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两汉时期，中原的水利随着汉王朝抗击匈奴和开疆拓土而向西传入了河西走廊以及西域地区，成为军队戍守边疆、开展屯田的重要保障。中原的水利作为中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此在这些地区生根发芽、延续到后世，在历史上不仅仅作为生计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成为促进各民族融合、“变夷为夏”的重要因素。诸多游牧民族放弃游牧转而学习中原的农耕，这种现象从汉代一直持续到清代，因此中原水利支撑的农耕文明也成为这些地区和中华大地不可分割的重要纽带。从水利文明的角度认识从汉代开始的开疆拓土到随后中华大地的地理格局构建及民族融合，是一个全新的视野。中原水利所支撑的中原农耕使诸多民族“变夷为夏”、融进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因此在中华民族形成和中华大地格局的构建过程中，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关键词：汉代 中原水利 农耕文明 西传 民族融合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开疆拓土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不仅延续秦代开拓了黄河河套地区的大片土地，同时更加向西开拓了河西走廊以及西域地区的广袤疆土。在这个过程中，水利与屯田是汉王朝采取的一个重要保障手段，使军队在开疆拓土并守住新的疆土中不再依赖长距离的粮草供应。屯田所带来的中原农耕文明的火种自此在西北地区被播下并长期延续。尤其是在汉王朝以后的岁月里，由于中原王朝政权兴衰更迭以及游牧民族势力的此消彼长，中原王朝对西北地区的控制断断续续。然而在这2000多年里，西北地区一直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延续和发展着，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不论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如何更替，总有一种文明的脉络贯穿其中，使这片土地和中华大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文明的脉络有多个组成因素，而源自中原地区的水利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原水利模式作为一种文明脉络自两汉时期从中原地区传到西北地区，自此以后就一直在当地生根延续，支撑着当地各民族的生计，同时也成为促进当地各民族融合的动力因素，尤其是在“变夷为夏”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农耕与游牧成为当地夏夷的一个重要区别，因此，中原水利也成为一种文明的标志。正是这种文明的因子在西北地区的延续，使中华文明在这一地区得以延续，和中华大地的联系不被割裂。因此水利是我们理解西北地区，乃至于中国其他边疆地区和中华大地不可分割的文明联系的重要途径，这是水的因素在中华大地格局构建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重要的内在逻辑。在本文中所探讨的水利不是单一的水利技术，而是一个集中原地区独特的技术特征和管理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文化为一体的文明复合体。本文将探讨中原水利在两汉时期向西北地区的传播及促进的民族融合效应。这一话题目前在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探讨，但是诚如挪威著名水利史学家特吉-特沃蒂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从水的途径去探讨历史，可以对一系列重大事件获得新的知识和解释。因此，通过对中原水利在西北边疆传播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我们能够认识到水利在中国国家地理格局和民族融合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一、中原水利向西部的传播
