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易者，谓其所得真常之理与其立国之优良精神。真常理者，超物而非遗物以存。虽不遗物以存，而实超物。此非深于化者，无可与语也。凡国有文化发展至高深程度，其哲学界必有大学派能于无穷无尽之真常理有所发见。譬如以管窥天，虽不窥天之全，而确已窥得天之一片，则与生盲终身不识天者，其明暗相去，奚止天壤？若智大者能悟管窥之天只是一片，而天之大必不止此，亦可默喻于天之无穷，而不以小知曲见自封，斯为有会于天者已。
引言：至于文明悠久之国，必有其立国之优良精神。此等精神，即由其国人自先民以来，从日常实践中有所体会于真常理而成为其对自己、对团体之若干信念。易言之，即此若干信念便为其生活之源泉。一国之人以此互相影响，遂成立国精神。
问曰：“江陵病周代文胜之弊，而称快于吕政之大毁灭。病宋世儒风文弱，而称快于元人之大毁灭。夫以毁灭前代文化为快者，是商鞅、韩非、吕政、李斯之徒也，非儒者之志也。”
答曰：江陵忿嫉当时理学家不解事，遗物理，离民众，故欲匡正儒学末流而不惜为过激之言耳。夫秦以后二千数百年间，儒学名存而实亡久矣，诸子百家俱废绝矣。汉唐经师考据之业，于儒学精神不相涉也。宋儒振之以理学，严于治心而疏于格物，不悟心物非二片也。遗物而徒事于心，则心失其活泼流通之用，是死心者也。
且养心之功，孟氏言之尽矣。曰必有事焉，曰勿忘勿助，曰养浩然之气，曰明于庶物，察于人伦，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曰好色，与民同之，不使天下有怨女旷夫也，曰好货，与民同之，必禁垄断也，必使天下人皆有恒产以养恒心也，曰与民同好恶也。是岂遗事物、远民群而孤事于心者乎？
宋儒宗孟而变其质，杂于禅老而多得二氏之似，不必存儒之真也。虽其学不尽可非，究未免拘碍偏枯，末流更不胜其弊。至明中叶，阳明起而救其支离。大本虽立，规模虽具，（阳明活波有用。）而后学不堪继述。谈本体者近狂禅，谈工夫者或未免乡愿一路。至其空疏无实，执意见而不通事理，则两派所同也。
江陵当理学末流之弊，已觉生心害政，岌岌不可终日，常凛宋人亡国之惧，故对宋明文化有改造之思焉。其幽居深念，而伤时人之莫喻，是以发愤而托词于元人之大毁灭也。
其称快于吕政之毁灭晚周文化者，则以宋学上继儒家之统，而周代文化其根底在儒学也。又以晚周委蘼，亦是儒学流弊，故以吕政之大毁灭为快。盖由恶宋明儒学而波及之也。
夫以文弱议周，本不自江陵始，汉人已有千岁衰周之叹。余以为，此等谬论，实缘秦以下只以帝室一姓代表国家民族，故论事不能无误。夫论周代盛衰者，当着眼于诸夏列国之社会、政治、学术与文化等方面，及四裔与诸夏之关系，然后可衡论中国当姬周之世为盛为衰。不可以东周徒存王号，遂以王朝文弱为尔时中国之文弱也。汉人生息于帝制下，许多奴习中于其思想，说古事多谬，此特其一端耳。江陵习而不察，可谓智者千虑之失也。
周室东迁后，诸夏列强其政治与社会组织甚多良法美意。今虽难考，而就《周官经》与《管子》书观之，其为后世制法，极宏深精密，必有春秋时列国制度足供其参考与推演，此可断言者。即在《国语》《左传》等古籍，亦间有可考。亭林《日知录》赞美古地方制度，极言治起于下，足征民治基础。
春秋列强，盖树立甚早。迄入战国，群雄互谋兼并，强者并民力于耕战，务逞侵略，弱者则民贫国瘁，徒为鱼肉。读孟子之书，言民救死恐不赡，而知六国民力尽矣。读商君之书，束缚无不至，而知秦之民无自由，虽骤收控御之效，而民质亦自此耗矣。余尝言，中国民治之基立于春秋，坏于战国中叶，至商鞅、秦孝以及吕政，遂扫地以尽也。孟子所以恶霸，为其开人类毁灭之端也。
周代学术思想，儒家最古。自尧、舜、禹、汤以迄文王、周公，无间传来，久为正统，至孔子集大成。而七十子后学各分宗派。韩非八儒，但就三晋流行者言耳，其为韩非所未悉者，犹当不少。
