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以来，伴随着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理论，全球出现了关于文明复兴的话语论述，尤其伊斯兰文明和中亚文明。最近一些年来，这股论述愈演愈烈，成为全球思想理论共同关注的重要主题。在美国，从亨廷顿的理论到“特朗普主义”（Trump Doctrine）的建构，美国保守派始终有一套文明论的话语，甚至一度希望用“文明冲突”为中美竞争定性。曾经拥有深厚传统文明的非西方国家，纷纷借助文明复兴的话语来重新定位其政治方向。比如，普京诉诸俄罗斯文明，土耳其也在借助泛突厥主义的文明话语，印度始终主张推动历史文明传统的复兴，连欧盟也不断诉诸欧洲文明传统来加强欧洲一体化建设，希望将欧盟建设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也不例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疑意味着文明复兴，而张维为教授关于“文明型国家”的论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为什么会出现“文明复兴”的话语论述
在这股“文明复兴”的全球“大合唱”中，或多或少隐含着对自由资本主义秩序的批判，这些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文明论述在这个“大旗”下团结起来。我们要问：奠定现代秩序的“自由主义”怎么了？从欧洲启蒙时代以来，自由主义曾经经受住保守主义、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挑战，以至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经自信地宣布，冷战结束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自由民主政体成为人类唯一的政体形式。而今天，各种政治主张纷纷披上“文明”的外衣复活，意味着自由主义全球化遭遇了重大挑战。
自由主义遭受的挑战一方面是由于其理论内在的局限性，但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演变为世界帝国这种新型的全球政治建构，以至于对“世界帝国”的批判不免变成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今天全世界对“自由主义的帝国”“自由的利维坦”乃至“自由的国际秩序”这些概念的批判中，与其说针对的是“自由”或“自由主义”这些概念，不如说针对的是“帝国”或“利维坦”这些概念。因此，要激活自由主义的活力，就必须将自由主义理论从世界帝国的政治建构中解放出来。
为此，我们首先要追问：自由主义理论是如何与“帝国”这个概念捆绑在一起的，甚至形成一种帝国主义不断扩张的趋势。事实上，在目前全球复兴的文明论述中，往往是从保守主义的理论视角复活了各种文明话语，并以此来批判“自由主义”，这显然没有抓住当前世界面临的主要矛盾。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并非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价值观层面的斗争，而是世界大多数国家，无论是南方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北方欧盟成员、日本、韩国等这些发达国家，都面临来自“世界帝国”的经济政治压迫，即世界帝国秩序下自由与压迫的政治经济斗争。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将理论关注点从文明复兴论述所体现的保守主义价值观，转向文明复兴论述中隐含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即分析世界帝国的起源及其面临的困境。
二、帝国与文明：从“区域型文明帝国”到“世界帝国”
面对全球政治和理论环境的变化，我在 2019 年发表的《超大型政治实体的内在逻辑：“帝国”与世界秩序》一文中主张，中国学者应当摆脱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主流的“民族国家”的理论范式，比如今天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主导的理论范式乃是国家范式，由此形成了主权、宪制、法治、民主、国家建构和国家社会理论等理论概念。事实上，这些理论必须放在全球帝国秩序中来理解，为此，我提出用“帝国”理论范式来重新理解人类历史，主张一部人类历史乃是帝国演化的历史，即从传统的“区域型文明帝国”（the regional civilization-empires）迈向现代的世界帝国（the world empire）的历史。之所以提出“区域型文明帝国”这个概念，是试图指出传统帝国的空间面向与文明面向。
就空间而言，传统帝国虽然自诩为普遍主义，但事实上仅仅占据了地球上的某一个特定区域；就文明而言，传统帝国都塑造了文明秩序，尤其宗教在帝国秩序的建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帝国兴衰的政治版图不断变幻，但宗教力量导致这些帝国始终能维持相对稳定的空间区域，以至于这些“帝国”往往变成了某种“文明”的代名词。比如，罗马成为欧洲文明或基督教文明的代名词，俄罗斯成为东正教文明的代名词，而土耳其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也往往是伊斯兰文明的代名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白鲁恂（Lucian Pye）将中国看作“佯装成民族国家的古老文明”。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世界各国正在复兴的形形色色的“文明”论述，实际上隐含着这些古老的区域型文明帝国的复兴。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通过商业贸易、产业分工、金融和法律等现代手段将全球“链接”为一个整体，在区域型文明帝国的废墟上开始建构世界帝国。可以说，18 世纪以来的欧洲现代思想家都在讨论一个共同问题：为什么欧洲能够建构出一套普遍化的生活方式，并强加于其他文明建构出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秩序。
