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打开微信，看到一位来自欧洲的学生写道：“祝嘉明老师节日快乐!”我不解，问：“什么节日?”答：“教师节啊。” 噢，“明白了，谢谢。”后来，陆续收到更多学生的问候。
之后我去散步，一路在想我的教师生涯。1984年，我开始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硕士生上“工业经济学”，1988年正式成为硕士生导师。之后再次成为老师，已经是2003年。那一年，我离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任教于维也纳大学直至2014年。前年起，开始在台湾大学教书。
从2003年秋季学期至今，12个年头，24个学期。在维也纳大学有一门本科生课，平均是50名学生;一门研究生课，包括旁听生平均20名学生。台湾大学只有一门研究生课，包括旁听生平均30名学生。保守的计算，总计教授的学生大约在千人左右。在维也纳大学，以奥地利学生为主，还有欧盟国家和国际交换生。在台湾大学，以台湾学生为主，也有相当比例的大陆同学。在过去20多个学期中，教学范围是经济学和中国经济，但是，几乎很少有完全重复的课程。也就是说，总计教授过30门以上的不同课程。
在维也纳大学和台湾大学的12个寒暑，我的体会和感受很深：
真正的大学是庄严的。维也纳大学创建于1365年。那时的中国还在蒙古人的元朝。维也纳大学的校训是“自由研究和以研究为基础的教育”(Freedom of Research andResearch-Based Education)。维也纳大学的主楼大厅里有一面墙，褐红色的大理石上刻写着自1365年至今的所有校长的姓名和任期;旁边是维也纳大学历史上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照片。我所敬仰的熊彼特、维特根斯坦、薛定鄂、弗洛伊德、波普尔都和这所大学有着连接。
台湾大学则承袭了中国自民国以降的科学和民主的传统，第一任校长傅斯年集学养和人品于一身。只要是没到过台大的朋友来看我，我都会领他们去看纪念傅斯年的“傅钟”，还有傅斯年那段崇尚“思考”的语录。不论在维也纳大学还是台湾大学，我会时时面对由历史塑造的大学，由大学记录的历史。在现代社会，大学的作用甚至超过政府、市场和企业。
真正的课堂是神圣的。教师的基本传播单位是课堂，是教室。所谓神圣，就是敬畏，对真理和知识的敬畏。在这两所大学，你不会感到权力和财富傲慢，只有权力和财富的谦卑。课堂所接受的是老师的真才实学，是学生对课程内容的认可，是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的思想互动。发达国家的历史和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证明，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普及之后，大学教育最终决定国民素质和创造力，所以大学应该是知识精英的集结地。自然，优秀的老师吸引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学生成全优秀的老师。
真正的老师是充满良知的。在这两所大学，教师享受充分的自由和民主，学校不干涉教学。所以，教师的良知就是大学的基础。良知内涵广泛，最重要的崇尚知识，追求正义和维护真理。这也是为人师表的核心所在。1930年代，与维也纳大学不可分割的维也纳学派试图通过系统的科学理性，结束“无意义的形而上学”。无论历史如何评价这个奥地利学派，但是，他们无疑是一个以良知和科学为基础的的团体。不仅维也纳大学，西方知名大学都在不同领域创建过不同的学派。在经济学领域，就有剑桥学派，芝加哥学派，等等。只有大学教师能以科学和学问本身为目的，大学才会成长和发展。如果老师的良知遭到压制和破坏，大学一定会堕落。
我今年65岁，本该彻底退休。但是，还是接受了台湾大学自今年秋季至2017年春季为期两年的客座教授聘书。与此同时，我还担任台湾逢甲大学为期一年的讲座教授。对我来说，这样的决定并非那么容易。因为我从来认为，一位好的老师，不仅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更重要的是要对所讲授的课程有激情。为此，我需要讲授新的课题，挑战自己和刺激激情。所以，似乎每周三至四个小时的课程，工作量不大，但是，为提出新的思想、框架，阅读相关文献所花费的时间不会少于从早到晚的三至四个整天。继续教书，是希望还能为这个时代，为台湾和大陆的孩子们的成长有所贡献，如此而已。新学期的台湾大学课程是“货币、资本和空间”，逢甲大学是“互联网金融”。我期望自己能讲好。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最深沉的国力是思想”，提出“教育是终极财富”。说的好。在上个世纪，中国精英提出和实践了不同的救国方案。其实，教育是基础，没有好的教育，愚昧就会横行，道德就会衰败，就会远离科学，创新就会处于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的境地。在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因为坚持教育立国，尽管GDP总量有限，却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做到国泰民安。这是值得学习的模式。在教育体系中，大学实在重要，即使中小学的教师也来自大学。
在过去的26年间，虽有颠沛流离，但是毕竟有十余年在维也纳大学和台湾大学教书的校园日子。自食其力，心安理得。如果说，奥地利和台湾都是自由的天地，那么，在维也纳大学和台湾大学则是自由的中心。学生是自由的，教师是自由的，读书是自由的，教书是自由的。所以，我是幸运的，充满感恩之心。
我有一个很久的愿望，如果有一天我能“落叶归根”，就办一个小小的“私塾”，更确切地是一个小小的“义学”，继续作老师，“有教无类”，将一生所学和所经历的，与大家共享。多少年来，老朋友都称呼我“嘉明”，新朋友和年轻朋友则叫我“朱老师”。“嘉明”称呼亲切，“朱老师”包含一种敬重，这两个称呼我都是喜欢的。
写于2015年9月10日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