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人的日本观，即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和看法。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92年天皇访华，中国人日本观的演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认识主体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类型，也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战后中国人的日本观，主要受到记忆与情感、政治与外交、媒体与知识界三大因素的影响，表现为政治人物、普通民众、媒体与知识界三种类型，经历战后初期（1945-1949）、邦交正常化之前（1949-1972）、战略性友好时期（1972-1985）、冷战结束前后（1985-1992）四个阶段。在看待日本的价值取向上，政治人物更多从国家利益角度和战略思维出发；媒体和知识界则倾向理性、中立和客观；普通民众对日本的认识，其核心层面是基于近代历史的记忆与情感表达。
关键词：中日关系；日本观；冷战；历史认识
“中国人的日本观”即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和看法。中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晚清民国时期，以及黄遵宪、袁世凯、梁启超、鲁迅、蒋介石等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陈卫平将近代中国人日本观的演进过程概括为从无知到关注，从了解到效仿，从批判到抵抗。
战后中国人的日本观，主要是指抗战胜利后至冷战结束之前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和看法，相关研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与日本学术界对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的研究相比，差距较为明显。马场公彦认为：“关于战后中国人的日本观的学术著作，可以说几乎为零……在日中两国无邦交状态的1945年到1972年，还可以说甚至到日中民间交流大规模发展的1980年代末之前，日中两国间相互认识的基础一直是十分脆弱的。”除美国学者艾伦·惠廷（Allen S.Whiting）于1989年出版China Eyes Japan一书对1982-1987年中国普通民众的日本认识有较详尽的论述外，中国学者鲁义于2006年出版《中日相互理解还有多远——关于两国民众相互认识的比较研究》一书，以比较视野对两国普通民众的相互认识进行了考察。
冷战结束后的20余年，中日关系起起伏伏，波折不断，在诸多原因中，两国民众的彼此认知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因素。中国人的日本观当然不可以简单地用某些政治人物或文化人物对日本的认识而笼统概括，媒体和知识界的日本观也未必能够反映全貌。中国人日本观的生成和演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认识主体的不同而区分为多种类型。从1945年抗战胜利至1992年天皇访华，在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中国人日本观的演变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也许，廓清上述问题，是理解中日关系中深层社会心理影响的第一步。本文并不打算爬梳某些具体问题的历史细节，而是希望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一种“聚合”，讨论一些相对长时段、相对宏观的问题，从而描绘出战后中国人日本观的大致轮廓。
一、影响中国人日本观的三大因素
战后中国人的日本观，主要受到（但不局限于）三大因素的影响：一是记忆与情感；二是政治与外交；三是媒体与知识界。这三个因素并不能截然区分，且本身亦互相影响，有时三个因素中的某一个会起到比较突出的作用，但更多的情况是三者产生的合力，形成了某一时段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和看法。
1.记忆与情感
记忆与情感可能是三大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其核心内容是中国人对近代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国家承受巨大创伤、人民经历极端痛苦的个人和集体的记忆以及由此产生的憎恨侵略者、热爱祖国、珍视和平、追求富强的情感。记忆当然不是历史本身，按照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观点，记忆是鲜活的，由现实的群体承载，且本身就具有奇妙的情感色彩；记忆始终处于演变之中，服从记忆和遗忘的辩证法则；记忆是当下现象，是与永恒的现在之间的真实联系。记忆也与代际有关，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认为：“每一代人都共享某种基本经验、阐释模式和狂热情感，他们以此表现出对历史各自不同的观点。”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但其所反映和表达的情感未必会逐渐淡化。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协调和统一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是其任务之一，然而，记忆有其自身生成和演变的规律，并非完全屈从于某种主导性的叙事。有人认为，中国普通民众的记忆与情感完全可以由政权的意识形态宣传所左右，这不是正确的看法。即便从实践层面而言，中国政府在对日外交决策方面，不可能不考虑普通民众的感受。当国家对外战略抉择做出某些重大调整的时候，人们基于自身的记忆与情感，在短时间内未必能接受这种转变，但受制于主客观条件，他们也未必会公开表达真实感受。
2.政治与外交
从结构层面而言，政治与外交既包括国际格局，亦包括中日关系，还包括中国和日本各自的国内政局。近代以来，内政与外交实际上已是一体两面，互为因果，中日两国皆然。值得注意的是，政治与外交背后的因素之一是中日两国国家综合实力的消长，综合国力既包括“硬实力”（资源、军事、经济、科技等）也包括“软实力”（制度、文化、国际参与等）。在一定程度上，两国国力消长是中国人日本观演变的“结构性因素”。在这一问题上，中国诸多有识之士皆有类似看法：只有中国发达了，才是中日两个国家真正平等相处的时候。所谓“中国发达了”可以从近代历史的角度加以理解。因国力孱弱遭受侵略，近代中国人民始终追求两大政治理想：一是富强，二是平等。由此凝聚成四大目标：建立现代国家、恢复大国地位、完成国家统一、实现社会变革。因此，中国政治与外交的展开正是依据以上的理想与目标，形成有迹可循的逻辑路径。如果脱离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便无法理解战后中国在政治与外交方面的憧憬和焦虑。此外，冷战时期，中日关系的走向实际上主要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对抗与缓和，而中美关系又与中苏关系紧密相关。1949年以后的30余年，中国先后经历过联苏反美、反帝反修、联美制苏、平衡美苏四个阶段，而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也随之不断调整和变化。