在这里，我想举出一位大家熟悉但往往被忽略的思想家：亚当 · 斯密。他在《国富论》中认为，中国走了一条从农业、工业到商业的自然发展道路，欧洲走了一条从商业、工业到农业的非自然道路（unnatural way）。欧洲国家通过推动商业贸易的全球扩张，迈向了“财政 — 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最能汲取财富的国家有能力发动战争、扩大市场从而增加贸易，而军事最强的国家最容易获取金融信贷，由此推动欧洲崛起并摧毁了区域型文明帝国而称霸全球，并开始建构世界帝国。这种财政 — 军事国家的当代典型就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1805 年大英帝国战胜拿破仑帝国之后，不仅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事暴力，更重要的是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英镑取代了东亚的白银资本成为全球货币。这意味着世界帝国初步形成，我们可以把大英帝国看作世界帝国的第一个版本。约翰 · 加拉赫（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 · 罗宾逊（Ronald Robinson）将其概括为“自由贸易的帝国”（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就是强调通过商业贸易的手段来建构世界帝国。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帝国的主导权从大英帝国转移到美利坚帝国手中，我们将其看作世界帝国的第二个版本。约翰 · 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将其概括为“自由主义的利维坦”（liberal Levithan），实际上强调了美国通过军事暴力、政治法律等对世界帝国的“利维坦”塑造。当然，目前还有“新罗马帝国”（New Rome Empire）之类大家熟悉的概括，也是利用“罗马”这个概念来强调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的暴力特征。
基于上述研究，笔者在 2021 年出版的《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美国建构的全球法秩序》一书中，用“文明终结”这个概念表明“世界帝国”用民族国家体系终结了人类历史上的“区域型文明帝国”，从而将区域型文明帝国的“文明”变成了“传统文明”，人类随着世界帝国的兴起而迈向新的“现代文明”。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回应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笔者看来，这两种理论共同构成世界帝国的意识形态，即世界帝国对内实现了历史终结，对外处于文明冲突之中。而我们今天讨论文明复兴必须放在全球帝国史的背景下，尤其放在世界帝国的背景下来理解。
三、民族国家（世界帝国）的文明根基
在我们今天讨论的“文明国家”这个概念中，不少人将其与“民族国家”对立起来，强调“文明国家”的文明基础，似乎“民族国家”缺乏文明基础，仅仅是“国家暴力机器”。“国家”或“民族国家”这些概念在本身的建构中，的确集中在国家建构的法律基础和民族背景上，很少关注其文明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没有文明的根基，事实上，民族国家首先是在罗马 — 基督教这个区域型文明帝国的碎片上兴起的。所有欧洲的民族国家共享的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基础，因此，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其自身的文明根基，甚至有所谓的“法兰西文明”“德意志文明”这样的概念。
欧洲兴起的“民族国家”与历史上的“区域型文明帝国”在秩序建构上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两种不同的处理政教关系的模式。“区域型文明帝国”需要借助宗教的文明力量来维持帝国，因而往往采取政教统合模式，甚至形成神权政治；民族国家则在自由平等的现代价值观基础上推动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分离、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从而将“国家”变成一个理性化的现代组织，一个垄断暴力的政治组织，这就迫使宗教退出政治领域而退缩到私人生活领域。这意味着西方的崛起正在建构一种新的文明秩序，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现代文明”，而过去由区域型文明帝国塑造的文明就被称为“传统文明”。正如布鲁诺 · 马塞斯（Bruno Ma??es）所言，现代西方文明是一个抽象的架构（an abstract framework）、一个操作系统（an operating system）。这种操作系统塑造了人人自由平等的现代价值观。现代文明的根基乃是欧洲宗教改革产生的加尔文教，而恰恰是这种清教精神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兴起，催生了上帝之下人人自由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的观念。
可见，民族国家的文明基础乃是新教、现代科学和启蒙理性。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世界帝国是由信奉新教的盎格鲁 — 撒克逊人建立的。在世界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新教世界帝国与天主教的拿破仑帝国、路德派的德意志帝国乃至东正教传统的苏联展开过“文明的冲突”并取得胜利。而在欧洲崛起的历史中，欧洲国家始终以科学、工业、民族国家、自由平等理念等作为“文明”的尺度，从而将东方古老的区域型文明帝国看作“停滞的帝国”，并将其描述为“未开化”或“野蛮”的国度，由此西方列强建构世界帝国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被自诩为将野蛮人提升到文明高度的“白人的负重”（the white man’s burden）。