古代边疆治理的基本逻辑包括了戍边、稳边、固边、兴边四个步骤。对于新获得的疆土首先需要守住，这一步一般是军事行动；随后是使之稳定、牢固地成为国家领土的一部分；最终是使之能够繁荣起来，成为国家领土屏障，后几步往往就从军事行动转变成了社会行动。不论效果如何，中国古代的边疆治理基本都是遵循这样一个逻辑而展开的。汉代中原水利的西传与汉武帝时期多次对匈奴的战争有直接关系，也就是伴随着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首先传入河西走廊地区，进而再向西传入西域地区。在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汉武帝改变了以往对匈奴的政策，决定以军事行动来解除匈奴的威胁，从而展开了对匈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河西走廊是汉王朝夹击匈奴的必经道路，因此也是汉王朝向西最早开拓的疆域。在对匈奴的战争中，一旦获得了新的疆土，汉军所采取的方式首先是建立军事据点，然后不断地向西推进，压缩匈奴人的生存空间，为新的进攻做准备。与之对应的，汉军对匈奴战争路途遥远，动辄千里，粮草补给十分困难，为了守住军事据点核心的疆土，实现有效驻军，就必须要就地获得水源，并且进行屯田，以屯田的策略来保障军事戍边。因此，伴随着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水利技术首先在汉军的军事要塞以及随后的屯田点被引入。根据史籍的记载，在元狩四年（前119）汉军大败匈奴以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修渠屯田。“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职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可见，汉军在向西推进之后，往往会开挖水渠，设置专门的官员兵卒进行造田耕种，并且规模很大，达五六万人之多。与此同时，作为一种阵地而步步为营，逐渐蚕食匈奴的领地，屯田已成为稳固已经占有的领地的重要手段。这一条史料也表明，不仅修建水渠被放在首要的位置，而且屯田的人员一开始就有了完善的设置，包括了官、吏、卒三个层次，也表明了屯田的重要性。随着汉王朝抗击匈奴的战争取得胜利并且占领了河西走廊，屯田也在这个区域更大规模地推行开来。据《史记》载：汉武帝“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可见屯田作为一种治边的策略在这个时期是大规模同时推开的，不仅涉及的地域广泛，并且人数众多。《史记》中还记载，太初三年（前102）汉军第二次征伐大宛时，汉武帝曾“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此处所记述的“戍甲卒”为“戍田卒”之误，敦煌悬泉汉简、居延汉简等汉简中都有“戍田卒”一职记载可为代佐证。如此，这18万士卒的主要职责是屯田。屯田成为汉王朝就地解决军需、巩固军事成果、进行更大规模开疆拓土的重要手段。在西汉年间，西部屯田主要是满足军事的需要，同时屯田的主体也是军人。
屯田的基础是水利，要屯田必须水利先行。因此汉王朝向西开疆拓土、推行屯田的同时，修筑水利工程就成为必然。首先要开展水利建设，然后才能开始修造田地，进行粮食生产，以支持长久驻军和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汉书》中记载在汉元封二年（前109）堵塞瓠子决口，使黄河恢复北流古道，解除了河南梁、楚之地的水灾后，水利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并且在西北地区大规模展开。“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可见水利工程展开的规模之大。
汉王朝在河西走廊地区成功地开展了军事行动和屯田，为西域地区的军事行动和屯田，尤其是水利技术的进一步向西传播奠定了基础。敦煌地区是当时河西走廊实施屯田和水利建设最有效的地区，同时也成为一个对西域地区用兵、传播水利的桥头堡。汉武帝曾经多次对西域用兵，但由于路途遥远、粮草不济往往功亏一篑。例如公元前104年李广利出兵攻打大宛而败，就因起粮草不济。因此，粮草问题一直是决定汉王朝军事行动成败的一个关键要素。公元前102年汉军第二次伐大宛，鉴于初战失败的教训，这次依靠河西屯田区的供应，携带大批粮草和数以万计的牛羊骆驼随军前往征战，结果大败大宛，显示了屯田的重要性。因此随着汉王朝在西域地区的军事行动的展开，继轮台、渠犁后，车师、楼兰、赤谷、姑墨、莎车、焉耆、精绝等地都先后成为汉军重要的屯田基地。屯田在汉武帝之后仍然在不断扩大规模，尤其是在汉昭帝在位的时期，汉王朝在西域的屯田有了较大的进展。汉昭帝于元凤三年（前78）“以抒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这个举措，不仅延续了轮台、渠犁两个地方的屯田，使汉武帝后期没有受到进一步重视或受当地内乱影响的屯田工作重新启动，更将这两个地方的屯田连成一片，将这一地区的屯田规模前所未有地扩大。公元前77年，即汉元凤四年，新立鄯善王尉屠耆奏请汉昭帝，要求在伊循屯田。他认为“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这一屯田计划还可借以改变“寄田仰谷旁国”的局面。汉昭帝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由此，汉王朝在西域的屯田区由轮台、渠犁推进到了鄯善。
