小道。前面有一座农家小舍，木栏围着小屋，像极了《忏悔录》里描写的那座“归隐庐”。恍惚间门里走出一位老人，他没有向我的方向走来，牵着一条黄狗，沿着木栏向着林子的深处踽踽独行，落寞孤寂。已是深秋时节，地上洒滿落叶，路旁的鸢尾花快要谢了。林子很暗，路的尽头有一丝光线。我突然觉得震愕，想走上前去问他，你是卢梭吗？
4 卢梭、伏尔泰决裂之谜
卢梭被中国人爱戴，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最初的介绍西学，到“五四”新文化启蒙，直至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卢梭形象高大明亮。他是人类进步理念的开拓者与举旗人。然而和中国人的卢梭观不同，世界学术界并非这样看卢梭，或者说卢梭成为一个争议人物，对于他毁誉不一。
他一生中与人交友，善始善终者少，如加入著名的启蒙主义团队，又和其中的代表人物狄德罗等一个个闹翻，招来骂声一片，是人们至今议论的话题。
1742年，30岁卢梭来到巴黎。这时的卢梭，喜欢音乐也爱写作，“能被伏尔泰注意到”是他的梦想。这一年他与狄德罗相识。狄德罗小卢梭一岁，当时也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巴黎漂泊者。1745年，出版商邀请狄德罗翻译英国出版的《百科全书》，这促使他动念自己编一部法国版本的《百科全书》，不久编辑工作开始运转。狄德罗邀请卢梭写《百科全书》中关于音乐的章节。这时他俩的关系还不错。
狄德罗的文章曾触犯权贵，有过三个月的牢狱之灾，卢梭时常去探望他。有一次在前往监狱的路上，卢梭看到一则第戎学院征文比赛的广告，便把这个广告的内容告诉狄德罗，在狄德罗的支持帮助下，卢梭获得大奖并从此被文坛认可。但时过境迁，卢梭与狄德罗关系发生变化。
1757年，卢梭对狄德罗所著的《私生子》作出评价，在相互间的争辩中，不知不觉使用了过激的言词，这使两人的友情产生裂痕。第二年，卢梭又发表《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看上去是反对在日内瓦建造剧院，而实质上矛头直指狄德罗，此因狄德罗坚决主张通过建造剧院，构筑市民公共空间，借以扩展话语场所以传播启蒙精神。
卢梭公开了这封信，终使狄德罗将其视为陌路。卢梭日后在《一个孤独的漫步者的遐想》中写道：“因为他们（主要指狄德罗）是无神论的狂热的卫道士、是专横的教条主义者，他们无法容忍别人在任何一点上与他们存有歧义，他们会因此愤恨不已。”
早在1755年，另一位著名启蒙思想家，也从思想上拒绝了卢梭，成为卢梭一世的仇敌。这就是伏尔泰。卢梭曾写了一篇论文名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表达这样的观点：人类在社会进化的进程中产生私有财产，并形成私有制，成为人类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卢梭把这篇文章寄给伏尔泰。不久伏尔泰回信，第一句话就说：“我收到了您的反人类的新著。”显然，伏尔泰对卢梭的学问与社会态度，不是支持而是反对。伏尔泰的心目中，卢梭何止思想保守，十足一个复古返祖的倒退论者。
伏尔泰比卢梭年长得多，对于这位学林后辈，给予的不是热情的扶掖而是尖刻的讽刺。他在信中还加重语气，继续写道：“从来没有人用这么多的才智来让我们变得愚蠢。读您的大作让人想爬在地上四足行走。不过，由于我丢掉这个习惯已有六十多年，我遗憾地意识到要重操旧习在我是不可能的了……” 。
1766年卢梭远走英国，为的是躲避政府与教会对他的通缉。此年秋天，卢梭与伏尔泰的关系更加糟糕，伏尔泰在多个场合谩骂卢梭：“满肚子都是壞水，他是一個傲慢、凶殘、卑劣和反復無常的惡魔」。這樣的話語傳到盧梭的耳朵里，令他不勝煩惱悲哀。 ？？？？？？？？
因种种的原因卢梭生前总不被人待见，不仅应对来自统治者的迫害，他既往的朋友在他晚年最需要关心的时候，也纷纷离他而去。更有甚者，人们揭示他生活中的隐私，责骂他是疯子、遗弃私生子的懦夫与忘恩负义的人。这让他精神蒙受极大的痛苦，几乎到达崩溃的边缘。
5 “暴政”之父？
