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苏联与西方各国关系缓和的进程，因“欧洲导弹问题”等危机的发展而受挫，东西方之间形成所谓“第二次冷战”局面。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决策层赋予“共同欧洲家园”概念以新的内涵，通过降低对西欧的军事威胁，使苏联与西欧政治、经济联系最大化，以襄助自身改革，使本国回归欧洲。戈尔巴乔夫等按这一构想推动“全欧进程”，谋求苏联对全欧洲的影响力。首先是转变态度，接受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其次，在对两德关系上，外交重点转向西德。然而，两德统一问题重上国际议程，打破了这一渐进构想，凸显出对德国问题缺乏整体战略是其重大失误。两德统一快速实现，东欧各国剧变同时加速，对苏联内部动乱产生很强的“溢出效应”。苏联进入解体过程，戈尔巴乔夫等让国家回归欧洲的努力功败垂成。近年来，俄罗斯以构建共同人文、经济和能源空间对欧盟展开外交，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相比，其对欧洲前景的判断和俄欧关系战略已大异其趣。这一战略方向转变，可给我们提供很多思考和借鉴。
【关键词】共同欧洲家园构想 苏联外交 苏德关系 俄欧关系 俄罗斯外交
【中图分类号】D815;I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8) 02-0044(35)
苏联自成立以来，其与西方的关系是长期对抗。为反击后者的压力和威胁，苏联发展出一套反联盟战略来反制对手。冷战时期，苏联一直试图在美国和其西欧盟国间打入楔子，扩大北约内部裂痕。[1]1950年代，苏联推动“全欧进程”时即是如此：呼吁建立全欧集体安全体系，在西欧提倡中立，促动各国放弃美国核保护，希望以此削弱北约，直至驱美离欧。[2]
从1970年代后半期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前，苏联和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进程，因“中程核导弹[3]危机”、苏军入侵阿富汗、波兰团结工会危机等问题而受挫。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对苏强硬，经常对其进行率意抨击，两国间爆发了所谓“第二次冷战”。1970年代中期后，苏联在东欧部署SS—20中程核导弹，本来是想利用西欧各国对美国核保护伞效力降低的担心，在美国和西欧间打入楔子。然而，对外过度扩张，反而使苏联自身在国际上极为孤立。同时，过度的军事开支消耗了大量经济资源，再加上其国民经济社会体制僵化，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状态。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开始内外改革，提倡外交“新思维”：降低对西方的军事威胁，通过推动“东西方接近”，加强对西欧的政治、经济联系，更好地利用西方，尤其是西欧提供的经济、技术资源，来辅助本国改革。为此，苏联决策层重新定义了“共同欧洲家园”概念，把它发展成一套对欧洲构想，以此来指导对“全欧进程”的推动。按照这一构想，苏联对反联盟战略做出重大修正。首先，面对西欧一体化对苏联、东欧集团的压力，及西德实力和地位的上升，苏方转而接受了美国影响力及美军在欧洲的存在，要拉着美国共同面对西德崛起。“全欧进程”中开始有美国的位置。其次，苏联对两德三角关系的重点发生转移，要以西德为首要伙伴。这一重大战略转变，是冷战末期东西方关系演变的重要方面，也是面对东欧各国政治剧变、两德统一等重大事变时，苏联选择和平应对、最终妥协的重大原因。
为推动外交新思维，使“共同欧洲家园”构想得以落实，苏联大力提倡所谓“全欧进程”，外交上仍取攻势。根据这一设想，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要化入全欧集体安全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苏联的影响将扩至全欧洲。1980年代后半期，在欧洲存在多个政治、经济和安全进程。其中，在东西方关系框架下，有美苏核裁军、欧洲常规裁军和欧安会进程；在西欧，欧共体各国经济一体化强劲重启。对这些进程，苏联或置身其间，或改变了态度，但“全欧进程”对苏联来说更为根本，苏方或者要将其他“进程”纳入其中，或要为其所用，以推动东西方接近。
苏联领导人提倡“共同欧洲家园”理念，对西欧展开外交，收获的多是冷淡反应。苏联在“第二次冷战”中的作为、苏军的强大军力以及戈尔巴乔夫外交上的攻势面目，使西欧各国仍对其心怀疑虑。美国看到了苏联新构想的危险性，担心它以此拉拢西德，破坏北约。布什总统提出“完整而自由的欧洲”构想，对“共同欧洲家园”倡议提出挑战，要求消除东西欧界线，实质上是要求苏联放弃控制东欧。
“共同欧洲家园”构想所设想的东西方接近，是一个渐进过程，最终苏联将“回归欧洲”。然而，柏林墙倒塌及两德统一启动，打破了此构想。大墙倒塌促使东欧各国政治剧变骤然加速，危机迭起，还传导到苏联内部，立陶宛等波罗的海三国要求独立，诸多危机使苏联左支右绌。戈尔巴乔夫等面临重重内外困难，希望至少保住华约框架，挽救“全欧进程”，但东德很快崩溃，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要求苏联撤军，华约很快名存实亡。美国和西德为实现两德统一，一方面让苏联面对既成事实，另一方面又不断进行劝说、利诱、让步、援助。在这样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接受了统一的德国参加北约，未坚决以建立全欧集体安全体系作为要价。华约式微，统一后的德国参加北约，北约得到加强，“全欧进程”终成泡影。戈尔巴乔夫转而把希望寄托在苏德建立特殊关系上，要依靠统一的德国在欧洲代表苏联的利益。
这段历史距今已有40年之久，各国档案大量解密，政治家及助手们的回忆录也多已出版，相关研究极为丰富，我们已有条件深入历史，展现其复杂图景，以便加深对戈尔巴乔夫外交构想与冷战终结关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对他的历史性抉择做出客观评判。
俄罗斯独立之后，对欧盟提出建立“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共同空间”的倡议，在乌克兰危机后，仍予坚持。这一倡议和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构想有何区别？俄罗斯今日如何认识西方，并构建对西方、欧盟的战略？这些问题，可借助对“共同欧洲家园”构想的研究，使相关认识深化。
一、“中导危机”时期的东西方斗争与欧洲安全格局
战后，冷战格局逐渐形成，美苏构建了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以分裂的德国为前沿尖锐对峙，期间，曾爆发两次柏林危机。1958-1961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甚至一度使世界面临核战风险。此后，美苏英三国开始核军控谈判。到1972年，美苏之间签署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reaty，SALT1)。1973年，北约和华约23国开始进行中欧裁军谈判(Mutual and Balanced Forces Reduction，MBFR)，两大集团自此开始了长达15年之久的扯皮，也未能达成实质性裁军协议。裁军谈判反而成了美苏在欧洲争夺军事优势的工具。
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的达成，和中欧裁军谈判的开启，都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前期苏联实施缓和对西方关系外交政策的结果。在对西欧关系上，对西德关系是重点，苏方推动对西德关系，希望能引进其技术和贷款，帮助本国解决经济困难，开发资源，推动经济现代化。西德勃兰特政府推行新东方政策，事实上承认了东德，以及战后欧洲各国边界，承认了苏联对中东欧的控制权。勃列日涅夫还大力推动“欧洲安全会议”的召开，1973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终于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并于1975年达成了《赫尔辛基最终文件》。苏联得到了西方各国对战后边界和政治现实的承认，这成为其缓和政策的重大成就。然而，苏联在推动政治缓和的同时，一直在大力建军，不仅在核武器爆炸当量、核弹头数量上超过美国，还在欧洲驻扎了令人生畏的常规军力。
战后之初，在欧洲人看来，苏联在欧洲的常规军力优势，被美国的核武器优势抵消了。但苏联核武力量一直在增长，全力追赶美国。1972年美苏之间达成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被欧洲人看成是美苏之间出现了核均势，美国的核保护伞“穿孔了”，而苏联的常规军力优势更为凸显。1976年下半年，苏联开始在欧洲部署SS—20中程核导弹，此型导弹相当先进，最远可从西伯利亚打到英国，使苏联在常规军力和战区核武器系统上都有了优势，北约落了下风。北约中的西欧成员对此极为忧虑。[4]它们认为，这打破了欧洲核平衡，使北约的核威慑力量，包括英法独立的战略力量在内，都面临危险。1977年10月，西德总理施密特在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演讲，提出北约必须对SS—20导弹采取战略和外交步骤加以应对。[5]施密特除担心SS—20的威胁，还担心卡特政府急于和苏联达成核裁军协议而忽视欧洲的安全利益，“欧洲导弹问题”这一政治战役自此开始。[6]这一政治外交斗争的发起，实际上体现了美欧因为面临苏联中程核导弹的威胁程度不同，而出现利益分化。苏联正是要对此安全心理和政治分歧加以利用。北约集团内部经过复杂的争论，终于在1979年12月作出了“双轨”决策：既与苏联进行谈判，争取削减、销毁中程核导弹，也准备谈判失败，在西欧部署美国产中程核武器。
