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27日——30日，邓正来老师在西北政法学院讲座期间哮喘病发作，加上感冒引发咳嗽等症状，医嘱尤不宜多讲话。10月1日邓老师即例行来吉林大学给学生授课。学生们因感邓老师身体状况不佳，连续上课太过劳累。曾私下开会讨论以写信、打电话、联名、“罢课”等方式设法力劝老师休养。故10月2日的课堂上有了邓老师此番教诲。言真意远。其珍贵也如斯，特谨识莫忘。

（整理者：杨晓畅 甘德怀 候瑞雪 陈昉）

昨晚你们私下开会要搞什么自动罢课，想让我休息，这我昨天在课堂上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就是一个感冒吗？不就是咳嗽几声吗？

今天你们竟然不叫车来接我，让我不上课。我早上在宾馆门口足足站了有50分钟，连服务生都过来问我，“先生您的车不会来了吧”，他都想帮我打车。我如果不打电话呢，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我现在真后悔打那个电话，我就应该一直在风中等下去！

我把我太太和女儿抛在北京，在节日里跑到长春来难道是为了在宾馆里躺着养病的吗？我对我太太都说，一看到你们，我的病就好了一半。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是清楚的，因为这样就不来上课，那邓正来就不是邓正来了。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你们讲过，做人一定要有“担当”。我这个人活着就是为了教书的。你们最清楚，现在有多少老师千方百计、变着法子逃避给你们学生上课，到外面谋活，叫什么参与“社会实践”。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要是真有能耐，就去逼着那些不给你们上课的老师回到课堂来好好地教你们，那样的话我邓正来肯定承认你们有能耐！结果你们现在把能耐用在千方百计地让一个想给你们上课的老师不要来上课，让一个已不多见的有热情来教你们的老师也不教你们了，这叫你们的什么能耐啊？这不是很滑稽吗？你们这是在逼着我变得和那些不上课的老师一样和体制进行“共谋”，共同来“混”你们宝贵的读书时光，来应付你们了事，难道我也这样你们就开心了吗？你们也许意识不到，你们做的其实就是在一个世风日下的国度里与那种日下的世风在进行着的“合谋”啊！

昨晚一个学生给我写信，劝我说“老师，健康是最最重要的。”说实话，我觉得非常荒谬。单纯的健康有用吗？人活着光会喘气就行了吗？我发表在“正来学堂”上悼念我的好朋友王纬的文章《他是愿意这样走的》，不知你们读过没有。对于一个读书人的一生，在学术的追求中终结自己的生命，就是对他来讲最好的离开的方式。其实我之所以能断言王纬“愿意这样走”，不过是因为我自己的内心确实是这样认定的，我也是“愿意这样走的”。所以，读书和教书就是我这个人的本分，就是我每天生命的延续。而你们却想方设法，不让我来完成我自己的本分事，这真是比我的病还让我难受的。

说到“走”，我给你们讲一件事。 王铁崖先生，待我绝对胜过他亲生儿子的，先生临终时，那么多人去看他，但我没有去。开追悼会的时候，我知道师母满天下在找我，但我也没有去。等到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心里清楚已经没有人还想起他了。我重新编订出版好了《王铁崖文选》，亲自送一本到师母手中，我对她说，“我知道先生，这样是对他最好的悼念”。

我的父亲，他过去在教育局工作，文革中很受打击。文革后当地一所学校聘请他做校长，那时的学校设施是很差的，也没有门卫之类。我就问他是否会很麻烦很辛苦。他说是的。我父亲不象我这样讲话多，他讲话很少，但做得比我多。自从他答应做校长的第一天起，每天清晨第一个来到学校打开校门的人一定是他，每天晚上最后一个离开学校锁好校门的人也一定是他，日复一日都是这样。他一生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也并非什么高寿之人。但每个认识我父亲的人，没有不说他好的。你说做人还要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告诉你们身为一个人一定要守住的“本分”，就是你们心里一定要存留的那种“担当”。

你们的善心我是明白的，你们打电话给我，还派代表来劝我，说明你们有善心，这是好的。但不要说你们，就是文显兄，他也知道劝是没用的，如果这样就能劝得动了，那邓正来早就不是邓正来了！只要在我还是老师的时候，如果有人以这种方式剥夺我上课的权利，不让我上课了，我立刻就从这楼上跳下去！当然，我也肯定不是那种拍着桌子说“死也要死在讲台上”的人，我是很惜命的，如果感觉不能讲课我一定就不会来了。所以你们不必操这个心，你们的职责就是好好读书。把书读好了，就是作到一个读书人的本分了。

现在这个社会，弄的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做官的不象做官的；当家长的也不象家长，做孩子的不象孩子；做什么的都不象做什么的。这在你们鄙视的所谓腐朽落后的封建社会里，是要杀头的大罪呀！象你们有书不读，却要来罢我的课！这两天发生在咱们课堂上的事真的可以编成一出在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里面极为典型的“闹剧”了！滑稽呀，真是滑天下之大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