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至22日，纪念孔子诞辰257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七届会员大会在北京召开。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文史哲》名誉主编、《孔子研究》主编王学典于10月20日上午作为两名中国学者代表之一，以“儒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及其现代转化”为题作主旨演讲受到高度评价。以下是演讲全文：
今天，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肤色的人们之所以能够相聚在一起，端赖2575年前出生的孔子和他开创的儒学。儒学发源于中国，但儒学属于全世界，属于整个人类。国际儒学联合会汇聚了世界各地的儒学研究专家，整合了国际性的儒学研究力量，为儒学的世界传播、交流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因此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30周年，是世界儒学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在这里，我谨代表国际儒联山东大学研究基地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向诸位领导、诸位来宾、诸位先生表达崇高敬意，向世界各地关心、支持国际儒联的专家学者和各界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
在今天这个隆重的场合，我想谈一点个人研习儒学的体会，向诸位请教。我认为，当下儒学的核心问题是现代转化问题，也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问题，是儒学如何融入现代社会、为现代国家治理和现代社会重建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问题。这需要我们对儒学的学科属性和现代转化路径作出新的探索。
一、儒学是一种体系完备的社会发展理论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儒学的学科属性呢？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儒学在现代学科分类之内仅被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即“中国哲学”而存在，儒家典籍的整理和研究也只在文献学的门类中延续。实际上，儒学可以涉及哲学问题，可以涉及政治学问题，可以涉及史学和文献学问题，甚至是法学、管理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21世纪以来，学界对儒学的研究已逐渐形成“九科治儒”的繁荣局面，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都在从各自的角度向儒学聚焦。因而儒学不仅仅是属于中国哲学或文献学，更不单纯是修身养性的伦理学，它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公共领域和共同思想资源。儒学向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开放。
儒学为什么能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思想资源呢？在我看来，就因为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治理理论或社会发展理论。格物致知也好，正心修身也好，其实都是儒学起点不是儒学的终点；儒学的全部追求是治国平天下。天下为公、小康大同、为万世开太平，是儒学的核心主张。一部《论语》所讨论的不外两大主题，一是如何做人的问题即修身问题，一是如何“为政”的问题即社会治理问题。《孟子》一书所讨论的中心问题也是如何实行“仁政”的问题。宋明新儒学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得君行道”“得民行道”，所关注的仍然是建构合理的国家社会治理秩序的问题。直到现代新儒家，仍基本上坚守“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现实追求。
所以，全部儒学始终立足于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立体调节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和天下（也就是世界）的关系，因此，在本人看来，儒学是一种体系完备的，可以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并驾齐驱的社会发展理论。
二、儒学是一种典范完备的应对短缺型经济的社会发展理论
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儒学产生于短缺型匮乏型经济背景之下。无法否认，儒学是农耕时代的产物。由于农耕经济对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人口环境以及生产工具的高度依赖，常常难以避免地成为短缺型经济。在经济匮乏的同时既要保证百姓的温饱——孟子所谓“黎民不饥不寒”，又要保证君王和贵族的体面与享受，从而令社会秩序呈现井然安定的局面，儒学的产生，正是为了回应这种迫切的现实需要。
儒家面对短缺经济所提出的对策就是“克己复礼”，也即把社会秩序建立在道德感召力的基础之上。礼，就是养（也就是礼者，养也）。荀子认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为了应对短缺型经济中人的生存发展需求与物质供应匮乏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人欲与物力之间的矛盾，所以儒家主张要用礼义来“养人之欲”。由此可见，儒家主张“天下为公”，主张“温、良、恭、俭、让”，就是为了在短缺型农耕经济中寻求人欲与物质供应的平衡，寻求满足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与维持社会良好秩序的平衡。