面对苏联的政治攻势，美方于1981年11月提出“双零”方案——美方取消在西欧部署中程核导弹方案，换取苏联销毁在欧亚的所有该类导弹。[7]里根的提议和西欧左派的想法合拍，受到欢迎，暂时缓解了紧张局面。[8]此后，美苏之间开始了历时两年、但毫无进展的中导谈判。
1981-1983年，北约在西欧部署中程核导弹问题引发美苏关系紧张，西欧舆论界为此产生极大争论，和平运动、反核武器运动更为高涨，大规模示威游行不断，形成所谓“中导危机”，使美欧政界面临很大政治压力。西欧民意左倾，又受到苏联所称的美国在西欧部署中程核导弹目的是要使核战争“欧洲化”这一宣传攻势的影响。民意成为北约面临的最大困难。以西德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SPD)为代表的西德左派，反对北约如谈判不成功就部署导弹的“双轨”决策，反对美国在西德部署中程核导弹，主张在美苏之间搞“等距离外交”。[9]西德社会民主党左翼更认为，美国在西欧部署中程核导弹，是把德国当人质，如果真的爆发核战争，美国不会为保护德国承担本土被核大战摧毁的风险，德国反而会成为“有限核战争”的战场。[10]
1983年，在西德国内就是否接受部署美国核导弹激辩时，苏联发起强大政治宣传攻势，鼓动和平运动，试图分裂北约，阻止美国在西欧部署中程核导弹。事实证明，苏联用中程核导弹对西欧进行威胁和恫吓，用宣传攻势离间美欧，用笼络西德社会民主党等手段，都难以达到使西德在东西方间中立化的目的。1983年11月22日，西德国会历经37次激烈辩论后，作出决议，允许在西德部署美国中程核导弹，同时敦促美国继续对苏谈判。次日，苏联代表退出了日内瓦中导裁军谈判。美国中程核导弹在西欧数国，尤其是西德实现了部署，中导危机结束了。
“中导危机”迁延数年，期间，苏联于1979年入侵阿富汗，团结工会危机1980年在波兰爆发，里根1981年在美国上台，对苏持强硬立场。这些变动的合力使美苏间爆发了“第二次冷战”，苏联开始面临多年未有的挑战和压力。[11]
苏联对欧洲政策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德国问题及对两德关系。在欧洲，能对苏联在东欧霸权提出挑战的并非美国和北约，而是西德。西德的挑战主要不是军事，而是政治上的。从60年代末期开始，西德推行新东方政策，与东欧各国关系正常化，并开始和东德直接打交道。西德要在欧洲促进互信，希望借此在未来解决民族统一问题。西德的武器是广泛合作，其经济实力对东欧各国产生很大吸引力。西德推行和平政策，对华约这个反德联盟的根基产生冲击。欧洲局势的紧张程度下降，两大集团都裁军，苏联就得放松对东欧的控制。所以，苏联选择在缓和对西方政治、外交关系的同时，仍必有军事对抗一维，以便降低东西方裁军谈判带来的政治风险。1970年代，苏联从西欧、西德的和平运动、反核武运动中看到希望，认为西欧民众将会反对本国政府增加军费，还认为西德为了与东德缓和关系，不会对苏联部署SS-20新式导弹有激烈反应。然而事与愿违，西德总理施密特认为，苏联的导弹部署是要离间美欧，对西德进行政治讹诈。[12]在他的推动下，“欧洲导弹问题”产生并发展为中导危机。
勃列日涅夫主政时，苏联和西德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发展极快，西德社民党左翼在裁军等问题上的立场受到苏方很大影响。苏联试图拉拢西德，使其脱离西方阵营。然而，1982年基民盟主席科尔在西德上台，极为亲美，追随里根政府，对苏联展开斗争。这样，西德对苏联关系的大门逐渐闭合，这在战略和经济上对后者都十分不利。
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苏联推动东西方接近
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苏联已渐露疲态和衰相。苏联军队规模过大，军费占国家支出份额太大，体制僵化也加重了经济停滞。在过度对外扩张中，苏联发展了很多贫穷盟国，日益承担不起过多的对外援助。
在东西方缓和期间，苏联和东欧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1970年代，苏联和东欧的关系还较稳定，因为苏方在经济上作了让步，且允许东欧各国对西方开放。然而，进入1980年代后，东欧从西方得到的贷款转化成高筑的债台。苏联经济同期开始下滑，无力再补贴东欧各国。在苏联疲惫之时，美国却逐步走出越战后的阴霾。里根上台后，不再像三位前任一样，认为苏联经济还有支撑力，并开始挑战这个假设，针对苏联经济弱点施压。美国提高军费，迫使苏联跟进。西欧各国也不肯再对苏联、东欧各国提供贷款。[13]第二次冷战期间，苏联内外压力骤然增大，高层极为紧张。1983年，苏联领导层几乎把北约的“优秀射手”演习视为大战前奏。与西方关系紧张、阿富汗战争泥潭、波兰团结工会引发的政治危机等，迫使苏联精英层对内外政策进行痛苦反思。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苏联开始进行内外全面改革。
戈尔巴乔夫对内要进行改革，对外要推行外交“新思维”。“新思维”有两个基本点：第一，结束和美国的对抗；第二，让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更接近。苏联要推动东西方接近，就要降低对西方，尤其是对西欧的军事威胁，其步骤是先在军控上对西方让步，再发展经贸往来。同时，从内部改革角度来说，也只有降低了军费，才能给经济松绑。“新思维”有一个重要假设，即必须先创造出与西方新的经济关系，苏联改革才能成功。没有对外联系，苏联经济只会继续停滞。只有西方国家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才能给苏联贷款。同时，苏联只有参与了国际经济体系，才能通过国际经济竞争的约束和刺激，使本国经济恢复活力。[14]
“新思维”实际上是苏联对世界现状的承认，表明其再无力自外于世界体系。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进行了意识形态革命，承认本国，尤其是斯大林，对冷战也负有责任。以此对美国表示，苏联不再当规则的破坏者，而是要加入国际俱乐部。苏联为此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改变了追求绝对安全的军事理论，转向利用谈判和协议保证自身安全，追求共同安全，军力“合理充足”即可。苏联的经济理论也变了，要寻求新版社会主义。为此，苏联眼望西欧，要向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取经和学习，推动东西欧接近，戈尔巴乔夫本人就极为重视和意大利共产党的联系。至于欧洲的分裂问题，从“新思维”外交观点来看，欧洲的分裂过去对美苏有利，现在对苏联来说则是无益的。苏联逐步发展了其“共同欧洲家园”的构想，不再想把美国推离欧洲，而是要纳入美国、加拿大等，在欧洲推动东西方接近。苏方还要邀请西方经济力量进入东欧，帮助其进行改革，不再批判西方对东欧事务的干涉。[15]
“新思维”也有其进攻性的一面。在冷战逻辑影响下，苏联改善面目，增大对西欧的影响力，不能不让美国等西方大国忧虑。戈尔巴乔夫在上台后，发起裁军攻势，对西方作出让步，更多地削减苏联军力。1987年12月，美苏在华盛顿签署了削减中程核武器条约(以下简称中导条约)。[16]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提出大规模削减苏联驻东欧军力。1989年春夏，苏联发起新的裁军攻势——提出削减、销毁两大集团在欧洲的短程核武器。[17]西德等西欧各国都倾向于对苏谈判，美英则认为，在中程核导弹按协议销毁后，北约必须升级短程核武器，以应对苏联常规军力优势。这在当时被称为“短程导弹危机”。
西方担忧苏联的裁军攻势会引发连锁反应，刺激西方各国公众要求本国政府也削减军费；还担心苏联在核武器削减上单方面让步，最后会造成西欧去核武化，损及北约灵活反应核战略的有效性，甚至损害北约本身。此外，美英等担心苏联的外交攻势，损害西德和北约的关系。如果西德左派利用形势上台，西德的中立化倾向将大为加强，西方将在短程导弹危机之后，面对在德国土地上产生的、新的、更大的政治危机。[18]
戈尔巴乔夫等对外交“新思维”的运用，使美苏对欧洲事务主导权的竞争在新缓和背景下进入新阶段，呈现新形态。苏联的“共同欧洲家园”构想是要降低北约与华约的对抗，但保持两大集团政治界线，加强相互间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合作。苏联要借推行此倡议，使其与西欧的政治经济联系最大化，同时力促东欧实施苏式改革以保稳定。[19]为此，苏联努力推动“全欧进程”，呼吁以全欧集体安全体系取代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苏方为此大力推动苏美核裁军和欧洲常规裁军，降低对西方尤其是西欧的安全威胁，同时，苏联极为重视欧安会，将这一框架当作全欧安全体系的初级阶段。
三、戈尔巴乔夫“共同欧洲家园”构想的提出与发展
“共同欧洲家园”概念并非戈尔巴乔夫首创。1972年，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为使法国总统蓬皮杜支持召开欧安会，使用过此说法。1981年，勃列日涅夫访问西德时也提过此说法。1984年底，戈尔巴乔夫率团访英，在对英国议会演讲时，又使用了这一概念，他说：“欧洲是我们的共同家园，不是军事行动的场所”。[20]此时，正值1980年代初“第二次冷战”高峰，重提这一说法，不免和降低两大集团在欧洲的军事对抗联系在一起。
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后不久，就宣称“苏联的外交政策兴趣不能再完全专注于美苏关系，西欧必须在苏联外交中处于首要位置。”[21]1985年10月，他访问法国，在回答媒体提问时用了“欧洲——我们共同的家园”这个说法。他还说：欧洲文明是一个整体，在追溯其共同渊源的时候，我越发强烈地感到集团矛盾的虚妄和“铁幕”观念的陈腐。[22]此时，“共同欧洲家园”概念的内涵尚不明确，只是领导人的宣示性用语。
