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末，西德推动北约确立“双轨决策”，既接受美国中程核导弹在本国领土的部署以应对苏联威胁，又希望推动军控谈判向裁军方向转变。此后，历经中程核导弹危机、短程核武器危机中的东西方斗争和互动，裁军进程重点从美苏核裁军转向欧洲常规裁军。美国借此安抚西德对全面裁军的期望，并敦促苏联从东欧撤军。两德统一进程开启后，美国在力促苏联同意两德统一的同时，借裁军进程对苏做出让步；西德也承诺大规模裁减统一后的德军兵力。最终，两德统一与裁军进程的合力使欧洲安全格局得到根本改观，美军留驻欧洲，苏军从东德等国撤离，包含苏联或其后继国家在内的欧洲安全体系则无从实现。
关键词：冷战 中导条约 欧洲常规裁军 德国统一 北约东扩
20世纪60年代，在历经第二次柏林危机、古巴危机期间的激烈对峙之后，美国、苏联及北约、华约其他成员国开始推动东西方关系走向缓和。西德不仅大力推行“新东方政策”，改善对华约集团各国关系，还意使西欧各国对苏建立均势，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德在欧洲和平秩序下，通过构建欧洲安全体系实现民族统一。然而，到70年代中期，东西方缓和的动力开始减弱。苏联在欧洲部署SS-20中程核导弹，导致两大集团军备竞争态势上升，对身处军事对峙最前沿的西德造成很大压力。西德总理施密特打破本国多年来对北约核战略的沉默，高调影响西方集团对苏联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开启了东西方军备控制向裁军转变的曲折进程。此后，历经中程核导弹危机(以下简称中导危机、中导谈判)、短程核武器危机期间的东西方斗争，西德国际地位延续了缓和时期的上升势头。至80年代末，西德对美苏核裁军和欧洲常规裁军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美苏都极为重视对西德关系。美国借推动西德所期望的全面裁军维系北约内部团结，同时确保美军留驻西欧，苏军则从东欧撤离。两德统一进程开启后，东西方裁军谈判既成为襄助统一的平台，为其奠定安全和政治基础，本身也在统一进程影响下发生重大变化，促使欧洲安全格局深刻改观。
两德统一近30年来，西方对冷战期间东西方裁军进程与德国问题演变的研究已极为丰富，涉及裁军进程与东西方军事战略演变、裁军争论与西欧政党政治博弈及其与欧洲均势转变等多个维度。[①]同时，相关国家档案文献不断解密，政治家、外交家回忆录纷纷出版。本文尝试梳理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以厘清裁军进程中的东西方互动为美苏和西德等国带来了何种压力和风险、机遇及收益；其后果又如何影响各国在两德统一进程中的战略、策略谋划；在此基础上分析美国和西德为何和如何利用裁军进程实现统一的德国参加北约这一战略目标。
本文第一部分探讨冷战期间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军事对峙的结构性特点，其对西德安全和内政带来的压力和挑战，以及西德为维护安全并追求民族统一提出的构想；第二部分回溯中程核导弹危机期间西德面对苏联的军事-政治威胁，如何反击苏方在欧美之间“打入楔子”的图谋。施密特挑起中导之争，开启了西德取代英国成为美国在北约内首要盟国之途。科尔政府在危机期间对北约表示的忠诚，为日后两德统一时美国对西德的坚定支持打下基础；第三部分分析1988-1989年的短程核武器危机。期间，西德国民反短程核武器情绪高涨，美国担忧西德国内亲苏政党倒向中立主义，裁军谈判会威胁美国核武器和军队驻欧权利，遂迁就了西德对全面裁军的期盼，但推动其重点转向欧洲常规裁军，确保美军留驻西欧，苏军从东欧撤离；第四部分剖析美国和西德如何利用裁军谈判平台，使其配合“二加四”谈判框架，对苏联诱导和施压双管齐下，同时也做出一定让步，以实现统一的德国参加北约这一战略目标，并使北约管辖权东扩；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探讨两德统一与裁军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日后大国纷争的长期影响。
一 两大集团军事对峙的结构性特点及西德的统一构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意识形态分歧、地缘政治目标差异及相互军事上的戒备，美国、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与苏联围绕谁来控制德国及其未来走向展开激烈斗争。事态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欧洲冷战格局，战败的德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德国，形势更趋复杂。此后，西德和东德被分别拉入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两德内部边界成为东西方军事对峙最前沿。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实施遏制战略，驻西德美军和核武器随之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苏联则自1950年代中期提出构建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希望借此击破北约集团，驱美离欧。
在核武器时代，美苏驻西德和东德的核武器和常规军力数量及战斗力都有显著增长。东西方的军事对峙给西德的国家安全带来巨大压力，也对其民族统一目标造成巨大障碍。东西方核军事对峙的结构性特点，不仅使西德内部政治斗争不断，也使北约内部就核战略、对苏方针争吵不已，导致北约屡次面临解体风险。[②]凡此种种迫使西德就军控、裁军与本国安全及民族统一目标的关系进行谋划，提出长期构想。
(一)两大集团的核军备对峙和西德的安全困境
冷战期间，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若要遏制苏联，就不能像后者那样维持过大常规军力，因此，北约自建立之初就仰仗核武器对苏联实施“威慑”战略。不久，苏联也掌握了核武器，其核武库不断扩充，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的军事对峙“核”化，核武器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结构性要素。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两大集团的核武器日益多样化，并发展成战略、战场和战术核武器三大类别。[③]美苏对不同类别核武器的部署及相应核战略设计，深刻影响集团内部关系和东西方关系。
美国对西欧盟国的核保护被称为“延伸威慑”。[④]1950年代初，美国设计出所谓“大规模报复”战略，强调依赖核优势对付苏联常规攻势，对苏联实施大规模核轰炸，但因其过于偏向实战，使用核武器的“门槛”过低，导致战争风险过大，不利于对西欧盟国的保护。有鉴于此，加上苏联核军力发展迅速，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转而设计“灵活反应”核战略：强调应先有常规战阶段，其后再使用战场核武器迫使苏方谈判、停战，从而提高使用核武器的“门槛”。1967年，该战略正式被北约采纳。[⑤]
