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9年春夏，布什政府提出“超越遏制”对苏联战略及“完整而自由的欧洲”构想。美方要求苏联放松对东欧的控制，并试图利用欧洲常规裁军谈判促使苏联从东欧撤军。两德统一进程开启后，美国设计了“二加四”谈判框架，使其与欧洲常规裁军谈判相配合，以此推动统一的快速实现，并使苏联尽快从民主德国撤军。最终，美国实现了使德国按西方方案统一的目标，同时又为北约东扩打下基础。两德统一的溢出效应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在此期间美国放弃了“超越遏制”战略中把苏联引入国际体系的目标，转向管控其退出欧洲及解体的过程。
原载于《德国研究》2018年3期
两德统一是冷战终结进程的核心环节，本文从美国、苏联和联邦德国在东西方裁军及两德统一过程中的互动视角切入，分析美国如何谋划对苏“超越遏制”战略，及其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实施，以丰富对冷战终结复杂性，美国战略谋划、议程设定能力的认识。
一 、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及其德国问题政策
二战后，如何处置德国这个核心问题成为形成冷战格局的一个焦点。美国将苏联把影响扩大到东欧各国并占领部分德国领土视为扩张行为。1946年2月，美国驻苏使馆参赞乔治·凯南对美国国务院发回8千字“长电”，提出对苏“遏制”战略。[1]其中的新思想奠定了美国对苏政策的基本点：第一，不接受苏联势力扩至东欧。第二，试图改造苏联的思想与行为。
冷战初期和中期，美苏在德国问题上多番较量，在两次柏林危机期间，战争风险曾使全世界感到惊恐。在经历第二次柏林危机及古巴导弹危机时的尖锐对峙后，东西方关系转向缓和。到20世纪70年代初柏林四国协定签署时，东西方在德国问题上暂时达成妥协。[2]然而，西方不接受苏联在民主德国移植的制度，联邦德国也从未接受民族永久分裂。
冷战期间德国问题和东西方军备竞赛及裁军谈判深度捆绑在一起。1976年，苏联开始在其欧洲领土和华约各国部署SS-20中程核导弹，在军事上加大对西欧尤其是对联邦德国的威慑。[3]美国总统卡特事先答应在联邦德国部署美国产中子弹予以抗衡，后又出尔反尔，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对此极为愤怒，在国际上高调提出中程核导弹问题，引发“欧洲导弹危机”。1979年底，北约确定了既要在西欧部署美国产中程核导弹，以对抗苏联，又要和其谈判，争取削减、销毁双方此类武器的“双轨”决策。这一决策是施密特意图的体现，联邦德国在北约核战略中的影响力明显增强。然而，在保持军事抗衡的同时，施密特并不愿配合美国对苏联实行强硬政策，其目的是维系欧洲缓和局面，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利益。[4]
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对苏联极为强硬，除言辞抨击外，还以战略防御计划对苏联施压，迫使其参加核裁军谈判。[5]在里根第二个任期期间，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启动改革，美苏关系进入新的缓和期。双方的数次首脑会谈主要集中在裁军和地区问题上，很少谈及德国问题。里根起初对德国问题不太重视，日后才有所转变，并于1987年访问联邦德国。然而，里根没有冷战将会终结的预估，也没有提出解决德国问题的预案。[6]
相比里根，布什总统和西欧政治家更熟悉，对欧洲人的需求也理解得更深刻。布什团队在1989年3月已意识到两德分裂局面可能变动，内部开始讨论如何更新对苏联和联邦德国政策。[7]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凯南期望的苏联思想和行为的根本改变开始了。戈尔巴乔夫等推出了“共同欧洲家园”构想，即改变苏联对外行为，促使东西方接近，使苏联能够在经济上利用西方，尤其是利用西欧提供的资源。苏联领导人大力推动核裁军及欧洲常规裁军谈判，改善对美欧关系，希望使苏联“回归欧洲”。[8]苏联改弦更张，试图加大对西欧影响力，促使美国的对苏战略和对德国问题政策都要有所改变，这一历史任务落到了布什政府身上。