汉昭帝时，在西域的屯田取得的又一大进展是将屯田推进到了车师（姑师）。车师作为西域的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西汉与匈奴相争激烈之地。为此，汉朝廷诏令郑吉“还田渠犁及车师，益积谷以安西国，侵匈奴”。地节二年（前68），“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将田卒增为1500人，扩大了屯田的规模。尽管和匈奴争夺车师有多次反复，但是屯田作为支持驻军和赢得战争的手段延伸到了车师。《汉书·匈奴传》记载“汉益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实之”。郑吉按照朝廷的诏令，从渠犁抽调300名田卒前往车师进行屯田。屯田延伸到车师，是西域屯田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屯田有效地保障了汉王朝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同时也守住了新获得的疆土。
水利是屯田的基础，史书也明确记载了汉王朝在西域地区的水利建设，从而促进了中原水利技术向西域地区的传播。例如《水经注》就记述了敦煌人索劢因有才略，受委率领酒泉、敦煌兵士千人到楼兰屯田。“敦煌索劢，字彦义，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横断注滨河。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冒堤。劢厉声曰：王尊建节，河堤不溢，王霸精诚，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劢躬祷祀，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讙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从敦煌抽调人马到西域地区去修筑水利工程，表明当时敦煌地区的水利建设已经较为成熟，并且有修筑水利经验丰富的能人。且楼兰的水利建设中，居然能够修筑大坝“横断注滨河”，这在当时并非易事，需要有高超的水利建设技能。筑坝断河的技术范式也并非当时西北水利工程常见，西北地区引水的方式（例如郑国渠等）主要是在河道上直接开渠口（渠首）引水。因此，这种水利技术应当来源于中原地区。事实上，今天很多汉代的水利灌溉工程遗迹仍然存在，为我们揭示汉代的水利建设提供了依据。例如在新疆米兰地区今天仍然保留着很多汉代水利灌溉工程遗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于1964年对米兰绿洲行进勘查规划中发现了米兰古代水利工程遗址。自米兰河故道发现了古城堡干渠，进而追踪发现7条大型支渠，均匀地分布和控制着整个古城地区。干渠全长8.5公里，渠身一般宽10~20米（包括渠堤宽度），渠高3~10米（自地面算起）。支渠总长28.4公里，渠身一般口宽3~5米，渠高2~4米。渠槽微成洼曲，小的斗、农、毛渠面积，阡陌纵横，密布于各支渠间的灌溉面积上。估计古城灌区控制面积达4. 5 万亩，其中曾经从事于农耕的土地约 1. 7 万亩。可见汉代在当地的水利工程和屯田规模已经较大。
缘何说明汉代向西传播的水利（包括技术和制度）来自中原地区，并且具有中原地区的水利特征，而不是当地的原创或者传统呢？事实上，中原地区的水利有明显的范式和特征。
汉时河西走廊的水利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修渠引水，二是凿井取水。就修渠引水而言，修渠引水是中原地区典型的水利工程样式。早期引水渠修建的目的主要是泄洪、防止水患、通船、灌溉。《史记·河渠书》记载大禹治水时就曾经“厮二渠以引其河”，将水通过渠道引入渤海，从而使水在平地顺渠而行。由于有了修渠引水的成功先例，“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是，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包括今山东、河南、河北、山西、湖北等已经广泛地修建水渠，作为治理水患、通行水运、灌溉农田的水利工程。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所记载的各地典型引水渠并没有包括西北地区，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西北地区还没有相同的引水渠被修建。
