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诗文西译外传，始于何时？一九九四年二月，《读书》杂志曾刊出柳叶所撰《英译〈苏东坡文选〉》一文，提及李高洁（Cyril D. Le Gros Clark）的译著及其与钱锺书交往等事。一九三一年，英国汉学家李高洁出版了其译《苏东坡文选》（Selections from the Works of Su Tung-po）一书，不久钱锺书先生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一篇书评评骘其译文，后来李氏敬佩钱先生，邀请钱先生为其书再版撰序。李高洁的译著，是第一部以书单行的东坡西译作品。在此之前，东坡诗文在域外的传播，都是单句、单篇的外译，或存在于选集中，或出现于外文文章的引用中。
二〇一八年万燚在其著《美国汉学界的苏轼研究》中指出，一八三九年普鲁士来华传教士郭实腊（K. F. A. Gützlaff，1803-1851）在《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上刊出了一篇针对《苏轼全集》的书评，因而郭氏是英语世界苏轼研究第一人。此后，徐华在二〇二一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指出，东坡诗文在英语世界的首译是一八三八年郭实腊所译的东坡诗《赠眼医王彦若》。
郭实腊的译作附在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的一份报告之后。一八三五年，美国来华医学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创办了一个眼科诊所，这便是著名的博济医局的前身。博济医局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家西医学府，后因纪念孙中山先生在此学医，改名为孙逸仙纪念医院，现属中山大学。伯驾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西方眼科，同时也引进了现代医学。伯驾每半年为这家眼科诊所撰写一份报告，这些报告在欧美和中国几个英文杂志同时刊载，后来又在美国有重刊，还被转译为法语在法国重刊。伯驾在一八三八年上半年的报告中，提及诊所自开业以来一共医治了四百六十六位白内障患者，其中八十四位是近半年的就诊患者。这些数据，反映出伯驾的医术高超，已经赢得了极佳的声誉。伯驾的报告最后一页附有上述东坡诗的译文，因有多个杂志转载的缘故，郭实腊所译东坡诗也就在域外广为传播开来。
伯驾在译文之后，附有按语说明。起因是一位名叫马思雅（Ma Szeyay音译）的文人，患有白内障，经由伯驾操刀做完手术，重新获得了视力。故而马氏送来一把镀金的扇子表示感谢。马氏在扇上抄录了东坡的一首诗。马氏的一位朋友，在扇子的另一面画了一幅冬松图。他们送此扇向伯驾道谢，像东坡写诗向眼医王彦若表达感谢和敬佩的感情一样。此时广州正处夏暑，炎热难耐，二友希望此扇或可助医生驱热消暑。
尽管伯驾没有指出这首诗的诗题，但不难通过译文推测到原作是《赠眼医王彦若》。东坡三十五岁（一〇七二）始患眼疾，其文集中多次提及。此诗作于元丰八年（一〇八五），东坡于诗中描述了著名眼医王彦若一边谈笑自若，一边为患者做了极难的眼科手术，助人恢复了视力。伯驾是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据此诗判断患者的眼中长了“翼状胬肉”（pterygium）。东坡原诗中“翳”字出现了四次，都被郭实腊译成了“cataract”（白内障）。伯驾根据医学知识判断，白内障是晶状体，而“翳”是眼睛表面的一种膜状物，故而可能东坡诗中所指，应是翼状胬肉。在这里伯驾加入了他的注释：“pterygium”这个词，是古希腊语演变而来的，原意为“翅膀”。这个意思，正好符合《康熙字典》中的“翳”字的解释：“翳”表示门或窗户上的屏风、昏暗、遮阴，类似翅膀，能开合或关闭等。他又引述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华英字典》对“翳”字的解释：“一种雨伞、阳伞或扇子，用来遮盖，或屏蔽。”伯驾报告中所附的英译东坡诗，出自郭实腊之手。