西德的领土为美英提供了较充足空间，美英可以在西德驻扎大量常规军队和核武器，不仅可以用来保卫西德，还可以防卫整个西欧。西德本身是无核武国家，自1953年开始，其领土开始部署大量美国核武器。随着美苏核军事能力逐渐对等，在西德等国看来，美国的延伸威慑可信度降低。更重要的是，在核军备对峙条件下，西德的外交、内政都变得极为复杂，给当政者带来很大压力。首先，美国的威慑战略隐含利益的分化：美欧距苏联远近有别，战争风险分配不均。如果威慑失败，有欧洲人希望美苏以核武器互相攻击对方领土，欧洲免于沦为战场；而美国人则希望核战争至少一开始应在欧洲进行。[⑥]对美国核保护的依赖给西欧各国，尤其是西德带来了本国首当其冲成为“战场”的长期忧虑，“有限战争”的“自我威慑”效应日趋明显，西德上下日益厌恶短程核武器。其次，两大集团的核军事对峙刺激欧美和平运动和反核武运动的兴起，带来长期、复杂的内政问题。[⑦]美欧地理位置差别造成的利益分化以及西欧和平运动的发展，使苏联看到了机会，或对西欧施加军事压力，或以和平攻势在西欧各国制造政治分歧，试图在美欧间打入楔子，分裂北约。
(二)施密特的均势战略及其借助裁军进程推动德国统一的构想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降低严重战争风险，美苏将东西方裁军提上议程，西德总理阿登纳表示，德国统一有赖于东西方开展全面、有监督的裁军，统一问题的解决和欧洲安全体系构建不可分割，要以此维系均势，对抗苏联。[⑧]不久，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爆发造成东西方严重对抗。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美苏开始缓和双方关系，启动军备控制谈判，于1963年签署部分核禁试条约，在1968年缔结核不扩散条约。然而，美苏主导的军控进程，主要是为双方规定核武器数量上限，并非裁减军备。1972年，美苏达成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SALT1)即为明证。
在美苏缓和双边关系的同时，西德也开始推行“新东方政策”，缓和对苏联、东欧各国关系。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德和苏联、东欧各国签署了《莫斯科条约》《华沙条约》等系列条约，改善邦交或建交。美、苏、英、法四国签署了关于柏林问题的协定，使柏林问题不再成为东西方关系重大危机的导火索。西德安全状况得到改善，国际地位也有所提高。
在新东方政策推行过程中，通过与苏联和东欧各国领导的交往，以及在这些国家的游历，施密特认识到苏联实力虽不可小觑，但经济社会存在不少问题。他根据东西方军力对比及自己对军事和政治缓和的理解，发展出一套东西方均势战略思想：首先，他不接受美国核战略给西德定义的“战场国家”地位，要竭力避免战争，确保西德安全。其次，他认为东西方政治关系缓和的基础是双方防卫上的均势。美苏于1972年达成SALT1条约，战略武器均势已然形成。然而，西欧各国均面临苏联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优势的威胁，为此，东西方应开展相应的裁军谈判，西欧还要加强常规军力，以便在欧洲也形成均势。再次，在东西方缓和背景下，苏联军力仍在进一步增长。他主张北约增加战场核武器部署，加强对苏威慑。[⑨]施密特非常重视裁军进程，希望东西方能实现军力向下的均衡。
施密特主张在均势基础上使东西方合作构建欧洲安全体系。在这一体系保障下，北约和华约两大联盟可以取消，美苏不一定“永远参加”欧洲安全体系，但要对东西方裁军、互不侵犯和互助等提供担保。[⑩]施密特构想的远期目标是德国统一，但强调均势是不可放弃的基础。
事实证明，施密特的立场颇有远见。1970年代后半期，东西方关系缓和势头减弱，美苏的SALT2谈判及两大集团于1973年开始的共同均衡常规裁军谈判(Mutual and Balanced Force-Reduction， MBFR)均停滞不前，苏联军力仍在增强。苏联要通过缓和扩张自身军力，扩大对西欧政治的影响。1970年代后半期，苏联在欧洲部署新型中程导弹，对西欧的安全威胁大大上升。
二 中导危机与西德在北约内部地位的上升
(一)“欧洲导弹问题”政治战役和北约“双轨决策”的确立
1976年，苏联开始在欧洲部署SS-20导弹。该导弹相当先进，射程可覆盖西欧各国，但不能打击美国本土。西欧各国认为，这打破了欧洲核力量平衡，并使美国延伸威慑的有效性存疑。[11]
施密特不认可苏联对扩张性安全的追求，强调在俄国人面前西方首先要保护自己。他决心让西德带头顶住压力，以减少盟国对西德倒向中立主义的怀疑。[12] 然而，美国对西德提出的SS-20导弹威胁问题不在意，不愿此时在欧洲部署中导，直接威胁苏联本土。[13]
为维护西德利益，施密特打破西德多年来在北约核战略上的沉默，于1977年10月在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演讲，提出北约必须对SS-20导弹采取战略和外交步骤。他要求创设一个裁军框架，推动东西方军力走向平衡：以MBFR谈判处理苏联常规军力优势，将SS-20纳入SALT谈判框架。[14]施密特担心卡特政府急于和苏联达成SALT2协议，而忽视欧洲的安全利益，为此触发了“欧洲导弹问题”这一政治战役。[15]
1979年初，美英法和西德四国在法国海外领地瓜德罗普岛召开北约“3＋1”会议，商讨安全与外交问题。施密特回忆说，西德政府首脑作为北约集团“四巨头”之一出现在会议上，成为轰动事件。卡特提出，针对苏联SS-20导弹，美国在西欧部署中导，英法都表示支持。虽然这和施密特将这一问题纳入SALT2进程的初衷相违背，但为了对苏联建立均势，他也表态支持。“四巨头”会议实际上奠定了北约应对苏联SS-20导弹威胁的“双轨政策”之基础：既要和苏联谈判以便削减此类导弹，又要准备谈判失败后，在西欧部署同类导弹和苏联抗衡。[16]
1979年12月12日，北约各国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宣布了“双轨决策”的内容：将在西欧部署572枚中导(其中，潘兴-2式弹道导弹108枚，巡航导弹464枚)，同时要和苏联尽快举行相关裁军谈判，只有谈判失败后才进行部署。北约也会撤走1000枚旧式核弹头，表示对裁军的诚意。[17]在西德推动下，北约终于踏上东西方裁军谈判的曲折路途。
(二)东西方就中导问题的斗争及西德地位、影响力的上升
在中导谈判筹备阶段，苏联立场强硬。苏方于1981年2月提出“暂停”部署中导，要求把英法核导弹纳入美苏谈判框架，实际上是想以英法核力量的存在为由，阻止美国在西欧部署中导。西德社民党中部分人亲苏，接受了苏方这一立场，为其提供了在英法和西德之间打入楔子的机会。[18]西德的北约盟国开始担忧其国内的中立主义情绪。
在北约谈判策略上，西德的影响与日俱增。在谈判策略设计中，美方一开始倾向推动中导在欧部署，认为这利于消除苏联凭借SS-20的暂时优势带来的错觉。但西德认为，北约应该“寻求最低数额部署量，包括零点在内”。最后，里根总统支持了“零点”方案。1981年11月18日，在正式谈判即将开始和勃列日涅夫访问东德之前，里根发表讲话，称美苏应借“零点”方案，从根本上降低悬在欧洲人民头上的致命核战风险。他还说，苏联现有1110枚各式中导，而美国在15年前就把同类导弹撤出欧洲了。这样，美国对苏联也发起了宣传攻势。[19]里根采纳“零点”方案，一时间安抚了西欧左派。
从1981年11月至1983年11月，美苏就中导裁减进行了六轮谈判。因为双方都缺乏裁军诚意，谈判毫无进展。在1983年的第五六两轮谈判中，苏联把赌注押在西欧和平运动可阻止美国部署导弹，并严重破坏北约团结上。1983年10月22日，西德、英、意等超过百万人举行大游行，反对导弹部署。1983年11月19日，西德社民党做出决议，对美国在西德部署中导表示谴责。但苏方没有考虑到北约多数国家执政党都支持部署。[20]西德总理科尔即不惧政治代价，坚决支持导弹部署。
事实证明，苏联用中程核导弹对西欧进行威胁和恫吓，笼络西欧左派，用宣传攻势离间美欧，都难以达到使西德中立化的目的。几十年来，西德国内政治在防卫问题上已形成一套模式，1953年时在重新武装问题上，1957年时在核分享问题上，西德保守派都在面对相当多国人反对下，赢得了选举胜利，推行了自己的政策。[21]1983年11月22日，西德国会在第37次激烈辩论后做出决议，允许部署美国中导，同时敦促美国继续对苏谈判。这表明西德防卫政治模式仍然有效。次日，苏联代表退出了日内瓦中导裁军谈判。同日，美国中导在西欧尤其是西德实现了部署，中导危机结束了。
