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两个德国实现统一迄今已逾30年，晚近的西方相关研究以各国解密档案为基础，已可复现在统一过程中，各主要国家以“二加四”谈判、东西方裁军谈判、欧安会等进程为场所和工具所进行的复杂互动。美苏和西德等国的谋划及其与苏联的互动塑造出的两德统一相关安全架构，深刻影响了世界战略力量对比、欧洲格局转变和苏联政局演变。后冷战时期，俄罗斯因北约东扩和美欧龃龉不断，学者们近年就两德统一过程中美苏领导人在安全架构上所做决策的评价问题长期争论。通过考察这些研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当年互动场景，加深对两德统一过程中的多元变量及统一的溢出效应、地区意义的理解。近年来，乌克兰危机引发美俄、欧俄关系紧张，西方学界又就两德统一过程中美国、西德是否和苏联就“北约不东扩”达成确定交易问题热烈争鸣，新材料、观点不断涌现，推动了对冷战终结、大战略和大国外交各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地区与国别政治 ；德国统一 ；多国互动；冷战终结；北约东扩

作者简介：田少颖：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邮编：300387）；李倩瑗：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邮编：710072）。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意外开放。此后，西德和东德在329天内快速实现统一。两德统一导致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对峙局面终结，牵涉到美苏和东西欧各国的重大政治利益，影响到其安全保障，东西方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为此展开密集互动。大国互动塑造的相关安全架构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世人仍可感受到其引发的震荡。

近年来，西方学界相关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已可回答两德统一前夕或在此过程中的重大问题：美国和西德等和苏联进行了何种谈判，多国互动形成了何种安全架构；苏联为何能够接受这一安排，这和戈尔巴乔夫等对未来东西方关系框架的构想有何关系；人们应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等人当年的抉择；在“北约不东扩”问题上，美国是否对苏联进行了欺骗。

1990年代，以美国国安委、国务院官员为代表的两德统一过程亲历者所撰写的研究著作，初步揭示了当年多国互动的场景、主题、博弈过程和结果，但其观点带有西方赢得冷战的“胜利论”色彩。日后，随着各国档案解密，国际学界努力还原历史场景，逐步剔除了西方胜利论影响，对两德统一安全架构的实质及其深远影响做出了更深入分析。本文即选取重点著作和文章，考察西方对当年多国互动场景、相关安全架构实质和领导人责任、统一进程与北约东扩因果关系的研究进展。

一、西方对统一过程中多国互动及其安全架构的研究

在德国问题上，苏联长期主张统一的德国应中立化、非军事化，一贯宣传北约、华约两大集团应消亡，或化入未来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遏制德国、驱美离欧是苏联长期战略。然而，在两德统一过程中，美国和西德对苏联提出“九项保证”，说服后者同意以统一后原东德地区享有“特殊军事地位”为核心，形成了关于两德统一的安全架构。最后，美军留驻统一后的德国，苏联驻军和平撤离原东德。这一安全架构形式上模仿了苏联一度坚持的立场，即统一的德国应在东西方间“中立化”。然而，东德虽有所谓“特殊军事地位”，但并未如苏联在谈判过程中所愿那样非军事化。《北大西洋公约》关于集体自卫权的第五条和第六条适用于统一后的原东德地区，使北约管辖权实现了向东延伸。以此为基，北约日后才能实现实质上的扩张。

对两德统一相关安全架构的剖析，是理解苏联长期主张与两德统一地缘后果强烈反差的关键所在。多年以来，西方学界相关研究极为丰富。在此，仅选取一些代表性文章和著作勾勒其演进过程。

（一）关于美国对两德统一相关安全架构谋划的研究

两德统一达成后，标榜美国促使冷战终结、促成德国统一功绩的作品相继出现，“美国中心主义”“西方胜利论”等倾向较为明显，以今日眼光来看，学术价值已不高。在档案材料大规模解密，能为各国学者利用之前，美国政府内部人士的著作揭示了关于两德统一的安全架构的谋划和实施过程，这对理解美方对美欧关系、后冷战欧洲秩序的战略布局极为重要。

1995年，乔治·H.W.布什政府国安委前官员菲利普·泽里科(Philip Zelikow)和康多利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出版了《德国统一与欧洲转变》一书，该书对两德统一过程中的多国互动有详细介绍和深入研究。泽里科和赖斯在书中利用了大量尚未解密的档案材料，详述了以下内容：第一，在两德是否应统一问题上，美国压制了苏联和英法等国的反对、抵制，否决了苏联和英法希望召开第二次世界大战四大战胜国会议(以下简称“四强会议”)处理两德统一问题的提议，更不许被苏联寄予厚望的欧安会成为处理统一问题的平台；第二，在用何种外交框架和谈判平台处理统一问题上，美国和西德通力合作，创设了“二加四”谈判框架，把两德统一问题分为内部和外部方面。美国事先设定“二加四”谈判的目标就是为促进两德统一，使其权限十分有限，不许其处理与统一相关的安全架构问题。这些问题要交由欧洲常规裁军谈判进程，由美苏和西德三国相互谈判加以解决；第三，在统一的形式和速度问题上，美国大力支持西德按照其基本法第23条“吞并”东德，快速实现统一，给苏联造成既成事实；第四，在与统一相关的安全架构上，美国要防止两德统一损及美方在欧洲的政治和军事地位，要确保美军留驻新德国，北约不会因丧失西德而瓦解，而是因纳入新德国而加强，并以北约更为政治化的说辞，向刚刚民主化的东欧各国扩大政治影响力。为此，美国和西德对苏联提出了“九项保证”，促使戈尔巴乔夫接受了相关安全架构；第五，在两德统一过程中，苏联内部出现立陶宛等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的危机，布什政府为避免苏联内争导致两德统一受到冲击，既压制苏联,迫使其难以对三国采取强硬措施，又多次表示支持苏联改革，尤其是支持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地位，以此表示美国要和日渐式微的苏联成为合作伙伴。在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危机和两德统一孰轻孰重当中，美国做出了选择。

