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与沟通
1、秦汉时期的草原游牧文化圈
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除了居于中原核心地带的华夏民族外，还散居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这在东南及南方，是支属繁多的“百越”（或称“百粤”）群体，包括于越、瓯越、闽越、南越等等；在西南地区今云南、贵州及四川南部一带，有统称为“西南夷”的少数民族群体；在三北地区（北方、西北、东北），则有匈奴、西羌、东胡以及西域诸族。但是在众多少数民族群体中，文明形态与中原地区最为不同，文化冲突最为激烈的，当属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草原游牧文明。
草原游牧文明圈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但由于当时中原民族本身在政治上尚处于分裂状态，故草原游牧文明作为一个独立的、与中原农耕文明圈相对应的文化形态还没有为人们所系统加以认识，但是随着秦汉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出现了“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政治局面，草原游牧文明圈的特征、范围以及与农耕文明对峙、冲突、融合的一般情况才为古人所充分关注和认真对待。《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正史中的《匈奴》、《东胡》、《西羌》诸传，以及《淮南子》、《盐铁论》、《潜夫论》等重要典籍，均曾就草原游牧文明圈的基本情况作过比较细致、全面的描述；对它不同于中原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性、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予以具体而形象的阐说。
草原游牧文化形成的首要因素，是其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不同于中原地区。那里地处中国北部，气候严寒，多风沙尘暴，土地贫瘠（就农作物生长而言），雨水稀少，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是比较典型的荒凉苦寒之地：“地涸泽碱卤，不生五谷”；“胡貊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三尺”；“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无坛宇之居，男女之别，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
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当地的少数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衣皮蒙毛，食肉饮血，会市行牧竖居，如中国之麋鹿耳。”“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很显然，他们主要依赖游牧为生，日常生活具有迁徙性、变动性的突出特点，而这种特性，又形成了游牧民族生活俭易、民风淳朴的一般习性。
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生活方式，也锻炼和塑造了草原游牧民族吃苦耐劳、骁勇好斗的品格和自强不息、豪迈刚强的民族精神。与安土重迁，乐天知命，文柔温良的农耕文化不同，草原游牧文化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其民族具有明显的军事天赋，充满着勇武好斗，强悍不驯的“尚武”之风：
“雁门之北，狄不谷食，贱长贵壮，俗尚气力，人不弛弓，马不解勒，便之也。”
“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与整个民族弘扬“尚武”精神相一致的，是草原游牧民族社会尚处于较原始的状态，组织简易，架构单纯：“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其约束轻，易行也”。“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他禁令。”这种社会基本形态，与已具有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建立起中央集权政体的中原农业民族也是有着根本的差异的。
北方草原游牧地区残酷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当地少数民族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迥异于中原农耕民族。如为了繁滋人口，以便为抵御恶劣自然条件和从事武力征伐提供充分的人力资源，匈奴等族大多实行转婚制，即所谓的“烝报婚”：“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十三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釐 ”。这样做的结果，是种族生命力旺盛，能够适应无情的竞争与角逐的需要，“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但这在受中原农耕文化熏陶的人的眼中，却属于“寡廉耻，无礼义”之举。又如，由于草原地区各少数民族长期处于激烈的征战之中，民族要生存，要发展，关键取决于青壮者的浴血奋战，出生入死，所以自然而然形成了“贵壮健，贱老弱”的道德传统：“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优先保证战斗在第一线的青壮战士的生活，突出和提高他们的地位，而对已成为氏族部落累赘的老弱病残者则采取忽略的态度。这显然亦与主张“亲亲”、“尊尊”、“敬老”、“慈幼”的农耕民族的伦理政治传统大相径庭。再如，中原农耕文化的基本政治观念是强调仁义王道，推崇礼乐德化，而草原游牧文化的重心则在于追逐利益，这也是和其首先满足于基本生存所需的要求相一致的，于是，“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也就成为草原游牧民族的普遍价值取向。而崇尚气力，称颂英雄，则合乎逻辑也成了其广大民众的一般心态，所谓“高气力，轻为奸”，“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等等，正是这种心理情结的具体写照。
由此可见，在秦汉时期与中原农耕文明相并驾齐驱的草原游牧文明业已基本形成。其基本特征是“坚刚勇猛”，“南方以舒缓为强，北方以刚猛为强”。它生活方式的流动性与文化形态的原始性，使自己充满生气，充满活力，不拘一格，主动进取，豪迈刚健，慷慨激昂，从而与中原一带持重务实、稳定保守的农耕文明构成鲜明的对比。
2、两大文明圈的对峙与渗透
秦汉时期以华夏族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与以匈奴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均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它们又是表现形式、基本性质存在极大差异的两种文化形态。当这两大文明圈在空间上发生接触与重合之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激烈的文化碰撞、冲突，并在对峙之中渐渐趋于渗透与汇合。