中导危机根本上涉及的是西德的命运和西德在东西方之间的最终倾向。西德民意左倾，左派反对“双轨”决策，主张在美苏之间搞“等距离外交”。[22]西德左派的主张充满反美情绪，是德国民族主义上扬的表现。中导危机的发展，使里根政府担心西德对北约产生离心倾向。西德做出部署中导的决策，被里根政府视为西方的决定性胜利，挫败了苏联以核武优势恫吓西德和西欧的企图。中导危机结束后，科尔配合美国，对苏联政策仍很强硬，里根政府开始日益重视西德意见，把西德当做美国在西欧首要盟国。[23]这为日后美国坚决支持以西德为主体，按科尔政府方略实现德国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西德外长根舍回忆道：西德科尔政府对北约显示的忠诚，为西德在西方和北约内部赢得了名声，使西德日后对东西方关系有所行动时能确保得到盟国支持。[24]但是，中导部署强化东西方军备竞赛，增大北约对核武器的依赖性，不利于实质性裁军到来。更重要的是，裁军互动使德国问题主导权回到美苏手中，压制了两德交往，使统一问题深深隐入幕后。此外，西德总理科尔坚定支持中导部署，在日后短程核武器危机给西德政治带来新冲击时，不免付出政治代价。
三 从中导条约到短程核武器危机：西德在北约内部实现完全主权
(一)西德力促短程核武器裁军谈判，反对军备升级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苏联的核裁军谈判立场发生重大转变。 1986年1月，戈尔巴乔夫不再要求把英法核力量纳入美苏核裁军谈判。1986年2月，他又提出中导条约可以单独达成，不与削减战略武器谈判(Strategic Arms Reductions Talks， START)及限制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SDI)问题挂钩。[25]1987年6月，戈尔巴乔夫宣布接受美方方案，同意销毁苏联在欧亚部署的中程核导弹。[26]鉴于苏方的让步，美国与苏联于1987年12月在华盛顿签订了销毁中程核武器条约，两个超级大国第一次从军控走向裁军，双方一个类别的核武器将彻底销毁。
中导条约达成后，北约内部就应继续推动核裁军进程，还是升级短程核武器，陷入激烈争论。升级短程核武器，本是里根第一任期内的北约决策，西德当时就不认同。自1985年4月开始，科尔就公开提出谈判削减两大集团的短程核武器，但美国未予重视。1986年11月，科尔、根舍和西德国防部长韦尔纳公开提出在中导条约达成后立即开始短程核武器裁军谈判，使美国大吃一惊。[27]
苏联则注意到了西德立场。1987年3月，戈尔巴乔夫提出短程核武器也应削减，西德表示欢迎。[28]1987年6月，北约在冰岛召开峰会，根舍要求削减短程核武器，并进一步要求削减欧洲常规武器，在更低军力水平上实现全面、稳定和可检查的常规军力平衡。[29]西德竭力呼吁北约关注其在裁军上的特殊利益。
然而，美国要全面升级短程核武器，而英国为获得先进的战术核空地导弹，支持美国立场。1988年，短程核武器的核心品类——长矛导弹的升级成为北约内部焦点话题。撒切尔夫人作为升级派代表人物，不顾西德民意，主张立即升级，防止北约“去核武化”，以此建立防止西德滑向中立主义的“防火墙”。根舍认为这是无稽之谈。[30]科尔数年来提倡削减短程核武器，1988年时为选举考虑转而支持北约尽快就升级与否做出决策，在政治上大大失分。[31]科尔的政治颓势和根舍影响力的上升，使美英对所谓“根舍主义”的疑虑日深：担忧其过于信任苏联新政策，担忧他提倡发展欧洲合作型安全架构会对北约不利。[32]
除推动短程核武器削减之外，苏联又开始在常规裁军上发力。1988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苏联将裁军50万人，单方面裁减驻东欧常规军力5万人，撤走5000辆坦克。苏联的新动向更使美英升级短程核武器的政治理由受到质疑。撒切尔夫人则指责科尔领导不利，只会一味迁就国民。
英国与西德不和，使美国左右为难。为解决危机，1989年2月初，美国国务卿贝克在八天内遍访北约15个盟国。在与贝克会谈时，根舍对其施压。荷兰外长范登布鲁克从中调和，建议美方把其对短程核武器谈判的规避与其它军控建议合并提出。贝克认为此计可行，但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提出欧洲常规裁军建议。在贝克表示美方对提出总体裁军计划深感兴趣后，根舍表示西德将予以配合。[33]
1989年春季，北约内的欧陆成员国都支持西德立场，西方集团在建立40周年之际又迎来短程核武器危机。在此情形下，美国必须确保北约内部团结。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回忆说：西德急于开启短程核武器裁军谈判，否则不愿再参与冷战……布什为此大伤脑筋。[34]布什及其幕僚谋求重塑美国和西德关系，避免美国被排挤出欧洲中心。[35]
与此同时，苏联的裁军攻势也并非没有实质内容。1989年3月初，欧洲常规裁军谈判(Conventional Forces in Europe，CFE)在维也纳开幕，取代了拖延15年之久的共同均衡裁军谈判。在欧洲常规裁军谈判中，苏方同意进行不对等裁军，华约裁减量将是北约的两倍。[36]布什及其幕僚面对北约内部失和及苏联裁军攻势双面压力，开始采取重大行动。
(二)美国促使裁军重点转移，敦促苏联从东欧撤军
1989年5月29日，北约布鲁塞尔峰会召开，布什提出美国对欧洲常规裁军谈判的建议：美苏驻欧兵力各自保持27.5万人。苏联为此要削减32.5万人，美国只需削减3万人。缩短欧洲常规裁军协议达成的时间表，在6-12个月内完成。也就是说，在1992-1993年内完成欧洲常规裁军。[37]布什的提议受到北约各国热烈欢迎。[38]
在峰会期间，美国和西德相互做了让步：美国答应欧洲常规裁军一旦开始，就可以进行短程核武器谈判，不再要求等常规裁军完成，再开始谈判削减短程核武器。根舍也后退一步，只要求削减北约短程核武器，不再要求全部销毁。布什的提议是以常规裁军重大提议及推迟短程核武器升级安抚西德，并应对苏联裁军攻势。布什满足了西德所有核心要求，使其在北约内部地位进一步提升。[39]科尔的政治颓势也一扫而光。[40]根舍回忆说：北约峰会支持了西德联合政府，西德和美国的联盟关系更为清楚了。美国和西德的合作使北约不会再分裂乃至瓦解，而是更为团结……根舍和贝克在峰会前后形成的互信，奠定了德国统一进程中两国合作的基础。[41]
事实上，布什的常规裁军建议还是促使苏联从东欧撤军的时间表。北约公报称：苏联在欧洲的大军数量远远大于防卫自身安全所需，直接威胁北约各国安全。只要苏联大军不撤离，欧洲就难以建立更好的政治关系。[42]布什借提出常规裁军重大建议对苏联发起了政治挑战。
布鲁塞尔峰会结束后，布什马不停蹄，访问西德，在美因茨发表重要演说，称要寻求东德和东欧各国的自决。他呼吁拆除柏林墙，结束欧洲分裂。他说：让欧洲“完整而自由”，将是北约的新使命。布什还提出，西德是北约“领导层中的伙伴”(Partner in Leadership)，称两国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密切。[43]布什摈弃了美英一贯的核决策概念及其偏好的武器系统，迎合德国人的特殊利益需求，表明西德在北约内实现了完全主权，代替英国成为美国在西欧最重要的盟国，美国的政治、军事战略和政策都会顾及西德的特殊利益。[44]
短程核武器危机实际上是德国问题演变的新形态，在此期间，西德高调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重塑了欧洲政治格局。正是有了这次危机解决带来的自信，科尔日后才敢在盟国的勉强和邻国的敌意之下，推进两德统一。[45]此次北约内部危机也使美国意识到西德在东西方关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美国断不能失去西德，而苏联的裁军攻势撼动了美国在欧势力基础——驻欧核武器和驻欧美军，不能不使后者深为戒惧。