古代无坝引水工程多出现在秦汉时期，汉以后才较多出现有坝取水，这是因为水坝修建的工程技术含量比无坝取水工程高得多。但是在汉以前的500年，中原地区无坝引水和有坝引水都已经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不论是无坝引水还是有坝引水，目的都是为了让足够的水能够流入所修建的水渠中。在春秋战国时期，除了修建了诸多无坝引水渠之外，也修建了包括引漳水灌溉漳水右岸的“引漳十二渠”有坝引水渠。中原地区水利建设的实践和技术发展，形成了中原水利的体系和模式，为随后的西传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河西走廊以及随后的西域地区水利建设，都有中原内地水利技术的特点。河西走廊早期的引水工程中提到修筑堰坝的不多，大多数是无坝引水工程。开渠的方式应该是在一条河流上游水流相对平缓但是河道地形适合开口取水的地方修建渠首，让水自然流入引水渠。无坝引水，尤其是长距离的无坝引水工程还需要配置水门等水量调节设施。肩水侯官治所地湾出土的一枚汉简就有“右水门凡十四”的记载，说明这一带渠道沿线共有14处的分水闸门，也表明水资源的使用管理已经较为复杂。这样的修造引水渠的方式与中原地区早期是一样的，包括了郑国渠、都江堰和龙首渠等，都是无坝引水工程，通过在地势较高、湾道水缓的地方开口修建水渠渠首，将水直接引到农田和居住区中。这种工程技术随着郑国渠等引水渠的修建在关中地区已经比较成熟。
二、水利传播带来的河西走廊的民族融合
汉代水利技术从中原向西部的传播过程，既是一种支撑中原文明向西传播的过程，也是水利技术作为一种文明支撑要素的传播轨迹。在水利技术的支撑下，两汉时期开疆拓土的军事行动以及后世的移民、社会再构和经济发展都成为可能。中原水利范式成为汉代以来西北地区水利建设最重要的范式。尤其是在中原文明向西的传播和本土化过程中，以中原水利为基础的农耕文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从汉代中原水利传播到河西走廊，再向西到西域，中原水利从技术到管理制度一直都是这些地区后世水资源管理和农业灌溉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尽管在西域等地区也有其他的水利模式，但无论哪一种水利模式，从规模、技术范式、社会影响来说都不能和汉代传入西域的中原水利系统相比拟，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事实。正是在中原水利的支撑下，中原文明得以向西延伸并植根发展，使西北部地区成为中华大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中原文明在这些区域的传播并不是简单地覆盖，而是一种交流、交融和融合的过程。这种融合过程从水利传播及推动的屯田中也可以反映出来。
较早记述了敦煌水利技术西传过程中带来民族融合效应的同样是《水经注》中关于敦煌人索劢奉命前往楼兰屯田一节。据《水经注》记载，索劢“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横断注滨河”。在修筑水利工程的过程中，动用了鄯善、焉耆、龟兹3国各千名兵士参与，修筑大坝、横断滨河，可见这个工程是一项较为浩大的工程，非一两日可以完成。因此这3000名当地诸国的兵士，以及敦煌的1000人在这一工程的修筑过程中，就有了接受中原水利技术和相互之间交流融合的可能。同时文献也记载，索劢在楼兰“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三年的大规模屯田获得了大丰收，在当地诸国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进而“威服外国”。这种“威服”基于这个水利事件，让西域诸国感受到了汉王朝的威力，尤其是感受到中原水利技术的先进和强大实效。这一事件事实上促进了以汉人为主的敦煌兵和当地胡人的交往交流交融，尤其是为中原水利更广泛和对后世更深远的传播起了一个头。
除了在汉代开疆拓土的军事活动过程中中原水利的传播对于当地各民族融合产生的影响之外，基于中原水利和农耕文化的当地各民族人民的后世生计发展更是一个漫长而平和的夷夏融合过程。水利和屯田耕作是一个事实不可分割的两个面，水利的需求源于农耕，而耕作离不开水利。农耕不仅是一种生计形态，同时也具有文化象征意义。
这种文化象征意义在西域这样一个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共存的社会环境中显现得更为突出。不同民族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都是建立在不同的生计基础之上的，生计基础的变化必然带来社会的变化，因而放弃一种原有的生计基础而接受新的生计方式，这就超越了生计基础本身的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当地人由游牧民族到农耕民族的转变是“变夷为夏”的一个重要标志。