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其思想和前任还没有太大区别，他希望苏联与西欧关系恢复缓和态势，并以此离间美欧关系。[23]他访问法国并提出“共同欧洲家园”概念，是想迎合西欧民众对新冷战的厌恶，同时，想利用苏联与西欧关系进展，对美施压，迫使美国改变对裁军谈判的态度。但新冷战造成的国际氛围，使西欧怀疑苏方又是想借此在美欧间“打入楔子”，对其倡议反应冷淡。实际上，戈尔巴乔夫不仅确有离间美欧的意图，他还想促使美军撤离欧洲。在东欧和西欧经济合作上，他也想排除美国的参与。[24]
然而，法国并不认同苏联的裁军倡议。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美苏核裁军谈判势头恢复。法国担忧，美苏为寻求合作会损害欧洲安全利益，因而不仅不愿将法国核力量纳入美苏核裁军谈判，还加强与西德的军事合作，试图推动西欧军事一体化。法方还一度设想对西德提供核保护，两国常规军事合作也有发展。[25]苏联对此都大为不安。因为如果在北约之外再出现新的西欧安全联盟，与苏联要推动的两大集团化入全欧集体安全体系是相违背的；法国核保护伞向西德延伸，和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1月提出的“无核世界”倡议也相左。1988年，法国对苏联发动的中导条约宣传攻势采取敌对态度。苏方批评法国不肯让欧洲实现无核化，不愿配合美苏开启削减短程核导弹谈判，是要破坏美苏核裁军。苏联逐渐不再把对西欧外交目标寄托在法国身上，而是把重点转向西德。[26]不难看出，此时的“共同欧洲家园”概念仍含有苏联传统的反联盟战略考虑，反对西欧组建新军事集团，是苏方重要考量。
在对法国逐渐失去兴趣的同时，苏联对美国在西欧的军事政治存在及对北约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1986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上说，“在当代世界的现实条件下，难以预期西方联盟会破裂。”苏联学者也认为，北约是能自我维系的结构，未来的“全欧进程”必须纳入美国。对于苏联极为担心的西欧军事一体化，他们认为，只有加强美国在西欧军事、政治存在的基础，才能抑制其发展，确保裁军谈判取得进展，并在快速变化的欧洲维护稳定。这些新的思考都进入了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构想，使其呈现新面貌：不再试图驱美离欧，而是要使欧洲接纳苏联和东欧各国。[27]苏联决策层开始对反联盟战略作出重大修正。
除战略和裁军问题外，苏联还从制度和文明角度重新认识西欧，希望对西欧的交往有利于苏联改革，西欧能与苏联相向而行，这也体现在“共同欧洲家园”的构想中。
1987年3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为了改革，我们需要(欧洲)”。[28]4月，他在布拉格讲话时对“共同欧洲家园”进行了详细论述：根据新思维，苏联提出了“全欧大厦”的主张，它意味着属于不同社会制度和加入对立军事政治集团的国家有某种整体性……要研究东西欧之间的经济合作，促进欧洲两部分一体化；要努力通过核裁军、常规裁军、建立军事互信等谈判，在欧洲推进缓和。[29]苏联要借裁军进程推动“全欧大厦”的建立，谋求和西欧经济一体化。新的对西欧外交和经济战略，体现了戈尔巴乔夫对欧洲的认同。
戈尔巴乔夫等逐渐把与西欧交往看作苏联进行改革不可或缺的条件。实际上，西欧不仅是改革了的苏联的最重要伙伴，还日益被当作目的地。改革仅仅是使苏联回到欧洲的一种手段，苏联将会成为注重民主和人权的共同体的一员。戈尔巴乔夫多次说过，“我们(俄罗斯人)是欧洲人”。他成为苏联历史上把回归欧洲作为国家政策的第一位最高领导人。[30]
苏联要回归的是摆脱了对抗状态的欧洲，为此，苏方在裁军、军事互信和经济关系等方面大力推动全欧合作。1986年，苏联在斯德哥尔摩互信与安全措施谈判中让步。依照协定，苏联必须与西方相互通报军事调动，这使苏联对西欧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大为降低。苏方在美苏核裁军中让步，促成中导条约签署，在欧洲消除了一个等级的核武器。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苏方也一改此前不承认欧共体的态度，转而推动经互会和欧共体发展关系。1988年6月，两者达成了框架协议。[31]
1988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华沙参加华约峰会时发表讲话，对“欧洲大厦”和“全欧进程”的关系再行论述。他提出：第一，欧洲是东西方所有关系的前沿，要推动欧洲两部分发展稳定的伙伴关系。西欧一体化是西欧大陆稳定而主要的发展方向。在不远的将来，不仅在经济、政治方面，而且在军事结构方面都会产生一个西欧联盟。苏联东欧集团西边正出现一个有3.5亿人口的强大集团，其经济、科技水平和发展速度都超过苏东集团。苏联已为此提出“欧洲大厦”设想，要在军事、政治、经济和人文各方面制订纲领。第二，“全欧进程”是对“欧洲大厦”概念的发展和丰富，其目的是要在华约和北约间架起桥梁，使它们从欧洲紧张的根源转为欧洲稳定的基础。这一设想不含有分裂北约、把美国排挤出欧洲的意图。第三，欧洲的两大社会体系相互影响，形成了独特结构，一方不能吞并另一方，不能融入另一方，只能是合作和相互依赖。第四，应召开全欧高层会议，美国、加拿大都可参加，讨论削减欧洲常规武装力量、在欧洲建立减少军事危险中心等问题，这是重中之重。第五，苏联准备就人权问题与西方对话。[32]
讲话表明，苏联提出构建“欧洲大厦”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东西欧进行政治对话和经济技术合作。苏联推动“全欧进程”，是要使两大集团降低对抗性；引入美国参加这一进程，可为欧洲提供稳定，还可抑制西欧各国追求军事一体化。为此，苏联不仅自己大力推动全欧进程，还鼓励东欧国家提出如中欧无核区等形形色色的建议。
四、“共同欧洲家园”构想与苏联对西欧外交
在推动全欧进程过程中，苏联注重和西欧左翼的联络和思想交流，尤其重视改善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关系。1988年4月14日，戈尔巴乔夫会见了社会党国际主席、西德社民党主席、前总理维利·勃兰特。戈尔巴乔夫表示，在国际问题、裁军问题上，苏方和西德社民党没有原则分歧。他劝说勃兰特，在1989年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大会上推动不再把美苏相提并论。他还对社会党国际要召开的全欧左翼政党“圆桌会议”表示支持，希望这有利于打破东西方相互的“敌人形象”。[33]
不断提出裁军倡议，是苏联对美国争夺欧洲政治和舆论主导权的主要手段。为此，戈尔巴乔夫有意设计了“反富尔敦演说”——1988年12月7日，他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提出苏联远期将裁军50万人，短期先从东欧撤走5万驻军，5千辆坦克。[34]苏联单方面裁军的力度，在西方引起震动，改变了欧洲政治气氛。
苏联的常规裁军动议，促使中欧裁军谈判结束，转变为欧洲常规裁军谈判。1989年1月15日，欧安会第三次续会达成《维也纳最后文件》，其突破主要在裁军和人权两方面：华约和北约放弃激烈抗衡和削弱对方的立场，扩大互信和安全措施，谋求在低水平均势上维护欧洲和平和稳定。双方决定从1989年3月开始，在维也纳举行由欧安会35国参加的欧洲建立安全与信任措施谈判（即斯德哥尔摩第二阶段会议)；与此同时，华约与北约23国将进行欧洲常规裁军谈判，使双方不再具有发动突袭和大规模进攻能力。在人权方面，苏联和东欧国家首次允许西方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人权监督。苏联还提出要在莫斯科召开人权会议，尊重本国人权，释放了600名政治犯，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西方的信任。[35]
苏联降低对西欧的军事威胁，开展政治和人权对话，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这是苏联在“共同欧洲家园”构想下对西欧外交的基本框架。
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构想在1989年时已基本成形。1989年4月11日，西德社民党新任主席福格尔访苏。在会谈中，戈尔巴乔夫详细论述了其构想：赫尔辛基进程(1975年，欧安会达成《赫尔辛基最终文件》，此后其续会仍习惯上被称为赫尔辛基进程——笔者注)现在不仅在交流商品，还在交流思想；苏联不想将美国排挤出欧洲；有人说“共同欧洲家园”的提议含混不清，这是苏联有意为之，好提升别人的兴趣；“共同欧洲家园”的建筑队，是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这两个集团应政治化；欧洲常规裁军进程有利于降低两大集团的对抗性；此外，经互会和欧共体应往一体化方向发展。[36]可见，裁军、经济一体化、人权对话等，是这一构想中东西欧互动的主要领域。
戈尔巴乔夫对“共同欧洲家园”构想的推动，渐达顶峰。1989年7月6日，他在斯特拉斯堡对欧洲委员会发表演说，提出用新缓和克服欧洲的分裂。他说，“全欧进程”正取得进展，冷战正成为过去，要确认欧洲的整体性。欧洲应该统一为一个自愿的民主共同体，一个高级社会，只在市场和思想方面竞争。他还说，西方许多人认为，要克服欧洲分裂只能靠征服社会主义，这将引发对抗，不会带来欧洲统一。苏联提出“共同欧洲家园”的构想，是为了把国际关系改造得更人道、平等和公正。军备负担和对抗阻碍苏联被一体化进欧洲进程，对苏联的发展不利。要重构欧洲国际秩序，把欧洲共同价值观放在前列，以利益平衡代替旧日的力量平衡。要在两大集团间和集团内部排除武装冲突和使用武力的可能，为此，苏联将从外国撤军。他申明，安全是“共同欧洲家园”的基础，合作是其框架。[37]苏联允许美军留驻西欧，自身则从东欧撤军，以此推动东西方接近。戈尔巴乔夫高调公开了其使苏联回归欧洲的目标。