卢捘逝世之后依然不得安宁。有人说他倡导自由，有人说他崇拜暴力；有人說他鼓吹平等，有人说他支持暴政与极权，悲乎卢梭！人们创造了一个概念：“多数人的暴政”，并将此“暴政”与卢梭联系起来。
说起“多数人的暴政”与大名鼎鼎的法国大革命专家托克维尔有关，他没有站在卢梭一边。托克维尔，一名“贵族青年破落户”，1831年赴美国考察，回来著《论美国的民主》。在书中，作者确认社会从贵族制向民主制演化是历史大潮，平等与民主终将在每个健康发育的社会变为事实。后人评论此书以比较客观的态度考察新大陆，首次将美国社会面貌向世界作真实披露。
书中有一段著名的话：“我最挑剔于美国所建立的民主政府的，并不像大多数的欧洲人所指责的那样在于它的软弱无力，而是恰恰相反，在于它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托克维尔说：民主政治的本质，在于多数人的统治是绝对的，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问题是，多数人的意志并不总是对的，由此产生“多数人的暴政”。
托克维尔称，这一种暴政，具有无限的权力，它以多数人的名义行使，实是暴民政治、群体肆虐。他总结法国大革命教训，指出罗伯斯庇尔施行的就是这样的暴政。托克维尔留出一个想像空间，让人想到被罗伯斯庇尔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卢梭无法摆脱与这场暴政的思想纠葛。？
以色列哲学家雅各布·托曼（1916－1980年）著有《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一书。他指出有两种民主，一是“自由主义民主”，一是“极权主义民主”。前者具有普世意义，而后者“将社会存在方式强加于个人”，是基于底层狂热的专制主义。这个主义的本质是希特勒主义，卢梭所谓“公意”精神，是冠以民主之名的极权主义，是现代“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
英国政治学者洛克指出，公意是社会统一的意志，也称公众意志，通过不同意见的自由表达与争议，最后投票决定。而卢梭对公意的诠释偏于唐突与激烈，他强调公意不可变更、不容辩说、不可不服从。其为绝对权威，反对公意的人将失去社会成员资格，被驱逐或处以死刑。服从公意的本质是服从自己，是人类通向自由世界的唯一出路？。卢梭理论以“人民”为外衣，迎合底层激进情绪，以行专制主义。
学者袁贺围绕卢梭评价作考察时关注到贡斯当等人的卢梭认识。本杰明·贡斯当（1767-1830年），法国政治评论家，自由主义奠基者之一。贡斯当生活的年代与卢梭时代前后衔接，堪称“卢梭问题”最早发难者之一。他指出人们对卢梭思想的恭维出于一种精神的错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貌似宣传“自由”，“实际上是对各种暴政的最可怕的支持。”在贡斯当的笔墨中，卢梭哪里是民主的勇士、自由的旗手？法国大革命硝烟太浓，流血过多，是一场可怕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而卢梭正是用《社会契约论》为导火线，引燃革命的火焰，最终成为可怕的“暴政支持者”。？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托马斯。希尔。格林则为卢梭辩护，指出卢梭是哲学理想主义的先驱，他的理论很好地阐明了政治义务的原则。希波来提·泰恩则认为卢梭是“？民主同意”原则的奠基者，卢梭有关政治的有益学说都源自他的“社会契约论”。？
显然，早在19世纪卢梭逝世后不久，关于卢梭思想定位的争论已经沸沸扬扬，躺在巴黎先贤寺的卢梭如若棺廓有知也当惊愕不已。
卢梭果然是“少数人暴力”的倡导者吗？他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果然如尼采与纳粹运动。卢梭可比作尼釆吗？法国大革命与纳粹运动是一回事吗？
一张摄于1934年的旧照片，希特勒的头像。闭上眼晴就可以想像得到的冷酷与病态的敏感，头颅向左侧微倾，凝视着水平方向的一尊雕像。这是尼采，眼神低垂，一缕头发披挂在眉梢上。