二 、超越遏制：布什政府的对苏联战略及其未来欧洲构想
从1979年北约做出“双轨”决策，至1983年11月联邦德国在本土部署美国产中程核导弹，在这数年时间里，西欧各国爆发大规模和平运动，给美欧政界带来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1981～1983年，美苏曾就“中程导弹”问题(以下简称“中导”)进行谈判，但立场相距甚远。联邦德国部署美国导弹后，苏联退出了谈判。[9]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美苏恢复“中导”裁军谈判，其他领域核裁军谈判也取得进展。1987年12月，在苏联做出更大让步的前提下，美苏通过“中导条约”达成共识：销毁双方此类武器。核裁军进展使美欧保守派对苏联的防范心态升级，他们认为苏方要施展技巧击破遏制战略。[10]
此后，戈尔巴乔夫趁热打铁推动裁军进程。1988年12月7日，他在联合国大会宣布苏联单方面裁军50万人，从华约东欧成员国撤出6个坦克师，引起轰动。次日，美国当选总统布什打电话告诉苏联总书记，他期待和苏方进行建设性合作，但他并不着急。[11]
苏方对此感到沮丧，裁军攻势重点转向西欧各国，尤其是联邦德国。1989年1月，苏联外长宣布，苏方在从东欧部分撤军的同时，将撤走战术核武器(也称短程核武器，包括射程500公里以内核导弹、核地雷等)。[12]苏联的决定在北约内部引起激烈的争论，英国坚持要升级短程核武器，联邦德国则坚决反对，并要求和苏联尽快进行谈判，销毁这些使用时会给两德和东欧人民造成巨大伤亡的武器。美英开始担心联邦德国中立主义倾向抬头。
1989年1月，开始执政的布什新政府对苏联裁军攻势感到有很大的压力，但又疑虑重重。布什知道戈尔巴乔夫的提议会吸引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而美国需要提出对策。[13]为此新政府开始了长达数月的“战略重估”(Strategic Review)，导致美苏关系和裁军进程“暂停”。
面对苏联的外交攻势，美国国务卿贝克回忆当时设计的对苏战略是：第一，和苏联直接谈判，苏联在持续衰落中，主导权不能为其所得：第二，美国可更直接地推动东欧民主化，还要引导苏联介入。[14] 以推动东欧演变反制苏联，是美国的既定政策。
苏联的超强军力是布什政府关注的重点。1989年2月15日，布什签发了三份国家安全评估文件。在第3号文件中，布什指示：要削减苏联军力。如何改变苏联内外行为是重点。[15]第4号文件称：东欧国家自由的先决条件是苏联从东欧撤军。[16]第5号文件中提出的任务是：戈尔巴乔夫及苏联成功地让欧洲公众对苏联的恐惧降低了……要重新强化大西洋联盟，要研究出一个关于欧洲未来的政治概念；要研究欧洲常规裁军谈判的前景，尤其是对两德的影响。[17]三份文件表明，布什政府急于在美国处于守势时改变苏联的行为。
随着东欧局势的演变，美国信心上扬，开始走出“重估”阶段。1989年4月5日，波兰政府与团结工会达成圆桌会议协议，后者将参加国会选举。4月17日至5月24日，布什发表四次演说，提出对苏“超越遏制”战略：明确支持苏联改革，欢迎其回到国际大家庭，但要其以行动证明诚意：苏方应大量削减进攻性常规武器，允许东欧自决。布什还提出其欧洲愿景：“完整而自由的欧洲”(Europe Whole and Free)，要求结束欧洲分裂。但他强调美国不会离开欧洲，苏联别想分化美欧。[18]
布什的“超越遏制”对苏战略，与“完整而自由的欧洲”构想，重点都放在欧洲常规裁军谈判上。当时外界批评其回避核裁军，事后证明，这一转向恰和德国问题新动向适时结合在了一起。
三 、布什提出常规裁军建议和确立苏联撤军机制
1987年12月美苏达成“中导”条约后，联邦德国外长根舍力促东西方谈判销毁短程核武器，美国却决心升级部署在联邦德国的短程核导弹。总理科尔支持升级，根舍反对，联邦德国执政联盟内部出现重大分歧。根舍判断苏联、东欧将发生巨变，升级瞄准东欧各国的导弹绝对不合时宜。[19]北约内部的争论在1989年上半年达到高潮，欧陆国家都支持联邦德国反对升级的立场，给美国带来很大压力。