泽里科和赖斯此书也存在显著问题：首先，此书对美国促使苏联接受相关安全架构的作用有所夸大；其次，此书对法国、英国等在两德统一过程中的作为及作用的看法，贬损过多。比如，书中宣扬美国人在劝说戈尔巴乔夫同意新德国参加北约上有首功：1990年5月底至6月初，戈尔巴乔夫访美，布什总统以1975年欧安会最终文件规定欧洲国家有权自选军事联盟归属为辞，劝说戈尔巴乔夫同意德国人有权在此问题上自决。实质上，1990年5月时，西德已派出总理外交顾问特尔切克和两名银行业巨头访苏，讨论西德对苏联提供大额贷款，统一的德国对苏联展开全面合作并签订“大条约”等。这对促使戈尔巴乔夫在新德国军事归属问题上做出决断作用显然更大。此外，在戈尔巴乔夫访美前五天，他在基辅接待了法国总统密特朗。他提出统一的德国在北约内模仿法国的地位：只在政治上参加北约，不参加军事一体化结构。密特朗奉劝苏联领袖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坚持己见，以致造成苏联孤立，因为西方完全可以自行宣布新德国参加北约。[8] 法国在两德统一安全架构形成上的作用不能夸大，也不容小视。

1997年，布什政府国安会另一高官罗伯特·L.哈钦斯(Robert L. Hutchings)出版了《美国外交和冷战终结》一书。哈钦斯写到：第一，在德国统一问题浮现前，美国就已预想到统一前景，所以，当统一问题重现时，美国的应对比其他主要大国都好；第二，美方限制“二加四”谈判权限的意图是，使苏联等难以利用这一论坛处理两德统一所涉安全架构。美方坚持安全架构要用欧洲常规裁军谈判等论坛进行处理，为此，大力推动欧洲常规裁军谈判加速，促使苏军尽快离开德国领土，而使美军继续留驻德国；第三，美国人还非常担忧苏联和德国的邻国们联手，限制统一的德国的主权，因而，美国人比德国人自身还积极呼吁，要给统一的德国完全主权，要让苏联看到国际上一致支持给新德国完全主权。哈钦斯称当时他为此设计了17种方案，最后落实的是第2种——原东德领土在军事上有特殊地位，这对新德国的主权稍有限制，但已是极佳结果；第四，哈钦斯认为，美国在两德统一过程中的对苏战略是“孤立”(Isolation)和“安抚”(Reassurance)两手并用，要通过统一进程，在欧洲建立一个可行的秩序，使苏联在这一秩序内有地位，但在这一点上不太成功。 在本书中，哈钦斯对法、英在德国统一时的态度和作用，与泽里科和赖斯一样，多有贬损。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梅尔文· P.莱夫勒(Melvyn P. Leffler)2007年出版了《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一书。此书表明，在冷战史研究中美国学界对美国中心主义的修正已取得较大进展。首先，莱夫勒分析了布什政府高层人员对苏联深刻的战略疑虑，指出布什确定的对苏联战略，无论其言辞怎样说要“超越遏制”，要把苏联引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实质上都是要求苏联重整其军事机构，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融入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阵营。只有这样，美国人才认为冷战真正结束了；其次，布什政府团队的裁军重点开始从里根政府的核裁军谈判，转向欧洲常规裁军谈判，要利用其削减华约集团军力优势，通过大大降低苏联在欧洲驻军数量，促成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控制，结束欧洲战后分裂。布什为此提出“完整而自由的欧洲”构想，对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构想提出挑战；第三，当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问题重现之后，布什和欧洲各国领导人不同，他认为统一的德国将是民主国家，能够被纳入北约和欧共体等超国家结构，和美国继续通力合作。他坚定认为，不会出现一个中立的德国，在他领导下，美国政府展开多边外交，力争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利益不受损，并能塑造欧洲新秩序。莱夫勒最后指出，并非里根而是戈尔巴乔夫终结了冷战。里根的贡献在于他使美苏间从充满敌意转向相互信任。布什则谨慎稳健，与戈尔巴乔夫发展出某种热诚友爱关系，但这是以苏联在国内外的劣势为条件的。

国际学界对美国在两德统一过程中战略、策略的研究，有力地揭示了德国统一所涉及的安全架构，是美国为主进行谋划，依靠大国间复杂互动达成的结果。两德统一最后按西方方案快速完成，各方得失也由此确定。美国对欧安会和欧洲集体安全体系都不热心，尤其防备苏联等国要求的以欧安会或二战当中对德宣战所有国家参加的“和会”为平台处理两德统一问题。为此，美方推出其“切分性”方案：一方面，将德国统一问题分为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两方面，以方便两德，尤其是西德能够抓住内部统一主导权，不让四强介入；另一方面，在统一的外部问题上，美方也要“多进程相互配合”，为此设计了限制苏联和英法遗留的四强权利的“二加四”谈判框架，以此作为处理德国统一问题的论坛，而把欧安会的功能定位为服务于东欧民主化巩固，向市场经济转型及民族争议调解等，不使其有向全欧安全体系发展的机会。在布什政府大力支持下，西德吞并东德，两德很快统一。最终，美国实现了其战略目标：避免新德国中立化，造成北约瓦解，而是使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迫使苏联退出欧洲，而美军继续留驻欧洲，留驻德国。

（二）关于苏联对欧洲政策构想与两德统一关系的研究

诚如西德人在立国之后的认识：两德统一的钥匙掌握在苏联手中，因而，分析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对欧洲外交构想中体现的经济和安全需求，及苏联与两德三角关系中外交重点向西德的转移就极为重要，这是理解苏联对两德统一立场急速转变的关键。随着时日迁延，西方学界对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外交构想及其对西方战略的研究不断深入，使两德统一进程的背景、结果及其广泛影响都得到了更全面的考察。

