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校年历”算，到高校整整一年了。再过几个小时，就是九月一号开学日了。过去的一年间，不断有人问，为什么要起这么大的变化？我一直未作答。更有一段时日未见的好友在某个场合遇上，会下意识地带着不安的眼神打量，过程中的关切我能明白：在这样的体制下，没有了那块金字招牌罩着，行不行啊！前几天，又可约我写点关于老师的文字，我这新来咋到的，写这个肯定不合适，但我还是答应了，正好借此给关心我的亲朋挚友一个交待。

实际上，去高校是早十年前就起了的心思，北京几所高校的朋友还分别帮着忙活过。一打听完全是两套评价体系，这边是发论文（那时还不像现在强调国际期刊发表），讲了多少门课，做过多少国家级课题，那边是写了多少折子，拿过多少批示，对哪些政策产生过影响。你说你什么什么的，但到这边来人家根本不认。后来怕麻烦，主要是内心也没有那份坚定，好几次说说就过去了。这一次是很决绝的，一则因为换岗位后琐事缠身不能专心学问越来越心生恐惧，更主要是自己所在的年龄坎上，不再迈出这一步就不会再动了。多亏了新老东家主政者的开明及方方面面的关照，顺顺当当地如愿进了高校当起了教书匠。

每个在高校做老师的，都有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理解和对待。就我而言，之所以放弃一些在很多人看来很光鲜的东西来从事这一行当，是因为在内心觉得这里是一块高地，还有种神圣，你自己在这里可以当真，可以去坚守，而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对待。

我执意到学校的最主要理由，就是要对中国所发生的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给出个说法。我1988年机缘巧合进入原国务院发展农研中心发展所，遇上一批在体制内很难存在的人，赶上一个人一生很难遇上的大事，不几年又并入国务院发展中心这样一个既是体制内同时又有很大空间的机构。前前后后加起来，做了近三十年“金銮殿上的小草”，在体制内见证了中国变革最辉煌的时期，这两个机构的独特性还可以使自己身在其中又不失思考与观察。时间越久，就越觉得这是一笔财富，是一种比较优势，更有一种使命，从中挑一件或几件事花功夫从事研究，也许能搞出点东西，就是不成，最起码也可以留下一些文字，让以后的人了解一个时期的中国发生了什么。最有意义也最要紧的一件事，是找出中国变革的独特性。我们这批60年代生人的人，尽管不像上几波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与折磨，但也是从贫困走过来的，没指望会有那么大的改善，更没有想到有如此翻天覆地的突变。我们见证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为什么会发生？引发这场变迁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从纵向和横向看，这是独有的吗？这些问题找到正解，不仅对于理解过去重要，对于怎么看现在及把握未来的路向更为重要。要从事这样一件在自己内心觉得很大的事，一是选好观察角度，这是在哈佛访学时拜访傅高义教授时受到的启发，他为了研究中国转型，就选取了邓小平这个关键人物，花十多年孜孜不倦，最后写出《邓小平与中国转型》这样既轰动全球又可以存世的书。在我看来，中国这场伟大转型是由三个维度呈现：独特的土地制度是引线，人口出村的工业革命是爆破点，城乡转型路径是命门，这其中每一块都有中国这一次与历史和世界的不一样。不管搞成什么样，既然自己认定这是个事，就把它当做个大事去做，学校的好处是，你有自由、时间和条件去当真，先去查、去问、去跑，搞到什么程度再说。

第二件当然是到学校的正事：教书。到学校一段时间后，院里问我开不开课？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开！上课这件事在我内心是看得很重的，进校门第一个进脑子的词是：传道授业解惑，这是“圣人”做的事，是“先生”的事业。我开的第一门课是给本科生上发展经济学。备课之前，找来了能找到的有关发展的教科书，看了后还是决定自己来，原因是这些教材的理论仍然基于新古典，发展主要针对二战后的发展中经济体，实践主要来源于拉美和非洲，亚洲带一点，中国经验基本不谈，这与我理解的发展差别太大。为此，我对课程体系做了全面改造，一是将发展的经济学改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将发展的政治与经济关联，把制度引入对发展的解释。二是将历史与当代贯通，在我看来，发展是一个人类进程，每一个国家不同阶段都有发展问题，而不是一个单单当今发展中国家才有的问题，先发国家恰恰可以作为发展的借鉴。三是将中国与他国串联，中国那么大一个国家几千年的发展进程应该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分，将中国跟他国的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清你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也是一件把学生拉近现实的做法。四是理论与案例结合，每堂课给学生几个最重要的、能让他记得住的概念，同时用自己亲历的故事和案例加深他们的理解。经过这一改造，这门课一下子就变得有意思了。令我欣喜的是，这波学生从学期始到中到尾眼神不断变化，有的学生甚至开始放光。我的考试题目也很特别：以所学的知识解析你家乡的发展案例。有的写自己家的变迁、有的写自己村庄、乡镇、园区、产业的变迁与转型。批改这些案例时，让我兴奋了一周，幸福满满。

到学校后还仍然坚持的一件事实际是我的老本行，就是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不知是因为思维惯性使然，还是因为内心有一种东西让你停不下来，总觉得你跟这个国家关联着，牵系着。过去这样做还可以说是工作性质使然，现在还这样，就有点找苦吃了。有时候也调侃自己：现在每天睁开眼就是中国，闭上眼就是世界。对于一些重大政策的出台和可能影响，还是要坚持发声，差别在于，过去是写折子试图影响决策，现在更多是通过向有公信力的媒体撰文影响公众。在我看来，发专业的声音，就重要公共政策进行评论，是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社会越来越多元，信息越来越庞杂，公众越需要有负责任的声音。过去写折子是一件很神圣的事，因为担心自己的主意出错影响决策，现在就公共政策发声同样在内心也是很看重的事，每一篇东西得先自己想清楚了再抛出去，绝不敢草率。对国家命运的操心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一种家国情怀，不管有没有用，保持这份心在我看来是要有的。

干这个行当是自己主动选的，要做的这几件事也是自找的，能坚持多久，能做到什么程度，全在这块高地在你内心的分量。写上这些文字，是一份交待，更多是一份提醒。

刘守英

写于 2020 教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