四 美国和西德利用裁军进程推动两德统一
到两德统一前夕，西德已成为美英法等国在北约内部的重要盟国，和西欧各国在欧共体内的首要伙伴国，各国已不能再以战败国待之。尽管西德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但两个德国从法律上来说，主权仍受限。美苏英法四大国对于德国整体、德国的疆域、柏林地位、盟军驻扎以及德国联盟归属四大领域拥有特殊权利。[46]四强权利及它们的对德国政策，决定了德国问题基本框架。此外，两德要实现统一，还得安抚众多前敌国和邻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统一的坚决支持和强力助推，就成为至关重要的条件。
事实上，苏联手握着德国能否统一的钥匙。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西德对苏联关系由冷淡转暖，直至形成伙伴关系，为统一奠定了另一方面的基础。戈尔巴乔夫推动实质性裁军，但苏联和西德关系初期进展并不顺利。苏方寄希望西德社民党上台执政，但科尔和根舍执政联盟还是在1987年连任成功。相比科尔，根舍更愿意推动对苏关系前进，陪同西德总统魏茨泽克于1987年访苏。1988年10月，科尔才姗姗访问莫斯科，并提供30亿马克贷款，帮助苏联进行改革。1989年6月，戈尔巴乔夫回访西德，这标志着苏联和西德战后和解的高峰。两国签署了多项协议，还发表了关于建设“共同欧洲家园”的声明，强调西德和苏联致力于“克服欧洲的分裂”，欧洲各国及其人民有权自由决定其命运。对于柏林墙，戈尔巴乔夫表示：它是在特殊条件下竖立起来的，等条件具备时可以消失。戈尔巴乔夫访问西德之行，表明苏联开始疏离东德，选择西德作为其在欧洲首要伙伴，对于两德统一问题，苏方仍持含混态度。[47]苏联和西德伙伴关系的建立，使西德得以在两德统一进程中，以此为由，拒绝苏联提出的签订对德和约的要求，西德指出起源于1950年代的这一方案已不适用于两国新关系模式。简而言之，1989年时，美苏为竞争欧洲政治、外交主导权，都有求于西德，这是统一进程开启前的重要国际关系背景。
柏林墙意外开放后，科尔很快提出其“十点计划”，使统一问题重上国际议程。其后几个月内，东德很快失去立国之基，两德统一将成为西德对东德的“吞并”的形势日益明显。在此过程中，美国先是力保科尔不因十点计划的提出遭受国际批评，其后则创设“二加四”谈判框架，压制英法等西欧国家对两德统一的疑虑或反对，并和西德通力合作，利用裁军谈判平台与“二加四”谈判框架相配合，助推两德统一尽快实现。在相关安全安排问题上，一方面，美国和西德推动核裁军和欧洲常规裁军谈判取得进展，对苏联做出实质性让步；美国还主导了北约改革，使这一西方安全架构军事准备程度降低，对苏联和华约集团示好。另一方面，西德为实现民族统一，除去承诺削减统一后德军的兵力外，还对苏联提供援助、贷款和撤军补偿等等，更新了新东方政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相关安全安排的设计，内含使北约管辖权东扩机制，为日后美俄、欧俄争议埋下伏笔。[48]
(一)美国对两德统一的战略目标及其对苏联立场的判断
到两德统一前夕，美军在西德已驻扎40多年，核武器入驻也有30余年。西德已成为美国最大海外军事基地，不仅被用来对付华约集团，还可以此为基点将军力辐射到中东、北非地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的核裁军进程中，美国主要担心苏联“引诱”西德滑向东方，并鼓动西德民众反对美军和美国核武器驻扎，造成美军在西德地位不稳，甚至迫使美国离开欧洲。[49]1989年春季，美国已开始预估两德统一的可能性。对布什政府而言，只有确保新德国参加北约，才能保住北约，保障美军留驻欧洲，以及美国在欧洲的地位。与此同时，美国要借助两德统一推动苏联从东德撤军，防止苏军和美军享有同等地位，继续驻扎欧洲。
布什政府从与苏联竞争国际政治主导权的意图出发，以欧洲常规裁军倡议为手段，促使苏联对西方做出更大让步。对于东欧各国的政治演变，美国要求苏联允许这些国家自决。布什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促使苏联从东欧撤军，消除苏联强大军力对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形成的军事威胁。随着东欧政治剧变的发展，布什政府在敦促苏联让步的同时，也有强烈的忧虑，担心欧洲陷于不稳定，因而在对待东欧剧变上，尽量保持克制。[50]然而，两德统一问题重上国际议程后，美国内部明显加快了战略、策略谋划步伐。
美国对苏联提出新德国中立化计划早有预判，柏林墙于1989年11月9日意外开放几天后的13日，布什邀请基辛格赴宴，后者判断苏联将会对两德统一提出两个方案：新德国中立化及解散北约、华约两大集团。[51]这是美国断然不允许的。同时，在布什和贝克看来，统一的德国参加北约，会成为欧洲大变动中的稳定器。[52]同日，布什告诉贝克：应该把不可避免的事情转变成“审慎的演变”。[53]
布什政府的对苏政策，是施压与诱导相结合，利用后者内部困难促进演变。当时，美苏之间已拥有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谈判、欧洲常规军力谈判、维也纳信任与安全措施谈判、化学武器谈判等众多裁军与军事互信的构建进程，苏联要减轻对西方威胁，与西方展开合作，引进资金、技术以利改革，就必须继续推进这些谈判。因此，无法因为东欧剧变和两德统一“走回头路”，重新与西方对抗。
(二)核裁军和欧洲常规裁军进程成为襄助两德统一平台
在美苏核裁军、欧洲常规裁军推进过程中，德国统一问题浮出水面。两德统一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使美国和西德在创设“二加四”谈判框架处理统一问题的同时，充分利用了裁军进程辅助其实现。与两德统一相关的安全安排，主要是以核裁军和常规裁军进程为依托的，而美国最关注的就是确保新德国以完全资格成员参加北约。
柏林墙意外开放后不久，西德总理科尔于1989年11月28日提出其关于两德统一的“十点计划”。这一纲领性文件中未提及统一后的德国与北约关系，使美国感到担忧。12月4日，布什总统在马耳他美苏峰会结束后，赴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峰会。他发表讲话，称统一的德国应参加北约。12月11日，贝克访问欧洲，针对德国统一问题提出四项原则，尤其强调：第一，美国支持两德在和平和自由中统一；第二，美国和欧洲在安全上不可分割。新安全架构的核心要素是北约要有新使命，除以往的威慑和防卫外，要特别关注欧洲常规裁军条约问题。北约将与东方建立政治、经济联系。他还说，保持一个活跃的北约，甚至有利于苏联利益。[54]这样，美国迅速确定了统一的德国参加北约、北约应强化的根本立场。
1989年底至1990年初，东德政权迅速瓦解，使戈尔巴乔夫等极为震动。1990年1月，波罗的海三国分离运动牵扯了苏联高层的精力。到1990年1月26日，戈尔巴乔夫才召集顾问讨论德国统一问题，众人同意绝不可动武，但不允许统一的德国参加北约。与会者分成两派，没有形成得到多数人支持并可执行的政策，只是谈到可以由两德和苏美英法四国共同进行“六国谈判”，并加快研究从东德撤军问题。[55]此时，苏联高层还对西德社民党上台执政、满足苏联利益抱有幻想。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说，苏联再无力影响东德局势，只能通过西德来影响东德了，但还可以利用西德社民党这张牌。该党在东德更可能获得选举胜利，而苏联驻军这张王牌可以防止新德国参加北约。关于以欧洲安全体系代替北约的问题，与会者丝毫没有提及。[56]
与此同时，美国也正在对 “二加四”谈判框架，以及事关两德统一的安全安排进行紧张的思考和设计。至1990年1月底，美国主要有三方面考虑：第一，美方想多快使德国统一，北约能承受何种结果？第二，采取何种形式解决外部问题以支持统一？第三，美国在欧洲军事地位及在德国的军事存在如何定位，怎样反映到裁军谈判中？[57]