尼采似乎没有发觉这位用权杖与战刀拨弄地球，引来战争祸害的狂人，此刻正谦逊地站立在他的身旁，向他致敬，或者轻轻发问，准备讨教些什么。1934年，希特勒刚刚成为德国元首，随即将民主共和的德国倒退为纳粹法西斯国家，不久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这张照片引人深思，是谁，是什么影响了希特勒，最终引发纳粹灾难？希特勒与谁，又是与什么发生了交汇与纠结，结果点燃烈火，焚烧世界？
一个女人影响了她，她是爱娃·布劳恩，1945年4月和她举行婚礼，随后一同自杀于地窟。是瓦格纳的音乐影响了他，他的许多罪恶的命令让千万条活脱脱的生命瞬息为鬼，而这些命令构思与下达之际，瓦格纳铿锵的旋律正余音绕梁。
然而给予希特勒最大影响，对其思想发生震撼的还是尼采。尼采（1844－1900年），德国现代哲学的开拓者，既有深邃如渊的思想又具艺术家的浪漫气质，常用优美动人的诗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考，著名思想家兼诗人与散文家。
尼采主要著作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论道德的谱系》等。传播最广的是所谓“权力意志论”。他說：权力意志，可用来对一切事物进行价值判断。生命中最基本的驱力为权力，最宝贵的品质是夺取权力的意志。宇宙变幻、万物生长，及至于人的思考与行为，皆因权力而发动，若无权力则归于死寂。希特勒接受尼采思想洗脑，把尼采奉为精神导师，及至跨台前夕，不忘在墨索里尼生日时送他一套《尼采全集》。
尼采的权力意志论与強权哲学为德国法西斯运动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没有希特勒就没有恐怖强暴的纳粹运动，进言之没有尼采就没有希特勒。归根结底，一场法西斯悲剧诞生于慕尼黑酒店餐桌上一部打开的书籍。封面上写着：尼采著：《悲剧的诞生》。
一个类比效应在人们潜意识的深处发酵，那就是将法国大革命，尤其是罗伯斯庇尔当政时代的恐怖运动类比为希特勒的纳粹狂潮，把罗伯斯庇尔想象为希特勒，而影响罗伯斯思想与行动的卢梭就成为尼采。就像尼采要为纳粹狂潮承担思想的责任，卢梭也要为罗伯斯庇尔恐怖运动担当精神罪责。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日本的二．二六兵变，也是一场暴力“革命”，煽动者是一名与卢梭神似的穷困书生，他的名字叫北一辉。
差不多的生世境遇，差不多的才气逼人，也同样辗转在社会的底层，目睹社会的不平与无义，鼓吹用“革命”作社会的颠覆与人世的解救。他指出悲伤日本的美好景愿：“纯正社会主义”。他写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暴乱兵士人手一册。结果是，思想起了风暴，引发血火之灾。
许多年之后，人们还在思考，如果日本那场兵变，那场发自“底层”兵士的造反运动获取胜利，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回答是一个坚强的军人政府、东方型态的法西斯权力机构将因此建立。然而，这场兵变没有成功，哗变军人遭遇镇压，北一辉也因是这场暴力运动的精神指导者而被政府捉拿刑死。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是云诡波谲，向极为蹊跷的方向发展，这场由一个“书生”，点火发动起来的暴力运动表面看是失败，事实是如同引爆一颗巨型毒气炸弹，所产生的神经毒害不可估量。北一辉死了，但他的“革命”精神最终完成对日本人的全体“洗脑”，以此为发端，一个北一辉预设的极权政府走上前台。
人们可在如何评价卢梭的问题上找到方法论的启示，一种偷懒的简单类比的方法论，然后依照某个逻辑思维运作。一个人，一本书，一种思想，引发一场运动，像一星火种引燃山火。卢梭就是这样一个人，卢梭的一本书是《社会契约论》，这本书给予罗伯斯庇尔等革命者以巨大的思想冲击，是卢梭的思想“引燃”了法国大革命。
卢梭与北一辉各自创设一种精神，引发一场运动，在欧洲是法国大革命，在日本是“昭和维新”，这二个运动具有暴力与极权的共同特点，那么一个类比的极妙结果就这样产生：卢梭与北一辉都是暴力与极权的代表，都应该绑上历史的耻辱柱，被世代唾弃。尤其是卢梭，他头顶所有的光环都要吹灭。