苏联的政治、外交攻势在西欧收获的多为谨慎反应，和对其意图的疑虑。1989年3月，英国外相杰弗里·豪的一篇演讲稿发表于报刊。他表示，英国注意到自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以来，苏联对其外交“新思维”的践行：苏军开始从阿富汗撤离；欧安会进程维也纳续会对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权状况监督问题达成令西方满意的文件；两大集团将进行欧洲常规裁军谈判；美苏将举行历史性峰会等。但他提出，苏联的外交攻势对西方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要保持警惕性：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要扭转苏联颓势，所以要通过外交政策转变，使苏联呈现“新面目”。西方抓住时机，可以和苏联达成比冷战状态更好的和平，但双方体制仍十分不同。他还强调，西欧一体化进展迅速，东欧在苏联控制下停滞了，西方对此不可接受。西方要把苏联的对欧洲政策，当成对其“新思维”的检验场。他还表示，欧共体就是“共同欧洲家园”的榜样。他的结论是，苏联如果改革成功，还会和西方进行竞争，所以不能对其作不必要的让步。[38]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对戈尔巴乔夫在欧洲委员会发表的演讲所作的评价与英国外相相仿。1989年7月，他在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言称，戈尔巴乔夫在欧洲委员会演讲时，没有提欧共体经济发展全面超越了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的提法是个错误的比喻，扭曲了现实和未来：苏联领导人说欧洲会统一、和平并民主化，这和其要求的两制并存相互矛盾。德斯坦还质疑俄国能否欧洲化，因为它是个欧亚国家，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他提出，地理接近不等于制度上的任何共同点，所以没有什么“共同欧洲家园”，只有共同欧洲空间，也就是同在欧洲屋檐之下。[39]
当戈尔巴乔夫对西欧推出“共同欧洲家园”构想时，欧洲冷战局面已延续了数十年，人们习惯于从两制对抗和竞争出发来看待苏联的一举一动。西欧政治家为欧共体的经济成就和一体化发展势头感到骄傲，并明了苏联经济落后和改革困难的局面，他们此时更为关注的是苏联经济改革的迟滞和艰难。德斯坦指出，苏联如果想要向西欧的民主看齐，首先要在经济改革上取得成功，放开价格管制，施行市场化。他还没有看到真正的经济改革，而是看到了苏联人民开始表现出不满。此外，相比 “共同欧洲家园”畅想，西欧政治家更关注苏联如何放松对东欧的控制。尽管如此，他们此时考虑的仍是如何长期与苏联及东欧各国发展关系，欧共体能否纳入一个或几个东欧国家，并未想到冷战格局会突然终结，苏联会解体。
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构想，是其“新思维”的一部分，遵循的是相同的思想逻辑。[40]这一构想意味着走向全欧安全体系，促进全欧经济一体化，这都是渐进过程。苏联为最终回归欧洲，修正了传统的反联盟战略。但是，这一构想的基础仍是1975年欧安会赫尔辛基最终文件划定的地缘政治界线。戈尔巴乔夫仍想竭力恢复东欧经济和安全架构。[41]在他的构想当中，东西欧可以趋同，但仍有界线，东欧仍是苏联在欧洲的立足之基。
五、“共同欧洲家园”构想与苏联对东欧各国关系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对东欧各国的政策，有一个从试图改造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到放手让东欧自行演变的过程。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就表示：东欧各国领导人将负责制定和实施他们自己的政策……(苏联)不会干涉他们的事务。他回忆说，这是根本上否定了“勃列日涅夫主义”。[42]东欧各国领导人不能再指望苏联坦克来保护其政权了。[43]他要把各国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引入一直靠苏联强力控制维系的社会主义阵营。
改革经互会是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他认为苏联在与东欧的经济关系中吃了亏；另一方面，东欧国家则对苏联产生了离心倾向，转向西方去寻求贷款和贸易机会，长期来看，这不利于苏联控制东欧。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方提出加强经互会内一体化，东欧国家却千方百计予以拒绝。[44]
戈尔巴乔夫谋划改变苏联供给东欧原料、东欧把制成品交给苏联的合作方式，他希望合作变得互利。1986年11月，经互会各国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他呼吁集团内各国把经济关系转到市场轨道上来。然而，除波兰、匈牙利表示支持外，其它东欧国家实质上对此并不赞成，它们已习惯于苏联扶助，或因经济困难，只能依靠苏联，无法提供回报。
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面临严重经济困难。“伴随着1986年国际油价的急剧下降，苏联慢慢认识到，不仅盟友们是个包袱，而且经互会是无法维持的，部分是因为苏联正失去能把共同体维系在一起、并聚拢在自己身边的经济力量。这样，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东欧政策制定者意识到，社会主义集团对苏联而言是经济抽水机，而不带来好处。”[45]东欧在经济上对苏联的重要性在降低。
1988年3月1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戈尔巴乔夫称：“在经互会中，我们几乎没有贸易，只有原材料交换。石油是主要项目。……欧盟当中有市场，但经互会中没有。我们的对外援助每年从预算中花费410亿卢布。对于经互会中的关系，我们首先该考虑自己的人民了。”政治局会议记录表明，苏联领导人对东欧盟国作用的认识在转变：不再认为东欧能进行有效的经济改革，而是苏联的沉重负担。戈尔巴乔夫认识到经互会体制已失败，他说：“从经济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没有通过实践检验。”苏联总理雷日科夫也通报说：国际油价从每吨180卢布下跌到54卢布。苏联无力再供养东欧。[46]
不过，在东欧各国对苏联经济价值降低的同时，戈尔巴乔夫自信地认为，苏联的改革可为东欧树立榜样，为社会主义阵营提供新的凝聚力。这给了苏联高层虚假的安全感，认为东欧除了效仿苏联改革之外，别无选择。[47]在苏联日益倾向回归欧洲时，戈尔巴乔夫等人却没有认识到，东欧各国一有机会就会脱离苏联控制，它们回归欧洲的愿望比苏联更强烈。
戈尔巴乔夫等对东欧潜在的危机因素也有察觉，但缺乏具体的应对措施。1989年1月24日，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局说，东欧问题丛生，他要求中央委员会新近为东欧建立的委员会赶紧研究出对策，以保卫那里的“社会主义基础”。他要求研究匈牙利如果提出加入欧共体，苏联应如何反应。苏联已再也给不了东欧更大的帮助，而东欧需要新技术，如果苏方提不出办法，东欧会脱离苏联。[48]戈尔巴乔夫要摒弃“勃列日涅夫主义”，但苏联已无力再扶助东欧各国，这些讨论只停留在了纸面上。
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裁减驻东欧苏军，宣布放弃使用武力，主要针对的是西欧各国和西欧民众，是要降低对西欧的常规军力威胁，以推动欧洲常规裁军谈判。但东欧各国反对派看到的却是苏联要从东欧撤军，不再用武力干涉其政治演变，认为要抓住这个摆脱苏联控制的历史机会，东欧的政治转变由此开始。[49]
1989年初，波兰、匈牙利的政治演变还较平静，一时看来，是在模仿苏联改革，还在“共同欧洲家园”构想框架内。1989年6月4日，团结工会在波兰国会选举中大胜，波兰统一工人党面临失去政权的危险，但戈尔巴乔夫坚持其政治、社会制度应由本国人民“自由选择”的原则，不以武力维持波兰党的政权。
如上所述，苏联依照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构想，其对欧洲外交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是要使苏联和西欧的合作最大化，使苏联能够参加欧洲经济一体化，最终回归欧洲文明共同体；另一方面是促使东欧各国模仿苏联进行改革，使东欧成为戈尔巴乔夫时代新版社会主义的典范。苏联为此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然而，这两方面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和配合。一旦放松控制，东欧各国要模仿的就是西欧各国的经济社会模式，而不会是道路漫漫、成败难料的苏联改革。
六、“共同欧洲家园”构想与苏联应对德国问题的疏漏
苏联按照“共同欧洲家园”构想处理与两德三角关系，同样失于粗略。日后的事件证明，缺乏对德国问题的整体战略，是这一构想的致命缺陷。
苏联一直试图以其反联盟战略离间美欧。然而，进入1980年代后，西欧一体化取得进展，且不以疏远美国为代价。苏联传统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反联盟战略带来很多问题，使苏联自外于世界发展主流，政治上孤立，经济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差距更大了。1987-1989年，无奈之下，苏联开始把西德当作建设新欧洲的合作伙伴。“共同欧洲家园”构想，被和改善苏联与西德的关系明确地联系在一起了。
苏联认为，西德急于在欧洲建立新秩序以便发挥领导作用，因此会尊重苏联的“合法愿望”。西德在北约内地位上升，对东西方关系影响加大。“全欧进程”、经互会和欧共体关系的发展，都取决于西德的相关立场。中导条约、欧洲常规裁军谈判和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对西德的影响要大于对西欧其它国家。同时，西德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居于核心位置，是塑造欧洲一体化的关键国家。西德对美国裁军立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苏联再也不能把西德当成反西方的工具，而应该作为伙伴，以便帮助苏联参与欧洲进程。苏联必须重新定位两国关系，放弃反联盟战略。西德民众也希望看到苏联改弦更张，希望苏联更多地考虑德国人的民族利益。更重要的是，德国人喜欢“共同欧洲家园”构想，认为它有利于解决德国民族统一的任务。苏联人则认为西德可以帮助苏联完成改革当中的经济任务，东德日后可以成为西德和东欧各国之间经济技术联系的桥梁。[50]