戈尔巴乔夫趁机对美施压。5月11日，他对来访的贝克说，他决定今年从东欧撤走500枚战术核武器。贝克认为，这是要挑动北约内部争论更加激化，他决心促使布什尽快提出重大裁军建议。[20]
1989年3月，欧洲常规裁军谈判在维也纳开幕，裁军进程出现新因素。1989年5月底，北约布鲁塞尔峰会召开，布什以常规裁军为主题提出了其建议：首先，北约推迟就短程核导弹升级问题作出决策：其次，减少北约和华约在欧洲战斗兵力，苏联削减32.5万人，美国只削减3万人：最后，缩短欧洲常规裁军协议时间表，6～12个月内就要达成协议。[21]布什的提议受到北约各国热烈欢迎。
布什的提议是以常规裁军重大提议及推迟短程核武器升级安抚联邦德国，并应对苏联外交攻势。布什的迁就让联邦德国满意，据根舍回忆说，他和贝克在峰会前后形成的互信，奠定了德国统一进程中两人合作的基础。[22]更重要的是，布什的常规裁军建议提出了敦促苏联从东欧撤军的时间表，它表明“超越遏制”战略实质是让苏联做不对等让步，退出东欧。
布鲁塞尔峰会结束后，布什立即访问联邦德国，呼吁拆除柏林墙，结束欧洲分裂。他说，让欧洲“完整而自由”将是北约的新使命。[23]实际上，在布什的演讲稿中，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以“完整而自由的欧洲”代替了前一版中“德国统一”的提法，是想不要刺激德国的民族主义。[24]美国人此时就虑及德国可能统一，战略上占了先机。
四 、“超越遏制”战略的实施与两德按西方方案统一
两德统一的关键是取得二战战胜国美苏英法的同意，并促使它们撤走驻军。其中，迫使苏联让步是关键。美国担忧统一进程会导致北约瓦解，为此要力保新德国参加北约，服务于美方在欧洲利益。贝克说，在欧洲剧变时，不能任由西德这样分量的国家不受控地滑向他方。[25]对苏联提出的新德国中立化方案，美国早有预判，1989年11月13日，也就是柏林墙开放后数日，布什邀请基辛格赴宴，后者判断苏联将会提出两个条件：统一的德国中立化；解散北约、华约两大集团。[26]
美国力争两德按西方方案统一，主要体现在压制别国对统一的反对；设计约束苏英法权利的谈判机制，以及力求对美有利的欧洲安全安排三方面。这些谋划是在极为紧迫的时间框架内进行的，但都符合“超越遏制”战略迫使苏联从东欧撤军的意图，符合强化北约这一美方核心需要。
首先，是统一与否之争。柏林墙开放后，戈尔巴乔夫给布什、科尔发去信息，警告科尔不要煽动局势，要求布什不要做过激反应。布什回信称，科尔没有煽动东德局势，美国不会单方牟利，但支持赫尔辛基最终文件规定的民族自决权。[27]11月10日，戈尔巴乔夫致电美英法三国，要求开四大国会议讨论局势，西方三国拒绝，苏联借四大国会议机制阻挠统一的企图落空。11月18日，法国邀12个欧共体国家首脑在巴黎开会，密特朗要以东欧民主化压制统一，撒切尔夫人直言反对统一。[28]然而，美国立场大为不同。11月20日，布什会见根舍，表态支持两德统一。11月28日，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突然发表“十点计划”，提出两德渐进统一方案，引发各国批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迅速决定保护科尔免受国际舆论指责。[29]11月29日，布什接受采访，表态支持“十点计划”，称“完整而自由的欧洲”快要实现了，它正变为“现实”。[30]12月4日，在北约布鲁塞尔首脑会议召开前，布什先和科尔会面，和盘托出支持统一立场。布什称准备用欧洲常规裁军谈判、美苏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和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谈判促使苏联转变态度，让苏军从东欧撤走，帮助科尔推进统一。[31]这次会见确立了两国通力合作的关系。