3.媒体与知识界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媒体与知识界并不能视为相对独立运作的领域和界别，它们受到政治的主导，且本身也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当然，媒体与知识界在政权的意识形态之外也并非完全没有个性化的表达空间。改革开放以后，媒体与知识界的自主活动空间明显扩大，话语权也不断得到提升，中国政府与民众对日本的认识和看法日渐受到它们的影响。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媒体对日本的关注度呈上升趋势。改革开放之初，日本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榜样，普通公众通过媒体间接地了解现实中“发达”“文明”“高效”的日本；另一方面，即便在中日关系“蜜月期”的1980年代，历史问题也并未淡出人们的视野。当民族主义渐成改革开放后中国凝聚共识的社会思潮之时，媒体也呈现和表达着人们历史记忆中的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斗争。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影响下，中日关系历史相关题材的影视作品也开始遵行大众文化传播的逻辑，逐渐与市场、消费、娱乐等因素相挂连。对于知识界而言，学术水准是衡量学者对日本认识的重要标尺，为现实提供借鉴也是某些学者对自身学术成果的期待。然而，专业化的学术期刊上刊载的有关日本的论文，其影响力在学术圈外十分有限，难以直接到达民间，也很难受到政府高层的关注。不过，知识界仍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身对日本的看法并对政界和民众产生影响。
二、战后中国人日本观的三种类型
1.政治人物的日本观
政治人物，既包括决策层的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亦包括对日外交操作层的重要官员，如廖承志、张香山、孙平化等。他们的日本观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出于对国家现实利益的考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们对日本的认识也有着不同的侧重。政治决策层的日本观反映在决策者的战略思维路径之中，后者亦对前者产生重要影响。在战略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视野和基于经验的直觉以及情感等因素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外交操作层既需要执行决策层的意志和决心，也会将他们对日本的认识投射到具体的外交活动中。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和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一样，为寻求数国之道，注重对日本的学习。同时，他很早就意识到中日必有一战，中国“非一战不足以图存”。毛泽东虽未去过日本，但他见过许多日本友人，因此，他对日本的认识是有部分直接经验作为基础的。抗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日本的认识受到在延安从事反战活动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的影响，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是“日本人民”概念的接受与强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日本人民”的敌人。所以，在毛泽东的日本观中，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极为重要的因素。1949年之后毛泽东的日本观更加具有战略思维，主要建立在对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判断和对中国外交路径选择的基础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的日本观体现了明显的“反美拉日”色彩，争取日本、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成为新中国对日外交的基本方针。1956年，毛泽东曾亲临在北京举行的日本商品展览会参观，他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说，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别人要骑在它的头上是不行的，要欺负它是不行的，日本一定会取得自主和独立。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1960年代，日本又成为毛泽东争取“两个中间地带”中的一员；中国走上“反修防修”之路，1970年代，“联日反霸”是毛泽东构建“一条线、一大片”对苏战略的重要环节。毛泽东领导推动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他强调中日两个民族都是伟大的民族，强调中日友好，强调我们反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但是主张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友好往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霸权。正是在毛泽东的战略决策下，中日关系不断改善和发展，最终在1972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周恩来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对日本有着直接的体会和经验。1949年之后，周恩来的日本观体现了一种以中日友好为目标、融合历史恩怨与现实利益的思维。周恩来一直关注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在两国尚未建交时，他积极推动中日民间交往，以民促官。为此，他不辞辛劳，会见了大量来访的日本友人，使他们能够了解和认识新中国的发展，为中日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和中日两国的友好，周恩来广泛地同日本各阶层人士交朋友，在他一生见过的外国友人中，日本朋友是最多的。周恩来认为，争取两国邦交正常化、实现世代友好是中国对日外交的总方针。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有两千年的友好关系，中间一小段不幸的关系已经过去了，中日可以在新的基础上超过历史上的友好。这个新的基础有三个方面：一是日本发动侵略失败了，两国人民都经受了苦难，战争的教训是对双方的；二是两国都受到外国干涉，有共同的遭遇；三是两国人民有希望和平共处、友好合作、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共同愿望。周恩来还认为，中日两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能够实现互相繁荣。中日是邻国，在经济上互补，中国的建设需要从日本进口各种机器设备和一部分工业品；日本需要大量粮食和矿产品，中国可以供应。因此，这对维护远东和平乃至世界和平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日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过程中，周恩来协助毛泽东，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规划了正确的方向，使中日关系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通道。
