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走了，但其造成的历史和政治裂痕却被放大了。乌克兰战争某种意义上仍可视为苏联遗产纠纷的继续，也是冷战的继续。西方的溢美之辞，是因为他的选择为西方带来了道德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他在西方被“封圣”，但在怀念苏联荣耀的人群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新生代看来却有着某种“原罪”。褒贬两极的生前生后名，折射的是美苏冷战与全球秩序巨变的波诡云谲和错综复杂，而戈尔巴乔夫恰好身处历史最激荡的漩涡之中。

戈尔巴乔夫对西方民主的想象和模仿是一种政治童话式的追求。苏联解体是国家民族的悲剧，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决定性挫折，但戈尔巴乔夫每每公开自我辩护，其道德理由没有其他，仅仅是诉诸一种民主化进程的开启。在他的心目中，民主化高于一切，高于苏联的政治存在与国家尊严，高于亿万民众的和平稳定生活与发展预期。来自西方的民主成了戈尔巴乔夫掌舵苏联航船时，在风高浪急处听闻到的塞壬的妖歌，由此心智迷乱，触礁而陨。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童话情结有着特定的人格基础和时代背景：其一，苏联边疆区党务工作者的阅历和政治资历，使其熟悉、适应、利用但又厌恶那一套党政运作体系，内心之中未能建立对共产主义及苏联国家的真正信仰；其二，美苏冷战及其走势造成苏联经济困难及社会主义阵营高昂的援助与治理成本，促使其怀疑苏联体制的道德合法性；其三，西方强大的民主话语霸权与利益引诱，以及对苏联体系的多层次渗透，培养了内部“激进改革派”，为苏联的全盘西化改革种下内部因子；其四，西方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赞美和政策引导，推动其走上“民主化与公开性”的激进改革道路；其五，1980年代处于第三波民主化的高潮期，民主话语与民主政治正当性成了风靡全球的改革意识形态，成了西方对非西方的冷战收割利器；其六，苏联经济改革受挫与党政体制僵化、腐败等，进一步加大激进改革闯关的道德热情。作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宣言书的《改革与新思维》并非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没有提出严谨的哲学概念和科学方法论，不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内部理论发展，而是向西方民主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求和书。基于对“现状”的极力否定，改革和民主化成了一切行为的合法性外衣，抑或遮羞布。

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缺乏基本的政治前提和安全防护网，既没有“四项基本原则”的宪法根本法的奠基与守护，也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方法论指导，更没有“一国两制”的弹性改革开放实验平台，而是以对西方民主与西方市场经济的“转轨信仰”作为唯一正确的道路。作为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最高领导人，他缺乏对社会主义与本国文明传统的内在信仰与实践信守，而以极大的道德虚荣心和冒失的改革决策带领苏联航船驶向风高浪急的危险区域。由于对苏联自身传统与体制的道德背离，单纯信任西方民主与西方的接纳善意，苏联改革一波三折，但他并未退缩，他将任何退堂鼓的选择视为保守、顽固和有害国家前途。但他始终未能理解的是，将整个国家民族之命运寄托于虚幻的西方民主与西方援助，才是对自身职责与人民的不负责任。

苏联解体之际，西方欢欣鼓舞，庆祝“历史的终结”。给戈尔巴乔夫的仅仅是虚幻的道德赞颂，而叶利钦“休克疗法”的十年最终警醒了俄罗斯人。戈尔巴乔夫在2019年接受德国媒体《明镜》周刊采访时兴奋地提及对德国统一的促成之功，却从未反思对苏联解体的失败之责。戈尔巴乔夫的历史功绩被评定为：其一，结束冷战；其二，开启民主。今天看来，他什么都没有结束，只是结束了苏联而已。

西方的冷战世界观是敌我区分和异教观念的杂糅，是西方一元论意识形态的外化表达。苏联解体并没有结束冷战，而是升级了冷战：其一，北约与俄罗斯并未真正和解，乌克兰战争重新激发了西方自由主义与俄罗斯民族主义（替换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争端；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苏联解体后走出了一条自主道路，并提出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世界体系构想，美国对华恶意重启冷战；其三，美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和文明冷战从未停止，甚至反恐战争也带有升级冷战的性质与内涵。冷战不是仅仅限定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体系性抗争，而是西方资本主义霸权体系与一切非西方文明/政治体系的对抗。这种对抗之产生与升级并非源自非西方文明的抵抗，而是源自西方文明的霸权征服企图，西方是根源和首责。西方中心论和西方霸权主义是一切冷战体系与行为的总根源。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力从哲学和历史的高度认知冷战的真正思想与政治根源，误以为简单顺从西方民主与西方霸权甚至不惜解体苏联就能消除冷战。他的悲剧在于，什么也没有消除，他只是消除了苏联，以及消除了自身的政治存在。至于开启民主，其实质是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寡头化以及普遍的外来势力支配。选票的民主只是民主体系的一个环节，是以偏概全、受制于寡头和外部势力操纵的程序民主，缺乏民主的完整性和实质性，从而不可能通过选举民主实现俄罗斯的民族复兴、国家尊严与人民幸福。西方的繁荣先于民主而出现，但一种关于西方民主的意识形态却将民主过分道德化和全能化，导致戈尔巴乔夫在构思改革新思维时难以穿透西方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迷雾找到真正的现代化成功之道。

如果戈尔巴乔夫生前曾有机会认真读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以及《中国的民主》（2021），不知对其30年前的思考与选择是否会产生思想冲击？至少公开场合，我没有看到过戈尔巴乔夫的任何严肃的自我检讨和反思，但无数苏联时代过来的人确实悔意有加。苏联历史学家、有一定政治异议倾向的罗伊·麦德维杰夫就是典型代表，他的巨著《苏联的最后一年》是反思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政治遗产的最好作品，远胜西方无数吹捧性的研究著作、传记或访谈。

无疑，戈尔巴乔夫的去世在世界范围内再次激起左右之争，激起西方民主与国家现代化之争。这些宏观争议没有结果，因世界历史的分裂、分化与斗争远未结束。与他的去世同时发生的事件是，中共中央宣布二十大于2022年10月16日召开，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纪元，也是世界历史的新纪元。戈尔巴乔夫是西方成功驯化的唯一也是最后一个苏联领导人，苏联解体与他的离世只能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决定性失败。苏联经验和戈尔巴乔夫的经验是有限和局限的，所能证明的事物也是有限的，特别是随着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主性发展，前述经验就只能是世界历史在20世纪的一个插曲，而不是终曲。

新的时间开始了，作为历史的苏联和戈尔巴乔夫需要被正确研究和评价，既不是西方“圣徒”式的礼赞，也不是简单的历史否定，而是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史和世界体系演变史的客观课题。冷战远未结束，因为作为冷战根源的西方霸权并未结束，反霸权与世界正义的斗争还将激烈展开。民主的理解和探索也未结束，真正的民主是造福于民，造福于人类的，而绝不是寡头的工具，更不是霸权的工具。结束冷战，实现永久和平；追求民主，实现良政善治，这是中国与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戈尔巴乔夫带来的更多是教训，但历史教训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需要我们尊重和善用，然后坚定地走好我们自己的路。

（原载香港《明报》2022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