其次，是对谈判框架的设计和主导权的把控。美国设计的两德和四大国组成的“二加四”谈判框架，目标限定为实现两德统一，权限只涉及两德外部统一，不讨论内部统一、军事归属、驻军等问题，防止苏联利用这一谈判发起不利于西方的动议，避免科尔屈服于中立化换统一方案。贝克在和苏联外长的多次会谈中，明确告知对方，这一框架实际权限有限，需要和欧洲常规裁军谈判等配合。[32]
在限定“二加四”谈判权限的同时，美国牢牢把控主导权，充分利用欧洲常规裁军进程削弱苏联驻军。1990年1月26日，布什和科尔通电话时，称将提出新的建议，促使苏联更多削减驻军。[33] 2月24日，科尔访美，布什明言新德国只有成为北约完全成员，才能确保美国继续驻军权利的稳定，苏联无权决定新德国和北约的关系。“二加四”谈判框架地位高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但它也无权决定新德国参加北约问题。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峰会只能承认“二加四”结果，并作为欧洲常规裁军协议缔结场所，无权处理德国统一的实质问题。[34]
再者，美国不仅要避免两德统一冲击北约，而且要借统一进程加强之。美国最担心新德国中立化，损害北约根基。1990年1月31日，联邦德国外长根舍在图青新教学院演讲，提出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但北约不东扩一英寸，此即“根舍公式”。[35]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紧急研讨后提出，北约的管辖权必须东扩，两德统一后，前东德地区不可非军事化，非军事化将阻碍北约管辖权东扩，该地区在北约内可享有特殊军事地位。[36]
2月8日，贝克访苏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使用了“根舍公式”。[37]布什、斯考克罗夫特等迅速致信贝克，予以纠正。此后，美国只提原东德在军事上将享有“特殊地位”，不再提“根舍公式”。
两德统一的加速使戈尔巴乔夫等遭到苏联保守势力尖锐的批评，他和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试图向西方提出构建全欧安全架构，以此作为允许两德统一的条件。1990年4月6日，谢瓦尔德纳泽在访美时对布什提出这一要求。布什表示集体安全机制注定不会成功，德国在北约内对苏联不是威胁，北约扩大其使命对苏联也不是威胁。[38]美方不允许任何新安全体系取代北约。
五 、两德统一的“溢出效应”与“超越遏制”战略演变
为使两德统一尽快实现，在“超越遏制”战略的实施中，美国也展现出对苏联让步、安抚的一面，和把苏联引入世界体系的假象。然而，两德统一“溢出效应”巨大，刺激了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苏联进入解体过程，“超越遏制”战略也逐渐要兼顾促使苏联让步和延长苏联寿命、管控其解体过程的两重任务。
第一，美国和联邦德国对苏联做出了让步。首先，布什政府在否定全欧安全结构的同时，开始改变本国和北约军事姿态，向苏联示好。美方不再坚持要等苏联军事战略改革见到成果后才改变本国军事姿态，而是在1990年初就开始考虑削减军费，并让北约重估灵活反应核战略。[39]联邦德国承诺统一后德国兵力为37万人，对两德共有的62万兵力进行大规模削减。[40]其次，贝克在5月中旬就德国统一对苏提出“九项保证”，包括两德统一后前东德地区享有“特殊军事地位”、北约框架下的德国部队和西方部队不进入前东德地区等，并接受了苏联为撤军设立“过渡期”的要求，允许其有几年的暂缓撤军时间，并由联邦德国给予苏联撤军补偿和经援。[41] “九项保证”中的前东德“特殊军事地位”有向苏联“中立化”方案靠拢的假象。最后，布什在1990年7月北约伦敦峰会上，促使北约不再沿用首先使用核武器路线，并与华约共同声明不再互相为敌。[42]北约改革和向东方集团示好，帮助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8大上击败保守派的围攻，保住权位，促使他最终在高加索款待科尔，同意统一的德国享有完全主权，自主选择是否加入北约。
