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江隆基在兰州大学当校长时曾经说过，在兰大文科三系中，称得上有真才实学的，就是赵俪生一个。他还说：“一九三四年入学的清华学生，出过几支大手笔，赵俪生是一个，王瑶、韦君宜也是……”（见《赵俪生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第8页）。如今，继《王瑶全集》和韦君宜《思痛录》之后，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也已问世。读这本书，让我在体味“可怜盛世存儒雅”（殷焕先赠赵俪生诗句）的同时，也不由得想到“盛世”的由来和发展……

就苦难深重的中国来说，三十年代的大学生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代。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出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长大。按理说这批人有条件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幸福的新中国，但由于遇上九·一八事变以及国共两党交恶，因此他们不但要承担救亡的重任，还生活在一个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思想环境之中。于是，到了一二·九运动时，他们的表现和选择便与五四青年有所不同。

诚如赵俪生所言，如果说五四运动的核心基地是北大的话，那么一二·九运动的核心基地则是燕京和清华。他还说，一二·九运动之所以获得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组织起了很大作用。说到组织，其背景值得注意。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并不讳言，当年他们向西北逃跑的目的不是为了抗日，而是想投靠苏联。韦君宜在《我所认识的蒋南翔》中也说，一二·九运动期间，蒋告诉她：“红军已经过了黄河，如果打起仗来，苏联的拖拉机可以改装成坦克……”（《世纪清华》第50页）。可见在这次学生运动背后，还有外国势力的影响或干预，其中主要是国际共运和大东亚共荣对抗的问题。我不知道韦君宜听到蒋的话是什么想法，现在看来，却给人一种前门拒虎、后门迎狼的感觉。也许有人会说，把拖拉机改成坦克是为了帮助中国抗日。这不是无知，就是有意歪曲历史。西安事变时，苏联之所以发来指令，主张和平解决，不过是想利用蒋介石来对抗亲日势力罢了。抗日战争中，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并发表共同宣言，则是为了牺牲中国，保全自己。其中“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等条款，就是支持纵容侵略者的明证。后来，苏联坦克的确开进来了，可那是在胜败已定，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不过是下山摘桃子罢了。不仅如此，苏军进来之后，对于挑起中国内战起了很坏的作用。遗憾的是，我们谈论这段历史时只讲日本的扩张侵略，不谈苏俄的颠复破坏；只讲一方面不抗日，不讲另一方面利用抗日、破坏抗日；只骂投降日本的汪精卫，不骂卖身投靠的张精卫、李精卫。所以，如何透过意识形态的迷障来审视苏俄和日本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乃是反思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不是继续被蒙蔽，就是刻意在撒谎。

早在一九二五年张奚若就说过：“以金钱的势力和宣传的手段，一方面使我们的社会上本来很有希望的分子舍了脚踏实地救国救己的途径，去弄那摇旗呐喊，务虚名忘实际的依赖事业，一方面扶助我们社会上极恶劣的势利分子排挤那极好的公正分子，小之足以阻止我们的真正解放，延长我们的束缚期间，大之足以引起世界战争，增加我们的无穷负累”，乃是苏俄对待中国的主要伎俩（《晨报副刊》第一二九一号）。尽管此公在二十年后也犯糊涂，但事情的发展证明其言不谬。需要指出的是，五四运动是没有政治组织插手的，可见就学生爱国运动的纯洁性而言，五四与一二·九也不可相提并论。如果说前者是一场学生运动的话，那么后者则有运动学生之嫌。不正视这一点，就不会明白以后那一系列的灾难由何而生。

除此之外，人们对组织的认识和参加组织的动机也有不同。比如三十年代的韦君宜，就是所谓很有希望的分子。她说：我没有“放弃……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由于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括在组织的信仰里面，所以我认为要爱国就必须把一切献给组织。可见她对组织的认识非常幼稚，参加组织的动机也比较单纯。加入组织以后，她常常遇到许多不可理喻的事情，以至产生悔不当初的念头。这时，那种献身精神就要起作用。于是她“一面牢骚满腹”，一面说服自己“继续做‘驯服工具’”（《思痛录》第45页）。在我看来，他们好像并不明白人类社会的进步不应该建立在理想的企求上，而应该建立在试错的基础上。他们对于那些声称“有能力构设出自此往后五百年甚或五千年文明”（哈耶克语）的个人和组织，缺乏必要的警惕。这其实是很可怕的。献身于骗人的理想，与委身于魔鬼没有两样。二十世纪的白色恐怖、褐色恐怖、红色恐怖，不就是在天花乱坠的理想预设中降临的吗？不仅如此，那种献身于美好理想的说法还给当事人一种虚幻的崇高感，使他们把自己的无知当作无私，把上面的无赖当作无奈。即便是后来有所觉悟，也要为当年的献身精神进行辩护。正因为如此，《思痛录》的反思才不那么彻底，痛定思痛也难免要打折扣。该书从延安整风写起，历数了一次次运动的残酷与荒谬，但是作者却在写作“缘起”中说：“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也要坚信当年“所宣布崇拜的主义”。这种不悔少作的心理在他们那一代人身上普遍存在，是一种很难超越的思想障碍。

与韦君宜相比，赵俪生好像多了一点书生气。一二·九运动时，赵因为表现积极，也被组织相中，于是蒋南翔跑来对他说：“你人很诚实，在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的热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热情是多变的，它还需要组织的保证”。经过认真考虑，赵认为自己受不了布尔什维克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所以他表示只愿意做一个马尔托夫式的孟什维克，即“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自叙》第47页）说白了，他还是不愿依附任何组织，不愿出让人格尊严。