这方面著作首推加拿大蒙特利尔魁北克大学教授雅克·勒维克(Jacques Levesque)的《1989之谜》一书。他在书中指出，首先，“共同欧洲家园”构想是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高层对欧洲政策构想的总括，他们希望按照这一理念，苏联能更接近欧洲，使东西欧一体化，让苏联在经济上获利；其次，苏联改革派人士要以可控次序促使欧洲秩序变革，克服欧洲分裂，让东欧各国实现民主化。这一构想建立在东德通过改革能继续立国的基础上；再次，戈尔巴乔夫的对西欧政策和对东欧政策缺乏有机联系，极不匹配，其对东欧政策犹豫不决，未能大力推动东欧各国进行改革，这一点在对东德昂纳克政权上表现得最明显。最终，柏林墙倒塌后的内外局面使东德迅速面临亡国危机，“共同欧洲家园”构想失去了基础，苏联外交的昂扬期也就此结束，此后，其对美欧外交只能以应付为主。在两德统一过程中，苏联要求新德国中立化，或要求新德国应同时参加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其实不过是讨价还价的手段。勒维克的结论是，两德统一实际上毁掉了戈尔巴乔夫的整个外交政策构想。在一年里，苏联的欧洲多边主义梦想就破灭了。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构想的成败，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1999年，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威廉·R. 斯麦泽(William R. Smyser)出版了《从雅尔塔到柏林：冷战期间对德国的争夺》一书。他以德国为中心观察美苏等外围对中心的争夺，及中心和外围的相互影响。他指出，第一，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程核导弹问题和危机，使西德的新东方政策受挫，德国问题主导权从德国人手中回到美苏之手。美苏1987年达成中程核导弹条约，表明苏联不再试图在军事上控制欧洲和整个德国，从企图支配欧洲转而推动泛欧进程。这也预示着德国问题主导权从美苏手中，又重回德国人手中；第二，苏联日益看重对西德关系，认为只有西德能够对苏联改革提供经济援助。苏联内部从1988年开始认真研究从东欧撤军问题。1988年12月初，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提出重大常规裁军建议，就是对西德的让步与回报。1987年至1989年，苏联在两德之间重新进行选择，开始以西德为主应对德国问题。因此，在柏林墙倒塌后，当英法都想让苏联出头反对统一时，戈尔巴乔夫并未上钩；第三，戈尔巴乔夫听从了其外交顾问切尔尼亚耶夫的意见，要趁苏联还有杠杆时，就统一问题尽早与西德达成交易，换取两国长期友好。他认为，稳定和和解是欧洲两大历史性主题，戈尔巴乔夫对此都做出了贡献。据此而言，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构想成功了，从模糊变为有清晰结果：结束了欧洲的分裂，使苏联能够在西欧有发言权，能影响北约政策。他认为，苏联日后解体有多种原因，不能归结于其在两德统一问题上的选择。

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的俄罗斯和苏联史教授玛丽-皮埃尔·雷伊(Marie-Pierre Rey)于2004年发表《“欧洲是我们的共同家园”：对戈尔巴乔夫外交概念的一项研究》一文。她指出，首先，戈尔巴乔夫等提出“共同欧洲家园”构想，其设想的未来是：民主化了的中欧国家是苏联式“人道社会主义”的代表。这个社会主义变得更宽容，更尊重别人利益，放弃武力，坚持自由选择。戈尔巴乔夫真心要让苏联回到欧洲；其次，雷伊分析了西方对这一构想的回应。她指出，最初，西方普遍对其持质疑、敌对态度，只有西德外长根舍立即意识到这一构想有利于德国问题的解决。1988年底至1989年时，西方其他国家才开始表现出兴趣，密特朗的欧洲邦联构想就是对戈尔巴乔夫的明确回应。“共同欧洲家园”构想不阻碍密特朗追求的西欧一体化。密特朗当时相信戈尔巴乔夫可以整合东欧，但是，东欧剧变，德国统一，使两人倡导的工程都被毁掉了。雷伊最后评价道：“共同欧洲家园”构想不仅仅是宣传工具，也不是愚蠢的幻想，而是18世纪以来决定了俄国属于欧洲这一历史潮流的新变形。

综上可见，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联对欧洲外交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苏方提出所谓“共同欧洲家园”构想，要拉近和西欧的距离，利用后者的经济、技术资源，直至使苏联在体制上和西欧有所趋同，在文明上回归欧洲。苏联外交路线的重大转变是其在两德统一过程中接受美国和西德主导的安全架构的基础。勒维克一书大量使用了东欧和苏联解密档案，其对两德统一重上国际议程，终结了苏联对西欧外交攻势的论述，极有启发性。斯麦泽曾是美国驻西柏林高级外交官，亲历了第二次柏林危机中的美苏对抗，对冷战时期德国问题的演变极为熟稔，他对俄德两大欧洲民族的和解，及两德统一进程期间戈尔巴乔夫面临的内政压力，及其对内外政策的优先选择的论述言之成理。雷伊对苏联改革派要使苏联回归欧洲的构想的剖析，对“共同欧洲家园”构想在西欧引发的不同反应的研究，复现了两德统一前夕的东西方外交实景。这些研究有利于扩大我们对两德统一前夕苏联外交构想、政策布局的了解。只有在更深远和广大的知识背景基础上，人们对两德统一对苏联政局的溢出效应，对苏联在欧洲地位的冲击的理解才能加深。

二、对大国领导人所做抉择及其评价的争鸣

在两德统一进程中，美国、苏联和法国等大国领导人对安全架构做出的决策、抉择将长久为世人评说。20多年以来，西方学界相关研究呈现出不同学科方法交相辉映，不同理论观点深度争鸣的局面。