邓小平的日本观是与他主导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紧密相连的。邓小平提倡发展中日关系，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现实主义选择。从政治层面而言，中日友好有利于中国国家安全的保障和独立自主外交方略的推行；从经济层面而言，日本对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可以起到助推作用。在邓小平看来，中日友好绝非权宜之计，他认为，发展中日关系要从长远的角度考虑。1984年3月，在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谈话时，邓小平指出：“去年我们两国领导人在东京作出了一个具有卓识远见的决策，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还认为，中日之间的合作是一种双向共赢，他指出：“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中国现在缺乏资金，有很多好的东西开发不出来。如果开发出来，可以更多地提供日本需要的东西。现在到中国来投资，对日本的将来最有利。”
廖承志无疑是中国对日外交操作层最重要的人物，作为中日“人民友好”活动的直接领导者，他对日本的认识受到自己生长在日本独特经历和情感的影响，反映在对日外交高度宽容和高度灵活的实践中。廖承志负责指导公审日本战犯起诉书工作时，强调贯彻“一个不判处死刑，一个不判处无期徒刑，判处有期徒刑也要极少数”的原则；他也曾对新华社的统一宣传报道做出指示，强调“不能用朴素的感情代替正确的政策”。廖承志的对日外交有着浓厚的个人色彩，他所主导的对日外交工作开展的过程，也是中日“人民友好”理念的建构与传播的过程。“人民外交”是廖承志时代中国对日外交的代名词。虽然在建交后官方外交已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主渠道，但直到今天，民间外交依然是中日关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香山的日本观建立在对中日两国历史文化深度理解的基础上。他认为，中日两国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和东方文化的传统，这是任何其他国家所少有的，历史上的长期友好交流是两国极为宝贵的共同财富，也是两国人民比较易于相互理解和发展友好的精神基础。对于日本文化，他认为，日本民族对于外国文化具有很大的受容力，总是不断吸收外国文化。日本接受外国文化后，也不都是照原样端过来应用，而是有许多创造性的发展。日本接受别国文化的时候，并不是接受它的整个内容，往往是按照自己的传统和需要而加以取舍，或者做出改变。日本民族善于摄取外国文化，同日本民族具有强烈进取心的特点有联系。他还认为，为了使中日两国人民对中日友好具有充分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心，要始终坚持把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信赖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众多政治人物中，不得不提的是聂荣臻。聂荣臻并非负责对日工作，青年时代亦无旅日经历，抗战时期，作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他长期与日军作战。聂荣臻怀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聂荣臻曾照顾两名日本孤儿并指示将她们送回日军防区。1980年7月，孤儿之一的美穗子携全家访华并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重逢。聂荣臻在会见美穗子时说：“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人道主义的光荣传统。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我们应该向前看。”
由此可见，从大历史、长时段的尺度看待中日关系，从“人民友好”的角度阐释对日外交政策，在冷战格局中思考对日外交方略，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善待日本人民，是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人物日本观的基本内容。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的领导集体并不认为历史问题会成为中日关系迈不过去的“坎”。吴学文回忆说：“对于历史问题，我觉得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谈话。周总理对中日关系曾说过，中日关系应从两千年的交往来看，及从甲午战争后50年来看。两千多年来是友好的，甲午战争后50年来看双方是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那么从两千多年来看两国的友好历史是长的，我们对友好的历史是尊重的，并且认为可以和过去一样友好的相处。”“陈毅有一次和日本人是这样讲的，这段历史过去了，只要日方认识了，我们就可以忘记；日方不认识的话，我们忘不了。”
同时，对日本右翼势力保持警惕、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亦是政治人物日本观重要的组成部分。1987年5月，邓小平会见宇都宫德马等日本友人时表达了这种担忧：“如果说中日关系有点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民担心日本有很少很少一部分人，其中可能有的是有政治影响的人，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我们只担心这么一点。”冷战结束前后，张香山认为，日本若成为政治大国，其国内右翼势力、要求修改和平宪法的保守势力、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会迫使新的执政者走上军事大国的道路，这一可能不能完全排除，需要严重警惕。
2.普通民众的日本观
经历过日本侵华的中国民众有着基于直接经验的体会和认识，未经历过战争的民众则主要通过口耳相传的家族记忆、文学作品、教科书、报刊和影视剧形成日本观。日本侵华使经历过战争一辈的中国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这种记忆是普通民众日本观形成的核心要素。改革开放以后，为数庞大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工作和居住，他们的日本观来源于直接的生活体验，他们对普通民众的日本观应当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由于缺少资料，战后至冷战结束前，中国普通民众对日本具体的认知情况不易掌握。但是，以一般经验而言，大多数普通民众对日本的第一印象仍然是“历史印象”，即侵略战争中的侵略者形象。一般而言，采用调查问卷是一种有效而比较准确的研究方式，但是，类似工作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起步，且相当一部分还得到日本有关舆论调查机构的协助。根据鲁义对历次有关中日关系问卷调查的研究，中国普通民众对日本或日本人最容易联想到的词语是“南京大屠杀”“日本鬼子与抗日战争”“东条英机”等。此外，中国普通民众的日本观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中国人的眼中，“日本”并不等同于“日本人”。一些调查结果显示，“喜欢日本”的比例高于“喜欢日本人”，“厌恶日本人”的比例高于“厌恶日本”。余世存则认为，中国人“不承认日本人具有正当的责任感，足够的文明意识和健全的人生情怀”。