贝克在国务院的幕僚罗斯、佐利克把“二加四”谈判设想提交国务卿，其主要内容是推动两德统一快速实现，西德与四大国平权参加谈判，而东德只有在自由选举后才能参加。“二加四”谈判的目标确定为就是为了寻求两德统一，但只涉及外部统一问题，不讨论两德内部统一、军事归属和驻军等问题，以此限制苏联利用这一谈判发起不利于西方的动议。佐利克认为，没有公开论坛，科尔就会屈服于苏联的中立化换统一方案，因此要设计出一套解决统一外部问题的方案，帮助科尔，同时由美方掌握最终方案批准权。[58]
到1990年1月底，美方针对三项考量做了详细安排：第一，确立了北约如何应对快速统一；第二，为统一外部问题设计了“二加四”限制性论坛；第三，布什总统确定了未来在欧洲驻军数量、水平与欧洲常规裁军的关系。[59]1990年1月31日，布什和盟国商量后，致信戈尔巴乔夫，主要内容是大力促进常规裁军。但他同时表示，不管苏军去留如何，美军必定留驻德国。戈尔巴乔夫则回应说，其他国家的裁军问题也要谈。[60]这表明苏联从东欧撤军意愿未变，只是要求西欧也要裁军，降低对苏联的安全威胁。
在苏美之外，西德外长根舍是一大扰动因素。他提出了自己关于统一的德国的军事联盟归属和相关安全安排的设想，令美方担忧不已。1月31日，根舍在图青新教学院发表演说，提出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但北约不东扩，此即所谓“根舍公式”。美方认为根舍讲话没有提美国在德国的核武器和驻军问题。斯考克罗夫特担心这会引发东德非军事化，不利于新德国的安全和主权完整。[61]
美国人深知，事情的关键是获得苏联对两德统一及谈判框架的同意。2月8日，贝克访苏，在会谈中使用了根舍讲话，称他此行前来推介利用“二加四”谈判机制处理统一问题，确保其在稳定局面下实现，保障未来欧洲安全。他以新德国中立后可能寻求核武器，不利于苏联安全为由，劝说戈尔巴乔夫接受统一的德国参加北约，并口头保证北约不会东扩一英寸。贝克利用苏联和东欧各国希望美军留驻欧洲，抑制新德国的心理，说服戈尔巴乔夫同意美军留驻统一后的德国。戈尔巴乔夫没有提及新德国应中立化，而是提出统一后的德国仍归属北约和华约。[62]他的表态表明苏联内部对此重大问题尚无定论。
贝克“北约不东扩一英寸”的口头承诺，令美国国安会官员们焦虑，他们担忧这会阻碍北约公约第五条规定的集体防卫权在两德统一后涵盖原东德地区。2月9日，布什致信科尔，要求确保北约管辖权能东扩。布什致科尔信件复本也交给了贝克，要求将“不东扩一英寸”修改为两德统一后，原东德地区享有“特殊军事地位”，且称这意味着苏军要从东德全部撤走，而美军可继续留在西德。[63]贝克在面对媒体时迅速改变了说法。
2月10日，科尔访苏。在科尔与戈尔巴乔夫会谈前，贝克也致信科尔，告诉他，苏方没有要求美国从德国撤军。科尔其实最害怕的是苏联要求美军从西德撤走，那意味着未来德国将走向中立化。[64]在对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科尔表示西德一定会帮助苏联。他还称新德国应参加北约，但会自行裁军。[65]美国和西德既密切协调，又各自对苏联提出了根本立场和让步措施。
除此之外，布什还要防止西德在新德国参加北约问题上有所动摇。2月24日，科尔访美，在戴维营会谈中，科尔提出统一的德国是否可以借鉴法国对北约关系：作为北约成员，但不加入一体化军事结构。布什表示了坚定否定态度，称美方坚决支持新德国作为北约完全成员，因为美国只在具有北约完全成员资格的盟国驻军。他还强调需要告诉苏联人，他们无权决定新德国和北约的关系。科尔对此表示同意，但要求美国放弃长矛导弹升级计划。[66]
美国和西德力劝苏联接受它们的构想。然而，苏联一直不能接受新德国参加北约。3月20-22日，谢瓦尔德纳泽在出席纳米比亚独立仪式时会见贝克，要求美国也从西德撤军。5月5日，在波恩举行的“二加四”论坛首次外长会议上，由于受到国内保守派和军方的巨大压力，谢瓦尔德纳泽提出两德统一的内部和外部问题分割，要求为统一设立较长过渡期，继续保持四大国对统一后德国的监督权，限制统一后德军兵力等要求，还要让苏军留驻德国。[67]苏联还在裁军问题上发力，使欧洲常规裁军谈判陷于停顿，而该谈判一旦停滞，就会导致“二加四”谈判也陷入僵局。形势要求美国对苏联做出一定让步。
5月16日，贝克访苏，美苏开始用欧洲常规裁军谈判削减兵力条款处理新德国军力问题。西方同意在后续常规裁军谈判中限制中欧各国兵力，但苏联要求现在就开始，且要在“二加四”会议框架下谈判，而不在欧洲常规裁军谈判中处理。贝克对此坚决拒绝。美国不愿在该进程内谈论限制德军兵力，提出不得单独限制德国一国。美国本来是要用该谈判削减苏军军力，而不是用来削减德军的力量。面对苏联的要价，美国提出“九项保证”措施：在后续常规裁军谈判中商谈限制中欧军力问题、推迟短程核武器升级、德国放弃寻求核生化武器、设立相当长一段过渡期方便苏联撤军、苏军撤离过渡期内北约部队不进入原东德、北约改革军事战略、加强欧安会、加强苏德经济关系等。美方接受了苏联对过渡期的要求，给苏联撤军设置数年过渡期，做出较大让步。[68]西德则表示给予苏联130多亿马克撤军安置费及相当规模经援、贷款。
在对苏联提出这些保证后，在美国主导下，北约紧锣密鼓开始修改政治和军事战略，对苏联和华约集团示好。1990年7月初，北约在伦敦召开峰会，提出两大集团不再互相视为敌人，北约要对华约伸出友谊之手，愿意和东欧各国建立联络关系，并邀请戈尔巴乔夫访问北约总部。北约修改了首先使用核武器和前沿防御的核军事战略和常规战略，宣布将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69]“灵活反应”核战略成为历史。在峰会期间，在美国主导下，北约除对军事战略进行改革外，还决定在欧洲常规裁军条约于年底达成时，对统一德国的兵力规模也做出限制，美国放弃了不得单独限制德国兵力的立场。[70]
在美国和西德主导之下，北约在军事上对苏联做出重大让步，极大帮助了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8大上战胜保守派的攻击，保住权位，并坚定了尽快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的决心。7月15-16日，他在高加索家乡款待科尔一行，对两德统一、新德国享有完全主权，可以自行选择参加北约集团开了绿灯。科尔和根舍则确认德军将削减至37万人。[71]两德总兵力达62万人，这是西德对苏联的重大让步。
美苏核裁军谈判、欧洲常规裁军谈判是两德统一问题重现前东西方之间的主要进程，这些进程延伸到德国统一过程中。美国使其与“二加四”谈判相互配合，和西德一起主导了对苏交涉。苏联为应对新德国可能产生的军事威胁，开始大幅转向，不再要求驻西欧美军大量削减，而是要留住美军，共同抑制新德国。[72]最终，苏联和西德达成的协议对未来德军的削减幅度已超出欧洲常规裁军谈判框架的要求。
德国统一进程的安全安排，奠定了欧洲后冷战秩序的基石。美苏这两个冷战中的超级大国，不可能再支配新欧洲了。[73]这正是布什政府千方百计要保证美国继续留在欧洲的原因。
结 语
冷战期间，西德特殊的安全困境使其期盼东西方能全面裁军，为其实现民族统一奠定条件。在东西方关系缓和时期，西德试图构建西欧对苏联军事均势，在确保北约核威慑不遭削弱的基础上，推动东西方军控谈判向裁军进程转变，这是使德国民族在“欧洲和平秩序”下渐进统一这一长期设想的新变体。
然而，苏联要借东西方关系缓和时机扩张军力，扩大对西欧政治影响力，为此在欧洲部署SS-20中程核导弹，试图冲击西德等国内政，分裂北约，导致“中导危机”局面的形成。冷战的政治对抗和军事竞争逻辑显然不利于裁军的发展。相比新东方政策时期，在“新冷战”阶段的军备竞赛和裁军互动中，德国问题主导权从西德重回美苏手中，两德统一问题难上议程。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外交和军事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开始接受不对等削减，对西方做出让步，美苏在1987年底达成中导条约。苏联在中导问题上做出让步后，提出销毁美苏在欧短程核武器，北约内部纷争四起。短程核武器危机是冷战末期政治环境急速变动的反映，美国对苏进行冷战的两大支柱之一——驻欧核武器和驻军，逐一遭到打击。美国决策层为此急寻对策。最终，美国顺应了西德民意，推迟短程核武器升级，帮助科尔渡过政治难关，同时刻意推动裁军进程重点转向欧洲常规裁军。美方要以削减部分美驻军降低西德民众的厌烦情绪，借裁军进程拉住西德上层和民众，避免西德滑向中立主义；更重要的是，敦促苏联从包括东德在内的东欧各国撤走数十万驻军，确保华约集团各国政治演变不会逆转。短程核武器危机带来的压力及东欧剧变开启展现的前景，使美国人在1989年初即开始预估两德统一问题的走向，并抓住了先机。