(一)关于戈尔巴乔夫的抉择及评价的研究

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关系学者，对戈尔巴乔夫在冷战终结和德国统一过程中的抉择，有一套理论解释。比如，德国路德维希·马克西米立安大学副教授詹姆斯·W.戴维斯(James W. Davis)和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威廉·C.沃尔福斯(William C. Wohlforth)在《德国统一》一文中，概括了学界对德国统一的四类解释：物质动机、理念、内政和领导人因素。他们认为，这四类解释都要面对统一问题如何重启，苏联为何选择不动武，及两德为何能按照西方方案统一这三个问题。对此作出分析后，他们的结论是：苏联物质条件的变化使按西方方案统一更具可能性，这是最根本因素。领导人的理念、苏联内政困难、领导人的抉择等因素都要以此为基础，才能发挥作用。但物质因素之外的其他三项作用也不可忽视，物质条件要借苏联上下的观念变化来发生作用。

英国著名苏联研究专家、牛津大学教授阿奇·布朗（Archie Brown）在2007年发表的《改革与冷战终结》一文中，称新的领导人、新的观念及长期以来苏联内部机构力量的合力，导致了冷战的终结。对于现实主义理论家们试图维系其对冷战终结的解释，布朗以多方面论据提出批评，他尤其批评了戴维斯和沃尔福斯等人，称他们把苏联改变外交政策完全解释为由物质困难和压力造成，是完全错误的。东欧各国独立就是冷战的终结，而苏联未发一枪，这和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改变外交政策，引入理想主义是直接因果关系。

在现实主义之外，建构主义学派也提出其观点。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安德鲁·本奈特(Andrew Bennett)在2005年发表了《未开火的大炮：诸理念与苏联在1989年未曾动武》一文，分析苏联面临的经济困境等物质因素与理念因素在冷战终结当中的不同作用。他认为，相比物质困难，戈尔巴乔夫等人的理念对苏联于1989-1990年间在东欧不动武这一抉择的作用更大，当涉及德国统一问题时，理念的作用就更大了。本奈特的结论是，一切取决于戈尔巴乔夫本人及其理念。如果保守派在台上，绝不会允许欧洲冷战如此顺利终结。如果1989-1990年时，苏联经济情况很好，其领导人也不会对东欧动武，只是会在新德国参加北约问题上更为抵制，可能会迫使德国人在顺利统一和参加北约之间做二选一式抉择。

国际关系理论注重概念分析，戴维斯和沃尔福斯坚持现实主义立场，在对理念因素在冷战终结过程中作用的分析中，选取的是“不动武”“自决”“民族主义”三个理念，称它们和物质条件相关性最低，而未涉及戈尔巴乔夫等使苏联重回欧洲的构想。按两人的逻辑，“共同欧洲家园”理念必然是因为和苏联物质条件衰败、经济困难相关，而不能入选。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出现实主义方法对历史的割裂。戈尔巴乔夫等人的“共同欧洲家园”构想和俄罗斯传统西化派思想、“弥赛亚”救世理念都有很深关系，苏联人要以其新理念促进东西方接近，改造欧洲乃至世界秩序。这一构想的出现和发展，绝不是苏联经济困难一个因素所能解释的。此外，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倾向和西方胜利论出自同一思路、同一逻辑，无益于世人真正认清历史演变过程及其因果关系。

本奈特用建构主义方法，分析戈尔巴乔夫对东欧剧变及德国统一问题的政策抉择，使用了诸如学习、认知、认同转换、共同理念、代际理念差异等一簇概念，利用它们去分析苏联保守派为何在东欧剧变时，未能提出替代性政策，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不动武政策，反对其对西方让步；分析保守派在面临德国统一问题时，如何开始敢于质疑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在比较戈尔巴乔夫和保守派阵营的分歧上，这种方法很有价值。然而，建构主义同样是一种非历史方法，需要人为设置物质因素和理念因素的二元对立，在二元之下，尤其是理念因素下发展出其概念体系，在使用时往往难免概念先行，有时也会割断历史脉络，使史实迁就概念自我证明的需要，这就使其分析难以深入历史情境，使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其对档案材料的使用和分析也较随意。单纯靠本奈特的分析，人们只能把戈尔巴乔夫选择对东欧剧变不动武，接受两德按西方方案统一，都归结于其个人理念，或者是其团队的共同理念。这种方法难以让人真正了解剧变的重大性、紧迫性，各国领导人面临的压力，无法让人理解多国互动的作用，历史本身演进的多元动力和复杂逻辑，而且无法让人深入了解作者再三强调的戈尔巴乔夫的理念本身及其在现实中的演变。

在国际关系学者努力做出分析的同时，历史学家的相关研究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在美英从事研究工作的俄国学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 M. Zubok)在2002年发表了《戈尔巴乔夫和冷战终结：从历史和个性角度观察》一文。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使其坚持不肯对外动武，让冷战能够和平终结，也使苏联在德国统一进程中所得有限，损害了他在国内的形象和权位，招致从东欧和东德撤回的军方人士的愤恨，为日后的“8·19”政变埋下种子。祖博克提出的和戈尔巴乔夫进行对比的政治家有两类：第一类是斯大林等，第二类是布什和科尔等，这些都是通常类型精于算计和筹谋的政治家、战略家。这种比较方式显示了祖博克对戈尔巴乔夫的批判态度。

祖博克在2007年出版的《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一书，对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过程中的应对及最终决策的评价，与其2002年发表的文章类似，还是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出发，批评其得过且过，爱幻想，有赌徒性格，决策缺乏长远眼光，没有尽早直截了当提出苏方关于德国统一的要价，没有要求从布什那儿得到有关建设“共同欧洲家园”的明确承诺，把同时解散两大集团作为欧洲新安全体系建设的步骤；没有以书面形式与西方达成协议，防止北约东扩。他批评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举棋不定，耽误了关键性的几个月。