至于天才之彦、作者之英，承孔氏之流风卓然兴起、各自成宗者，则有墨、道、名、法、农诸子哲学及百科知识如天文、数学、地理、工程、医药、机械、音律各种学术，所谓百家之业是也。又指南针非明于电磁者不能作，古代对于物理已有研究。春秋战国之交，可谓十日竞耀于中天，万川奔流于大海。甚盛哉！
晚周一大智炬时代也。自商鞅专并民力于耕战，始昌言弃道德、废学术，而见用于秦孝。韩非主张以吏为师，欲禁绝儒学及诸子百家，而吕政复用其说。自兹以后二千数百年间，中国遂无学术思想可言。余著《读经示要》第二卷曾论及斯，兹不复赘。吕政大毁灭，流毒将三千年而未已也，可不鉴哉？
西周王朝盛时，四裔归诚。幽厉而后，虽有夷狄之患，然诸夏列强卒能互相保固。《麟经》于秦楚，皆尝斥之以狄，则以其侵中原而狄之耳。真正边方诸夷，则未有能入据神州者。秦以后二千数百年，而中国之大，狄入关，横行蹂躏者其常。自古有聪明而尚礼义之族乃日就戮辱，而趋于污贱、委靡、愚陋、苟且偷生。酷矣哉！吕政摧残之毒，历史昭昭可鉴，而胡忍以其大毁灭为快耶？周代自战国中叶以上，确是国史上辉煌鼎盛时期，未可以东周王室一姓式微，遂妄计当时诸夏文弱也。（古时诸夏列国，即今之整个中国。）
总之，古今万国，任何高深文化及伟大学派，其内容恒有不易、变易之两部分。
不易者，谓其所得真常之理与其立国之优良精神。真常理者，超物而非遗物以存。虽不遗物以存，而实超物。此非深于化者，无可与语也。凡国有文化发展至高深程度，其哲学界必有大学派能于无穷无尽之真常理有所发见。譬如以管窥天，虽不窥天之全，而确已窥得天之一片，则与生盲终身不识天者，其明暗相去，奚止天壤？若智大者能悟管窥之天只是一片，而天之大必不止此，亦可默喻于天之无穷，而不以小知曲见自封，斯为有会于天者已。
凡大学派之于真常理也，其能有所发见而非无知，犹复不恃小知以迷于大道，亦如善窥天者而已。大学派必含有不易之部分，即其有得于真常理是也。
此理超时空无有改异。故大学派不可轻毁。至于文明悠久之国，必有其立国之优良精神。此等精神，即由其国人自先民以来，从日常实践中有所体会于真常理而成为其对自己、对团体之若干信念。易言之，即此若干信念便为其生活之源泉。一国之人以此互相影响，遂成立国精神。
此等精神虽难称举，然在其国之哲学、文学与历史等方面最易理会。此精神界可以随时吸收新资粮，而有舍故生新与扩充不已。但舍故生新一语须善会。新必依故方生，非前不有故而后忽有新也。顿变还从渐变积久而后有此一顿。譬如酪相顿起，实从乳相经过无量刹那渐变，始顿现酪相。设以暴力将乳相毁灭尽净，无有少分余乳，后时得有酪相顿起否耶？
立国精神有新生与扩充而不容斩绝，理亦犹是。总之，凡国有文化或学术思想，断无可容大毁灭之理。设不幸而至于大毁灭，则其国人虽幸存，而亦失其独立开创之胜能矣。中国秦以后久衰，可鉴也。
上来言不易之部分，次谈变易。凡一大学派之体系中，必含有许多可以变易之部分者。如在古代所认为人伦中当然之则者，后来随时多有变易。在古代观察事物而依据有限之经验以确定其所循之则律为如是如是者，后来经验日广，始发见错误而改定其则律。
又有凭空想或臆想而虚妄安立之理论，后有智者视之，必以为当斩之葛藤。大凡人智日进，则古代大学派中可以变易之部分自然随时刬除，又不待以强力大事毁灭也。是故文化界与学术思想界之积累至可宝贵。其长处宜随时发挥光大，其短处可以供人随时参考修正。一旦大毁灭，是使人返于鄙暴无知之原人时代也。
江陵称快于吕政、元人之荡灭文化，盖不满于宋明理学，乃不暇深思，遂为过激之论耳。然于此有大可注意者，江陵对宋明学术思想确有改造之思焉。此其神解卓绝，实旷代之英也。后来船山、亭林力诋陆王，习斋上攻程朱，江陵实启之矣。
（摘选自熊十力著《与友人论张江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