第二，随着东方集团式微和苏联内部困难加重，布什政府从对苏怀疑、竞争转向给其尊严和面子，保护戈尔巴乔夫的执政地位，防止苏联强硬派上台，执行对美国不利的政策。正是由里根激发、到被布什加强的对西方的信任感，使“戈尔巴乔夫等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 [43]
第三，德国统一进程的“溢出效应”刺激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高涨，苏联在丧失外部控制区的同时，自身开始解体。美国将立陶宛独立问题与美苏贸易协议“挂钩”，要求苏联不得镇压波罗的海独立运动，否则戈尔巴乔夫急需的苏美贸易协议就无法签订，美苏关系就会停顿，苏联就难以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同时，布什总统也对立陶宛领导人表明，美国难以鲜明表态支持该国立即独立。在德国问题、波罗的海问题孰轻孰重上，美方做出了取舍。[44]
六 、结论
战后，苏联扶植起民主德国政权，但自身在整个德国和全欧洲并无地位，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更不如西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开始出现经济停滞迹象，很需要西欧、联邦德国的技术和资金。勃列日涅夫视联邦德国为“真的德国”，认为欧洲和苏联的未来，必须通过同其谈判来决定。苏联过去仅部署短程核武器威胁联邦德国，他同意部署SS-20导弹，是想在军事上控制对方。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方开始想以降低对西欧、联邦德国的军事威胁，换取后者的经济回报。然而，美国在肯尼迪时期就通过第二次柏林危机认识到，谁掌握德国，谁就能塑造欧洲。联邦德国是美军最大海外基地，以此可辐射中东、北非广大区域。[45]布什政府也断不会把欧洲政治、德国问题的主导权让给苏联。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东西方关系经历了美苏“第二次冷战”、缓和进程重启及冷战走向终结三个阶段。美苏竞争欧洲政治主导权因素贯穿了这段历史，两国竞争或以军备竞赛形式出现，或借助裁军进程进行，给联邦德国的安全带来利益或威胁。历经“中导危机”和“短导危机”的外交博弈，联邦德国在北约内部和东西方关系框架内的地位上升。战后德国问题呈现出新面目，是两德统一按照西方方案实现的政治基础和外交背景。
在统一进程中，当事国的战略谋划、议程设定、外交谈判能力对于两德统一的形式、速度、方向、结果更具决定性作用。美国对苏联“超越遏制”战略的谋划与实施对两德统一起到了既确定方向和目标，又随时保驾护航的重大作用。首先，在战略布局上，“超越遏制”战略和“完整而自由的欧洲”构想形成了一体两面的关系，两者都是美国要求苏联从东欧撤军的外交表现形式，而欧洲常规裁军谈判则是美方的“抓手”。其次，美国设计了权限极为有限的“二加四”谈判框架，向弱势的苏联推销，而关于统一的安全安排主要在美国、苏联和联邦德国三国的互动、欧洲常规裁军谈判中达成，这种“多进程相互配合”的安排，使苏联等国用享有全权的“二加四”谈判来延迟两德统一的希望落空。再者，美方的谈判能力不容忽视，布什、贝克等人充分利用了美方优势地位，诱压结合，既不触怒戈尔巴乔夫，又要对其进行引导，以实现西方战略目标。
总之，美国对“超越遏制”战略的谋划与实施，适应了剧变中的国际形势，迎合又规训了戈尔巴乔夫，使其注重超级大国关系，不愿以武力限制东欧政治演变，或强力发挥四强权利，阻挠两德统一。最终，符合美国战略需求的新欧洲得以出现：新德国参加北约，美军继续留驻德国，而苏军撤出东欧，新欧洲没有苏联的位置。
注释：
[1] [美]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2] William R. Smyser, From Yalta to Berlin: The Cold War Struggle Over German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 257.