祖博克在2014年发表了《被逼到墙角：戈尔巴乔夫，苏联消亡和德国重新统一》一文。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及其团队是在苏联政治和经济危机加重的背景下，执行的对德国政策，因此，必须从戈尔巴乔夫等人面对的苏联内政角度来理解其政策。文章厘清了苏联的内部危机及德国统一问题对苏联领导人的不同权重，扫除了一些关于“失去的机会”的事后之明式的观点，证明戈尔巴乔夫等不该为此受到指责。文章也阐明了戈尔巴乔夫等人对德国统一方式的抉择，对其国内地位、苏联改革事业都造成了损害。祖博克还指出，德国统一的方式决定了美国和西德必然以其联盟关系，及西方机构为基础构建新欧洲。德国统一进程对苏联内部政治斗争的发展，甚至是苏联解体都有激发和激化的作用。苏联内乱导致了它本身及后继国俄罗斯在欧洲难有地位。[19] 祖博克的最新文章对戈尔巴乔夫抉择的评价有新洞见，不再单纯从戈尔巴乔夫的个性评价其决策。

对两德统一过程中，苏联是否失去了及时要价机会这一问题，德国哈根大学历史与传记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冯·帕拉图(Alexander Von Plato)在《冷战终结？布什、科尔、戈尔巴乔夫及德国统一》一书中提出不同看法。帕拉图得到切尔尼亚耶夫所藏苏方档案，掌握了德国统一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对美国、西德、法国、东德领导人的会谈记录，并且把这些苏方记录与其它国家的记录进行比较，证明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戈尔巴乔夫等以沉默加以应对，而不是尽快提出建设全欧安全体系作为对统一的要价，耽误了两个月时间。当美国和西德已经设计好“二加四”谈判框架前来推销时，戈尔巴乔夫召开非正式会议，确定的对德国统一策略是要求新德国中立化，这一方案的源头是1952年斯大林为反对西德重新武装而提出的两德统一方案，早已无法适应新的苏德、美苏关系。帕拉图认为，在1990年7月的高加索会谈中，戈尔巴乔夫也按照其只顾大略，不顾细节，不肯艰苦谈判的习惯，接受了北约框架东扩到原东德。

综上可见，西方学界对戈尔巴乔夫对两德统一问题的应对和抉择的评价，视角、方法和观点极为多元，争论集中到戈尔巴乔夫是否没有及时对西方提出更大要价，失去了把苏联纳入后冷战欧洲新秩序的历史机会，这种对反事实(Contrafactual)可能性的探索很有启发性,也因为其假设性，还会延续下去。

(二) 关于布什对两德统一战略、策略的研究

布什政府在上台后，面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和外交攻势，提出“超越遏制”对苏联战略及“完整而自由的欧洲”构想，这和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构想相竞争，争夺欧洲政治主导权。在两德统一过程中，布什政府的紧急谋划效率极高，最终结果对美国而言也甚佳。但是，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两德统一前夕及统一过程中布什政府外交成就的研究进展较慢。

2000年，原布什政府国务院顾问佐立克(Robert B. Zoellick)撰文回顾了美国对德国统一战略的谋划过程，总结出十点经验，赞扬布什团队的成就。在他看来，布什政府是从战略和更长历史时段来看待德国问题演变的，要借助德国统一，以北约为基础塑造后冷战欧洲秩序，巩固东欧民主化，促使苏联从东欧撤军，从而确保欧亚大陆西半部在未来数十年的安全和自由。美方创设“二加四”谈判框架帮助苏联澄清其立场，后来又对苏联提出“九点保证”，都是为劝说苏联接受统一的德国参加北约。布什团队劝说、引导苏联这个对手，最终使政治大地震变成了对后冷战欧洲秩序的塑造。佐立克文章的缺陷在于未涵盖美国如何利用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危机等苏联内外困难迫使苏联就范。2002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著名学者迈克·考克斯(Michael Cox)等撰文论述布什在两德统一过程中的外交成就。在他看来，布什抓住了德国问题演变的先机，跟上了事变步伐，在对德国统一的安全架构方面谋划得当，谈判框架设计精巧，使美国的外交介入了德国统一进程，不仅使美国和美军继续留在欧洲，保住重大战略利益，也塑造了后冷战欧洲秩序，这是布什的“最好时光”。佐立克和考克斯对布什政府的外交战略和技巧的分析有启发性，但他们对布什的世界观及其“完整而自由的欧洲”构想的分析仍有不足。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教授杰弗里·A.恩格尔(Jeffrey A. Engel)认为，布什在内政上的失利，他推出的“世界新秩序”在概念上未完全成型，在现实中未能实现，都影响到其在世人心目中的历史定位。他试图摆脱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对布什外交成就的评价更为全面、客观。

2010年，恩格尔在其发表的《一个更好的世界……但不能得意忘形：20年后看乔治·H.W.布什的外交政策》一文中提出，美国历任总统都要使美国居于国际秩序的顶端，在他们看来，这对美国和全世界最有利，布什也概莫能外。恩格尔说，布什和助手们最担心世界失去稳定，导致前所未有的暴力和混乱。他要扩大美国领导的民主的覆盖面，给新的民主化地区带去美国式稳定。1989年5月，布什说过通过东西方谈判使苏联集团被纳入国际体系，这比让共产体制垮台要好，可以给欧洲带来稳定，并给欧洲一个新的前景。1990年2月，布什又提出了美国参加欧洲未来这一构想。他说，美国必须留在欧洲，全球和平需要美国的前沿存在。其观点和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等人一样，都是鹰派威尔逊主义的国际主义观点。