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进程开启后，美国迅速确定统一的德国必须参加北约这一战略目标。北约将更为政治化，成为两极对抗局面结束后维系欧洲稳定的框架，而不能随同华约一起弱化。两德统一问题的重要性使裁军进程发挥了促进德国问题最终解决的工具性作用。欧洲常规裁军谈判，借助德国统一进程的推动，实际上成了欧洲的分水岭，使欧洲在安全上实现了深度重组：苏军撤离而美军留驻欧洲。在这个进程之内，发展出“美国也属于欧洲”理念，这是美国对欧洲介入史上的重要一页，政治意义重大。[74]更重要的是，两德统一进程的溢出效应，使苏联在丧失外部帝国的同时，内部民族独立危机爆发，联盟国家进入解体过程。苏联解体后，美苏核裁军和欧洲常规裁军都成为了历史，而缺少裁军进程这一依托，使俄罗斯不得不面对北约东扩带来的长期压力。
综上所述，美国在关于两德统一的安全安排当中预设了北约政治化和管辖权东扩机制。北约日后的东扩成为美俄、欧俄长期争论的渊薮。在当年谈判过程中，美国、西德是否和苏联就“北约不东扩”达成了交易，一直在政界、学界引发争论。近年来，美俄、欧俄间出现的“新冷战”倾向使这一议题的重要性凸显，并涌现了新观点和新文献，[75]值得进一步跟进分析，以便加深我们对两德统一塑造欧洲新秩序的理解。
注释：
[①]关于德国问题演变及两德统一的英文著作，可参见：Philip Zelikow， 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Robert L. Hutchings，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 Insider’s Account of U.S. Policy in Europe， 1989-1992， Washington D.C.：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7； JacquesLévesque， The Enigma of 1989： the USSR and the Liberation of Eastern Europe，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Keith Marti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William. R. Smyser， From Yalta to Berlin： The Cold War Struggle Over German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Melvyn P. Leffler， For the soul of Mankind：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7； Vladislav M. Zubok， A Failed Empire：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Andrei Grachev， Gorbachev’s Gamble： 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Frederic Bozo， Mitterr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German Unifica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Susan Emanuel， New York &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9； Mary Elise Sarrote， 1989-The Struggle to Create Post-cold War Europe， Third Printing，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Robert Servi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1985-1991，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5.
[②]Kori N. Schake， “NATO Strategy and the German-American Relationship，” in Detlef Junker and Philipp Gassert， Wilfried Mausbach and David B. Morris，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in the Era of the Cold War， 1945-1990， A Handbook， Volume 2： 1968-1990，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33-139.
[③]1953年10月，美国开始把核火炮系统部署在西德，此时这种近战核武器也被归类为战场核武器。到1980年代东西方裁军谈判密集期，美国和北约分类标准又有所细化：战略核武器指陆基、海基洲际导弹，射程在8000公里以上；战场核武器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之间，包括长程中导(Long Range Intermediate Nuclear Forces， LRINF， 射程1000-5500公里)和短程中导(Short Range Intermediate Nuclear Forces， SRINF， 射程500-1000公里)，及可携带核导弹和炸弹的战机；短程核武器，或称战术核武器，则包括射程500公里以下的核导弹，及核大炮系统、核地雷等近战核武器——笔者注。
[④]Francois Heisbourg， “The General State of European Security”， in Robert D.Blackwill and F. Stephen Larrabbe eds.，Conventional Arms Control and East-West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50-51.
[⑤]Beatrice Heuser， NATO， Britain， France and the FRG， Nuclear Strategies and Forces for Europe， 1949-2000，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p.29-47.
[⑥]Maynard W. Glitman， The Last Battle of The Cold War： an Inside Account of Negotiating the Intermediate 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6.