1988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演讲，大力推动欧洲常规裁军。此后，从1989年2月开始，苏联外交界举行了多次高级别会议，官员与学者们受命赶紧制造“共同家园”概念来配合这一演讲，目的是终结欧洲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分裂，代之以两种社会制度的共存，实现军备再削减，一体化进一步发展。新进程要以欧安会模式为基础。此时，以驻西德大使尤里·克维钦斯基(Julij Kwizinskij)为代表的苏联外交界高层人士，对欧洲一体化和德国问题形势的判断是：苏联国内经济形势令人绝望，西德则在欧洲享有经济霸权；西欧各国也惧怕西德的经济霸权；西德与东欧的合作、对东欧的援助、西德本身发展水平对东欧的吸引，都对苏联控制东欧构成威胁；解决办法是使西德更进一步一体化到西欧中去。克维钦斯基指出，建立“共同欧洲家园”，要把美国纳入进来。美国正在削弱与西欧的关系，北约可能会衰落。但美国在欧洲40年了，已是欧洲政治结构的一部分，美国撤离欧洲对苏联而言并非好事，因为美国压制了西德的核野心。在他看来，西德人也会支持“共同家园”设想，因为这有利于他们处理对东德的关系，有利于防止外界指责他们有复仇主义。总之，“共同家园”构想能够容纳相互矛盾的利益，超越差异，使得苏联超出东欧范围，掌握外交上的主动权。苏联提出这一构想的目的是欧洲经济一体化里要有苏联的位置。[51]
1989年6月，戈尔巴乔夫访问西德，两国发表的共同声明承认了苏联的“共同欧洲家园”构想，这和西欧其它国家对此构想的冷淡反应恰成对比。西德外长根舍回忆说：两国确定其共同目标是克服欧洲的分裂，用各自方式加以表述，“欧洲和平秩序”或者是“共同欧洲家园”。[52]西德总理科尔的外交顾问特尔切克回忆说，在此次访问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尽管对柏林墙何时能消亡不做正面回应，但对西德承诺苏联不介入两德内部事务。[53]这对西德来说已是重大让步。
在与西德关系改善的同时，苏联和东德关系日益冷淡。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充满疑虑，不仅在东德维持原状，还禁止国人讨论苏联的改革，或者号称苏联今日的改革是东德早就实行过的。“共同欧洲家园”构想中促进东欧各国改革一维在东德遇到顽强阻力。
针对德国统一问题，戈尔巴乔夫仍坚持“两个德国”和“面对战后现实”的立场，因为他的“共同欧洲家园”构想，及苏联对“全欧进程”的推动，都经不起德国问题快速演进的冲击。
两德如果统一，在欧洲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新德国，对苏联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苏联内部早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但未能有效影响高层。1987年11月27日，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研究所副所长维亚切斯拉夫·达什乔夫(Vyacheslav I. Dashichev)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当前局面已不利于苏联利益，需要对德国问题采取新方法。他提出六种方案：（1）维持现状；（2）两德统一，新德国中立；（3）两德统一，新德国加入北约；（4）两德退出两大集团，成为两个中立国；（5）两个中立的德国组成邦联；（6）与两德分别缔结和约，两德仍在两大集团之内。他认为第二个方案，两德统一，新德国中立最符合苏联利益。而第三个方案，两德统一，新德国加入北约，对东西方都不利，会使新德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支配欧洲。他还认为两德的内部发展可能产生“无法预料的变化”，苏联要有所准备。但是，他马上在研讨会上被指责为是“失败主义”。1988年11月，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达什乔夫争辩说，只要欧洲仍处于分裂状态，就不可能建成“共同欧洲家园”。他马上遭到党中央国际部部长法林(Valentin Falin)的攻击，法林说欧洲现实不可触碰。东德也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不给他旅游签证。[54]达什乔夫的遭遇，说明了“共同欧洲家园”构想的空想性和过于乐观的缺陷。
尽管西欧各国多数对苏联的“共同欧洲家园”倡议反应冷淡，但美国却认为这是苏联在竞争对欧洲政治的主导权，必须有所回应。1989年5月31日，布什访问西德时在美因茨讲话，提出“完整而自由的欧洲”构想，呼吁在欧洲去除边界，实现人员自由通行，东欧政治上更为自由。[55]布什提出“完整而自由的欧洲”的构想，称要以此“质疑”和“检验”苏联的诚意。[56]美国的真实意图，是希望苏联放弃对东欧的军事和政治控制，消弭东西欧的分裂，在欧洲去除冷战结构，才肯接纳苏联融入国际社会。
柏林墙倒塌前，波兰、匈牙利两国的政治转变比较和平有序，符合苏联坚持的自由选择原则和渐进演变路线。西德在苏联默许下，致力于推动东德进行改革，改变封闭状态，实现两德间自由通行，推动东德举行自由选举。然而，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突然倒塌。此后，苏联出于至关重要的利益，力图保留东德，但东德民众很快从要求改革转为要求实现民族统一。东德统一社会党无力改革，无法维持局面，很快失去政权。西德领导人科尔抓住东德民众对统一的热望，用西德马克和支持东德基民盟当选，大力介入东德政治演变，使统一成为必然。
苏联在原则上接受德国统一之后，要求新德国不得加入北约，提出新德国中立化方案，而不是要求西方一起推进全欧集体安全体系，给了西德和美国机会，使它们能够以有限和暂时的让步，换取苏联同意两德按西方方案统一。当时的美国政治分析家、日后克林顿政府的副助理国务卿阿斯莫斯评论说，中立化方案有几大弊端：第一，德国将是中欧最强大的国家，它能否坚持中立没有任何保证，邻国们可能为赢得与德国的合作相互竞争，造成均势失衡；第二，面对一个中立的德国，现存的军政集团可能被迫转型为预防德国再度崛起的组织；第三，中立的德国，其安全得不到保障，可能最终转向寻求核武器。[57]阿斯莫斯的看法体现的是西方人的利益，但也指出了中立化方案不符合欧洲新安全格局的需要。在当时东欧多国剧变的情况下，北约的存在对于维护局势稳定尚有正面作用。同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都无法接受德国中立化；欧安会机制缓不济急；强行追求中立化的结果，可能是将数年来缓和与西方关系、大力推动裁军、为苏联经济松绑的成果，毁于一旦，不符合苏联的根本利益。苏联在两个德国统一大为加速的情况下，要求40年来和西方联盟紧密捆绑在一起的西德迅速中立化，有很大的空想因素。苏联此时以斯大林1952年即提出的中立化方案应对两德统一，凸显出其自身对全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缺乏信心，无从布局。
在两德统一过程中，美国对“共同欧洲家园”构想的态度有戏剧性的变化：在力劝苏联同意统一的德国参加北约时，布什把“完整而自由的欧洲”构想说成是和“共同欧洲家园”构想相同。到统一已成既成事实，苏联地位更为弱势时，则将“共同欧洲家园”构想和“全欧进程”等说辞弃之一旁。如1990年4月6日，谢瓦尔德纳泽访美，在和布什的会谈中，苏联外长要求设计全欧安全架构，对德国和东欧的变革做出安全保证。布什表示，美苏可以一起加强欧安会机制，但集体安全机制注定不会成功。美国愿意留在欧洲，这有利于欧洲稳定。美国留在欧洲利于“完整而自由的欧洲”的利益，也就是苏联人说的“共同欧洲家园”的利益，德国在北约内对苏联不是威胁。北约扩大其使命对苏联也不是威胁，北约会考虑新的条件。[58]布什由此否定了苏联提出的全欧安全架构，但为了安抚对方，表示他主张的“完整而自由的欧洲”和戈尔巴乔夫宣扬的“共同欧洲家园”是相近的，并提出北约将进行改革，绕过全欧集体安全机制问题。1990年7月中旬，苏德达成“大交易”，苏联允许统一的德国参加北约。此时，戈尔巴乔夫仍想对美国提出互惠性要求，让美军也撤离德国。7月22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西柏林会见美国国务卿贝克时提出此要求，遭到坚决拒绝。[59]苏方仍想推动的全欧进程会削弱北约，美国断难允准。
面对两德统一等地缘政治形势巨变，苏联领导人试图让西方承认，这一切和苏联推动“全欧大厦”、“全欧进程”大有干系，想为本国挽回些颜面。在两德统一前夕，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雅科夫列夫于1990年9月25日在巴黎欧洲会议上发表题为《欧洲的德国：新的面貌、新的威力和新的主动性》的讲话。他提出，两德能统一，是因为从1980年代后半期开始，欧洲国际关系出现了质的变化，东西方对抗和欧洲分裂得以消除，统一得益于全欧进程。两德统一后，应该把建立“全欧军事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和人道空间”提上议事日程，苏联相信新德国能够对全欧大厦、建立全欧安全保障体系发挥积极作用。苏联愿意同德国建立新型关系。[60]不难看出，在两德统一在即、苏联内外困难继续增大之时，苏联领导人还在勉为其难，掩饰本国在政治、安全和地缘上的挫败和退缩，希望西方能够有所感恩和回报。