1984年9-11月，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咨询公司在北京、天津、上海、大连、广州、重庆和武汉7个城市，采用随机抽样法，向企事业单位职员和大学生1500余人邮寄调查表，收回有效问卷675份。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方面最早对中日关系进行的舆论调查。
1988年8月，由中国社会调查系统和读卖新闻社进行了“中日共同舆论调查”。该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法，在中日两国进行相同问卷的调查。在中国的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调查者从18岁以上的居民中各选择510人，合计1020人进行了调查，其中，1008人回答了问题。调查内容包括中日关系现状、对对方国家的信任度、对过去战争的认识、核武器、劳动观念等17个问题。这个调查是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10周年之际，由读卖新闻社策划、中日两国首次合作进行的舆论调查。在这次调查中，有36%的中国受访者回答“喜欢日本”（同一年在日本进行的调查表明，有57%的受访者回答“喜欢中国”），48.5%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值得信任”（同一年在日本进行的调查表明，有7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值得信任”）。在回答“你感到哪个国家对中国存在军事威胁”时，受访者回答的排名前三位的国家分别是越南（52.7%）、苏联（36.5%）、日本（18.9%）。在这一年，有50.6%的中国民众认为“当前中日关系良好”，56.7%的中国民众认为“对过去的中日战争，许多日本人进行了反省”。
1988年12月，吉林大学政治学研究会和日本关西学院大学舆论研究会联合进行了“中日印象共同舆论调查”。在中国的调查采用比例分配法，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等群体中抽取1050人进行调查，1020人做了回答。在中国的调查地点是长春、北京和上海三个城市。调查内容包括对对方国家的认识、对对方国家是好感还是厌恶、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与期待、对对方国家情况了解的程度等7个问题。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对日本印象，排前三位的分别是“富裕”“现代”“民主”，而日本对中国的印象则是“传统”“贫穷”“非民主”。50%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日关系会“向好的方向发展”；69%的日本受访者持同样看法。
1992年12月，由中国国情研究会社会调查部和日本中央调查社进行了“第二次中日印象共同舆论调查”，该调查在地点、方法上与1988年8月的第一次调查相同。中国方面2010人做了回答，调查内容除增加天皇访华之外，其他问题与4年前相同。该调查是在天皇访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由日本每日新闻社和中央调查社共同策划的。调查数据显示，当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和10月天皇访华，使中日关系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两国民众对此认同并给以较高评价。中国人对日本印象，排前三位的是“富裕”“现代”“不可信赖”；而日本对中国的印象与上次调查相比，只是顺序略有变动。69%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日关系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虽然不在本文研究的时段之内，但仍有必要交代一下。1992年以后，类似的调查还包括以下几次：1993年6月和8月由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分别对北京和天津以及青岛和大连的市民进行的有关对日本的好感度、对日本的希望与担心等方面的调查；1993年10月至1994年1月由刘志明、真锅一史等人进行的“日美中三国关于舆论与媒体的调查”；1995年3月由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和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进行的“留日归国者调查”；1995年3-4月，由盖洛普中国分公司和日本读卖新闻社进行的“读卖新闻、盖洛普共同舆论调查”；1996年12月由中国青年报社进行的“中国青年对日意识调查”；1997年3-5月由朝日新闻社进行的“亚洲六城市对日意识调查”；1997年7-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媒体研究所和日本朝日新闻社进行的“中日联合舆论调查”；1999年5-6月由铃木英司进行的“中国大学生的日本观”调查；1999年7-8月由盖洛普中国分公司和日本读卖新闻社进行的“中日共同舆论调查”；1999年10月由日本NHK广播文化研究所进行的“日中韩三国调查”；1992-1999年由鲁义进行的“研究生对日意识调查”；等等。
21世纪以后，中国各机构的相关调查日益增多。不过，民意调查亦受被访者样本、问题设置、调查者本身倾向等方面的影响，也只能从一个方面反映被调查者的看法。
3.媒体与知识界的日本观
改革开放之前，媒体和知识界并不存在与政治脱离而独立生发的日本观。教科书和文艺作品中的日本形象，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左右，对一般民众产生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媒体继续作为官方表达对日立场和态度的基本渠道和平台；另一方面，媒体与知识界均获得了一定的言论空间，两者互动密切，试图从非官方的视角观察和了解日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媒体和知识界之间对日本的认知既有共识，也有分歧；不同媒体之间、不同学者之间的日本观亦存在差异。媒体和知识界运用各自的平台表达对日本的认识和看法，这种表达亦受到政府对日政策和普通民众对日情感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代有关于日本问题的著作有21部，论文189篇。其中代表性的有刘思《战后日本问题》《战前与战后的日本》《美国重新武装日本问题讲话》，李纯清《日本问题概论》，陈桥驿《日本》，张香山《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等。这些论著多是结合国际时事，为宣传、教育工作而服务，目的在于帮助国人对日本的概况有所了解，对美国的强权政治有所认识，因此，概论多而深入探讨少，且在阶级斗争方面倾注了较多笔墨。尽管如此，这些论著普遍涉及日本的地理、民族、历史和现状诸问题，从一个层面反映了中国知识界的日本观。