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根柢在思想。思想原本性情。性情之熏陶，不能不受影响于环境。中西学术思想之异，如宗教思想发达与否，哲学路向同否，科学思想发展与否，即此三大端，中西显然不同。此其不同之点，吾以为就知的方面说，西人勇于向外追求，而中人特重反求自得。就情言，西人大概富于高度的坚执之情，而中人则务调节情感，以归于中和。不独儒者如此，道家更务克治其情，以归恬淡。西人由知的勇追，与情之坚执，其在宗教上追求全知全能的大神之超越感，特别强盛。稍易其向，便由自我之发见而放弃神的观念，既可以坚持自己知识即权力，而有征服自然，建立天国于人间之企图。西人宗教与科学，形式虽异，而其根本精神未尝不一也。中国人非无宗教思想，庶民有五祀与祖先，即多神教。上层人物，亦有天帝之观念，即一神教。

但因其知力不甚喜向外追逐，而情感又戒其坚执，故天帝之观念，渐以无形转化，而成为内在的自本自根之本体或主宰，无复有客观的大神；即在下层社会，祭五祀与祖先，亦渐变为行其心之所安的报恩主义，而不必真有多神存在，故祭如在之说，实中国上下一致之心理也。中国人唯反求诸己，而透悟自家生命，与宇宙元来不二。孔子赞《易》，明乾元统天，乾元，仁也。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万物同具之生生不息的本体。无量诸天，皆此仁体之显现，故曰统天。夫天且为其所统，而况物之细者乎。是乃体物而不遗也。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参考《新唯识论》语体本《明心章》。庄生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灼然物我同体之实。此所以不成宗教，而哲学上，会物归己，用僧肇语，陆子静言宇宙不外吾心，亦深透。于己自识，即大本立。此中己字，非小己之谓。识得真己，即是大本。岂待外求宇宙之原哉。此已超越知识境界，而臻实证。远离一切戏论，是梵方与远西言宗教及哲学者所不容忽视也。《新唯识论》须参考。中国哲学归极证会，证会则知不外驰。外驰即妄计有客观独存的物事，何能自证。情无僻执。僻执即起倒见，支离滋甚，无由反己。要须涵养积渐而至。此与西人用力不必同，而所成就亦各异。

科学思想，中国人非贫乏也。天、算、音律与药物诸学，皆远在五帝之世。指南针自周公。必科学知识，已有相当基础，而后有此重大发明。未可视为偶然也。工程学在六国时，已有秦之李冰，其神巧所臻，今人犹莫能阶也。非斯学讲之有素，岂可一蹴而几乎。张衡候地震仪，在东汉初。可知古代算学已精，汉人犹未失坠。余以为周世诸子百家之书，必多富于科学思想，秦以后渐失其传。即以儒家六籍论，所存几何。孔门三千七十，《论语》所记，亦无灵语。况百家之言，经秦人摧毁，与六国衰亡之散佚，又秦以后大一统之局，人民习守固陋，其亡失殆尽，无足怪者。余不承认中国古代无科学思想。但以之与希腊比较，则中国古代科学知识，或仅为少数天才之事，而非一般人所共尚。此虽出于臆测，而由儒道诸籍，尚有仅存，百家之言，绝无授受，两相对照，则知古代科学知识非普遍流行，故其亡绝，易于儒道诸子。此可谓近乎事实之猜度，不必果为无稽之谈也。中国古代一般人嗜好科学知识不必如希腊人之烈。

古代由儒家反己之学，自孔子集二帝三王之大成以来，素为中国学术思想界之正统派，及道家思想与儒术并行之情形以观，正可见中国人知不外驰，情无僻执，乃是中国文化从晚周发原便与希腊异趣之故。希腊人爱好知识，向外追求，其勇往无前的气概，与活泼泼地的生趣，固为科学思想所由发展之根本条件，而其情感上之坚执不舍，复是其用力追求之所以欲罢不能者。此知与情之两种特点，如何养成，吾以为环境之关系最大。希腊人海洋生活，其智力以习于活动而自易活跃。其情感则饱历波涛汹涌而无所震慑，故养成坚执不移之操。中国乃大陆之国，神州浩博，绿野青天，浑沦无间，生息其间者，上下与天地同流，神妙万物，无知而无不知。妙万物者，谓其智周万物而实不滞于物也。不琐碎以逐物求知，故曰无知。洞彻万物之原，故曰无不知。彼且超越知识境界，而何事匆遽外求，侈小知以自丧其浑全哉。儒者不反知，而毕竟超知；道家直反知，亦有以也。夫与天地同流者，情冥至真而无情，即荡然亡执矣。执者，情存乎封畛也。会真则知亡，有知，则知与真为二。非会真也。而情亦丧。妄情不起曰丧。故无执也，知亡情丧，超知之境，至人之诣也。儒道上哲，均极乎此。其次，虽未能至，而向往在是也。

就文学言，希腊人多悲剧。悲剧者，出于情之坚执，坚执则不能已于悲也。中国文学以《三百篇》与《骚经》为宗。《三百篇》首《二南》，《二南》皆于人生日用中，见和乐之趣，无所执，无所悲也。《骚经》怀亡国昏主托于美人芳草，是已移其哀愤之情，聊作消遣。昔人美《离骚》不怨君。其实，亡国之怨，如执而不舍，乃人间之悲剧，即天地之劲气也。后世小说写悲境必以喜剧结，亦由情无所执耳。使其有坚执之情，则于缺憾处，必永为不可弥缝之长恨，将引起人对于命运或神道与自然及社会各方面提出问题，而有奋斗与改造之愿望。若于缺憾而虚构团圆，正见其情感易消逝而无所固执。在己无力量，于人无感发。后之小说家承屈子之流而益下，未足尚也。要之中国人鲜坚执之情，此可于多方面征述，兹不暇详。

就哲学上超知之诣言，非知不外驰，情无僻执，无由臻此甚深微妙境界。然在一般人，并不能达于哲学上最高之境，而不肯努力向外追求，以扩其知。又无坚执之情，则其社会未有不趋于委靡，而其文化，终不无病菌之存在。中国人诚宜融摄西洋以自广，但吾先哲长处，毕竟不可舍失。

或问曰：西方文化无病菌乎？答曰：西洋人如终不由中哲反己一路，即终不得实证天地万物一体之真，终不识自性，外驰而不反，只向外求知，而不务反求诸己。知识愈多，而于人生本性日益茫然。长沦于有取，以丧其真。有取一词，借用佛典。取者，追求义略言之，如知识方面之追求，则以理为外在，而努力向外穷索，如猎者之疲于奔逐。而其神明恒无超脱之一境，卒不得默识本原，是有取之害也。欲望方面之追求，则凡名利权力种种皆其所贪得无厌而盲目以追逐之者，甚至为一己之野心与偏见，及为一国家一民族之私利而追求不已，构成滔天大祸，卒以毁人者自毁。此又有取之巨害也。是焉得无病菌乎！中西文化宜互相融和，以反己之学立本，则努力求知，乃依自性而起大用，无逐末之患也。并心外驰，知见纷杂，而不见本原，无有归宿，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中西学术，合之两美，离则两伤。

原载《熊十力全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