恩格尔对布什外交政策原则和特点的分析有利于人们理解在德国统一问题重上国际议程后，布什为何全力谋求继续在欧洲维持美国的政治、军事存在。布什等人大力利用欧洲常规裁军谈判，推动苏联从东欧尤其是东德撤军，是为了使东欧各国新生的民主体制能巩固。然而，尽管布什等人努力维持欧洲稳定，并试图使苏联在新欧洲秩序中有一席之地，但在两德统一问题及立陶宛独立问题上对苏政策带来的结果，则是苏联完全退出东欧，内政走向崩溃，欧洲再难有苏联及后继国家俄罗斯的地位。这一方面取决于苏联本身的历史走向，另一方面源于东欧各国不愿让苏联在欧洲再有位置，这就不是布什能左右的了。

2013年，恩格尔发表了《布什，德国和时间的力量：历史如何创造了历史》一文。他分析称，布什的宗教信仰和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让他愿意宽恕德国人的罪行，向前看。历史教训让他要确保美国留在欧洲，要确保欧洲一体化后，不在经贸上排斥美国。在他看来，北约要保留，美军要留驻欧洲。只要美国留在欧洲，德国统一就是好的。恩格尔的研究深入到布什的历史观、国际秩序观层面，对人们认识美国对美欧关系的构想及其对两德统一战略、策略都有参考价值。

如上所述，对德国统一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布什等大国领导人的抉择及评价的研究，必然得引入他们对未来欧洲的构想，本人的历史观和国际秩序观等，从而使研究广度和深度得以发展。对大国领导人在统一过程中的战略、策略及得失的分析，则存在着多种方法和多重视角。此外，关于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失去的机会”是否存在的争论不会消歇，这取决于学者对统一进程对苏联内政的“溢出效应”，对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置身欧洲之外等问题的元认知和立场。

三、对美苏和西德间“北约不东扩”交易是否存在的争论

在两德统一相关谈判过程中，北约东扩与否问题由西德外长根舍于1991年1月31日在图青新教学院发表演讲时率先提出。根舍本人钟情于欧洲集体安全体系，支持欧安会发展，为使苏联接受两德统一及新德国留在北约之内，他提出“北约不东扩一英寸”，以此对苏联在安全上做出保证。起初，美国国务卿贝克受到根舍影响，在1990年2月9日访苏会谈中，他也对戈尔巴乔夫提出“北约不东扩一英寸”。美国国安会担心贝克选择根舍的说法，会对北约及美国在欧洲地位造成不利，他们要确保北约管辖权能够东扩，即便北约军力暂时不进入东欧。布什采纳了国安会建议，提出在两德统一后给予原东德“特殊军事地位”，而使北约的管辖权涵盖这一地区。

在贝克访苏对戈尔巴乔夫等谈及“北约不会东扩”之后美国很快收回了这一说法，改为两德统一后原东德地区享有“特殊军事地位”。到1990年5月，美国对苏联提出关于两德统一“九项保证”时，正是以原东德享有“特殊军事地位”为核心做出的安排。实质上，这一用语规避了“北约是否东扩”问题。当克林顿政府时期北约真正启动东扩进程时，俄罗斯坚称苏美当年曾就“北约不东扩”达成确定交易，西方则予以否认。

关于两德统一进程与北约东扩的关系，西方学者一直在进行研究，并相互激发、辩驳，有几个争论焦点：第一，相关交易是否存在；第二，美国当时是否已有使北约东扩的意图。如果能确定交易存在，美国当时已有东扩意图，那么，美国就得为当时的欺骗、日后的背约，以及为今日美俄、欧俄关系不佳，承担历史和道义责任。此外，还要注意第三种观点：无论交易是否存在，美、德主导后冷战欧洲秩序，加上苏联解体，这些因素都导致阻挡北约东扩的历史机会从未出现过。

关于“北约不东扩”的保证是否存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玛丽·萨洛特(Mary Elise Sarotte)在《1989，为创建后冷战的欧洲而奋争》一书中提出，在两德统一过程中，苏联被边缘化，西方没有给戈尔巴乔夫真正的支持，美国还设计了北约东扩机制，并支持立陶宛独立，加速了戈尔巴乔夫国内地位的跌落，使苏联内政局面日益难以收拾。两德快速统一导致苏联退出欧洲，新欧洲没有其位置，引发时至今日俄罗斯对西方的深仇大恨。因此，德国统一的历史代价其实很大。萨洛特认为，布什政府对苏联有“北约不东扩”的保证，但从贝克对戈尔巴乔夫说的“北约不东扩到前东德”，变为布什等主张的原东德享有“特殊军事地位”，实际上是东扩意图的体现。 [25]

美国著名冷战史学者、哈佛大学教授马克·克莱默(Mark Kramer)在2009年发表的《对俄国人做出过北约不东扩保证的神话》一文[26]中认为，在1990年春季以前，东欧各国根本不存在加入北约想法。1990年2月,当贝克、科尔和戈尔巴乔夫等会谈时，也根本没有提及华约除东德之外的东欧成员国加入北约的问题，各国现已解密的会谈记录都没有相关内容。此后，在“二加四”谈判当中，在科尔与戈尔巴乔夫于高加索进行的会谈中都没有提及这一问题。所以，关于美国、西德曾为了促成两德统一，对苏联做出过“北约不东扩”保证的说法，是一个神话。

克莱默的分析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他未对布什政府是否有使北约东扩到其他华约成员国的意图有所辨析。对“北约不东扩一英寸”和原东德享有“特殊军事地位”两种说法之间的差异，克莱默的看法是，当时美国国务院和国安会的官员们认为，北约管辖权不东扩到原东德，无法落实北约对全德国领土的防卫，不东扩一英寸无法实行。然而，美国人立场的前后变化难以阻止人们进行反推，认为美方确有使北约东扩的意图，当时是在玩弄手腕误导戈尔巴乔夫，日后则又背约。