“由夷变夏”并不一定是人种意义上的融合变化，而更多的是文化融合变化，包括他们所接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来源，进而和这种源头文化融为一体，形成文化认同和文化上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尽管一个民族其身份没有转变，但是他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事实上也就融入了中原文化，成为中原文化的一个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河西走廊以及西域地区当地的少数民族尽管其民族身份没有改变，但他们的文化身份在接受中原农耕文化之后从游牧民族转变为农耕民族，就已经发生了由夷入夏的变化。这一点在这个区域内，自汉代以后各民族的融合发展过程中都是一种事实，而这种融合正是从汉代的水利西传和在当地的融入而展开的，因此后世基于这种水利和农耕文明形态之上的社会形态的形成，都是源自汉代的中原农耕文明传播的结果。
一个典型例子是在东汉灵帝时，“叛羌怀其恩化，并来降服，乃广开屯田、列置四十余营”， 以此安置降羌。可见屯田当时也成为处理边疆事务的直接手段。这个事件更重要的是表明了通过屯田改变了羌人的传统生计方式，从畜牧转向农作。屯田的直接基础就是水利，羌人需要首先掌握水利，进而才能从事农作。这不仅仅是一种生计传统的转变，更是一种民族的融合，羌人由此而融入中原的汉文化中。按照汉朝时期每个营大约两千人计算，在这一个事件中，被安置的羌人可能达到八九万之多，因此需要“广开屯田”。如果属实，这应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基于水利和屯田的民族文化融合事件。
两汉时期的屯田，不仅使中原地区先进的水利技术传播到了河西走廊和西域，同时也使内地先进的农耕文化传播到这些地区，包括农耕器具、农作物、生活用具等等，当然也包括内地汉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等等，对河西走廊的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当时有大批的丝织品，如纱、罗、缎、绢、绨、绮、杂缯等，生活用品包括了铜镜、漆器、木器、铜碗等，生产工具包括了铁刀、铁锥、铁铧、铁剑、青铜锥等以及木工、打场、粮食加工等用具，这些在今天的敦煌博物馆都可以看到实物。这些生活和生产用品都是代表着汉文化的符号，在河西走廊的传播不仅仅给当地人带来了便捷和舒适，同时也将汉文化的影响带到了这些地区，使汉文化植根于河西走廊，最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水稻、茶叶和如桃子等水果，这些在河西走廊地区过去没有的农作物的推广种植，更是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上改变了当地的社会。
两汉时期传入河西走廊的中原水利对后世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后世汉族和受汉文化影响的其他民族民众继续以此为一种生存的基本手段，同时它也作为一种汉文化的脉络在河西走廊延续着。两汉以后，由于中原地区政治和社会的变革动荡，中央王朝对河西走廊的控制松松紧紧，与其他民族不时交替，因此在河西走廊地区一直存在着农业和牧业两种生产方式的对立、交替和融合，农牧两种生产方式交替转换。总体而言，两汉以后，唐、明、清是河西走廊农田水利兴盛的时期，而汉唐之间、元宋时期乃至于明朝初期，河西走廊农田水利都处于衰落的时期。农业和牧业这两种生计系统所代表的是文明，其在河西走廊的交流、交替和交融，也代表着两种文明的交流，交替和交融。代表中原文明的正是中原的农耕文化，再本质一些讲，就是中原的水利。是中原的水利代表着中原文明在河西走廊的延续，并且作为一种文明的力量和人的文明进行交流和交融。尽管汉以后中原农耕在河西走廊的发展起起落落，但是这种文明的脉络一直延续着，其中水利功不可没。
两汉时期中原水利向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的传播，对于这些地区的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水利技术向西传播的重要桥头堡敦煌地区，水利建设不仅在汉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直到后世中原水利的模式仍然被继承发展，在当地的民族融合中发挥着作用。例如在唐朝初年有大量的吐谷浑人投奔到唐朝统治区。大批的吐谷浑人来到沙洲和瓜洲，使得敦煌地区成为吐谷浑人的大本营，在敦煌地区和周边形成了很多吐谷浑人居住的聚落。在传统上吐谷浑人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生计的。在迁居敦煌地区以后，由于与汉人杂居，他们的生计逐渐转向农田耕作，私有财产中有了农田和耕牛。在敦煌地区，农业的基础就是水利，吐谷浑人从事农业工作必须首先掌握水利灌溉技术，也形成了一个水利影响民族文化融合的典型案例。
