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深入民间，笃定务实，为中国全面现代化而努力

十几天前，我所在的学校邀请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先生做讲座，在答问环节，一名男生问到：最近，贺卫方和人大张鸣等“公知”公开向美国使馆申请政治避难，大使如何看待这两个人？此外，您对吴建民有何评价？显然，这名男生讨厌这些他心目中的“带路党”，也不同意吴建民先生的和平外交呼吁，对自己的问题，他已预设了答案，只是借讲堂来表达“义愤”来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对78岁高龄的华大使来说，自然是小菜一碟，老人只说同意吴建民的和平外交理念，对其他人和问题存而不论。懵懂少年就这样失去了使自己头脑开化的机会。事后，我并未找到这名学生所谓贺、张二人向美国使馆申请政治避难说法的可靠源头，只看到张鸣先生在微信公众号里每天都有文章发表，收取读者的打赏，过得逍遥自在。

这本是一件小事，但一叶可知秋，网络上对“公知”、“带路党”、“自由派”或不实，或片面的信息，各种花样攻击，有这样的影响力，虽不可小视，但背景并不复杂：某些自命为左派的人要根据自己的“革命需要”拼贴情境，在中国向全面现代化冲刺的当口，要中国的航船调转船头，重回阶级斗争、世界革命路线。如同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一样，他们总在哀叹今不如昔：儿子一出生只有七斤，孙女更轻，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向后看，是他们的立场、思想、方法的底色；没有斗争，那就制造斗争，是他们的操作手法。

11月7日，某著名左派网站举办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活动，提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革命进行到底”，要“完整、彻底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要坚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决不能用改革取代社会主义革命云云。还有发言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要站在被压迫民族一面，还是站在帝国主义一面，在美帝国主义和朝鲜的斗争中，究竟如何选择。更有青年学生提出“挽救80后，教育90后，启蒙00后”。场面热闹，与事者豪气干云，正义感爆棚。

明年，我国就要纪念改革开放实施40周年了。40年来的现代化成就来之不易，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措施有目共睹，却进入不了这些人的心灵和头脑。他们热衷于虚构左右之争，要占领舆论阵地，攻伐异端，不遗噍类。这些人热衷于制造内外敌人，最喜欢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几张牌，恨不得中国同时反美、反日，反所有周边国家，内部重新“革命”，对外纷争四起。只要他们的路线得到落实，哪怕洪水滔天，也是“乱了敌人”。这些人品类很杂，逻辑混乱，立场顽固，但在煽动社会底层反现行体制、内外政策上能量不容小觑，尤其要把手伸向涉世未深的青少年。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社会急速现代化，社会阶层下落，感到前途渺茫者大有人在；怀念文革往昔峥嵘岁月，没有了阶级斗争这个“抓手”，无法借此攫取政经利益的人其实也不少。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贪腐、两极分化等各种问题，也是导致所谓左派兴盛的社会原因。目前看来，只能寄希望继续改革开放，社会全面现代化，经济分配更为公平，公民素质更现代化，以及岁月的淘洗，来消弭其影响。

与所谓左派相对的是自由派，以知识分子为多。这些年来，胡适研究，巴金随想录原版出版，对民国政治人物的重新认识，国共关系史、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新进展，以及关于“中国模式”、“北京共识”问题的争论，都有滋养自由派的知识和思想养分的累积。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生活压力的增大，求财渠道的拓宽；随着国门日开，对外交流日益增多，海归和海外学者的竞争；随着学科日益细分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学术界课题制统摄力度的增强，思想家的市场在日益萎缩。不论社会上如何嘲笑一小部分不靠谱、不中立的专家，当代社会，专家行时。价值多元化了，民众更加没有信仰。在文化快餐时代，沉思者乏人喝彩，甚至会成为拜金主义者以loser来贴标签的对象。自由派启蒙的对象——青年学生们，面对强大的就业和生存压力，早已失去了对思想的兴趣，他们谋取各层次学历，只是作为竞争更好的职场、人生机会的敲门砖。新的一代人中，能有几人有勇气致力于改造中国，敢于箪食瓢饮，混成loser，而不改其乐呢？此外，在青年学生中颇有一部分人为中国的国力感到自豪，启蒙者宣扬“以夷变夏”，要中国变成美欧式的民主体制，恐怕是乏人喝彩，只能帮助所谓的左派去虚构左右之争。新一代人乐享了新世纪以来的生活水平上涨，见到的是师长们财富的增加，他们要模仿前者，尽快过上同样的生活。如果搞民主损及经济发展，降低生活水平，那么恐怕提倡民主自由者本身，和学术上的追随者们都难以接受。提倡自由民主的知识界名人财富在增加，他们的际遇，和找不到工作的小大学生、好逸恶劳的农民工二代，很难对接，这恐怕不是夸大其词。笔者的一位老师访问尼泊尔归来，就对该国议会各党为王宫广场地砖是否重铺争论数年，议而不决，感到无法接受，老师的结论是：还是中国的制度好，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