另据笔者调查，东坡西译，最早可追溯至一七二八年法国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用拉丁文翻译的苏东坡诗文中的片段。这个片断出自东坡《王者不治夷狄论》一文，译文载于马氏所著 《汉语札记》。马若瑟在十七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学西传史等方面有多项开创性的功绩，可谓是“中国文学西传”第一功臣。一七二八年他以拉丁语写成的《汉语札记》，是第一部关于汉语语法的著作。该书代表了十八世纪西方研究汉语的最高水平，书中所选文句皆取自中国经典作品。然而，《汉语札记》一书在马若瑟生前未曾出版。该书稿后被法国汉学家雷慕沙在法国皇家图书馆发现，雷氏请其学生儒莲誊抄了数份。这些抄本中的一份，寄给了在英属马六甲的马礼逊。马礼逊向多方争取出版资助，终于一八三一年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出版了该书。马礼逊后来又寄了一份给在广州的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1801-1861）。裨治文是首位自美國来华的传教士。裨氏请其亲戚裨雅各（James Granger Bridgman，1820-1850）将其译成英文，于一八四七年在广州《中国丛报》印刷所印行。
《汉语札记》一书的第二部分分为五章，主要讨论书写语言的风格。其中第三章节选了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文段进行分析，包括了《易经》《诗经》《书经》《大学》《论语》《庄子》《扬子》《荀子》，以及欧阳修和苏东坡—先秦之后入选者仅欧阳修和苏东坡两人。马若瑟征引苏东坡《王者不治夷狄论》一文中的一个句子来做风格分析。这个句子是：“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汉语札记》书稿完成于一七二八年，在一八三一年出版之前曾有多个抄本。笔者已读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一七二八年二稿（一稿为残稿，藏于大英图书馆。二稿是定本、最全），也读过一八二五年、一八三〇年完成的两个抄本。故而可以断定：东坡西译，始于一七二八年马若瑟，出处是其用拉丁语撰成的《汉语札记》。《汉语札记》在一八三一年刊行之后，英语世界才开始关注东坡诗文，遂有郭实腊等人针对东坡《王者不治夷狄论》的批评。也正因为此书的出版，方有一八三一至一八四二年间，郭实腊在其多种论著中多次提及东坡及其诗文。一八四二年三月，郭实腊发表了一篇针对《苏东坡全集》的长书评，使用了一种阴阳怪气的语调，给予东坡著作较多负面的评价。这是为何？也与《王者不治夷狄论》一文有关。
苏轼所处的时代，宋朝一直有边境隐患。辽、西夏等对宋虎视眈眈。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六月，宋与西夏订下了屈野河西划界的协议。据《宋会要辑稿》，嘉祐六年八月十七日，苏轼、苏辙两兄弟同赴秘阁制科考试。这场考试是考“秘阁六论”，即六篇命题作文，题目是：《王者不治夷狄》《礼义信足以成德》《刘恺丁鸿孰贤》《礼以养人为本》《既醉备万福》《形势不如德论》。其中《王者不治夷狄》一题，出自《春秋公羊传》经文“公会戎于潜”句。因而，对宋而言，辽和西夏是夷狄，主动与夷狄议和，始终是折辱之事，故而此题既考经传，也要求答题者回应时事，为此前重要历史事件写出合理化的解释。
经文“公会戎于潜”，其中“公”即鲁隐公，背景是隐公二年春，隐公与戎人在“潜”这个地方会谈，但未能谈拢，同年八月双方才达成协议，故而经文后续有一句，“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前句只说“会”，即仅有会谈，没有结果，而后句则是强调了“盟”，即已结盟。春秋三传中，《左传》有更详细的笔墨写出历史事实。《左传》此段有曰：“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修惠公之好也。戎请盟，公辞。”后文又有续：“戎请盟。秋，盟于唐，复修戎好也。”由这几句可知，二月，戎人请求和盟，所以隐公赴“会”，对方是想重修“惠公之好”。惠公为隐公之父亲，素与戎人有旧盟，此前两邦关系友好。《春秋》一书以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开始。鲁惠公崩逝，隐公庶出，代其弟太子允（恒公）掌国君之位。戎人请求会谈之时，隐公暂摄君位，权力不稳，而且可能对戎人所提的条件他不满意，故而“公辞”。过了大半年，到了八月，戎人又来请求会盟，这一次在“唐”这个地方确立了结盟的和约。潜、唐（棠地），皆在鲁西南，中间隔着泗河，唐在西南更南的地方，离鲁更远。据此可推断：隐公提出的条件之一，便是戎人退到更南、更远的地方，到河的对岸去。但是，宋朝与辽、西夏的关系，却与此局势相反。此时的宋，常受夷狄侵扰，明显是较弱势的一方。其时，屈野河东西两岸，本为宋朝管辖之地。宋朝为求暂时的和平，让出利益，重议边界，急订和议。