再如公元1036年西夏占有整个河西走廊。西夏是党项族领袖李元昊创建的政权，传统上属于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生计。但是受到汉族的影响，这个时期的西夏人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修筑水利工程，从当地的河流中引水灌溉农田，使农业生产获得了大发展，水稻、麦子都能种植，五谷丰饶，成为西夏的重要粮仓。“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其中能够种植水稻，不仅说明农业技术已经很高，更说明水利灌溉已经十分发达，才能够形成水田。这说明作为游牧民族的党项人已经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而这其中变游牧传统生计为耕作农业，就是受到中原水利影响的直接结果。
明代是汉文化在河西走廊再一次大扩展的时期，受汉族农耕文化影响，少数民族由农转牧的趋势更为明显。如正统十一年 (1446）,沙州卫（蒙古诸部卫）喃哥部200余户1230余人来归，明廷召其居住甘州，“修筑城堡，以安尔居；开浚渠坝，以便尔耕；处给种粮锅铧，以恤尔穷”，这似乎有强人所难之嫌，但却透露出自此之后这些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已发生了根本性转换。庞尚鹏更说：“查肃州有近山聚族者，相率垦田，告领牛种，与吾民杂居，并耕而食，照岁例纳粮”，显然，这些近汉边的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已与汉编户之民无甚差别。
到了清代，包括敦煌地区在内的河西走廊地区水利，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起起伏伏，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明清以后河西走廊地区大兴水利，形成了我国较大的内陆河流灌溉区。这样，作为社会生存的基础，维持农业发展的中原水利文明在这里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汉时期传播到河西走廊的中原水利，作为一种代表汉文明的脉络一直在河西走廊地区延续下来。他不仅表明一种汉文明的存在，同时也是历朝历代中央王朝以及代表中央王朝的地方政府实施边疆治理、融合当地民族、稳定边疆社会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
三、中原水利在西域地区传播带来的民族融合
在西域地区，据史书记载，屯田经历了两汉、唐朝和清朝三个重要的时期。西汉从公元前105年—公元8年在新疆屯垦113年。东汉从公元73—220年在新疆屯垦147年。唐朝从公元630—791年在新疆屯垦161年。清朝从1716—1911年在新疆屯垦195年。但是两汉后各个时期不同规模的屯田从来没有停止过。历代中央王朝在新疆组织屯垦长达两千余年。在这个过程中，屯田因为开疆拓土和对外的战争、封建王朝的治边策略的调整和兴衰而断断续续，然而只要历代封建王朝有对外的军事活动、戍守和治理边疆的部署，屯田都是必然的行动，也是实施战争，戍边、治边的基本策略。到了清代，屯田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出了军屯、民屯、回屯等多种屯田范式，在平乱、戍边、固边、治边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不论屯田如何断续，作为屯田基础的水利却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到了清朝一些地方根据水资源条件的情况而推广修建了大量坎儿井，但是源自中原地区、在汉代传播到西域的以修渠引水为核心的水利范式仍然是主流。在成书于1911年的《新疆图志》中详细记述了新疆各地水渠的情况，可以看出新疆绝大部分的水渠都是地表河流引水渠。在西域新疆两千年的屯田史中，军队虽是主要的屯田参与者，但也有大量的当地各民族人民参与其中，甚至一些民族改变了游牧的生产方式而转为进行农耕，这个过程中必然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和融合，使屯田成为当地各民族融合的一个大平台。尽管这一点在史书中并没有直接详细的记载，但是很多事例却可以旁证这种事实的存在。