1960-1966年，中国出版有关日本的著作21部，发表论文177篇。对于日本在1960年代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相关论著基本持否定和怀疑的态度，多从批判的角度论述日本“垄断资本复活”、“经济对外扩张”和“经济畸形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一些专题介绍和研究日本的内部刊物开始出版，如辽宁大学的《日本问题》、河北大学的《日本问题研究》和天津市历史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身）的《日本问题研究参考资料》等。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日本研究呈现繁荣态势，据《日本问题资料》1992年第4期和第5期刊裁的《日本学研究论文目录索引（1978-1991）》，仅8种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日本研究的论文就多达4200篇。另据《中国日本学论著索引（1949-1988）》统计，1980-1988中国共出版相关著作504部，发表论文7348篇。一般而言，过于专业的学术期刊，对普通民众的影响相当有限。一些坚持学术期刊品味，兼顾大众阅读感受的人文类杂志对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颇有影响，这些杂志刊载的有关日本的文章逐年增加，引起相当一批读者对日本的兴趣。以《读书》杂志为例，1970-1980年代，每期文章总数五六十篇；而90年代减少至四五十篇：2000年后，每期30篇左右。这其中有关日本的文章数量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是上升的。
长期驻日的新闻工作者中，吴学文的日本观颇具代表性。他认为，从历史来看，每个人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感情也会不一样。他举例说，自己看到一些抗战影片时，有时会非常激动地流眼泪，而他的儿子则不会有这种感情。反之，让日本年轻人和老一辈的人一样来反省也不可能。他还认为，中日关系要发展，首先要解决经济方面平等互惠的问题，其次要慢慢培养相互信任。吴学文也认为：“将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在形象上和手法上不会同过去那样，一定会有新的形式。我们现在就应当考虑这个问题……日本和平主义现在不能说全部扭转了，日本国内还是有很多人反对战争……但同时也应看到日本老百姓对防卫观念也有了变化。”
如果说吴学文的日本观反映了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认识，在新一代的媒体人中，刘柠对日本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刘柠坦言自己经历了从“民族主义者”到“自由派”的“蜕变”。他的日本观，其根基是民族主义的，他说自己“从内心抵触日本，与日本人刻意保持着距离”。他还认为，日本囿于文化历史的缘故，内心里多少有种“放不下”的紧张感，日本如果对他国，对国际社会做了什么善行、义举的话，基本上是要期待回报的。另一方面，刘柠认为，体制与民族主义之间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大众传媒一味“敲打日本”，并不能带来对自己国家发展的益处。许多问题，还是应当从对自身的反思出发，用一种平和、理性、尽可能公正的视角来看待日本。
媒体是集体记忆传承的重要载体。总体而言，本文讨论的还是互联网大规模应用之前的媒体和知识界。一般而言，记忆传承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是通过家庭，老人与晚辈之间口耳相传的家族记忆；二是通过机构化的大众传播，教科书、报刊、论著、电影、电视等。对于第二个方面的记忆传承，机构和制度在背后起作用。书籍需要审查，报社和电视台都有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因此必然受到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约束。虽然不在本文讨论的时段范围内，但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1世纪，互联网开始逐渐成为普通中国民众信息获取的主要管道，这极大改变了人们集体记忆的传承方式。这一现象一方面使民族主义有了更加迅速而广阔的传播平台与传播渠道，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人们认识维度与价值尺度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中国人的日本观在互联网时代的演变特质，还有待继续观察和思考。
三、战后中国人日本观演变的四个阶段
战后中国人日本观演变的四个阶段，是与中国本身对外战略抉择和对内路径选择息息相关的。战后初期，中国的外交重点并非日本，在冷战“生成期”，各方政治势力基于自身的利益对日本取态各不相同。新中国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方略，由于旧金山和约和日台和约严重阻碍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中国只能见机而作，走“民间外交”路线，等待改变。当中国走上“对外反修、对内防修”之路后，中美之间的缓和为中日的外交突破提供了契机。而中美、中日关系的发展又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对外开放的基础。1980年代，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外交实践更加注重国家利益的优先性，也更加注重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平衡性，爱国主义作为对内凝聚的精神资源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思潮之一。
1.战后初期（1945-1949）
战后初期，中国人的日本观是作为“大国”“胜利者”的自我认知和“以德报怨”的对日态度两者并存。一方面，中国“惨胜”，战胜国的自豪感和对日本的怨恨是中国民众普遍的情感表达，许多民众要求严惩日本；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对日处置宽纵，“以德报怨”的倾向比较明显。对于蒋介石来说，除了其个人情感之外，“以德报怨”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量。即蒋认为战后中日可以化敌为友，除抗衡苏联的远期目标外，在受降问题上，蒋亦有赖日军帮其守护地盘，阻挠共产党接收。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在华日军和国民党军呈现某种军事合作关系。蒋介石在8月15日的演讲中提出“不念旧恶”“要爱敌人”；国民政府宣布，对已办理投降宣誓手续的日军官兵。不称“战俘”，而称“徒手官兵”。自10月起，所有“徒手官兵”纳入国民党军补给体制，除享有和国民党军官兵同等规格的伙食外，还领取同等薪资。从1945年8月15日至1946年1月10日，仅华北地区日军就因替国民党军“守土”，死伤及失踪9000人。