2010年，萨洛特发表了《不东扩一英寸：布什、贝克、科尔、根舍、戈尔巴乔夫及俄国对北约东扩的怨恨的起点：1990年2月》一文。她称，关于“北约不东扩”的交易是否存在，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第一，什么时候北约东扩到原东德以东的问题被人提出？第二，莫斯科称不能东扩，他们能提供1990年2月时交易存在的证据吗？萨洛特举出文件证据，证明美国内部当时确实已有让北约进一步东扩的意图。1990年5月，美国曾经告诉戈尔巴乔夫，北约可能东扩，但是他两次都未要求美国人做出书面保证，这是他自己做得不够聪明。萨洛特仍坚持认为确实存在“北约不东扩”的确定保证，只是戈尔巴乔夫没有认识到贝克出身为律师，对律师而言，没有落实在纸面上的口头协议，没有约束力。[27] 这种解释充斥着法条主义，有把大国领导人间的谈判儿戏化之嫌，虽然萨洛特本人很同情苏方。

关于美方是否在德国统一过程中就有让北约进一步东扩的意图问题，也有很多争论。2015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克里斯蒂娜·施波尔(Kristina Spohr)发表了《德国、美国和后冷战欧洲的塑造：1989-1990年德国通过政治统一摆脱国际束缚》一文。她认为，德国统一的前景给欧洲新秩序开辟了多种方案：以北约或欧安会为基础。根舍提出北约不东扩到东德这一安全架构的核心设想后，美国国务院认为统一的德国会退出北约一体化军事结构，贝克就受到根舍观点影响。布什看法则不同：必须确保美军和核武器留在德国，其最大目标是：苏军撤出中东欧。为此，北约可以变得更政治化，让苏联接受，但不能选欧安会为欧洲安全架构。布什不提“北约不东扩一英寸”，而是以北约更政治化和“东德特殊军事地位”并举，其用语没有直接排除北约的东扩。施波尔最后评价说：北约转变了，这在1990年的美苏欧三方看来，利于克服东西方的分裂。当时还没有意识在合适的时机碾压俄国人，像现在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解读得那样，当时西方就有让北约东扩的意图了。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助理教授约书亚· R.伊特兹科夫维茨·施福林森(Joshua R. Itzkowitz Shifrinson)在2016年发表了《是否有交易?冷战终结与美国限制北约扩张的出价》一文。施福林森认为，当年美国确实对苏联提出了北约不东扩的出价，这和萨洛特等同情苏联的学者意见相近。但作者强调不东扩并不像别人主张的那样，只是谈判中很快逝去的一页。从1990年春到夏秋，美国人一直在对苏联提出这个保证。布什政府一直在表示：在后冷战欧洲安全秩序中有苏联的位置。美国在1990年代开始促使北约东扩，确实违背了1990年的谈判“精神”。

作者提供了很多新证据，证明美国表面提出北约不东扩的出价，实际上是利用苏联的弱点，加强美国的优势，并为北约东扩敞开大门。这个设计是为了在德国统一后，美国可以自由行事，是否以及如何扩大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全由美国自己决定，同时告诉苏联其利益会被尊重。美国在和苏联大谈冷战结束后在欧洲合作的同时，准备自己支配欧洲。苏联为何接受这一设计，还不清楚，但美国确实要利用德国统一来加强其在欧洲的存在。苏联和俄罗斯日后的抱怨，错不在它们身上。毫无疑问，是美国误导了苏联。

关于当年是否有机会预防北约东扩，祖博克在2014年发表了《被逼到墙角：戈尔巴乔夫，苏联消亡和德国重新统一》一文，他提出：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们一直说高加索大交易是成功，即便一些批评者对此也予以承认。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切尔尼亚耶夫等人说如果苏联未解体，苏德或者俄德携手，能防止北约东扩，防止俄国被排斥于欧洲之外。祖博克认为，西方发现的新证据表明这是可疑的说法。美国和西德合作，以两国联盟为基础构建新欧洲，苏联内部乱局让其难以厕身其中。

综上所述，关于“北约不东扩”交易是否存在的争论，有利于让西方认识到当年在德国统一进程中，用预制构件式(Prefab，萨洛特用语)的北约机制来应对变局所造成的历史代价，并对近年乌克兰危机等导致的美俄、欧俄关系紧张的源头有所反思。

四、未来的研究方向

两德统一以来，相关研究汗牛充栋，其多维视角和多面结论异彩纷呈，推动了国际关系史、外交史、大战略、领导人决策等各方面研究。未来如各国档案能进一步解密，相信将会在以下相关领域继续推进研究：

首先，随着多国档案进一步解密，学者们利用其相互参照、补充，或对质、纠正，会使相关研究的“国际史”性质更强。一国学者往往依据本国资料，对本国外交作用过度标榜，遮蔽别国作用，阻碍研究走向深入。未来各国档案的解密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一些历史疑点会随档案解密而澄清。例如，撒切尔夫人对两德统一从阻挠到勉强同意的时间节点及具体情境至今仍不够清晰；“二加四”谈判具体过程及其影响；欧洲常规裁军谈判情况；苏联从原东德地区和东欧各国撤军的具体实施等将获推进。

再者，两德统一对冷战终结的推动作用，对苏联解体的溢出效应，对后冷战欧洲秩序构建的影响等研究会继续深化。为实现民族统一目标，西德和法国合作，对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进行了劝阻和抑制，两德统一对后冷战欧洲秩序构建的作用，美国和德国如何推动北约和欧盟双重东扩等问题，都可以结合两德统一的新档案证据，重新予以考察并得出新的见解。

注释：

[1] 田少颖：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邮编：300387）；李倩瑗：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邮编：710072）。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审读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章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2] 关于德国问题演变及两德统一研究的主要著作，参见Philip Zelikow, 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Robert L. Hutchings,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 Insider’s Account of U.S. Policy in Europe, 1989-1992, Washington D.C.: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7; Jacques Lévesque, The Enigma of 1989: the USSR and the Liberation of Eastern Europe,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Keith Mart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William. R. Smyser, From Yalta to Berlin: The Cold War Struggle Over German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Melvyn P. Leffler,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7; Vladislav M. Zubok, 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Andrei Grachev, Gorbachev’s Gamble: 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Frederic Bozo, Mitterr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German Unifica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Susan Emanuel, New York &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9; Mary Elise Sarrote, 1989-The Struggle to Create Post-cold War

Europe, Third Printing,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Robert Servi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1985-1991,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5.

