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和军事等领域，展开了除直接动武之外的激烈较量，即冷战。美国学界传统看法认为，冷战的原因在于，战后初期苏联力图将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东欧国家，并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美国的政策乃是对其行动的合理反应，美国除采取措施应对苏联的“威胁”外别无选择。然而，这种将冷战责任归根于苏联的观点，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

合作的同时心怀敌意

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就在考虑应对苏联“威胁”的问题。正如美国冷战史学者加迪斯所言，“遏制”这一词汇和概念，从1941年起就充斥于华盛顿官员的头脑中。随着战争接近胜利，美苏原有矛盾和分歧愈发凸显，美国对苏联的担忧和敌意与日俱增。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坦承，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焦虑地谈论着来自苏联的危险这一话题；而到了1944年冬天，随着胜利日临近，这一话题更成为华盛顿的主要议题。

事实上，在整个战时合作期间，美国从未放下其早就存在的对苏不信任感。战争尚未结束，美国就迫不及待地确定苏联为下一个作战对象，视其为战后最主要的威胁。美国领导人认为，德国、日本被彻底击败，英国等西欧国家被严重削弱，只有苏联具有向美国发起挑战的实力。1945年4月初，美国战略情报局在给罗斯福总统的绝密报告中称，一旦战争结束，美国要面临比日本和德国崛起更危险的局面，在可预见的未来，苏联的军事力量可能会大大超过美国。因而，如何对付苏联成为美国高层关注的重点。波茨坦会议后，美国政府就指示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草拟与苏联大规模作战的绝密计划。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观点，即罗斯福远比杜鲁门熟谙国际事务，更注重大国之间的合作。杜鲁门缺乏处理国际事务尤其是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没能很好解决美苏矛盾，特别是在东欧问题上立场僵硬，致使美苏关系紧张。换言之，美国领导人的更迭加速了冷战的到来。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毋庸置疑，对于战后初期美苏关系的恶化，杜鲁门政府难辞其咎，应承担主要责任。但实际上，在二战后期，美国政府高层不断有人主张对苏奉行强硬政策，而且罗斯福对苏联的态度也已开始变化，很难确定如果他继续执政，会采取何种对苏政策，美苏战时同盟是否能够继续维持。

就当时而言，核问题实质上体现的是美国对苏政策和双边关系，事关重大。杜鲁门的做法其实与罗斯福并无二致，都在竭力维护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尽管罗斯福的一些顾问力劝他尽早与苏联磋商，避免出现核军备竞赛和美苏关系紧张，但罗斯福并未接受。在他看来，核武器是美国塑造战后世界极有价值甚至具有决定意义的工具。美国负责研制原子弹即“曼哈顿工程”的军事负责人格罗夫斯明确表示，该工程从一开始就是基于苏联是美国的潜在对手而进行的，所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主要针对苏联。美国政府不仅拒不向作为盟友的苏联通报研制进展和分享核秘密，将其完全排除在外，甚至还将核武器作为日后应对苏联的重要工具。从这一意义上讲，罗斯福在核武器问题上所奉行的垄断政策，其实已经为冷战和美苏核军备竞赛“铺平道路”，杜鲁门政府只是延续了其前任的做法。

战后随即确立对苏遏制战略

二战结束时，美国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5，对外贸易的1/3，黄金储备的3/4，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同时，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军队人数最多时达1200万人，驻守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垄断着核武器。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美国的对外扩张创造了条件。杜鲁门政府一再声称要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实行美国的制度，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原子弹巨大的破坏力使美国得意洋洋地认为，“我们的空军现在拥有决定性武器，这种武器可以使美国从此以后建立对世界的警察统治，并迫使世界接受美国治下的和平”。战后，美国政府加快了全球扩张的步伐。

苏联是二战中抗击德军的主要力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经过战火的洗礼，苏联的军事力量愈发增强，总兵力与美国接近，并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工业，而且在东欧地区的影响和地位大大加强，因而被美国政府视为最主要的对手。1945年9—12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属的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联合情报委员会和联合作战委员会相继提出报告，强调苏联谋求取代德国和日本，在欧洲和亚洲发挥主导作用，是唯一有可能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大国。苏联不仅要占领欧洲，还将控制东地中海、波斯湾、中国东北和华北及朝鲜，最终目的是“称霸”整个世界。有鉴于此，美国开始制订针对苏联的系列作战计划，将核武器视为实现其外交和政治意图的重要工具，试图通过发动“预防性战争”，彻底摧毁苏联进行战争的能力，进而推翻苏联政府，以消除苏联对西方构成的所谓潜在“威胁”。