[3] 同上, p. 279.
[4] Geir Lundestad,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 From “Empire” by Invitation to Transatlantic Drif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02-210.
[5] William R. Smyser, From Yalta to Berlin: The Cold War Struggle Over Germany, p. 295.
[6] Marilena Gala, “The Power of Imagination: How Reagan’s SDI Inadvertently Contributed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Frederic Bozo/ Marie-Pierre Rey/ N. Piers Ludlow/ Bernd Rother ( eds. ) Visons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 1945-1990, New York, Oxford: Berhahn Books, 2012, pp. 309-322, here p. 319.
[7] Philip Zelikow/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6.
[8] 田少颖：《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外交构想研究》，载《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2期，第45-76页。
[9] Patrick Glynn, Closing Pandora’s Box: Arms Races, Arms Control,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BasicBooks, 1992, pp. 312-316.
[10]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mplications, Reconsiderations, Provocations,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27.
[11] Steve Garber/Phil Willams, “Defense Policy”, in Dilys M. Hill/ Phil Williams, ( eds. ), The Bush Presidency: Triumphs and Adversities, Hampshire and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4, p. 187.
[11] Robert Servi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1985-1991, New York : PublicAffairs, 2015, pp. 356-357.
[12] 周爱群：《苏联的欧洲裁军新攻势》，载《世界知识》，1989年第12期，第7-9页。
[13] [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14] James A. Baker, III/Thomas M. Defrank, 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 Revolution, War & Peace, 1989-1992,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Publishers, 1995, pp. 45-46.
[15]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NSR-3,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US-Soviet European Relations,” February 15,1989, http://bushlibrary.tame.edu/research/pdfs/nsr/nsr3.pdf,访问日期：2015-04-15.
[16]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NSR-4,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US-East European Relations,”February 15,1989, http://bushlibrary.tame.edu/research/pdfs/nsr/nsr4.pdf,访问日期：2015-04-15.
[17]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NSR-5,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US-West European Relations,” February 15,1989,http://bushlibrary.tame.edu/research/pdfs/nsr/nsr5.pdf,访问日期：2015-04-16.
[18]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Remarks to Citizens in Hamtramck, Michigan”, April 17,1989, https://bush41library.tamu.edu/archives/public-papers/326, 访问日期：2013-05-02;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Remarks at the Texas A M University Commencement Ceremony in College Station,” May 12, 1989, https://bush41library.tamu.edu/archives/public-papers/413, 访问日期：2013-05-02;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Remarks at the Boston University Commencement Ceremony in Massachusetts,” May 21, 1989,https://bush41library.tamu.edu/archives/public-papers/437, 访问日期：2013-05-02,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Remarks at the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Academy Commencement Ceremony in New London, Connecticut,” May 24, 1989,https://bush41library.tamu.edu/archives/public-papers/448, 访问日期：2013-05-02.
[19] Gottfreid Niedhart,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Russian Superpowers: ‘Old Friend’ and ‘New Partner’”, in Detlef Junker/Philipp Gassert et.al. ( eds. )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in the Era of the Cold War, 1945-1990, A Handbook, Vol. 2: 1968-1990,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29-234, p. 203.