问题的实质是，儒学主张通过道德修养实现人欲与物力、“仁”与“礼”、情感与秩序的平衡，能实现内圣与外王的贯通。儒学是一种德性伦理，是返身向内，是自我约束，是自律，是克制，是慎独，是节欲。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儒学才有性善论、四端（仁义礼智）论和君子人格，才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角色伦理（儒家角色伦理是在座的安乐哲先生提出来的），才有“选贤任能”的贤能政治，才有“天下为公”的道义经济。儒家希望通过对“仁”“义”“礼”等一些价值观念的强调，来塑造人性，节制人欲，最终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因此儒学是经济短缺型农耕社会产生的一套最适合社会稳定与发展需要的思想体系与制度设计，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
那么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在发达国家发达地区进入供应充足乃至过剩之后，为应对农耕时代经济短缺型社会而产生的儒学是否已经丧失现代意义呢？换句话说，今天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能否完全满足人的欲望，进而消除因人欲而带来的纷争隐患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因为相对于人的欲望，物资永远是短缺的，资源永远是不足的，顶尖或高级享受品永远是匮乏的。欲海无边，欲壑难填，人心无尽，所以，再高的生产能力，再发达的科技水平，都不能单独解决问题，所以最终问题的解决仍然要“反求诸己”，仍然要“克己复礼”，仍然要借鉴儒学返身向内的智慧，而不管人类社会会进化到或演化到什么阶段。
三、儒学的现代转化就是当代社会科学化
现代社会如何借鉴儒学的智慧呢？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对儒学的借鉴必须建立在儒学现代转化的基础上。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儒学，是产生在农耕时代的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因而儒学要与现代社会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相融合、相适应、相协调，才能发挥它的当代价值。儒学的现代转化，就是儒学的当代社会科学化。通过对儒学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与冶炼，使其进入到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思想框架中去，从而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儒学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内圣外王”，就是把自己培养成圣贤和君子，然后去担负应尽的社会责任。因此，我们确实可以引入社会学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概念，把儒家的主张分为伦理与政治。在私人领域是正心修身，在公共领域是治国平天下。在私人领域，儒家的“温良恭俭让”等修身主张，可以直接采用，不需要社会科学化。
但在公共领域，儒学必须社会科学化。儒学关于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若能为当代所用，必须经过现代社会科学的冶炼。半部《论语》治天下，已完全不适合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当代社会，进入信息时代，所以必须用现代社会科学所提供的思想和知识来治理社会；儒学也必须通过自身的社会科学化使它进入现代知识体系。
当下学界也在探索儒学的社会科学化路径，我试举几个例子：
儒家的一个重要政治理想就是选贤任能。刚才贝淡宁先生的发言也提到了相关问题，他有一本书《贤能政治》，解释了为什么尚贤制比西方民主选举制更适合中国。他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建立模型、证伪、实证，对儒家选贤任能的理念做了分析，然后把选贤任能这个古老人文概念变成和民主政治概念相对应的一个现代政治概念，并把选贤任能理念奠定在现代政治学的科学基础之上。
关于古代儒家的经济思想，我主张用道义经济概括。儒家试图为所有的经济行为、市场行为设立道德界限、伦理界限，所以儒家经济思想背后是王道，是仁政。近代的陈焕章有《孔门理财学》，将儒家的义利观念诠释为国家要为社会发展、财富积累提供道德约束。
中国古代的法律我认为可以用如人伦司法来概括。儒家“亲亲相隐”的命题，是中国古代追求司法人伦化的典型。此一问题最早是由中国哲学专业的学者提出来的。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188条，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排除在证人出庭作证范围之外，这被认为是儒家“亲亲相隐”理念通过现代“亲属回避制度”回归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信号。近年来，众多法学专业背景的学者正大规模进军儒学研究，他/她们的介入使儒学研究别开生面。
结语
在我看来，儒学是可以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并驾齐驱的三大社会发展理论之一。相对而言，儒学是把社会发展、社会治理建立在道德感召力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是把社会发展建立在高度政治认同的基础之上，而自由主义则是把社会发展建立在法治信仰的基础之上。而这三种社会发展理论的整合，则可能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