在左派、自由派之外，还有鲁迅式的思考者，提出拒绝遗忘的口号，单枪匹马试图唤醒青年，要他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离开大城市，深入民间，深入中国大地，了解实际，对历史和现实，社会和人生做通盘考察，而不仅仅是埋头书斋，搞从书本到书本的学问，或者一头扎进钱眼里。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钱理群先生。钱先生的笔触充满鲁迅风，近年，他提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词，对北大和社会上，体制内外的各路成功者和谋求成功者进行批判，一时赢得了很多喝彩。然而，鲁迅风和文学化，恰恰使这个词汇无法科学化，试问，天下何人不利己呢？人类和个人要生存，利己是本能，利己的表现如何，取决于社会制度。某人，某个群体的利己，是精致或粗鄙，完全靠个人判断，成为道德判定，无法概念化，从而成为改造社会的工具。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然而，改造国民性的命题是否成立，一直有争论。有好的社会制度，可以养成好的社会风气，塑造公民行为，要实现这个目标，还得靠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单位制社会被改造，体制内外谋利机会均等化，人员自由流动，不公正不透明日益减少。不改造社会具体制度，单纯靠道德批判解决不了当代社会问题。

与所谓左派、自由派、鲁迅式思考者日益小众化不同，近期唱衰中国论甚嚣尘上，在拨动人们的心弦。唱衰者的逻辑是这样的：外资正在逃离中国，李嘉诚如此，王健林也想如此。麦当劳变成金拱门，预示着在外资大规模撤离之后，中国将有几千万人失业，社会动荡不安，房价一落千丈，百姓手中的储蓄被通胀所泡沫化。还有论者讲述这样的经济故事：古代中国，官府在100这个产出中拿走五成，维持朝廷，养官吏和军队。假设变为收走六成，农民积极性会降低，产出变成80；收四成，农民积极性增高，产出变120；两种情况下，政府能拿走的都是48，还比不上50，制度的逻辑不变，古代中国王朝可稳定数百年，除非收不上来贡赋，或官吏军队太多，农民供养不起，天下才会大乱，王朝更替，然后历史重新来过。与此相比，斯大林体制的创新在于把产出100全部拿走，把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压到最低，且极为平均，就可以养更多官吏和军队。中国近年的创新在于寅吃卯粮，地方政府借债投资，维持经济运转，中国人突然富了，各处去消费，却不知道这些钱是要还的，外资一旦撤出，资金链条断裂，萧条和崩溃就要来了。唱衰中国经济者看到了外资的流动，制造的各种说法很有耸动性，可能影响国民的信心，从而对经济发展带来影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日，几十年积累的创造力源泉好像并未进入唱衰论者的视野，他们从外资动向一个起点，一条道就走到了黑。

拉杂这些，是想说明，中国当下的各路思想者，在促使中国全面现代化这个命题上，并没有笃实的思考和可观的思想贡献，有的苍白无力，有的纯属逆时而动的鼓噪。笔者个人认为，当代需要的是，认清中国正处于全面现代化的登顶时期，这是国运和民族命运的大赌博，官方提出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论、内外政策布局可以统摄各派提出的问题，那就应该认同这个大略，认同这个大方向，按照它提供的方向感去闯出一条路来。更重要的是，不要逞口舌之快，要笃实、务实做事，在做事中发现中国的生命力，培育并壮大之。因为只有实事才能够和国运相结合，浮言虚论，只会误国。

在世局大变化中，重要的是变化气质，以上所举的几派例子，恐怕都有长成之后，不再变化的一面，在急速现代化的中国，就有和社会现实脱离的危险。这实际上是个人、尤其是思考者如何在现代社会立足的问题，如何解决之，只能靠平心实践，艰苦求索。

总之，从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到了为中华全面现代化而努力读书，努力做事的时代了，这要求新一代思考者咬定青山不放松，不为流俗浮言所动。我最为担心的是，中国像1871年之后的德国一样，沉渣泛起，让国家和民族找不到正确的方向。此外，在个人升沉被攀比心理放大了压力的当下，做到心有国运，实在知易行难，愿与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