美国国务院苏联问题专家、驻苏联代办凯南以及白宫特别顾问克利福德等，则为美国对苏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1946年2月，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送一份“长电报”，阐释了战后苏联的外交意图及做法，并提出美国的应对方案。这份电报迎合了美国决策者的需要，受到广泛欢迎，对美国政府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杜鲁门在内的所有高层决策者阅读了电报，他们赞扬凯南作出了“十分卓越的分析”。海军部长福里斯特尔更是如获至宝，下令将电报作为数百名高级军官的必读文件。随后，凯南又在颇有影响的《外交事务》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提出一整套遏制苏联的“理论”。凯南称，苏联近期的政策目标是“大力发展军事工业，最大限度地发展武装力量”，力求分裂与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与影响，并努力扩大势力范围，强调美苏不可能有共同目标，美国必须继续把苏联视为对手，而不是伙伴。

1946年9月下旬，克利福德及其助手奉杜鲁门之命，拟就一份绝密报告，即《美国与苏联的关系》。该报告是继凯南的电报之后又一份全面分析美苏关系的重要文件。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作者多次征询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福里斯特尔等高层决策者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等部门的意见。报告强调“当今美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美国与苏联的关系问题”，提出美国政府必须首先采取措施，“制止苏联进一步的扩张”，以保证“至少在近几年中，西欧、中东、中国和日本将不会落入苏联势力范围之内”；向苏联“势力范围”之外地区开展的反苏斗争提供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为使美国的军事力量能有效遏制苏联，美国必须做好进行原子战和细菌战的准备；必须引导并动员美国舆论，使本国民众充分认识到苏联对西方所构成的“威胁”，从而支持政府的行动。克利福德的报告勾画了美国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的基本框架。

在凯南和克利福德看来，无论美国如何行事，都不能改变苏联的战略意图，美苏对抗在所避免。他们建议，美国必须加强自身实力，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采取经济、政治等多种手段，以应对苏联的“威胁”，在可能的情况下阻止战争，在必要的情况下打赢战争。正是这些看法，为美国政府遏制政策的出台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为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对苏战略的重要基础。

苏联的应对更多是出于防御

与美国相比，这个时期苏联的政策远非西方所认为的具有“进攻性”和“扩张性”，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苏联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巨大牺牲，大约2700多万苏联人死于战火，1700多座城市、7万个城镇、3万多个工矿企业遭到破坏。战争结束时，苏联数千万民众无家可归，1945年谷物产量仅为1940年的50%，钢产量只有1940年的65%，1946年又遭遇罕见的旱灾。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成为苏联最迫切、最主要的任务。因此，这一时期的苏联无意也无力与美国和西方争斗，而是尽力避免一切冲突。

斯大林多次表达与西方继续合作，以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愿望。在他看来，“尽管经济制度和思想体制不同，但这些制度的共处，以及美苏分歧的和平解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为了普遍和平的利益也是必要的”。为此，斯大林多次致电杜鲁门，希望就战后美苏合作问题与美国领导人磋商，并表示完全相信，为了两国人民的幸福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持久合作，苏联和美国在共同战斗时结下的友谊今后将顺利发展下去。同时，苏联坚信通过与资本主义和平竞争，可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势，双方的利益并行不悖。因而，为避免与西方国家发生冲突，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尽快恢复经济，苏联在对美政策方面极为谨慎、克制，恪守战时美苏达成的各项谅解与协议。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不会干预美英势力范围内的事务。

事实证明，苏联有关大国继续合作的设想不过是一厢情愿。很快，在东欧问题上，美国开始向苏联发难。美国政府完全忽视苏联在中东欧地区建立“缓冲地带”的战略需求，夸大所谓苏联“威胁”，将苏联在东欧的举动视为其对外“扩张”、意在“控制”整个世界的开端。

杜鲁门政府的冷战战略首先通过马歇尔计划大举推进。对美国而言，欧洲有着重大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美国要称霸世界，必须首先牢牢地控制住西欧。马歇尔计划是美国为扶持西欧、遏制苏联而采取的实际步骤，是其挑起冷战的重要一环。该计划加强了美国对西欧的控制，促进了美国商品和资本向西欧的输出，增强了美国遏制苏联的力量，为西方政治军事同盟的建立打下基础。苏联谴责马歇尔计划不是为了欧洲的统一和重建，而是将欧洲分裂为两个集团。随后，苏联与东欧国家相继签署一系列经济和贸易合作协定，被称为“莫洛托夫计划”，两个市场由此形成。

北约是美国在欧洲同苏联对抗和冷战的重要工具。这一军事集团的建立，标志着美国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部署初步完成，不仅使美国加强了对西欧的控制，而且进一步加剧了东西方的对立。作为回应，苏联建立华约组织以抗衡西方，从而在欧洲形成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

总之，在战后初期，美国的政策无疑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和扩张性，而苏联的政策总体上是防御性的。事实上，在与西方的数次交锋中，苏联多是妥协退让。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表明，直至1947年中，苏联仍未放弃与西方合作的设想。但随着美国对苏敌意的不断加深和政策的日渐强硬，苏联的这一希望落空了。从本质上讲，美国对共产主义的仇视和意识形态的偏见，是其发动冷战的思想基础。尽管冷战早已成为历史，但冷战思维仍深刻影响着当今美国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