[20] James A. Baker, III /Thomas M. Defrank, 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 Revolution, War & Peace, 1989-1992, pp. 82-83.
[21]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Remarks Announcing a Conventional Arms Control Initiative and a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With Reporters in Brussels”, May 29, 1989, https://bush41library.tamu.edu/archives/public-papers/464, 访问日期：2015-05-10.
[22] Hans-Dietrich Genscher, Rebuilding A House Divided : A Memoir by the Architect of Germany’s Reunifica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Thomas Thornton,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1998, p. 259.
[23]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Remarks and a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With Reporters Following Discussions With Chancellor Helmut Kohl in Bonn,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May 30, 1989, https://bush41library.tamu.edu/archives/public-papers/470,访问日期：2015-06-02.
[24] Thomas Blanton, “Ronald Reagan, George H. Bush, and the Revolutions of 1989: American Myths Versus the Primary Sources,” in Mark Kramer/ Vit Smetana ( eds. ), Imposing, Maintaining, and Tearing Open the Iron Curtain, The Cold War and East-Central Europe, 1945-1989, Maryland and Plymouth: Lexington Books, 2014, pp. 293-294.
[25] James A. Baker, III/Thomas M. Defrank, 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 Revolution, War & Peace, 1989-1992, p.198, 245, 159.
[26] 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第177页。
[27] 同上，第138-142页。?
[28]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London: Ha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3, pp. 794-795.
[29] 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第185页。
[30] Philip Zelikow/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pp. 113-124.
[31] Margaret Thatcher Foundation, “Bush-Kohl meeting record [memcon] (German unification)” [declassified]3 Dec 1989, http://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9453, 访问日期：2015-06-01.
[32] James A. Baker, III/ Thomas M. Defrank, 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 Revolution, War & Peace, 1989-1992, p.198, 245, 250.
[33]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Telephone Conversation with Chancellor Helmut Kohl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January 26,1990, http://bush41library.tamu.edu/files/memcons-telcons/1990-01-26--Kohl.pdf, 访问日期：2013-06-07.
[34]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Meeting with Helmut Kohl, Chancellor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February 24,1990, https://bush41library.tamu.edu/files/memcons-telcons/1990-02-24--Kohl.pdf, 访问日期：2013-06-09.
[35] “Genscher’s Visit to Washington: 2 February”, Sir A. Acland to Mr. Hurd, No. 295 Telegraphic[PREM: Internal Situation in East Germany], WASHINGTON, 5 February 1990, 5.30 p.m., in Patrick Salmon/ Keith Hamilton/ StephenTwigge ( eds. ),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German Unifi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254-255.
[36] Philip Zelikow/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pp. 221-213.
[37] Alexander Von Pla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ush, Kohl, Gorbachev, And The Reunification of Germany, Translated by Edith Burle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 172-815.
[3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George Bush and Eduard Shevardnadze in Washington”, April 6, 1990, http://nsarchive.gwu.edu/NSAEBB/NSAEBB481/docs/Document%209.pdf,访问日期：2015-06-08.
[39] Gerald Holden, Soviet Military Reform: Conventional Disarmament and the Crisis of Mlitarised Socialism, London : Pluto Press with the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1991, p. 161.
[40] Mary Elise Sarrote, 1989-The Struggle to Create Post-cold War Europe, Third Printing, New Jerse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78.
[41] Philip Zelikow/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 p. 263.
[42] Mary Elise Sarrote, 1989-The Struggle to Create Post-cold War Europe, p. 176.
[43] [美]梅尔文·P·莱夫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 2012年版，第431页。
[44] Kristina Spohr Readman, Germany and the Baltic Problem after the Cold War: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Ostpolitik 1989-2000,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19-20.
[45] William R. Smyser, From Yalta to Berlin: The Cold War Struggle Over Germany, p. 133, 199, 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