简而言之，正如莱韦克所说：柏林墙的倒塌注定了戈尔巴乔夫实现欧洲逐步和解的“共同欧洲家园”计划将会失败。苏联本来希望的是，无论在经济领域、军力平衡方面，还是在创建新的欧洲安全框架方面，苏方和东德的让步，都会得到西德和西方的同等让步。然而，东德的崩溃使苏联失去了在东欧的最大一张王牌。1989年11月28日，科尔提出其关于两德渐进统一的“十点计划”之后，苏联在苏德关系上就再也没有任何主动提议了。[61]苏联国内的经济困难、波罗的海三国谋求独立造成的重大危机，都使戈尔巴乔夫等在两德统一问题上处于被动应付地位。他做出的最大决断就是，在苏共28大之后，以拉巴洛式苏德“大交易”，换取德国人对苏联允许两德统一的由衷感激，希望两国建立起特殊关系，期望未来新德国能帮助苏联解决经济困难，并在欧洲代表苏联的利益。
结 语
从戈尔巴乔夫1984年底访英时首次使用“共同欧洲家园”的说法，到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苏联外交“新思维”及其在对欧洲政策上的表现——“共同欧洲家园”构想，仅有6年时间酝酿、发展。两德统一的快速实现，埋葬了此构想。这一构想及苏联对欧洲战略的失败，大致有以下原因：
第一，构想本身有重大缺陷。戈尔巴乔夫要在保持战后政治军事界线的前提下，推动东西方、东西欧接近，却没有看到东西欧实力差距带来的危险。西欧经济、生活方式的吸引力，西方推动的自由迁徙、自由交流等和平演变战略对东欧的渗透力，都会冲击东西欧界线。维持这一界线和使苏联回归欧洲，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
第二，戈尔巴乔夫要推动东西方接近，一方面，放松了对东欧的政治和军事控制，还在经济上“甩包袱”；另一方面，又希望东欧模仿苏联改革，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都能成功，成为苏联走向西欧的桥梁。这一构想过于宏大，不可控因素过多，就东欧各国局势而言，其缺陷在于控制不了东欧反对派运动。最终，不是东西欧相互接近，而是事态失控与东欧剧变。
第三，在实施这一构想中，戈尔巴乔夫及其团队犯了很多策略错误。因为思想上的接近，对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倾慕，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外交界一直寄希望于西德社民党能上台。当东德崩溃不可避免时，又希望东德民社党(东德统一社会党于1990年2月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能赢得大选，而没有看到西德社民党和东德民社党的渐进统一立场得不到东德民众的支持。这一点在导致戈尔巴乔夫丧失提出对西方更高要价的时机上，有重要作用。
第四，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和西方政治家的峰会外交、裁军谈判等互动中，形成了对西方的信任。在两德统一过程中，美国和西德、法国、英国等都坚持统一的德国必须参加北约，在两德统一问题上不断制造既成事实，除让苏联接受之外，还对戈尔巴乔夫有所劝说、让步和利诱。此外，冷战终结的重大性、冲击性，使国际上形成了在东欧剧变时尽力维持欧洲稳定、避免冲突爆发的共识。戈尔巴乔夫珍视东西方合作框架，不愿因为阻挠两德统一，损害裁军进程、东西方的接近和合作，导致苏联再度陷于孤立。
第五，在两德统一过程中，苏联内部的民族独立运动、民族骚乱和冲突日益严重。苏联经济状况不佳，出现供应危机和通胀，反改革和反戈尔巴乔夫的势力也在增长。在两德统一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拖延表态，提出新德国参加北约之外的其它各种军事归属方案，最后乾纲独断，都是为了国内政治需要，为了应对两德统一的“溢出效应”。他本人并不绝对反对两德统一，在内部压力下，他只能危险地走钢丝。
第六，戈尔巴乔夫接受新德国参加北约时，仍然抱着北约和华约会有新关系的希望。1990年7月16日，在高加索会谈中，他说道：我们只谈近期的未来。等以后苏军撤军时，再讨论进一步的安全安排。[62]他未预料到华约会很快解散，北约日后会东扩。内外多重危机来袭，争论这一安全安排不是他的最优先事项。
随着冷战终结、苏联解体、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独立，开启各自对西方、欧共体/欧盟的新关系，“共同欧洲家园”构想戛然而止，没入历史之渊。多年来，西方学者不断回溯这一构想，对其做出分析和评价。例如，罗伯特·英格力什(Robert D. English)就认为，现实主义者们把戈尔巴乔夫接受统一的德国参加北约，视为“外交上等同于无条件投降”。他们理解不了，戈尔巴乔夫是为坚持使苏联和西方一体化的构想，才接受这一欧洲力量的重新组合。[63]尽管他的“共同欧洲家园”构想试图以苏联一国的愿望和力量，改造整个欧洲国际关系，有很多空想成分，但对此不能仅以成败论英雄，而忽视戈尔巴乔夫代表的是苏联1960-70年代成长起来的西化派整整一代知识分子。这些人想通过改造苏联外交和内政，突破世界划分为两个对抗部分的现状。而且，当时西欧许多人也主张克服东西欧分裂，创建欧洲和平秩序，对苏联推动的全欧进程有所回应，这是冷战终结时不可忽视的历史事实。西方学者把“共同欧洲家园”构想的发展、演变，作为冷战国际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加以研究，视角多元，立场相对超脱。
与此相比，俄罗斯学者对此构想的评断则要严苛得多。他们把这一构想与俄罗斯独立后对西方关系的跌宕起伏、以及自认为遭受西方歧视性对待等切肤之痛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俄罗斯战略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构想，以及布什“完整而自由的欧洲”理念，都是“天真幼稚”的。他在乌克兰危机相关各方于2014年9月5日达成停火协议之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在经历这场危机后，普京已吸取了俄罗斯独立后在处理对西方关系上的历史教训，不再对西方抱有幻想；然而，俄罗斯还必须争取创立一个共同空间，使人员、资本和能源能在亲美的欧洲和投向亚洲的俄罗斯之间自由流动。[64]卡拉加诺夫的主张表明，俄罗斯在对抗西方并将经济和地缘政治战略重心转向亚洲的同时，仍在力求保住本国不失去欧洲性，要和欧盟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关系。俄罗斯之所以如此，和冷战后其对欧盟关系的演变，乌克兰危机后要用欧亚联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地缘政治、经济大战略打破外交孤立，直至打破北约等西方“建制”，重塑世界秩序，都有密切关系。
俄罗斯独立之后，在同西方关系的蜜月期中，曾提出过加入欧盟，甚至加入北约。但亲西方派很快发现，俄罗斯对内没有能力、对外也缺乏权力，可以在短期内构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并同西方一体化。[65]一方面，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不再被尊为世界大国，甚至其在欧洲的地位，也要由别国来划定；另一方面，欧洲规则的制定，也多数与俄罗斯无关。面对欧盟机构和规则的密度，及其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输出，俄罗斯处于弱势地位，适应起来极为困难和痛苦。时间流逝多年，俄罗斯也无法成为欧洲平等的一员。[66]欧盟内部一直有人认为：俄罗斯领土太大，人口太多，军事上过于独立，如果让其入盟，会使欧盟失衡，并改变性质。普京上台之后，俄罗斯渐渐放弃了加入欧盟的念头，开始推行更为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从2001年开始，俄罗斯为推动和欧盟合作，提出共同经济，共同自由、安全和公正，共同外部安全，共同研究、教育和文化空间四个倡议。然而，这些倡议缺乏清晰目标和推进方案。欧盟和俄罗斯之间没有超国家机构，双方一体化难以实现。[67]普京执政后，俄罗斯逐渐演变为威权政治体制，强调维护主权，反对西方插手俄罗斯内部事务；同时，俄罗斯为欧盟机构官僚化和对俄霸道作风所恼。再加上俄罗斯和欧盟在对双方共有邻国关系上还有竞争性，俄罗斯认为欧盟拉拢这些国家，是要搞“防疫带”，孤立自己，极为防备西方在共有邻国内搞“颜色革命”。[68]
从1990年代开始，俄罗斯内部关于欧亚文明的研究重新兴起。2008年后，欧盟陷入债务危机，再提不出新的战略思想，内部出现认同危机。美国也开始战略收缩。新欧亚主义在俄高涨，研究者们认为，欧亚文明既有欧洲性又有亚洲性，多元和包容，在美欧衰落之时，有了发展机会，可以挑战前者对世界的支配地位。俄罗斯应该带头构建欧亚共同体。[69]例如，卡拉加诺夫在2010年提出，欧洲衰落对俄罗斯不利，但衰弱的欧洲难以对俄国再傲慢，这有利于双方开展合作。俄罗斯转向亚洲不是不要欧洲了，而是借此推动构建“更大的欧洲”：经济上，俄罗斯利用亚洲的市场和机会；社会和政治上，则要和欧洲协调，去除双方关系中的冷战遗迹，最终目标是创建新的欧洲安全体系，通过共同的人文、能源和经济空间，创建欧洲联合(Union of Europe)。2010年，普京在访问德国时提出，创建“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更大的欧洲”：欧洲和俄罗斯将统一为一个共同的战略和经济区，共同发展，以便未来和美国、中国一起成为世界的三极。普京提出，要以欧亚联盟作为欧盟的补充，两者要执行共同工业政策，建立共同能源体系，建立免签证机制，推动一体化。俄罗斯学者博尔达乔夫(Timofey Bordachev)对“更大的欧洲”构想的提倡不遗余力，他呼吁俄国和欧盟建立面向未来的真正联盟，做出“大交易”，构建“从爱尔兰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国际机制。[70]