两大文明圈的对峙与冲突，既有观念上的原因，更有实际利益冲突的因素。在观念上，中原农耕文化固然自以为是礼乐文明的集中体现，要远优于“寡廉耻”、“无礼义”、“禽兽行”的草原游牧文化；所以汲汲于“攘夷”，至少也是要“用夏变夷”，对草原游牧文化进行改造。而草原游物民族又何尝不具有“唯我独尊”的文化心态，认为要压过中原文化一头，与中原朝廷针锋相对，毫不相让。如匈奴自称为“天单子”、“天之骄子”：“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塗’，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双方这种观念上的“唯我独尊”、“以己为大”定势，必然在深层次上为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埋下伏笔。
当然，对实际利益的角逐是两大文明圈发生冲突的更直接因素。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与“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它必然要对中原农耕区的财富、人口发生极大兴趣，想方设法加以占有，“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境。”“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固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而中原王朝为了安定中原农耕区民众的生活，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同时防范长期形成的礼乐文明体系发生动摇，也就势必要运用各种手段抗击草原游牧民族的进攻。另外，中原王朝统治者对边疆地区奇珍异宝的贪婪心理，更使得这种文化对峙与冲突变得复杂化和长期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碰撞与对立遂贯穿于整个秦汉历史的始终了。
这种文化对峙与冲突，在当时主要表现为战争。秦朝建立后，即对匈奴采取积极防御性质的反击作战，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率军三十万出击匈奴，夺回河南地。次年，继续“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建置了九原郡。汉朝建立后，仍与匈奴处于长期的交战状态之中。西汉前期，尽管汉室对匈奴采取“和亲”、“互市”之策，但战争依然是双方关系中的主流。汉武帝登基后，一改父祖的消极防御方针，对匈奴实施大规模的战略反击，经过河南、河西、漠南等五大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双方的战略态势，基本上消除了匈奴对中原农业地区的直接威胁，“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从而使两大文明圈的对峙与冲突进入了新的阶段。
汉宣帝在位期间，已遭严重削弱的匈奴内部发生了五单于争位的斗争，呼韩邪单于归附汉室，匈奴分裂，势力日趋微弱，北方边患基本结束，出现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局面：“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
王莽当政期间，由于政策上的失误，两大文明圈的对峙与冲突又有所激化。东汉时期，这种对峙仍在继续，但随着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称臣内附，金微山一战东汉大军击破北匈奴主力，迫使北匈奴西迁，匈奴族长达三百余年的威胁遂得以彻底解除。其后，东汉王朝虽然仍与西羌、鲜卑、乌桓等草原游牧部族兵戎相见，但是，在两大文明圈的对峙与冲突中，农耕文明逐渐占有优势，掌握主动的基本趋势乃是不可逆转了。
农耕与游牧两大文化形态在秦汉时期通过战争的方式不断碰撞与冲突固然是事实，但这种冲突同时带来的更多是彼此之间的渗透与融合，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不同类别的文化自身的调整与发展，吸收与更新。
两大文明圈的并峙首先带来的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夫山西饶材、竹、谷、纩、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龄草；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骨；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在双方不断征战的同时，边地的关市也得以开放，双方民众按照各自生活、生产乃至战争之所需进行物资交易，汉室从匈奴等少数族那里购进皮毛马匹、玉石、各类塞外物产；匈奴等族则从内地购进丝绸、粮食、茶叶、酒等大量生活用品以及金属工具。结果，两大文明圈的联系更为紧密，如匈奴用购得的铜铁制造兵器，而汉朝则用购得的良马来发展骑兵。显而易见，在经济交流的基础上伴随着文化的交流，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各随自身的需要而摄取对方的相应成分。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
两大文明圈的并峙其次带来的是不同质文化之间的互相渗透和影响。无论是征战，还是“和亲”、“互市”，它们都使得农耕文化不断给游牧文化以影响，同时，游牧文化也不断给农耕文化以影响。这种双向的文化碰撞与交流，不断地构造新质文化，为中华文明不断地输入新鲜血液，对中华文明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在两大文明交汇地区的文化形态上有最显著的反映。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今陕西北部、内蒙古南部、宁夏与甘肃一部），“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此数郡，民俗质木。”而河西走廊地区，由于其地为匈奴昆邪王、休屠王之故地，因此深受匈奴游牧文化的影响，“习俗颇殊”。种、代、石北、定襄、云中、五原（今山西北部与内蒙古北部）等地，“人民矜 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至于中山、蓟、燕（今河北北部与辽东地区），则是“其俗愚悍少虑”，“民俗急”，“大与赵、代俗相类”。
司马迁与班固不愧为富有时代意识的卓越史学家，他们都注意到了处于两大文明圈交汇点上地区的民俗文化，具有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双重特点，具有正统封建观念与粗犷豪放性格的双重色彩。这表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双向交流激荡，的确造就了具有新的独特风貌的文化形态，这正是中华文明日益丰富、异彩纷呈、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两大文明圈的并峙其三带来的是中外文化的积极交流。在两大类型文化激烈角逐、冲突的过程中，中原农耕文明的代表者——汉王朝为了夺取战略优势，“断匈奴之右臂”，曾派遣张骞、班超等人通使西域，这在客观上起到了开通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使得中国与当时中亚、西亚各国之间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文化联系，有力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帮助其初步形成了某种世界意识，从而开创了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崭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