大型的水利工程往往都是各民族融合的一个平台。在新疆米兰古灌溉遗址中，农田和水利灌溉工程修筑所需要的劳动力测算表明，这个工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历时多年完成，而不是数千名当地驻军可以完成的。根据这一遗址的发现者之一饶瑞符的测算，其干支渠土方量约150万方，需人工50万个，造田1.7万亩，依据渠道断面尺寸与地形条件，约需人工约170万个，总需人工220万个。要将1.7万亩土地投入灌溉和生产，需要1000人，劳动8～10年方可完成。经营管理1.7万亩土地，按每人管理5亩计（按新中国成立前新疆的个体经营粗放的管理水平），需农耕人力3400人。总人口按1∶5计，共计17000人（包括军、政、贵族、僧侣和老幼），即每人平均一亩地。另据《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于泥城……，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另载尚有“四千僧”。《汉书》记载的人口不包括4000名僧人，计17012人，与上面推算的人口正好是符合的。按照这一推算，当地人口几乎都卷入了农业生产，以此为生计。这其中就可能包括了汉族军队以及当地的汉民和各少数民族人民，因为楼兰国在汉代以前早已存在，人口构成主要是非汉人的本地居民，并且这里的屯田可能从汉代持续到了唐代。在这样一个大的延续了数百年的水利灌溉农田的平台上，当地各民族人民的长期参与，尤其是非汉族人民的参与及对汉族农田水利技术的掌握和相关管理制度的接受，这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各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
到清朝，新疆的屯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天山南北都已经大规模屯田。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屯田的民族成分更加复杂。不仅作为军队主体的满人参与屯田，清军中的其他民族，包括汉人、锡伯人、回人（维吾尔族）等，和当地其他的少数民族都参与到了屯田中，共同兴修水利、进行农田建设和农业生产，使水利和农田建设、农业生产成为当地各个民族共享源于汉代中原地区水利范式的一个熔炉。
公元1757年10月，乾隆帝听从定边将军兆惠春建议，命令陕甘总督黄廷桂“于绿旗兵内，多选善于耕种之人，发往乌鲁木齐，明春即令试种地亩，量力授田，愈多愈普”。11月，乾隆帝批准由定边将军成衮扎布“派绿旗兵五百名，并令额敏和卓酌派回兵（百名），遣往乌鲁木齐种地”。这600名汉族和维吾尔族官兵成为清朝时最早到达乌鲁木齐地区屯田的军人，开始了乌鲁木齐的多民族屯田。世代骑在马上的满族骑兵也受命下马屯田。由此满洲兵丁开始学习耕种，开旗屯之先，也就此开始了一种变夷为夏的转变。
伊犁地区的屯田是反映多民族屯田融合的一个典型地区。清朝治理新疆之初，清政府“特命参赞大臣阿桂专理屯田，由阿克苏率满洲、索伦骁骑五百名，绿营兵百名，回子三百名，越穆苏尔达巴罕至伊犁镇守办事”，“开渠灌溉，是为伊犁屯田之始”。可见在伊利屯田的肇始时期，就有满、汉、维吾尔、蒙古等多民族的参与，共同兴修水利，开发农田。
清代甚至更早，在新疆屯田的过程中一些民族转变自己的传统生产方式，由牧转农的现象并不少见。锡伯营是由锡伯族官兵和家属组成的一个八旗军事组织，乾隆三十年（1765）七月从盛京迁至伊犁，被安置于伊犁河南岸察布查尔地区从事屯田生产。他们首先兴修水利，引水灌溉。“锡伯营八旗八佐领分为八屯，其中镶黄旗、正白旗、正红旗三旗引用泉水灌溉；镶白旗、正黄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五旗俱引用河水灌溉。”可见八旗中有5个旗是引用河水灌溉，灌溉渠的修建范式也是中原地区的水利范式，修建大渠从河里引水进行灌溉。乾隆三十一年（1766），他们于伊犁河南驻地疏浚扩建了旧有的绰豁尔大渠，将该渠延长到80里，可灌溉1万多亩耕地，解决了屯田开始时的灌溉用水。嘉庆十三年（1808）锡伯营总管图默特的带领下，锡伯人更开凿了长达160里的主干灌溉大渠，当时称“锡伯渠”，后称为“察布查尔大渠”。大渠，深一丈，宽一丈二尺，西引伊犁河水，溉田七万八千七百多亩。总之，不论哪一个群体的屯田，兴修水利是屯田的基础。因此在新疆的屯田过程中，水利自始至终都是重要的环节，组织者都重视水利建设，修建沟渠。例如宁远县到光绪十二年（1886）前后修有哈什旧皇渠、哈什新皇渠、阿尔乌斯塘渠、拜托海渠等干渠13条，支渠7条，灌溉面积64万多亩。
四、结语
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抗击匈奴和开疆拓土的战争。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军队戍守边疆以及新的军事行动的需要，中原地区的水利传到了河西走廊及西域地区。由于水利和农耕的展开，河西走廊地区以及随后的西域地区都已经播下中原农业文明的种子，中原的农业文明成为融合当地各民族、“变夷为夏”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在河西走廊还是西域，诸多的游牧民族都放弃游牧转而学习中原的农耕，这种现象从汉代一直持续到清代，因此中原水利支撑的农耕文明也成为这些地区和中华大地不可分割的重要纽带。从水利文明的角度认识从汉代开始的开疆拓土到随后中华大地的地理格局构建及民族融合，是一个全新的视野。在中华民族形成和中华大地格局的构建过程中，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