[3] Marie-Pierre Rey, “The USSR and the Helsinki process, 1969-75: Optimism, Doubt, or Defiance,” in Andreas Wenger, Vojtech Mastny, and Christian Nuenlist, eds.,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System: The Helsinki Process Revisited, 1965-7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66.

[4] Karl Kaiser, “No Unity Without Security: The Security Features of German Unification,” in Detlef Junker ,et al.,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in the Era of the Cold War, 1945-1990, A Handbook, Vol.2:1968-1990,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78-185.

[5] 关于里根用“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SDI)压垮苏联，布什用外交技巧取胜等西方胜利论，参见Patrick Glynn, Title Closing Pandora's Box : Arms Races, Arms Control,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更典型代表是美国时政作家彼得·施魏策尔，其著作可参考: Peter Schweizer, Victory :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4; Peter Schweizer, ed.,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 Reassessing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 Wash., DC : William J. Casey Institute of the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2000; Peter Schweizer, Reagan’s war : the Epic Story of His forty-year Struggle and Final Triumph over Communism,New York : Doubleday, 2002；类似的著作还可参见Don Oberdorfer, The Turn: From The Cold War To A New Er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1983-1990,New York: Poseidon Press, 1991; Michael R. Beschloss and Strobe Talbott, At the Highest Levels: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93.

[6] Philip Zelikow, 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the sixth printing.

[7]  [德]霍斯特·特尔切克：《329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欧阳甦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页。

[8] 《摘自戈尔巴乔夫与乔治·布什的会谈记录》，1990年5月31日，载[俄]阿·加尔金 阿·切尔尼亚耶夫，《戈尔巴乔夫与德国问题》，周力等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7年版，第387-396页。

[9] Robert L. Hutchings,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 Insider’s Account of U.S. Policy in Europe, 1989-1992, Washington D.C.: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7.

[10] Melvyn P. Leffler,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7.

[11] Jacques Lévesque, The Enigma of 1989: the USSR and the Liberation of Eastern Europe,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Keith Mart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较早文章可参见Hannes Adomeit, “Gorbachev and German Unification: Revision of

Thinking, Realignment of Power,”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39, Issue,4, Jully, 1990, pp.1-23.

[12] William. R. Smyser, From Yalta to Berlin: The Cold War Struggle Over German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13] Marie-Pierre Rey, “‘Europe Is Our Common Home’: A Study of Gorbachev’s Diplomatic Concept,” in Cold War History, Vol.4, No.2, January 2004, pp.33-65.

[14] James W. Davi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German Unification,” in Richard K. Herrmann and Richard Ned Lebow, eds., Ending the Cold War: Interpretations, Causation, and the 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131-157.

[15] Archie Brown, “Perestroik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old War History, Vol.7, No.1, February2007, pp. 1-17.

[16] Andrew Bennett, “‘The Guns That Didn’t Smoke’: Ideas and the Soviet Non-Use of Force in 1989,”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7, No. 2, Spring 2005, pp.81-109.

[17] Vladislav Zubok, “Gorbachev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and Personality,” Cold War History, Vol.2, No.2,

January 2002, pp.61-100.

[18] Vladislav M. Zubok, 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19] Vladislav Zubok, “With His Back Against the Wall: Gorbachev, Soviet Demise, and German Reunification,” Cold War History, Vol.14, No.4, 2014, pp.619-645.

[20] Alexander Von Pla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ush, Kohl, Gorbachev, And the Reunification of Germany, Translated by Edith Burle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21] Robert B. Zoellick, “Two Plus Four: The Lessons of German Unificati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Issue 61, October 2000, pp.17-28.

[22] Michael Cox and Steven Hurst, “’His Finest Hours?’ George Bush and the Diplomacy of German Unification,” Diplomacy & Statecraft, Vol.13, No.4, Winter 2002, pp.123-150.

[23] Jeffrey A. Engel, “A Better World…but Don’t Get Carried Away: The Foreign Policy of George H. W. Bush: Twenty Years On,” Diplomatic History, Vol.34, No.1, January 2010, pp.25-46.

[24] Jeffrey A. Engel, “Bush, Germany, and the Power of Time: How History Makes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Vol.37, No.4, 2013, pp.639-663.

[25] Mary Elise Sarrote, 1989-The Struggle to Create Post-cold War Europe, Third Printing,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26] Mark Kramer, “The Myth of a No-NATO-Enlargement Pledge to Russ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2, No.2, 2009,

pp.39-61.

[27] Mary Elise Sarotte, “Not One Inch Eastward? Bush, Baker, Kohl, Genscher, Gorbachev, and the Origin of Russian Resentment toward NATO Enlargement in February 1990,” Diplomatic History, Vol.34, No.1, January 2010, pp.119-140.

[28] Kristina Spohr, “Germany, America and the Shaping of Post-Cold War Europe: A Story of German International Emancipation through Political Unification,1989–1990,” Cold War History, Vol.15,No.2, pp.221-243.

[29] Joshua R. Itzkowitz Shifrinson, “Deal or No Deal? :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U.S. Offer to Limit NATO Expans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0, No.4, Spring 2016, pp.7-44.

[30] Vladislav Zubok, “With His Back Against the Wall: Gorbachev, Soviet Demise, and German Reunification,” Cold War History, Vol.14, No.4, 2014, pp.619-645.

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