他不再是人类共同价值一一自由、平等、博爱的诉求者与代言人，而成为暴力、集权、仇恨等一切人类忤逆思想的吹鼓手与践行人，抑或是“集体暴力”的发明人与初作俑者。法国人既往的思路错了，应该把卢梭遗骸迁出神圣的先贤寺。如此思想的颠覆，你能接受吗？
6 伏尔泰与卢梭，“成熟”与“未成熟”的市民
“说到法国启蒙运动，人们会想起“启蒙三剑客”这个称号，“三剑客”指的是孟德斯鸠（1689-1755年）、伏尔泰（1694-1778年）与卢梭（1712-1778年）。这样写出三位思想家的名字，本没有英雄排座次的意思，只是根据他们三人的生卒年代的先后，顺次排序。
三人中孟德斯鸠年龄最大，他比伏尔泰早生五年。卢梭辈分最小，他比孟德斯鸠小二十三岁，比伏尔泰小十八岁，依照中国习惯，如见两位前辈，当叫一声老师了。
人们讨论卢梭，总爱拿伏尔泰与之比较，这也许是因为两人不约而同，都在1778年驾鹤西去，而且此后遗骸都被请入法国先贤祠，且几乎棺廓同穴，并臥而眠。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两人生前关系密切，虽师生相称，却怒目为仇。
伏尔泰自幼生活在法国专制制度的压迫之下，萌生冲决中世纪罗网的坚定意志。成年之后，则以如椽之笔对封建制度与教会思想作无情的攻击，对王室与贵族的糜烂腐朽作深刻的揭示。
他站在天主教会的对立面上，将教士“虔诚”、“仁善”的外衣一一剝除，告诉人们他们的本质是贪婪，他们的“职责”是愚民。在他的笔下，教士是“恶棍”，教皇为“禽兽”，他们组成“邪恶的势力”顶着上帝的名义，蒙蔽人民的眼睛，毒化社会的空气，阻止社会的进步。
如果说卢梭还是一个信神者，那么伏尔泰堪为无神论者，他已下定决心从宗教的营盘里出走，表现出毫不犹疑的决绝之心。这一点是卢梭做不到的，也是他与伏尔泰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区别。卢梭最先信仰基督教新教，而后改宗为天主教，最后又皈依于新教，兜兜转转，一世伫足有神论的疆域，未出雷池一步。
伏尔泰被投入巴士底狱近一年，因为他在1717年，书写讽刺诗，影射加直击，不遗其力地将宫廷淫乱揭示于世。在狱中，他创作悲剧《俄狄浦斯王》继续他的反封建宣传，首次使用“伏尔泰”这个笔名。1726年，因攻击朝政，再次锒铛入狱，获释后被逐出法国，流离失所。他前往英国，特地去实地考察洛克著名的“市民政府”理论，形成适合法国社会实际的三权分立的政治思想。？
约翰·洛克是英国伟大的哲学家，他与乔治·贝克莱、大卫·休谟三人并列为英国经验主义的三个代表。洛克出生于基督教新教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担任地方法官书记，母亲是一名工匠的女儿。洛克就读于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作为世界学界的共识，洛克是欧洲启蒙时代的精神鼻祖。他带动了法国现代思想的进步，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为其思想的追随者。他的理论还渗透到美国立国精神中去。洛克最著名的著作是《政府论》，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人权理论，即“人的自然权”的理论，又称“天赋人权论”。这个理论与维护残酷腐朽的封建王权及贵族特权的“君权神授”理论针锋相对，明确指出：“人生来就享有自然的一切同样的有利条件，能够运用相同的身心能力，就应该人人平等，不存在从属或受制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他建立社会契约、三权分立、市民政府等一套学说，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论”联成一个大体系，将人类现代化理论推向其顶层。？