从后来的经历看，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抗日战争前夕，做为外围组织的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曾派他到山西参加牺盟会的训练，他因为正在翻译一部苏联小说，便推迟了半年。到了太原后，早走一步的清华同学已经是牺盟会的各级领导了，于是他只能忝列末座。不久，他离开太原辗转到了长沙。当时长沙临时大学已经成立，他本来应该回校继续学习，但是在民先的安排下，他又返回山西抗日前线，并因为遭遇日军撤到延安。在那里，他目睹这个革命圣地许多不“圣”的一面，再加上“没有‘解决组织问题’的紧迫要求”，遂取道西安，第三次返回二战区，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四十年代后期，他又是最早被组织接收的学者之一。纵观赵俪生的一生，尽管他始终是围绕着组织在转，并因为向地下组织提供情报，被美国同行讥为特务，可是他本人却一直游离于组织之外。本来，他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好，后来他才明白不参加组织意味着什么。八十年代初，曾经在游击队当过组织科长的孙雨亭已经是省委书记了，一次酒足饭饱之后，孙对他说：“老赵呀，当年有个事要跟你说清楚。那次晋南干部总结会之后，调整班子，你已经是公认的宣传科长啦，可是到头来还是老朱上你不上，你知道为什么吗？现在可以说破了，就是因为老朱是党员，你不是。论工作，无论编报、讲政治课，老朱都远远不如你，可他是党员呀。我讲这些是叫你打破学生不参加党的戒律。你不入党，党不吃亏，你吃亏呀。”（《自叙》第80页）这就是说，倘若老赵当时就参加了组织，不也是省级大员了吗？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看来，所谓入党做官，所谓武大郎开店，并非始于今日。这样一来，人们也就很难分清谁是崇高，谁是卑鄙，谁是无私，谁是无赖……

没有参加组织吃亏，参加组织就不吃亏吗？在这本书中，赵俪生还提到一些大人物，比如姚依林、荣高棠、牛佩琮、牛荫冠、韩钧、赵宗复等等。与前二人相比，后几位在文化界恐怕知道的人不多。他们是牺盟会和决死队的领导人物，当年我父亲因为与他们共过事，所以文革期间前来外调的特别多。父亲忙不过来，让我帮助抄写证明材料，使我对这些名字比较熟悉也比较注意。与证明材料相比，赵先生写的那些事例自然要生动得多。在这里，我想谈谈牛荫冠和韩钧。牛出生于山西兴县蔡家崖一个大地主家庭，一九三三年考入清华大学，比赵俪生高一级。在一二·九运动中，他因为表现积极而加入组织。一九三六年，再过一年就要毕业的牛荫冠受组织委派，率先回到山西，成为牺盟总会的主要负责人。十二月事变（即晋西事变）后，他一直在晋绥边区负责财贸工作。他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好事，被视为开明绅士。可是到了土改的时候，不知是为了邀功还是迫于无奈，作为工作组组长的牛荫冠居然召开“斗牛大会”。一开始，他坐在台上，父亲跪在台下。批斗之后，他像穿牛鼻一样穿了父亲的鼻子，牵着游街示众（《自叙》第157页）。人残忍到这种地步，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韩钧是决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十二月事变的关键人物。决死纵队是抗战初期山西组建的新军，隶属于第二战区。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韩钧在致阎锡山（字百川）电报中称：“总座百川同志：六十一军等欺我太甚，甘作汉奸，学生誓以二纵队万余健儿，为总座争一伟大胜利，兹定于十二月十二日誓师，此后半月内，恐无暇报告钧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生报告恩师最后之一言，胜利的结果将见，受教学生韩钧敬叩”（《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第二四页）。阎收到这份电报后，连声说“韩钧反了”，从而揭开了十二月事变的序幕。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次事变之后，十几万新军由二战区“过渡到党的单一领导”，第十八集团军也因此而扩大了许多倍。所以这一事件被视为“决死队突变的节日”（《牺盟会与决死队》第438页）。按理说韩钧是这次“过渡”的最大功臣，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却背上了“破坏统一战线”的黑锅。据赵俪生说，一九四八年秋天，他在邯郸遇上一个人，此人主动与他打招呼，一问，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韩钧。交谈中，他发现对方有一种欲言又止的苦衷。没想到分手后不久，韩居然用服安眠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赵俪生说，“像决死二纵‘叛变’以及什么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的委曲和内幕”，韩是不会对他讲的（《自叙》第124页）。但我以为，在新旧政权更迭之际，其他人都准备论功行赏英雄排座次了，韩钧却选择自杀之路，肯定是有常人难以想象的原因。他在临终时主动找赵俪生，也许是想一吐真情，为后人留点信史。如果真是这样，有关十二月事变即决死队过渡的内幕，就不是一个难解之谜了。其实，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类似的谜团实在太多了，这就为随心所欲地歪曲历史、篡改历史提供了方便。歪曲篡改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愚民，也是为了伪造合法性。其代价，当然是国家遭殃，百姓受难。从这个意义上说，《篱槿堂自叙》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历史的角度和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结构耐人寻味。全书以一九四九年为界分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篱槿堂自叙》，从第一章乡土和身世，写到第九章华北大学，相对完整地回忆了作者前半生的经历；第二部分是几篇回忆录，断断续续地写了与作者后半生有关的一些人和事。一本十几万言的回忆录在结构上居然不能统一，令人不可思议。我想，以赵俪生之“儒雅”，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或难言之苦，是不会这样的。也就是说，一个在“盛世”中幸存下来的历史学家，到了耄耋之年又逢盛世，却还是不能秉笔直书，这也许是对“可怜”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