[⑦]Mark Gilbert， Cold War Europe： The Politics of a Contested Continent， Lanham， Maryland： Rowman&Littlefield， 2015， pp.119-121.
[⑧][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本书编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卷，第24-26页。
[⑨] Kristina Spohr， The Global Chancellor： Helmut Schmidt &The Research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44-46.
[⑩][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均势战略：德国的和平政策和超级大国》，本书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0-281页。
[11]Patrick Glynn， Closing Pandora’s Box： Arms Races， Arms Control，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BasicBooks， 1992， pp.312-313.
[12][德]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与大国》，梅兆荣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6页。
[13]Thomas E. Halverson， The Last Great Nuclear Debate： NATO and Short-Range Nuclear Weapons in the 1980s， Hampshir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5， p. 9.
[14]Kristina Spohr， The Global Chancellor： Helmut Schmidt &The Research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pp.73-74.
[15]Jeffrey Herf， War by Other Means： Soviet Power， West German Resistance， and the Battle of the Euromissiles， pp.53-56.
[16][德]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与大国》，第187-188页。
[17]Maynard W. Glitman， The Last Battle of The Cold War： an Inside Account of Negotiating the Intermediate 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pp.28-34.
[18]Jeffrey Herf， War by Other Means： Soviet Power， West German Resistance， and the Battle of the Euromissiles， p.150.
[19]Maynard W. Glitman， The Last Battle of The Cold War： an Inside Account of Negotiating the Intermediate 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pp.54-56.
[20] Maynard W. Glitman， The Last Battle of The Cold War： an Inside Account of Negotiating the Intermediate 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pp.87-95.
[21]Wolfgang Krieger， ”NATO and Nuclear Weapons-An Introduction to Some Historical and Current Issues，”in Gustav Schmidt ed.， A History of NATO-The First Fifty Years， Volume 3， New York： Palgrave Publishers Ltd.， 2001， p.114.
[22]Jeffrey Herf， War by Other Means： Soviet Power， West German Resistance， and the Battle of the Euromissiles， p.198.
[23] Christian Hac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 Question”， Translated by Richard Sharp， in Detlef Junker and Philipp Gassert， Wilfried Mausbach and David B.Morris，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in the Era of the Cold War， 1945-1990， A Handbook， Volume 2： 1968-1990，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3-24.
[24]Hans-Dietrich Genscher， RebuildingA House Divided： A Memoir by the Architect of Germany’s Reunifica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Thomas Thornton， pp.164-167.
[25]Maynard W. Glitman， The Last Battle of The Cold War： an Inside Account of Negotiating the Intermediate 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pp.117-119.
[26]Ibid.， p.165.
[27]Thomas E. Halverson， The Last Great Nuclear Debate： NATO and Short-Range Nuclear Weapons in the 1980s， pp.31-34.
[28]Ibid.， p.39.
[29] Hans-Dietrich Genscher， RebuildingA House Divided： A Memoir by the Architect of Germany’s Reunifica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Thomas Thornton， pp.203， 207.
[30] Hans-Dietrich Genscher， RebuildingA House Divided： A Memoir by the Architect of Germany’s Reunifica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Thomas Thornton， pp.203， 229-234.