对“公会戎于潜”一句，何休这样注解：“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而可矣。”东坡则依此句而展开论述。东坡认为，经文中“会”字很值得推敲，因为“夫戎之不能以会礼会，公亦明矣，此学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说也”。因为戎人不可以“会礼”的“礼”相待，因为戎狄不可能“化诲怀服”、得到教化，所以这个“会”字用得令人生疑。东坡认为：“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诲怀服也，彼其不悍然执兵，以与我从事于边鄙，则已幸矣。又况乎知有所谓会者，而欲行之，是岂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将深责其礼，彼将有所不堪，而發其愤怒，则其祸大矣。”意即，戎人不犯境，已是幸事。如果以“会盟”的礼仪、以华夏的礼仪，去要求蛮夷，而对方又做不到，则会令对方很难堪。这只会激怒对方，惹来更大的灾祸。但是，既然孔子用了这个“会”字，便必有其深意。东坡又强为之解如下：“仲尼深忧之，故因其来而书之以‘ 会，曰：若是足矣。是将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观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纯戎狄者，疾夫以中国而流入于戎狄者也。”因为是对方主动要求结盟，所以虽有深忧，但仍可用“会”字来记录。这样做还有一层原因，那便是虽然戎狄不懂礼、不可教化，不可以华夏的治理方式去治理夷狄，但是自己不能失了礼数。所以说，《春秋》此处所写的不是惧怕夷狄，而是怕中国失去了“礼”，堕落变成了夷狄。因而，东坡就此扣紧国家治理的主题，点出了其主旨：针对不同族群，要有不同的治理方式。
此时的宋朝本是失地求和，但是官方的考卷竟然要考生为这种受辱的情况做正当的、合理的解释，以显示出在道义上、文化上很有自信。东坡全文的论点是：“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此句结合孟子的“人禽之辨”，区分中国与夷狄，直接将华夷之别等同于人禽之别。东坡《王者不治夷狄论》可谓是很高超的应试作文，既扣紧了经典传释来申论，又回应了官方的意识形态要求。然而正因为这样，此文反而算不上是上乘佳作，何况其论证过程中有曲解经传、枉顾历史事实的情况。
《王者不治夷狄论》中的句子，隐含了中心与边缘、文明与野蛮的华夷观念。这些观念，通过马若瑟的著作和翻译，而为十九世纪的来华西方人所熟知。故而东坡的观念，也经常被引用，作为批驳的对象，或被放大，被当成代表了中国的夷夏观念。因而东坡诗文外译的影响，与近代中外势力此消彼长有一些关系。徐华曾指出，郭实腊“于一八三三年创办的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里不止一次刊登了苏轼的作品，如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论》，便引用了上文提及的苏轼《王者不治夷狄论》中的同一段话”（徐华：《苏轼文学作品的英译与传播研究》，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二〇二一年，190页）。笔者翻查杂志，核对原文后发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刊于道光癸巳（一八三三）六月，是月刊，郭实腊引述苏东坡句子的文章《论》发表于道光癸巳八月一期，即该刊的第三期，而非创刊号。薛超睿在二〇一三年发表的论文指出： “一八三二年三月，东印度公司一位名叫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的职员在致苏松太道吴其泰的书信中就已经引用过这段话。”（薛超睿：《苏东坡——英国汉学对苏轼的最早接受》，载《中国文学研究》二〇一三年第四期，122页）笔者查核相关资料发现，此论也有误，胡夏米的引用，应是在一八三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之后。据胡夏米的英文信件可知，吴其泰在六月二十三日的回信时提及，中华夷夏观念中的“夷”并非完全否定的概念，因为孟子提及了舜和文王都是“夷”，故而，吴氏反问：“‘夷这个词怎么会是不敬之词呢？除非是在你自己的想象当中才是不敬之词。（How then can this term be disrespectful， except in your own imagination？）”吴其泰依据的是《孟子·离娄》一章中的句子：“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但是，很快胡夏米发回了四条回应意见，其第四条即是针对东坡《王者不治夷狄论》的观念而阐发的。