正是在殖民战争的压力下，古老的区域型文明帝国被迫展开宗教革命，接受自由平等的现代价值观，并因此开启了迈向现代文明的现代化历程。比如，伊斯兰文明的典范就是土耳其的基玛尔改革，而东方文明的典范就是日本的“脱亚入欧”。随着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分离，传统的区域型文明帝国纷纷解体，分裂为民族国家的碎片，最终被纳入世界帝国体系。福山之所以对“历史终结”深信不疑，就是他相信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最能满足人性中的欲望和激情，美国人会把欲望和激情投入到科学研究、商学院和法学院中，而不会投入到对宗教祷告或道德形而上学的沉思中。后者要么是古老的区域型文明帝国关注的，要么就是今天谈论文明复兴时形形色色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所关注的。
四、世界帝国的衰落：后现代、保守派与文明论
今天世界帝国体系处于衰落之中，对于根源有很多理论解释。比如，马丁 · 雅克（Martin Jacques）提到的中国等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西方民主的危机，等等。我们暂且不讨论其政治经济根源，这里想特别提到几种理论思潮，它们共同瓦解世界帝国体系的正当性。
其一，就是我们熟悉但往往忽略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世界帝国体系的革命性理论，尤其列宁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马克思主义虽然批评资本主义的全球殖民扩张，但往往将这种扩张看作推动传统迈向现代的力量。而列宁站在后发达国家的立场上，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金融垄断的高级阶段，欧洲列强通过对后发达国家的殖民掠夺和帝国控制来维持其寄生腐朽的帝国统治，由此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就成为终结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在此基础上，无论是世界体系理论，还是依附理论，都强调世界帝国体系建构中形成的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结构，导致后发达国家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低端，从而长期处在帝国秩序的边缘地带。这就意味着南方国家要迈向现代化就必须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独立性，摆脱对西方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的依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主要方向就是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因此学界的主流理论乃是西方建构的现代化范式，这套批判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左翼理论处于边缘位置。直到最近中美竞争，美国试图采取“脱钩”战略来打压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上升，帝国主义和霸凌主义的话语开始逐步复兴。这就意味着面对世界帝国的扩张，我们需要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左翼理论遗产。
其二，就是文化左翼的后现代理论、解构主义、去中心化的论述从内部摧毁世界帝国的意识形态权威。后现代解构主义带来的文化多样性、文明的多元性表面上象征着将全球囊括在世界帝国秩序中所带来的繁荣昌盛。但是，就像罗马帝国将其所征服之地的诸神带入罗马的万神殿时，却为帝国的辉煌埋下了解体的种子，即罗马拥有整个世界，但自身却什么也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实际上就是在这种杂多文化的背景下，解构西方崛起及其建构世界帝国的历史进程中为其建构的正当性话语，无论是启蒙哲学思想、现代化理论，还是文明 / 野蛮话语的各种理论建构。这种解构主义无疑也在摧毁世界帝国的文明根基，以至于今天世界帝国的内部出现了一群在全球游荡的“新野蛮游牧民族”，那就是“达沃斯人”（Davos men）。他们寄生于世界帝国中，通过科技、金融手段掠夺全球资源，不需要对帝国边缘的南南地区承担任何治理的责任，自然没有 19 世纪“自由的帝国主义”（liberal imperialism）时代的那种所谓“白人的负重”的文明理想和道德责任感。今天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就是这个“野蛮游牧民族”在摧毁世界帝国的经济根基、政治权威和文化信用，由此导致西方学者纷纷批评世界帝国的“无根性”。正如杨荣文（George Yeo）所言，美国内部的核心分裂是老的自由主义与新的自由主义。其实这两种自由主义的区分可以看作有道德责任的自由主义与无道德责任的自由主义、有文明根基的自由主义与无文明根基的自由主义。而西方自由主义之所以丧失道德责任和文明根基，恰恰是从后现代主义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开始。
其三，面对世界帝国的无根性，美国的保守主义强势复兴，试图重建世界帝国的文明根基。然而，当美国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试图将新教福音派奠定为世界帝国的文明根基，那就必然以“文明冲突”的面目陷入新的十字军东征中，最终导致全世界目睹美国在坎布尔如何再现当年逃离西贡的狼狈一幕。穷兵黩武的漫长战争导致世界帝国无力面对边疆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全球产业链乃至经济重心的转移。全球财富再分配触发了美国内部的阶级战争，世界帝国成为美国人无法承担的重负。因此，特朗普的保守派不再是右翼帝国主义的保守派，反而变成左翼的大众保守派（popular conservative）或民族保守派（national conservative），它以“退群”的方式瓦解世界帝国。而拜登政府为了强化对世界帝国的财富控制，不惜通过乌克兰危机推动欧洲的资本和产业向美国转移，强迫日本和韩国乃至中国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向美国转移。这种丢卒保车的举动恰恰表明世界帝国的衰落命运。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保守派，无论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还是特朗普式的大众的、民族的保守主义，都在反对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主张在文明对话的基础上探索新的人类未来图景。
