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前夕，亦即在我收到来自学生的祝福和鲜花的时候，我想起了给我最早启蒙的小学一年级的老师郭美庆，更想起了已经离我们而去的王铁崖、李浩培和陈体强三位大师。我是在读研究生的过程中与这三位大师级先生相识的，这实在是我学术生涯的大运气。

而我知道这三位大师，是托了当年西南政法学院最优秀的老师之一罗世英先生的福。当时，我在四川外语学院求学，但是因为喜欢理论，所以就常常逃课去隔壁的西南政法学院听课。在旁听的岁月里，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就是罗世英先生，那时他单身一人。每天晚上，西政78级的学生就会去他家里聚会，相当于一个小小的沙龙，而这个小沙龙结束以后就是我与罗先生的单独交流，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跟他在一起喝茶、“谈”学问。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了中国国际法学界的几位领袖人物：王铁崖先生，李浩培先生，和陈体强先生。其中，李先生和陈先生都在外交学院任教。就这样，在1982年，我报考了外交学院的研究生，导师是李浩培先生和姚壮先生。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直接接受李浩培先生和陈体强先生的教导。

令我终生难忘的是，三位先生对于我热爱知识、喜爱读书之心的眷佑，以及他们对教师本分的担当。

李浩培先生不仅是外交学院的教授，还是外交部的法律顾问。他年事很高了，但总是有问必答。他一直帮我借他认为我应该看的书，教授我思考问题的方式。每次我去外交部拜见他，他都会拿着他帮我借的很多书从他的办公室走下楼来到会客室跟我见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次给我介绍那些书的时候，他会拿出一个小本子，把事先做的笔记和认为关键的地方一点一点地告诉我。这里流露的是那种为人的耐心和为学的认真。

陈体强先生66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中国和世界国际法学界的大损失。我自己认为，陈先生是中国国际法理论研究方面最重要的人物，学问做得特别好，他的理论是国际法理论史中重要的一部分。我非常敬仰他。陈先生话不是很多，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甚至在走路的是都在思想。偶尔，他也会把我带到他的家里去，给我开“小灶”。他对我的最大的教诲，便是他反复告诉我的那句话：要多读法律哲学的书，不要光读国际法的书（包括他的书）。正是在这里，我体悟到了一种爱智的大气象，一种要求学生“追比圣贤”的品格：一个老师甚至可以让他的学生不读自己的书，而去读他认为更为重要的书。

我是在研究生期间听王铁崖先生课的时候与王先生相识的。我与王先生的交往最深，在学术上如此，在生活中也是如此——他甚至是我与我太太结婚的证婚人。与王先生交往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令我非常感动，让我看到了他们那一代优秀教师的风范。王先生在被打成右派期间翻译了凯尔森撰写的《国际法原理》这本名著，尽管当时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照或依凭。到80年代初，我作为《二十世纪文库》的编委，有幸负责王先生这部译著的校订工作。我作为责编做完这些工作之后，王先生当着他的学生和他的同事的面，一定要让我做这本书的校者，这令我诚惶诚恐、受宠若惊。王先生在学界有着极高的名望和地位，但是却想让我这样一个无名的年轻后进做他的译著的校者，可见他对后辈学人的提携和褒奖。同样，令我最为感激的是，王先生生前仅有的两本论文集都是他指定由我来主编出版的。王先生用这样一种言传身教的方式告诉了我这样两个为人师的道理：一是学术传统和学术梯队的建构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二是我们在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也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年轻的学生或学者。

王铁崖、李浩培和陈体强三位先生都是早年的留学生，在学术研究上受过严格的规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有着令人极为敬佩的学术品格和师德。他们对我的教育以及他们为我树立的榜样，是我最终走上学术道路的基本激励。

在这个教师节的时刻，我想起了这三位老师，不仅是因为想再一次感谢他们的教育之恩，也是因为想告诉他们：我也将追随他们做一个本分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