俄罗斯的“共同空间”倡议和“欧亚联盟”构想相互为用，是其地缘政治、经济大战略的组成部分。2011年，普京在消息报撰文提出“欧亚联盟”构想：要使其成为有力的超国家架构，能够成为世界未来的一极，成为欧洲和活跃的亚太地区的桥梁。欧亚联盟要和欧盟、美国、中国和亚太经合组织共同维护全球可持续发展。2012年，普京在第三次就任总统时的演说中提出：俄罗斯要成为整个欧亚的重心。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更加大力推动欧亚一体化。俄罗斯不仅要阻止北约东扩，还涉及欧洲发展路径观念之争——是建立俄所主张的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更大的欧洲”(Greater Europe)，还是欧盟主张的“东扩的欧洲”(Wider Europe)。[71]俄罗斯强调欧亚联盟的开放性，以此拉拢欧盟，不仅要使自己从欧洲的边缘变为欧亚的中心和重心，还有在美国和欧盟间打入楔子的意图。
俄罗斯战略家根据对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演变的观察，在不断构建其地缘政治、安全和经济大战略，力图打破西方制裁，打破俄罗斯被孤立的局面，既要向东方突围，又要以东方发展之份量，迫使西方就范。其中，也有对俄罗斯内部改革迟滞、经济长期低迷的焦虑。比如，经过乌克兰危机的震荡之后，卡拉加诺夫提出，在世界政治中，民族国家在复振，各自推行其地缘政治战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收缩，甩下一系列危机区。欧洲500年来对全球的统治终结了，俄罗斯经济不振，两者都在寻找新的地缘身份和发展理念。以往，俄罗斯提出过加入北约，合作搞共同空间，签署全欧安全条约等，都未获欧洲回应，因为西方要推动北约和欧盟东扩，压缩俄国的回旋空间，还对俄输出价值观，这是以凡尔赛体系战胜国对战败国方式对待俄罗斯，必然遭到反击。但他提出，俄和欧盟之间还是要发展共同人文、经济和能源空间。[72]
俄罗斯要推动“共同人文、经济和能源空间”，无法绕开德国这个欧盟的领头羊。戈尔巴乔夫提出“共同欧洲家园”构想，同意两德统一。俄罗斯对欧盟关系的核心也是对德关系。但是，乌克兰危机让两国一度疏远。[73]2016年6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表态同意，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创建共同经济区，对乌克兰问题的处理也转向更为实际。[74]2018年2月初，有消息报道，德国执政各党达成一致，支持建立“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共同经济空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在一片对俄国制裁声中，出现这样的进展十分重要。[75]
总之，从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外交构想，到今日俄罗斯推动创建“更大的欧洲”，俄罗斯人从寻求与西方、尤其是西欧一体化，变为转向欧亚，以欧亚联盟/欧亚经济联盟对欧盟施压。俄罗斯正在从理想主义外交、在东西方关系框架下看待世界政治，变为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外交，以地缘政治思维和战略应对欧洲既有政治、安全架构对本国的压力，维护大国地位，争当世界一极。
* 田少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法学博士、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1] Robbin F. Laird, The Soviets, Germany, and the New Europe,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Inc., 1991, p.2.
[2]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李晓江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4页。
[3] “Intermediate Range Nuclear Forces, INF”, 包括射程500到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笔者注。
[4] Patrick Glynn, Closing Pandora’s Box: Arms Races, Arms Control,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BasicBooks, 1992, pp.312-313.
[5] William B. Vogele, Stepping Back: Nuclear Arms Control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estport, Connecticut and London: Praeger Publishers, 1994, pp.90-91.
[6] Jeffrey Herf, War by Other Means: Soviet Power, West German Resistance, and the Battle of the Euromissil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p.54.
[7] William B. Vogele, Stepping Back: Nuclear Arms Control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p.91-92.
[8] Patrick Glynn, Closing Pandora’s Box: Arms Races, Arms Control,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p.316.
[9] Jeffrey Herf, War by Other Means: Soviet Power, West German Resistance, and the Battle of the Euromissil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p.198.
[10] Ibid, p.114.
[11] William R. Smyser, From Yalta to Berlin: The Cold War Struggle Over German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p.230-241, 278-289.
[12] Michael J. Sodaro, Moscow, Germany, and the West: From Khrushchev to Gorbachev,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268-270.
[13] Michael Cox, “From Containment to Cooperation: U.S.-Soviet Relations in the Eighties”, in Michael Cox ed. Beyond the Cold War: Superpowers at the Crossroads? Lanham, Maryland: 1990, pp.39-41.
[14] Ibid, pp.42-44.
[15] Michael Cox, “Beyond Conflict: Soviet Foreign Policy Under Gorbachev”, pp.107-120.
[16] 1987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访美，和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条约要求两国全部销毁并彻底禁止射程500公里到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条约于1988年生效——笔者注。
[17] “Short Range Nuclear Forces，SNF”，射程500公里以下——笔者注。
[18] Michael Cox, “Beyond Conflict: Soviet Foreign Policy Under Gorbachev”, pp.121-122.
[19] Angela Stent, Russia and Germany Reborn: Unification, The Soviet Collapse and The New Europ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42.
[20] Marie-Pierre Rey, “Europe is our Common Home”: A Study of Gorbachev’s Diplomatic Concept, in Cold War History, 2004, Vol.4, No.2, pp.33-65.
[21] Michael J. Sodaro, Moscow, Germany, and the West: From Khrushchev to Gorbachev,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335.
[22]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述弢等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97-798页。
[23] Sergey Radchenko, “Gorbachev in Europe and Asia”, in Lorenz M. Luthi, ed. The Regional Cold Wars in Europe, East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Crucial Periods and Turning Point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88.