胡夏米将东坡原句译为如下这一段话：“The E. and the Teih cannot be governed by the same rules of government as those of the central nation. They are like the brute creation （like birds and beasts）； if liberal rules of government were applied to them， it would infallibly give rise to rebellious confusion. The ancient kings knew this well， and therefore ruled them without laws.”胡夏米据此推断：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夷”即是蛮夷，代表了文明等级上的落后状态，所以“用此词来指称大不列颠的国民，对他们那个具有光荣特征的国家来说是一种侮辱，这样刺激了他们的心灵，只会引起他们的敌意和恶意”。胡夏米应该熟读了东坡的整篇文章，因为他反面地使用了东坡“彼将有所不堪，而发其愤怒，则其祸大矣”这一句的句意。
一八三二年胡夏米对东坡这段话的翻译，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一八三一年出版的马若瑟《汉语札记》。胡夏米或自己读了该书，或间接地得自其好友郭实腊的转译。一八三二年二月，郭实腊和胡夏米等乘坐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沿海北上，途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以及朝鲜等地。一八三四年，郭实腊将此段游历写成书，出版为《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1831， 1832， 1833.Lon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为其赢得了巨大的声名。“阿美士德号”其实是一艘间谍船，此次非法航行，郭实腊为英国收集了不少中国沿海城市的情报。这些实地考察获得的情报，便为随后发生的鸦片战争中的英国提供了作战的参考。在胡夏米写书信的同一时段，郭实腊也在其文章中引述过东坡这一段话。比如，在一八三三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三期上，郭实腊对該句中的华夷观念有进一步的反驳。
此后，东坡《王者不治夷狄论》中的这一段话或相关段落，在十九至二十世纪初的一些中外关系著作中经常出现。一八三六年，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所著的《中国人》第一卷中便直接摘录了马若瑟用拉丁语所译的《王者不治夷狄论》段落，并附上他的英语转译和评论，批评了中国人的华夷观念，以及对外国人的不友好。德庇时于一八四四年出任第二任港督，其汉学著作虽有偏见，观点也有偏颇，但是因为其地位的显赫，其作品也就流传广远。一九一〇年美国学者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在其所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抄录了德庇时英语转译的《王者不治夷狄论》片段，用以解释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在抄录完德庇时的英译文段后，马士更进一步批评：“在理论上，中国人一向对于‘道极其尊崇，这是可以相信的，他们治理不理解‘道的夷狄的原则，同对于他们自己人民实行的原则是两样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一卷 一八三四至一八六〇年冲突时期》，张汇文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五七年版，129页）由此可知，近代来华西方人中有一大部分认为中国人排外排教，其直接引证的理论依据便是东坡的《王者不治夷狄论》。
总之，东坡西译，始于马若瑟一七二八年的拉丁文译文，后因在一八三一年的正式印行，遂引起了在华西方人的兴趣，此后方有一八三八年郭实腊首次英译东坡诗。郭实腊在近代时期东坡诗文的西译和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笔者遍阅《中国丛报》二十年间各卷文章便发现，仅有郭实腊一人专门讨论东坡及其诗文。一八四〇年之前的郭实腊对于东坡有颇多的尊重，这是延续自马若瑟、马礼逊等人对于中国伟大作家的尊敬，但是在一八四〇年之后郭实腊便开始对东坡有极不友好的评价。这种不友好的评价，来自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对华的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