[31]Thomas E. Halverson， The Last Great Nuclear Debate： NATO and Short-Range Nuclear Weapons in the 1980s， pp.108-114.
[32]Hans-Dietrich Genscher， RebuildingA House Divided： A Memoir by the Architect of Germany’s Reunifica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Thomas Thornton， pp.201-202.
[33]James A. Baker， III with Thomas M. Defrank， 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 Revolution， War & Peace， 1989-1992，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Publishers， 1995， pp.84-91.
[34][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1-78页。
[35][德]维尔纳·魏登菲尔德，彼得·瓦格纳，埃尔克·布鲁克：《争取德国统一的外交政策：决定性的年代(1989-1990)》，欧阳甦译，《德国统一史》第四卷，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36][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第62-70页。
[37]乔治·H·W·布什总统图书馆网站，Remarks Announcing a Conventional Arms Control Initiative and a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With Reporters in Brussels， May 29， 1989，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https：//bush41library.tamu.edu/archives/public-papers/464， last accessed on 5 May 2015.
[38]乔治·H·W·布什总统图书馆网站，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Communique： A Comprehensive Concept of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May 30， 1989，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https：//bush41library.tamu.edu/archives/public-papers/466， last accessed on 7 May 2015.
[39]Thomas E. Halverson， The Last Great Nuclear Debate： NATO and Short-Range Nuclear Weapons in the 1980s， pp.128-129.
[40]Ibid.，1995， p.131.
[41]Hans-Dietrich Genscher， RebuildingA House Divided： A Memoir by the Architect of Germany’s Reunifica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Thomas Thornton， p.259.
[42]乔治·H·W·布什总统图书馆网站，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Communique： A Comprehensive Concept of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May 30， 1989，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https：//bush41library.tamu.edu/archives/public-papers/466， last accessed on 9 May 2015.
[43]乔治·H·W·布什总统图书馆网站，“Remarks to the Citizens in Mainz，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May 31，1989，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http：//bushilibrary.tamu.edu/research/pulic_papers.php？id=476&year=1989&month=5， last accessed on 10 May 2015.
[44]乔治·H·W·布什总统图书馆网站，Remarks and a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With Reporters Following Discussions With Chancellor Helmut Kohl in Bonn，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May 30， 1989，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https：//bush41library.tamu.edu/archives/public-papers/470， last accessed on 12 May 2015； also see： Thomas E. Halverson， The Last Great Nuclear Debate： NATO and Short-Range Nuclear Weapons in the 1980s， pp.130-131.
[45]Thomas E. Halverson， The Last Great Nuclear Debate： NATO and Short-Range Nuclear Weapons in the 1980s， pp. xiv， 2.
[46] [德]维尔纳·魏登菲尔德，彼得·瓦格纳，埃尔克·布鲁克：《争取德国统一的外交政策：决定性的年代，(1989-1990)》，欧阳甦译，《德国统一史》第四卷，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6-7 页。
[47] Angela E. Stent， Russia and Germany Reborn： Unification， The Soviet Collapse， and The New Europ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78-81.
[48] Karl Kaiser， “No Unity Without Security： The Security Features of German Unification，” in Detlef Junker and Philipp Gassert， WilfriedMausbach and David B.Morris，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in the Era of the Cold War， 1945-1990， A Handbook， Volume 2： 1968-1990，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78-185.
[49] Robert L. Hutchings，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 Insider’s Account of U.S. Policy in Europe， 1989-1992， pp.107-108.
[50]乔治·H·W·布什总统图书馆网站，NSD-23，“U.S.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September 22，1989，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http：//bushlibrary.tame.edu/research/pdfs/nsd/nsd23.pdf， last accessed at 30 March 2015.
[51][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第177页。
[52]John Newhouse， “The Diplomatic Round： Shunning the Losers”， The New Yorker， 26 October 1992， p.44.
[53][德]维尔纳·魏登菲尔德，彼得·瓦格纳，埃尔克·布鲁克：《争取德国统一的外交政策：决定性的年代(1989-1990)》，欧阳甦译，《德国统一史》第四卷，第26页。
[54]Philip Zelikow， 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pp.132-133， 142-143.
[55] Philip Zelikow， 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pp.162-163.
[56] Alexander Von Pla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ush， Kohl， Gorbachev， And The Reunification of Germany， Translated by Edith Burley， pp.132-141.
[57] Philip Zelikow， 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pp.165-166.
[58]Ibid.， pp.165-167.
[59]Ibid.， pp.168-170.
[60][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第205页。
[61][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第232页。
[62]《摘自戈尔巴乔夫同贝克的谈话记录》，1990年2月9日，载[俄]阿·加尔金阿·切尔尼亚耶夫，《戈尔巴乔夫与德国问题》，周力等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7年，第277-283页。
[63]Philip Zelikow， 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pp.183-187.
[64]Alexander Von Pla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ush， Kohl， Gorbachev， And The Reunification of Germany， p.186.
[65]Ibid.， pp.204，208.
[66]乔治·H·W·布什总统图书馆网站，Meeting with Helmut Kohl， Chancellor of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24 Feb 1990，George Bush President Library and Museum，http：//bush41library.tamu.edu/files/memcons-telcons/1990-02-24--Kohl.pdf， last accessed on 26 March 2015.
[67][德]霍斯特·特尔切克：《329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欧阳甦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50-151页。
[68]Philip Zelikow， 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pp.248-250，263-265.
[69] “Federal Chancellor Kohl’s Talk with President Gorbachev， Moscow， 15 July 1990，” in H. Küsters Document： The Kohl-Gorbachev Meetings in Moscow andin the Caucasus， 1990， Cold War History， Volume 2， Issue 2， pp. 200-211.
[70] Philip Zelikow， 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pp.323.
[71] Ibid.， p.334.
[72]P. Edward Haley， ed.， Arms Control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 Oral History of the Negotiations on Conventional Armed Forces in Europe， Clarmont， California： The Keck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2002，pp.51-54.
[73]Helga Haftendorn， “The Unification of Germany， 1985-1991，” in Melvyn P.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ume III， End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55.
[74]P.Edward Haley，ed.，Arms Control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 Oral History of the Negotiations on Conventional Armed Forces in Europe， pp.125-127.
[75]参见：Mark Kramer， “The Myth of a No-NATO-Enlargement Pledge to Russi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2， No.2， 2009， pp.39-6； Mary Elise Sarotte， “Not One Inch Eastward？ Bush， Baker， Kohl，Genscher， Gorbachev， and the Origin of RussianResentment toward NATO Enlargement inFebruary 1990，”Diplomatic History， Vol. 34， No. 1 (January 2010)， pp.119-140； Kristina Spohr， “Germany， America and the shaping of post-Cold WarEurope： a story of German international emancipation through political unification， 1989–90，”Cold War History， Vol.15， No. 2， pp.221-243.
（本文原载《欧洲研究》201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