退据台湾后，国民党基于冷战形势，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放弃对日索偿。放弃对日索偿无论在政界还是坊间都有着大量反对声音。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事情有时令人难以理解，像赔款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台北政府竟然突然作出出人意料的决定。中国人民受害14年，不但要伤亡之苦，而且受财产损失与生活艰辛之苦。我认为台北至少应当在完全屈从于美国压力之前，把赔款问题加以慎重考虑。美国想急于摆脱占领日本的财政重担，因而慷慨地放弃全部赔款要求，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我看来，政府在要求日本赔款问题上，是可以坚持较长时间的。”
而国民党当局亦未能好很地清算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这对战后台湾社会日本观的演变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二二八”事件之后，许寿裳等知识分子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进行了严厉批判，他认为，事件的发生与日本侵略教育的遗毒远未肃清有关，因此提出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强调提倡实践道德和发扬民族精神，加紧推行国语国文教育，肃清日本侵略教育的影响。尽管有识之士不断呼吁，然而，总体而言，1949年以后，在冷战的国际格局下，台湾当局并未能彻底肃清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社会和民众心理的影响，一些日本旧军人还被延揽成为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尽管冷战时期的台湾地区也拍摄了一些抗战题材的影视剧，但其出发点重在从历史角度阐述国民党当局统治的“合法性”。当前台湾当局“亲日”言行和台湾社会“亲日”氛围与当时国民党当局在历史问题上处理不当是有一定关系的。
2.邦交正常化之前（1949-1972）
这一阶段中国人的日本观，主要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对日本的认识。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观形成的重要阶段，通过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在延安从事的反战运动，中共接纳了“日本人民”这一概念，这是1949年以后“中日友好”大原则奠定的历史原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延续了延安时期对日本的认识，也受到苏联的影响，形成了对日原则的“两分法”，即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分开，侵略中国的责任在当时的日本政府，日本人民没有责任；把日本政府中决定政策的元凶和一般官员区分开，把罪大恶极与一般错误区分开。“两分法”的日本观在事实和逻辑两个层面都是有缺陷的，吴学文认为：“由于中日往来多了，我们对日工作的班子对日本的看法有很多问题，特别在感情上，因为我们受日本侵略时间太长了，那么又怎么区分日本呢？如果不区分，对日工作就无法展开。”
在国际冷战格局中，中国对日政策是在反对美国控制日本的同时，“日本人民”与“执行错误路线”的日本政府区别开来，支持“日本人民”为“争取独立、和平与中日友好”所进行的斗争。就这一时期的舆论而言，中国一方面谴责日本对华侵略的历史，警惕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另一方面宣传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同情和支持“日本人民”反抗美国。“人民友好”话语是否能为普通民众接受？这是有很大疑问的。据吴学文回忆，1956年10月，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北京举行，经中日双方商定，开幕之前在北京市内张贴了有关展览会的宣传广告，然而，开幕式当天清晨，人们发现广告上的太阳旗多数被民众挖掉了。就外交策略而言，总体上，在这种日本观的指引下，中国对日外交“以民促官”的方针并没起到太多实质性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叙述中，抗日战争是重要的环节，五六十年代的舆论宣传着重强调抗战的胜利是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相关文艺作品中日本侵略者凶残的形象，是中国民众战争经历的表达和确认。1949年之后，《王二小》《小英雄雨来》等反映抗战题材的文章被收入小学语文教科书，成为一代中国民众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而言，五六十年代有关抗战的文艺作品，占据主导的思想是突出党领导下军民浴血抗战的革命英雄主义，战争的苦难特别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民众残害的内容尽管时有出现，但并不是特别明显的主题。当时国家宣传“时刻准备打仗”，因此，战争的残酷性并没有被过多强调。
1960年代中后期，中国“反修防修”进人高潮，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中美缓和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
3.战略性友好时期（1972-1985）
这一阶段，尤其是“文革”结束后，中日两国进入“战略性友好时期”。随着中国在1970年代末转向改革开放，中国人的日本观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在对日本的现状和中日两国关系的看法方面。1972年以后，中国国内对日本的研究开始复苏，日语学习人数增加，中日之间在各方面的交流已经开始。
政治层面，人们开始改变过去对日本的敌国意识，在“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下，人们感到日本人的思想情感已经发生变化，基本上将日本看作“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一员。1970年代海外华人世界的“保钓”运动并没有对当时中国大陆民众的日本观产生多少影响。很多中国民众听到“保钓”这个词时已经是1990年代了。苏联对中日两国的安全威胁是中日战略性友好的基础之一。1979年和1980年，署名“久留岛龙夫”的日本幻想小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正篇和续篇相继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今天不少三四十岁的中国人，还记得当初阅读此书的感受。这部小说的大致内容是：苏联入侵中国，日本援华抵抗，苏军占领日本，日本政府流亡上海，中日两国在美国的帮助下收复失土、击败苏联。如今看来荒诞不经的天方夜谭，在当时却流行一时，足见冷战戏剧性转折过程中，中国民众“敌我观念”的剧烈变化。