1734年，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出版，系统介绍洛克思想及英国政治制度、社会哲学，成为“投向旧制度的一颗炸弹”。因此原因伏尔泰被逐离巴黎。伏尔泰晚年的最后时刻回到巴黎，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巴黎剧院上演他的新剧《伊兰纳》。演员们将他的大理石塑像捧在手里表示对他的敬仰。同年5月30日，他因病死去，埋葬在香槟省的一个教堂里。1791年，法国大革命方兴未艾，他的遗骸又被迎入法国至为哀荣的先贤祠。柩车上有一行文字：“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
伏尔泰与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皆属于成熟的市民阶级，因此站在同一个思想阵营中。孟德斯鸠在《波斯人的书信》中告诫国王：“如果君主不能给自己的臣民创造幸福的生活，反而想压迫和毁灭他们，那么，服从的理由就没有了。”？《法的精神》一书是孟德斯鸠30年心血结晶，书中主张效法英国君主立宪制，进行温和的改革，实现三权分立，即立法权、行政执法权、司法权，分设、分立、分权，各自独立。他的主张与伏尔泰相近。
狄德罗是《百科全书》的主编，他大量吸收和传播当时哲学家们的新思想，许多观点尖锐地抨击专制制度和教会的黑暗，宣扬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是“百科全书派”至关重要的人物。
霍尔巴赫（1723－1789年）是德国人，生于巴伐利亚一商人家庭，后移居法国，曾就读于荷兰莱顿大学，继承遗产和贵族封号，人称霍尔巴赫男爵。他参与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编纂工作，属“百科全书派”主要成员。？
以上诸人的政治理想与行动纲领合乎历史发展规律，因为他们要建立一个高于中世纪王权社会的进步社会。他们的哲学也闪烁理性的光彩，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成为唯物主义者。
他们努力发现人的自然本质与权利，维护人类现世幸福。他们相信人类进步如登山观日，终将经历野蛮的原始时代、黑暗的中世纪，登上可以见到光明的现代社会。他们对社会进步抱有信心。他们的思想与同在第三等级中的底层民众，即农民与城市贫民的意念存在距离。
他们认为农民和城市贫民因为没有上升到“市民”的阶层高度，是“被剥夺了智慧和理智的”（霍尔巴赫的话）一群。他们不懂得社会进步的道理，甚至主张退回到野蛮的原始社会中去（卢梭有此主张）。他们不知道人的基本权利即健康权与幸福权是建立在个人的财产权之上，他们从落后的平均主义出发反对私有制与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希望建立虚妄的“道德王国”（卢梭也有此说）。
在伏尔泰等人看来农民与贫民的唯一特长，只是以“革命”的名义，发动流血骚动与制造恐怖，对于他们必须时刻怀有戒心，因为最终目标不同，社会理想不同，“革命”手段不同，虽可为一时的反君主专制的目标走到一起，但也只是一时的利用，最终的分道扬镳以至于反目成仇在所难免。
早在十八世纪中叶，法国已形成区别于由王室、贵族、上层僧侣等的第三等级。这是一个革命与改革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的诞生与壮大，酝酿着巨大的风暴，将法国带入大革命的洪流，宣布封建贵族统治的灭亡与市民时代的到来。这是一个伟大而肩负历史使命的社会“等级”。
“第三等级”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里，又可以细分出不同的阶级，他们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与社会思想。在反对封建贵族统治，推翻旧王朝这一点上，他们的要求是相同的，这一点决定他们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走到一起来。
他们一时形成统一战线，然而当统一的目标眼看实现，其内部的分裂就会即刻显露出来。法国大革命的发动者由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组成，本来所有的革命者都聚集在雅各宾派的旗帜下，而结果是到了一定的时刻，遂有吉伦特派的出走，最终出现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
