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历史月刊》（台湾）1999年第8期

                                                        （公元前552年8月20日日食天象图）

孔子的生年，历来就有问题。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逝世处就感叹说：“《经》、《传》生年不定，致使孔子寿数不明。”可见这一问题由来已久。本世纪已经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孔子诞辰，各持一端，在年、月、日上皆有异说，使得各处的纪念活动无法一致。其实只要引入天文学方法，就可以明确解决这一重要的历史年代学问题。

比较流行的孔子生年，是依据《史记·孔子世家》中“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得出，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但此说有两个问题：

一是与《史记·孔子世家》下文叙述孔子卒年时，说“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不合。因为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551—479＝72岁。这只能用“虚岁”之类的说法勉强解释过去。

二是没有孔子出生的月、日记载。这就是说，仅仅依靠《史记·孔子世家》，无法为今天的孔子纪念活动提供任何具体日期。

另一种说法的文献依据是《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先看原始文献：

《春秋公羊传》：“（襄公）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秋谷梁传》：“（襄公）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

这里两者都明确记载孔子出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即公元前552年；又都明确记载了孔子出生日的纪日干支——庚子。所不同者，一为十一月，一为十月。

我们可以先从文献本身的自洽程度，来判断《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两者的记载中谁更可信。从纪日干支的简单排算就可知：九月庚戌朔，接着十月庚辰朔，接下去二十天后是庚子，则此庚子只能出现在十月，整个十一月中根本没有“庚子”的干支。可见《春秋公羊传》的记载自相矛盾。因此，显然应以《春秋谷梁传》的记载作为出发点——即孔子出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按照《春秋》所用历法的）十月庚子这一天。

接下来要确定“十月庚子”这一天是公历的几月几日。这没有象确定鲁襄公二十一年是公历哪一年那么简单。首先，这里牵涉到春秋时代的历法，其中月份是怎么安排的——简单地说，就是那时历法中的正月相当于现今夏历的几月，而这一点目前尚无定论（先前某些孔子诞辰有误即与此有关）。为了绕开这一尚无定论的问题，而将结论唯一确定下来，我们就不得不求助于天文学。

非常幸运的是，《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在孔子出生这一年中都记载了日食，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天文学依据。日食是非常罕见的天象，同时又是可以精确回推计算的天象。《春秋》242年中，共记录日食37次，用现代天体力学方法回推验证，其中大部分皆真实无误。经推算，公元前552年，即鲁襄公二十一年这年中，在曲阜确实可以见到一次食分达到0.77的大食分日偏食，而且出现此次日食的这一天，纪日干支恰为庚戌，这就与“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记载完全吻合。而在次年，即鲁襄公二十二年，没有任何日食。

为了确定这次庚戌日食的日期，我们采用不考虑月份的记时坐标，即天文学上常用的“儒略日”，这是一种以“日”为单位，单向积累的记时系统——中国古代连续不断的纪日干支系统实际上与“儒略日”异曲同工。公元前552年发生曲阜可见日食的那个庚戌日，对应的儒略日为1520037。而儒略日与公历的对应是早已明确解决了的，与1520037对应的是公元前552年8月20日。

至此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个确切无疑的、同时又与春秋历法无关的立足点：即公元前552年8月20日，对应于鲁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接下去的工作就只需根据干支顺序作简单排算即可，结果可以用表格表示如下：

所以结论是：

孔子于公元前552年10月9日诞生，公元前479年3月9日逝世。

注意这个结果方才与《史记》中“孔子年七十三”的记载确切吻合。

先前有不少论者，在孔子诞辰问题上，定年依据《史记》说，定月日却又依据《谷梁传》说，而此两说在生年上明明是相互矛盾的。不先辨别哪一种史料更可信，以决定取舍，却在两种相互矛盾的记载中“各取所需”，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这样做无法保证立论的自洽。

根据上述结论，邮电部在1989年发行“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邮票，在年份上并无差错，因为1989＋（552—1）＝2540年（没有公元0年，故减1），只是日期上稍有出入而已。同样道理，今年1999年就是孔子诞辰2550周年，具体纪念活动的日期，则应确定为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