经济层面，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对日本的经验特别重视。在出访目的国中，去日本最多。邀请日本专家和学者来中国介绍经验，给中国提供咨询意见的人数也居首位，其次是美国，再次是西德、法国等欧洲国家。1970年代末，中国政府官员大规模出国考察，日本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和战后经济奇迹令中国领导层惊讶不已。以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经济代表团于1978年3月28日至4月22日赴日本参访26天，代表团回国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了访日观感。报告中提到：“这些参观，使代表们大开眼界，同时，也看到了我们同日本的差距，增强了奋起直追的志气和信心。”对于两国差距，报告中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日本）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小汽车，不愁没钱买，而是愁没处放。”1978年10月底至12月上旬，国家经贸易委员会组团访日。回国后，邓力群、马洪等人一致呼吁发展商品经济，学习日本企业管理经验，引起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家经委访日团回国后，于1978年底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1979年3月，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袁宝华任会长，邓力群任顾问。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举办企业管理干部研究班，系统轮训省级、大城市经委负责人和国有企业管理干部。第一期研究班听取了国外企业管理经验，首先是日本经验的介绍，袁宝华、邓力群、马洪、孙尚清、昊家骏等人都到研究班做报告。在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上，日本的经验尤其受到中国重视。1980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率团访问日本，对日本经济的发展经验进行了一次全面考察。代表团认为，能源问题、企业竞争问题、发展教育和培养人才问题、技术引进和研究问题等，正是中国急于寻找解决之道的紧迫问题，日本的经验对中国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日本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迫切需要日本的资金、技术和经验，双方形成了共赢的局面。日本商品，尤其是家用电器在中国市场成为抢手货，人们对当代日本的印象是与“发达”“先进”联系在一起的。以广告为例，“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之类成为中国妇孺皆知的广告词。据关西大学教授真锅一史的研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日本厂商在中国媒体上发布广告，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前五位的顺序依次是“贡献”“四个现代化”“日中友好”“祝贺”和“服务”，这些词颇能赢得中国民众的好感。
对于日本政府对华开发援助（ODA），中国政府并未刻意隐瞒或遮蔽，普通民众多多少少是知道ODA的情况的。中国民众对ODA怀有复杂而微妙的感受。在诸多国人心中，ODA仿佛是一种两国之间“心照不宜”的行为，是日本对历史亏欠的某种现实补偿。吴学文的看法也许可以代表一部分人对ODA的认识。他认为：“当时日本表示低息贷款给中国，帮助中国建设，这本是友好的。但是现在日本老是要我们感谢他们，这就是日本人的做法，中国人不这样做。中国从来没有提过要日本感谢取消战争赔偿。”
文化层面，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大量日本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进入中国。1978年，《追捕》成为“文革”之后量早在中国上映的外国电影之一，引发民间巨大反响；《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花仙子》等深受中国少年儿童的欢迎。1980年，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翻译出版，受到中国改革派官员追捧。胡耀邦1983年访日时，根据中央批准的方案，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1984年来华举行友好大联欢，这成为中日“蜜月期”的标志性事件。许多经历过“中日友好时代”的中国人至今还留存深刻的印象，尤其对与日本青年在天安门广场同跳集体舞的场面记忆犹新。不过，即便在这一阶段，对日本侵华的痛苦记忆依然是中国普通民众日本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这一阶段，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1981年8月，内阁府政府广播室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有71.7%的日本民众认为在亚洲应当与中国保持最亲密关系，在这一调查中，中国位居所有亚洲国家第一位，第二位是韩国。据1984年10月总理府的舆论调查，民众对美国和中国有强烈的亲近感，对苏联好感程度最差。
在这一阶段，仍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是，对于1970-1980年代中国广大普通民众而言，战争的创伤仍然是集体记忆不可磨灭的组成部分，为何可以“坦然接受”突如其来的“中日友好”？首先，当1972年中日建交时，基于最高领导人崇高的威信，很少有人会怀疑这一战略决断的正确性。其次，几十年的政治教育使阶级观念深入人心，“民间外交”还是积累了一定的民意基础，人们相信普通日本民众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再次，中美缓和、中日建交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国门甫一开启，人们从各种途径了解到日本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钦慕之情；最后，当时日本对中国的好感度亦处在上升期，ODA等本身即带有“补偿历史亏欠”的考虑。这些因素都影响到普通中国民众对日本的认识。
4.冷战结束前后（1985-1992）
从1985年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到1992年天皇访华，在这一阶段，中日两国关系继续保持平稳发展，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使中国人的日本观向着更加复杂的方向演变。在国际关系上，由于中苏关系缓和，中日基于“反霸统一战线”的政治合作已不存在。在中日两国国内诸多复杂因素中，民族主义的抬头是原因之一。
对于中国来说，进入80年代中期，由于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启动，“价格双轨制”出台，社会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开始浮现，加之“文化热”的影响，各种社会思潮激烈碰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成为凝聚民心，宜泄情感的重要途径。当然，在这个阶段中，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中只是刚刚勃兴，而且更多体现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对内凝聚功能。