其四，如果说后现代主义与保守主义在世界中心地带以不同方式瓦解世界帝国，那么，在帝国的边疆地带，尤其在这些新兴经济体中，他们从西方学来的后现代主义成为解构世界帝国的理论武器，而他们从西方学来的保守主义无疑强化他们对自身文明传统和历史经验的自豪感。因此，文明复兴的话语代表古老的区域型文明帝国的再度复兴，以及由此对世界帝国的反叛。我们唯有在这种世界帝国演进的历史背景下，理解后冷战以来，从伊斯兰世界到俄罗斯的文明叙述。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帝国边疆地带左翼的激进理论传统和右翼保守的文明论述与世界帝国中心地带的后现代左翼思潮乃至保守主义论述实际上处在同一个知识考古的层面，它们之间相互形成共振，在共同批判全球“新游牧野蛮人”、批判世界的无根性的过程中，共同瓦解世界帝国体系。
这些复兴中的文明论述，虽然针对自由资本主义的世界帝国结成临时的盟友，但它们之间存在着更深刻的分歧。随着世界帝国未来的进一步衰落和区域型文明帝国的复兴，目前复兴的文明论述与世界帝国之间的理论斗争，是否会逐渐演变为它们彼此之间的“文明冲突”呢？这无疑是我们应当警惕的。俄罗斯借助文明话语陷入乌克兰危机中；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通过语言、民族、宗教的文明论述来建构“突厥语联盟”，推动其向中亚和中东扩张；印度追求重建历史上作为印度洋霸主的辉煌，必然在伊斯兰世界和东南亚地区引发紧张。当今天这些古老文明的“幽灵”再次从历史的坟墓中复活，我们从这些古老区域型帝国的领土扩张冲动中，似乎看到未来“文明冲突”的不祥征兆。而“文明冲突”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古代与现代的冲突，即抛弃世界帝国秩序之后，人类如何建构一个新的现代秩序？新的现代秩序的文明基础是什么？
五、文明复兴在中国：迈向更高更完美的现代化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当注意区分中国出现的文明复兴话语与俄罗斯、土耳其、印度乃至中东的文明复兴话语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早在 2004 年，我在《大国崛起与文明复兴》一文中主张，中国崛起必然推动中国文明的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乃是文明的复兴。然而，中国文明的复兴并非反自由主义的现代性，而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探索迈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今天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乃是“现代化”，即中国首先必须建构一个面向全球的现代化国家，只不过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使得中国必须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亚历山大 · 卢金（Alexander Lukin）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他颠倒了白鲁恂的说法，认为中国是“一个佯装成文明的现代国家”（a modern state pretending to be a civilization）。这个具有挑战性的概念恰恰凸显了中国的现代性，而中国的现代性尤其展现在福山所说的中国建构起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仅对中国人民负责任，而且对世界人民负责任，两者恰恰是中国古典的天下主义传统和现代国际主义传统的完美结合。因此，中国虽然批评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尤其是其采取脱钩政策，将美元工具化，破坏全球经济和政治合作，但坚定不移地站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基础上捍卫联合国权威，始终追求与美国乃至其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在文明对话、文明互鉴的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中国不会追索历史上丢失的领土，也不打算重建朝贡体系的势力范围。中国不是现代国际社会的破坏者，而是现代国际秩序的坚定建设者。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要修正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必然带来的殖民主义掠夺和帝国主义战争，将全人类的现代化事业推进到一个更高、更完美的历史时代。
唯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张维为教授为什么强调要区分“文明 — 国家”（civilization-state）与“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他强调，中国在吸收传统文明有益要素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现代的文明化的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而不是像其他文明那样，在复兴自身话语的过程中，试图将目前的国家领土扩展到历史上文明覆盖的地方的“文明 — 国家”（civilization-state）。对于这两个概念的区分，笔者赞同文扬教授的精湛分析。所谓“文明 — 国家”实际上就是我所说的历史上的“区域型文明帝国”，文明复兴意味着帝国的复兴；而“文明型国家”是要为国家奠定文明基础，从而在多元文明的基础上，捍卫并完善联合国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崛起就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普遍意义，即中国崛起和其他地区的文明复兴需要共同努力，共同避免世界帝国衰落之后重现区域型文明帝国在历史上争霸的“文明冲突”悲剧，而是将全球化的历史带向不同文明之间和平对话、共享繁荣的新时代。
本文注释略，详情请见原文。
强世功，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本文原载于《东方学刊》2023年春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