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仁统”是效韩愈的“道统”提出来的。韩愈的“道统”是老话题，但少有人说苏轼的“仁统”。

“仁统”与“道统”。韩愈的“道统”之“道”，内涵是儒学的仁义，即其《原道》说的“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他随之将这与佛、老之“道”严格地区分开来：“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从尧、舜到孔、孟，构成儒学道统的源流，传至荀子、扬雄不再完美。韩愈在中唐续孔孟之道，终生游于三代两汉之书，存圣人之志，行仁义之途，且以古文传道，他的执着在《原道》与《论佛骨表》里有充分的表现，故后世认为他是儒学道统的继承者。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二书》中作了类似的梳理，说扬雄死后，继承儒学道统的是韩愈。

北宋欧阳修敬韩，在《记旧本韩文后》里称道韩文深厚雄博，浩然无涯，万世共尊，天下共传。苏轼是欧阳修的弟子，曾说欧阳修为人如孟轲、韩愈之徒。他在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后，为表达对主考官欧阳修的谢意，写了《谢欧阳内翰书》，其中说“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这是他自我的见解，韩文之传不论，可知苏轼出川前就学了韩文；而他给梅尧臣的信说，七八岁时就读欧阳修之文而知其人，故苏轼文章得韩文的朴实与气势，又得欧文的委婉与从容。

苏轼有《韩愈论》，批评韩愈好圣人之道的名，未乐其实，不当混言孔子说的一视同仁，认为仁义礼乐出于情而非性；又在《扬雄论》里批评韩愈的性三品论，说他流入佛、老而不自知。但他的《潮州韩文公庙碑》盛赞韩愈，称其“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以及“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成为关于韩愈的经典评价，其“文道说”将扬雄之后“道”的传播与韩愈相接。

苏轼没直说自己的道统，他解《虞书·大禹谟》的“皋陶迈种德”时说：“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出于礼，而仁不可胜用矣。舜、禹、皋陶之微言，其传于孔子者盖如此。”（《三苏经解集校》）这说明礼、仁相与为一，礼表仁里；仁的传播从舜、禹、皋陶至孔子，由此构成苏轼的“仁统”。这里没有韩愈提及的尧，但苏轼解《夏书·五子之歌》“今失厥道，乱其纪纲”时说：“大曰纲，小曰纪，舜、禹皆守尧之纲纪。”据此可知舜之仁得于尧；没有提及孟子，但苏轼《孟子论》说，孔子死后，得其思想的唯有孟子，据此可以说孟子得孔子之道。而在《子思论》里，苏轼对荀子和扬雄“务为相攻之说”有批评，可见苏轼“仁统”与韩愈“道统”的轨迹从尧至孟子几乎呈叠合状态，虽说他还受老庄、佛禅的影响，其儒学不及韩愈纯粹。

自视成就为经学。苏轼自我人生的总结最值得关注的有三：

一是关乎命运的性格。苏轼晚年居儋时说：“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书谤》）这“遭口语无数”，乃因他“性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通判厅题名记》）。言为尽性，不顾命运所之，结果和韩愈一样因言遭祸。苏轼性格受母亲程夫人的影响，少欲学东汉范滂，及长刚直不阿，《上神宗皇帝书》批评王安石变法，坦言自己平素讥刺甚众，怨仇实多，难免有性命之危。但为天下之事，耿直进言，死亡亦可不辞。

二是功业。苏轼北归途中路过镇江金山寺，写了六言小诗《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当时他已老迈，朝廷风波未平，仕途无望。论平生功业即事功，他说了三个流贬地：黄州、惠州、儋州。其实他在三州均无自我期望的功业，黄州时说周公瑾而酹酒江月，感叹自己功业未成；惠州时观白水苍山，自吟“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一》）；离开海南之际，高歌“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夜渡海》）。因此这“功业说”更像他《洗儿戏作》自道的“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悲愤之际诙谐自嘲。

三是成就。苏轼北归时对李端叔说，我65岁了，体力毛发与年龄相称，不知能否与你相见。这且不说，“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答李端叔其三》）。这“了得”的《易》《书》《论语传》，合称“经学三书”或“海南三书”，即《易传》《书传》《论语说》。《易传》之作，他承父苏洵遗命而为，故又称《苏氏易传》。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贬居黄州后从事《易传》《论语说》的撰述，并在黄州基本写就。元符三年（1100年）三书才告最终完成，前后近二十年。他还对苏伯固说，“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答苏伯固其三》）。三书在他生前未刊行，最后托付给钱济明，说三十年后当有知道这三书者。他绝口不提使自己名满天下的诗文词赋，只说“经学三书”让他人生没有虚度，三书的《论语说》散佚，《易传》有其父其弟之功，《书传》最集中表达的是他的仁义思想，劝人志于仁义，积学以成。显然，他自认一生的成就是经学而不是文学。

关于仁义的表达。苏轼受庄子和陶渊明的影响很深，苏辙为他写墓志铭，提到少年苏轼读《庄子》甚合己心，居惠、居儋的随缘委命，来自庄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集释·人间世》）。他在黄州时，自称前生是陶渊明，筑雪堂，躬耕东坡，完成从士大夫苏轼向“东坡居士”的转化。居儋以《陶渊明集》为友，遍和陶诗。苏轼深得庄、陶的人生精神，故能在流贬地化困窘为平淡、化忧伤为快乐。但他思想的主导不是庄子的逍遥，也非陶渊明的静穆，而是儒学的仁义。

他省试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为《尚书·大禹谟》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作解，说为政“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体现了他仁政的主张。他在《上神宗皇帝书》提出社会变革的九字方略：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主张不以新政伤民之利，根子是仁义。

苏轼晚年著《书传》，为《商书·咸有一德》的“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作解：“圣人如天，时杀时生；君子如水，因物赋形。天不违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不斁。”还在《始终惟一时乃日新》一文中引用《周易》“天下之动，正夫一者”时说：“天一于覆，地一于载，日月一于照，圣人一于仁，非有二事也。”并从孟子的天下定于一、不嗜杀人者方能一，推论出“圣人一于仁”，仁为治天下之本，与“天不违仁”相合。

他又解《虞书·尧典》的“钦明文思安安”，然后说：“夫惟天下之至仁，为能安其安。”把仁提升为“至仁”，强调仁的完善，用之以安天下。在为《周书·梓材》作解时，说《大诰》《康诰》《酒诰》《梓材》“虽古语渊慤，然皆粲有条理，反复丁宁，以杀为戒，以不杀为德。此《易》所谓‘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故周有天下八百余年。后之王者，以不杀享国，以好杀殃其身及其子孙者，多矣”。并举了唐末五代时后汉隐帝的例子，称欲享国长远，福及子孙，应该施行仁义。苏轼对仁义的表达如此，其用当符合韩愈说的“行而宜之”的法则。至于仁义的修养则在个人，故其《仁说》说君子志仁，求仁不获则反求诸身，进而以仁义兼济天下。

苏轼一生遭流贬，始终达观面对生活，在黄州乐于做黄州人、在惠州乐于做惠州人，在海南干脆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寄海南黎民表》），无论怎样颠沛，始终不违仁义。他的“仁统”表现了自己的基本理念和对社会治理的深切关怀，与韩愈的“道统”相似，只是未冠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