对于日本而言，冷战结束前后，大国意识的滋长和对历史遗留问题的不当处置并行。1982年和1986年，两次改订历史教科书事件严重伤害了中、韩等国民众的感情。1985年，由于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加之中国对日贸易大量入超，现实与历史问题纠结在一起，导致北京“九一八游行”的发生。而苏联解体后，日本的一部分反华人士认为，中国将步苏联后尘，发生内乱而陷于分裂，所以中日友好无从谈起。
80年代中后期，部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反感情绪与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在步调上并非完全一致。昭和天皇驾崩后，孙平化率团抵日。孙平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避了天皇战争责任的问题。他的考虑是“人刚死，不要马上算账，友好邻邦，总要讲点外交礼节”。而英国、韩国等国政府都指责昭和天皇要对侵略战争负责，反对由英皇室人员和韩总统出席葬礼。中国保持了克制的态度。1989年政治风波后，在国际社会中，日本对华态度相对比较缓和。
1991年和1992年，海部首相和天皇相继访华，中国舆论对日本总体持友好态度和正面评价，这一友好态势大体延续到1990年代中期。孙平化回忆：“天皇来访，两国人民心情都复杂。这是由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造成，是可以理解的。也有少数人想借题发挥闹点事，唯恐天下不乱。不过中国方面有力量控制，经过周密部署、严格警戒，没出什么问题。我看想不通的主要是抗战时严重受害者。旧账算起来没有头，只能从大局着想。半个世纪过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回忆录中，孙平化谈到1992年11月自己和张香山、符浩等人接受天皇授勋一事，日本媒体大量报道，与国内反差巨大。他感到受勋光荣，但不知中国民众观感如何，是不是中日两国价值观的原因，有待将来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去看待。天皇访华应当是中日关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不过，究竟有多少中国民众对此事件关注，还很难有一个定论。至少在今日的中国，1992年天皇访华的事件似乎已经从人们的集体记忆中消失了。
总而言之，冷战刚刚结束之时，中日关系尚未发生明显的逆转，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比1980年代中后期还略有上升。据1988年的调查结果，选择“喜欢日本”的中国人占36%，这个数字在1992年时达到40%，成为历史最高峰。同一调查表明，1992年选择“喜欢中国”的日本人也有40%。另据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1993年6月对天津、北京两个城市2000位居民的调查，仍有6.96%的人选择“非常喜欢日本”。日本总理府1993年1月发布的外交舆论调查显示，民众对中国的感情日趋良好，对俄罗斯的感情则急剧恶化。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关系逐渐冷淡，两国民众对彼此的好感度显著下降。
四、结语
国家之间是否能够、如何可以化解历史恩怨？历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答案。在研究中美关系的过程中，徐国琦提出“共有的历史”（shared history）的概念。“共有的历史”特点在于：其一，该范式的核心是“共有”，着眼于中外人民共同的历程及追求；其二，侧重文化范畴；其三，强调个人及非政府机构的作用。入江昭有言：“这一共有的历史并非中美所独具或是排他性的，它同样适用于中国人和美国人之外的世界。”那么，“共有的历史”可以用于化解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吗？
战后中国人的日本观，在某种程度上仍根植于中国人对中日关系的历史认识，且基本上局限于两国在近代经历的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从这一维度而言，中日之间形成“共有的历史”的确不易。在战争中，两国追求目标截然不同，经济与文化屈服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国家政权压倒性地掩盖了个人与非政府机构的作用。“热战”结束，“冷战”开始，在此后的20余年中，战争的遗留，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仍旧“穿透性”地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尤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已超过40年，就中国方面而言，如果可以从改革开放史的角度建立中日两国“共有的历史”，也许未尝不是一个可行办法。然而，此种学术努力尚需时日才能看到成果。
就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而言，在诸多支配力量中，最虚玄、最令人捉摸不透，有时却又最能显示出磅礴力量的就是“民心”。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的日本观，就是“民心”在某一方面的确证、呈现和表达。在看待日本的价值取向上，尽管政治人物更多从国家利益角度和战略思维出发，而媒体和知识界则倾向理性、中立和客观，似乎这些更能彰显知识和学术的力量，但普通民众观念的演变有着自身独特的取舍逻辑和价值判断。政治或学术，有时并不能改变普通民众的集体记忆，也无法在短期内扭转他们的思想情感。
1950-1960年代，中国建构的中日“人民友好”的论述显然带有相当的虚幻性，事实上，相较于政治人物和知识界，普通民众可能是对日本“友好”感受程度最低的。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上，“历史感”具有非比寻常的分量，对历史的论说往往是现实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普通民众的日本观其核心是站在可见的历史维度上的情感表达。中日关系周期性恶化最实质的原因，就是中国民众无法解开这个历史的心结。根据鲁义的研究，1980年代至21世纪之初20年的民意调查表明，当问及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原因时，中国民众在历次调查中均将“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放在首位。虽然历史问题不可能倒过来解决，但也不可能对其视而不见。事实上，回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起点，看似“解决”的历史问题其实并未解决，而是被匆匆回避，遮掩在服从于战略目标的“中日友好”的话语之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民众对日本的认识，其核心层面仍将是基于近代历史的记忆与情感表达。人们无法改变历史，亦无法选择邻国，却可以着眼于未来。就战后中国人日本观演变的趋向而言，中日友好，任重道远。
（本文注释从略）
孙扬，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项目来源：本文系南京大学文科卓越研究计划“百层次”项目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主办、杨凤城主编、董佳、耿化敏执行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0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