[24] Sergey Radchenko, “Gorbachev in Europe and Asia”, in Lorenz M. Luthi, ed. The Regional Cold Wars in Europe, East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Crucial Periods and Turning Point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88.
[25] Samuel F. Wells Jr., “From Euromissiles to Maastricht: The Policies of Reagan-Bush and Mitterrand”, in Helga Haftendorn, Georges-Henri Soutou, Stephen F. Szabo, and Samue F. Wells Jr. eds., The Strategic Triangle: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haping of the New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96.
[26] Robbin F. Laird, The Soviets, Germany, and the New Europe, Boulder, Corolado: Westview Press, Inc., 1991, pp.70-79.
[27] Michael J. Sodaro, Moscow, Germany, and the West: From Khrushchev to Gorbachev,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335-344.
[28] Sergey Radchenko, “Gorbachev in Europe and Asia”, in Lorenz M. luthi, ed. The Regional Cold Wars in Europe, East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Crucial Periods and Turning Point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89.
[29] 《在布拉格文化宫举行的捷苏友好大会上的讲话》，1987年4月10日。《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年6月-1987年6月)》，苏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0-298页。
[30] Sergey Radchenko, “Gorbachev in Europe and Asia”, in Lorenz M. luthi, ed. The Regional Cold Wars in Europe, East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Crucial Periods and Turning Point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89.
[31] Angela E. Stent, Russia and Germany Reborn: Unification, The Soviet Collapse, And The New Europ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63.
[32]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华沙讲话稿》，1988年 7月15日，载于崔海智编译：“关于苏联解体问题的俄国解密文件”，《冷战国际史研究》，2012年0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294-307页。
[33] 《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1988年4月14日，载于[俄]阿·加尔金、阿·切尔尼亚耶夫，《戈尔巴乔夫与德国问题》，周力、胡昊、董国平、姚晓南、王峰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7年，第69-70页。
[34] “Minutes of the Politburo discussion of Mikhail Gorbachev’s United Nations speech”, December 27-28, 1988, in The Shevardnadze Fil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481, Compiled and edited by Svetlana Savranskaya and Thomas Blanton, http://nsarchive.gwu.edu/NSAEBB/NSAEBB481/
[35] 肖力：“欧洲东西方关系史上的重大突破”，《瞭望周刊》，1989年 2月12日。
[36] 《摘自戈尔巴乔夫同福格尔的会谈记录》，1989年4月11日，载于[俄]阿·加尔金、阿·切尔尼亚耶夫，《戈尔巴乔夫与德国问题》，第117-126页。
[37] “Europe as a Common Home”, Address given by Mikhail Gorbachev to the Council of Europe (Strasbourg, 6 July 1989), http://chnm.gmu.edu/1989/archive/files/gorbachev-speech -7-6-89_e3ccb87237.pdf
[38] Geoffey Howe, “Soviet Foreign Policy under Gorbachev”, The World Today, 1989, Vol.45, No.3, pp.40-45, http://www.jstor.org/stable/40396089
[39] Valery Giscard D’Estaing, “The Two Europes, East and West”,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89, Vol.65, No.4, pp.653-658, http://www.jstor.org/stable/2622578
[40] Marie-Pierre Rey, “Europe is our Common Home”: A Study of Gorbachev’s Diplomatic Concept, in Cold War History, 2004, Vol.4, No.2, pp.33-65.
[41] Sergey Radchenko, “Gorbachev in Europe and Asia”, in Lorenz M. Luthi, ed. The Regional Cold Wars in Europe, East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Crucial Periods and Turning Point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89.
[42]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潘兴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286-287页。
[43]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述弢等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83页。
[44] Sergey Radchenko, “Gorbachev in Europe and Asia”, pp.285-286.
[45] Svetlana Savranskaya, ”The Logic of 1989: The Soviet Peaceful Withdrawal from Eastern Europe”, in Svetlana Savranskaya, Thomas Blanton, and Vladislav Zubok, eds., Masterpieces of History, The Peaceful End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1989, Budapest &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6.
[46] “Notes of CC CPSU Politburo Session”, March 10, 1988, in Svetlana Savranskaya, Thomas Blanton, and Vladislav Zubok, eds., Masterpieces of History, The Peaceful End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1989, Budapest &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65-267.
[47] Andrei Grachev, Gorbachev’s Gamble: 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p.122.
[48] Robert Servi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1985-1991,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5, p.367.
[49] Andrei Grachev, Gorbachev’s Gamble: 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pp.126-127.
[50] Robbin F. Laird, The Soviets, Germany, and the New Europe, Boulder, Corolado: Westview Press, Inc., 1991, pp.120-142.
[51] Eugene Rumer, The German Question in Moscow's “Common European Home”: A Background to the Revolutions of 1989,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1991, http://www.rand.org,ubs/notes/N3220
[52] Hans-Dietrich Genscher, Rebuilding A House Divided,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Thomas Thornton,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1998, pp.265-266.
[53] [德]霍斯特·特尔切克：《329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欧阳甦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7页。
[54] Angela E. Stent, Russia and Germany Reborn: Unification, The Soviet Collapse, And The New Europ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71-72.
[55] Mark Gilbert, “A Shift in Mood: The 1992 Initiative and Changing U.S. Percep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1988-1989”, in Kiran Klaus Patel and Kenneth Weisbrode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Atlantic Community in the 1980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251-259.
[56] NSD-23, “U.S.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September 22, 1989,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http://bushlibrary.tame.edu/research/pdfs/nsd/nsd23.pdf
[57] Ronald D. Asmus, ”A United Germany”, Foreign Affairs, 1990, Vol.69, No.2, p.68.
[5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George Bush and Eduard Shevardnadze in Washington”, April 6, 1990, FOIA request to the George H.W.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http://nsarchive.gwu.edu/NSAEBB/NSAEBB481/docs/Document%209.pdf
[59] Robert Servi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1985-1991,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5, p.450.
[60] [苏]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改革新思维”与苏联之命运》，高洪山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7-317页。
[61] Jacques Lévesque, The enigma of 1989 : the USSR and the liberation of Eastern Europe,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Keith Mart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162-164.
[62] 《摘自戈尔巴乔夫与科尔的会谈记录》，1990年7月16日，载于[俄]阿·加尔金、阿·切尔尼亚耶夫，《戈尔巴乔夫与德国问题》，第424页。
[63] Robert D. English, 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 Gorbachev, Intellectual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25, 228.
[64] Sergey Karaganov, “Western Delusions Triggered this Conflict and Russians Will not Yield”, 15 September, 2014, http://eng.globalaffairs.ru/pubcol/Western-delusions-triggered- this-conflict-and-Russians-will-not-yield-16968
[65] Allen C. Lynch, “The Influence of Regime Type o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the West,’ 1992-2015”,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6, Vol.49, pp.101-111.
[66] Hiski Haukkala, “A Norm-Maker or a Norm-Taker? The Changing Normative Parameters of Russia’s Place in Europe”, in Ted Hopf eds. Russia’s European Choi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illan, 2008, pp.35-56.
[67] Christer Pursiainen, “Theories of Integration and the Limits of EU-Russian Relations”, in Ted Hopf eds. Russia’s European Choi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illan, 2008, pp.149-185.
[68] Sergei Medvedev, “The Stalemate in Eu-Russia Relations: Between “Sovereignty” and “Europeanization”, in Ted Hopf eds. Russia’s European Choi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illan, 2008, pp.215-232.
[69] Natalia Eremina, “Advent of a New Civilization Project: Eurasia in- U.S. out?”, Journal of Eurasia Studies, 2016, Vol.7, pp.162-171.
[70] Richard Sakwa, “Looking for a Greater Europe: From Mutual Dependence to an International Regim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2, Vol.45, pp.315-325.
[71] David Svarin, “The Construction of ‘Geopolitical Spaces’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Discourse before and after the Ukraine Crisis”,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6, Vol.7, pp.129-140.
[72] Sergey Karaganov, “Eurasian Way Out of the European Crisis”, 8 June, 2015, http://eng.globalaffairs.ru/pubcol/Eurasian-Way-Out-of-the-European-Crisis-17505.此文中文版发表于《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6期：C·卡拉加诺夫：“克服欧洲危机的欧亚方案——扩大解决问题的空间”，第3-14页。
[73] Dmitri Trenin, “From Greater Europe to Greater Asia? The Sino-Russian Entente”, 9 April, 2015, http://carnegie.ru/2015/04/09/from-greater-europe-to-greater-asia-sino-russian-entente- pub-59728
[74] Max Rossi, “From Lisbon to Vladivostok: Merkel Seeks Free Trade Zone Between Russia, EU”, Rurters, 05.06,2016, https://sputniknews.com/politics/201606051040810928-merkel-eu- russia-cooperation
[75] “Russia: Moscow Values New Signal from Germany to Create Common Economic Space”, Thai News Service Group, Bangkok, 09 Feb, 2018, https://search.proquest.com/ docview/ 1999358073/fulltext/D129C4A8A0424B9DPQ/13?accountid=13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