所谓第三等级，还包括以下的二种基本人群。其一是广大小农群众，他们人数众多，铺天盖地。他们命运最苦，承担着封建剥削和国王课税最沉重的负担。他们地位最低，处在社会分等结构中最低层的部位。他们对封建王朝仇恨最深，反抗性最强。
一旦革命起来，他们瞬间成为被点燃的“干柴”，足以将旧王朝葬身火海。他们的缺点在于提不出革命的理论，看不到革命的前途，与世界上许多“农民起义”一样，他们可以掀起种种骚动与造反，无非是要摧毁一个旧王朝，然后建立一个新王朝。
他们不愿放弃农村公社传统，反对按照资本主义新方式经营土地。他们中间的领袖人物，所追求的无非是“成者为王”成为新皇帝与新贵族，然而其结局却多数是“败者为寇”遭遇镇压与杀戮。
其二是城市小手工业者与城市贫民，他们渺小的资产与贫弱的身份，无法与工厂主、金融家比肩，无力与机器大工业竞争。他们反对机器的发明，进而对科学进步表示疑惑。他们与小农一样，革命性甚强，但反对资本市场制度，眷顾原始社会生产与分配方式。
卢梭出身于城市小手工业者的家庭，以后又一度沦入城市贫民的境地。他来自第三等级的底层，这决定他的立场，与伏尔泰、孟德斯鸠及狄德罗不同。卢梭提出坚定、激烈与决绝的革命论。他的“社会契约理论”是为他的革命论服务的，为获得生存、发展与繁衍的稳定而有秩序的社会条件，人民组合成共同体即国家，又推戴出他们的统治者，统治者获得权力，是与人民签订“契约”的结果。
这个看不见的“契约”规定，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人民，统治者一旦发纵淫乐、贪污腐败，人民将造反革命，将统治者打翻，取消他的权力，归还到人民手中。
卢梭大声疾呼：既然暴君依仗暴力蹂躏人民，人民就有权用暴力推翻他。勒赛克尔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序》中说到卢梭深得马克思赞赏，因为他“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马克思：《给约·巴·施韦泽的信》）
卢梭的社会发展观也与伏尔泰等人严重相左。他盛赞原始时代，那时人类没有家庭，没有住宅，没有财产，不会互相攻击和掠夺，相互怜悯和保护，蔚然成风；人的各种机能、欲望和情感尚未发育，享受精神与政治的平等。后来因冶金术等科技的发明，人类既创造财富也产生私利，导致私有制的出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促使人类欲望丛生，道德堕落，贫富不均，人与人斗，处于残酷的战争状态。同时，社会的规则与法律产生，一概保护富人欺压穷人，人类的不平等日益加剧。
这使人想起代表农民利益的思想家梅叶（1664－1729年），诞生在法国香槟省马泽尔尼村，父亲是一个农村纺织工人，曾做过神甫，但屡遭受统治者迫害，死后有《遗书》传世。他也鼓吹暴力革命，号召农民消灭王室与贵族，铲除私有制，建立全民公有的美好社会。
卢梭的革命论、洛克的市民政府论、斯密的市场论、韦伯的新教伦理论，此为人类走向现代的“现代化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规定了市民所要到达的理想社会的指标元素。首先要进行革命，铲除中世纪腐朽与黑暗的社会制度。
卢梭的贡献在于他的“革命论”，拜得卢梭的“革命”，法国走向现代，然而此后法国政治的长期经营，釆用的是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学说，卢梭学说被渐次质疑与遗弃，一如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派于“热月”后的失势，直至今日也非正统。从这个视角观察历史，或可探知卢梭与伏尔泰决裂的原因。
（作者：盛邦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中央民族大学首席教授、东京大学外国人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