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4日，著名学者，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邓正来先生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邓正来先生是我国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杰出的社会科学学术组织者和翻译家。他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英年早逝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重大损失。由于邓正来先生一贯恪守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操守，因而他长期是体制外的学术个体户，在艰难的生活困境中，作为一个“三无”（无单位、无收入、无职称）人员，其奋斗精神令人敬佩；后来更有吉林大学、复旦大学慧目识英雄，毅然发掘、充分发挥邓先生的才华。邓先生的经历颇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壮，亦是令人在惆怅之余而深思的现象。邓正来先生作为本刊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在2012年11月份召开的《探索与争鸣》2013年度试扩版专家咨询会议上作了精彩发言，对本刊的发展和选题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这一幕犹如昨日之事。然而，时隔不久便传来邓先生去世的噩耗，令人扼腕痛惜，悲吟“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今特刊发邓先生的最后遗作，以表达本刊学术指导委员会与编辑部全体同仁的缅怀之情。——编者
尊敬的桑德尔教授，尊敬的同学们、老师们：
大家晚上好！
请允许我代表复旦高研院，感谢我的老朋友、也是我们高等研究院的学术委员桑德尔教授，再次到这里来给我们做学术演讲。
我是他的这本新著的中译本译者，也是桑德尔教授邀请我做这本书的译者。我欣然答应。在座的很多同学和同道们都已经看到这本中译本了，但是鄙人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我不知道出版社是怎么搞的（笑声）。我翻译这本书很辛苦，但是最终看到这本书的出版，又能借这个机会见到我的老朋友，感到非常高兴。所以，我在此祝贺桑德尔教授新著中译本的出版！
由于时间有限，我想就这本书和他今天的演讲，做两点简单的评论。第一个要点是这本书的学术贡献到底在哪里。第二点，就是这本书能够为我们认识当下中国的问题提供哪些启示。
桑德尔教授这本书的主旨，实际上是讨论在一个善的社会中市场的道德局限问题。就像他这本书的副标题所说的那样，“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他列举了很多事例，但他基本上给出了两个理据，来讨论市场的道德局限问题。
第一个理据，是社会不公的问题。在市场如此泛滥和发展的过程中会导致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于是，他给出的一个理据就是“social justice”，即社会正义。但这并不是他主要的学术贡献，讨论“social justice”的学者太多了，在他之前有无数优秀的学者讨论过。我建议大家读一本书，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1940年代写的《大转变》，或者叫《大转型》。台湾版本译为《巨变》，大陆版翻译得很差，建议大家不要看（笑声）。Karl Polanyi在那本书里面专门谈论了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当然他谈论了很多其他的观点），叫“双向运动”。所谓“双向运动”是什么呢？他说，自由市场并不是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特别是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所认为的那样，是自生自发形成的，而是完全通过政府的政策和法律建构起来的，也就是通过理性建构起来的。这是一个方向的运动。但是没关系，市场导致了不公，导致了贫富差距，社会也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它会自生自发地诉求社会正义，来保护自己，来抵制市场的侵蚀和腐蚀。这样一种反向的运动，波兰尼称之为“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
但是桑德尔教授在这里有什么贡献呢？当然有。桑德尔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市场必胜论时代”（an era of market triumphalism）。什么是“市场必胜论时代”？就是从1980年代到2008年，乃至今天仍在进行的“市场必胜论时代”。这个“市场必胜论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演讲最后所讲的，市场已经不再是人们迄今为止发现的一个有效的配置资源的机制，而是形成了一个“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市场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用市场的逻辑来替代公共生活、日常生活的逻辑。我们的亲情关系，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邻里关系，我们的公共生活，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全都按照市场逻辑来运行。
正是在这一点上，桑德尔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因为他告诉我们在“市场必胜论时代”或者“市场社会”之前，那种社会不公正，只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公正呢？是一种奢侈性产品占有方面的社会不公。比如说，有钱人可以买飞机，可以买豪车、豪宅，可以买游艇，但是你买不到其他的东西——你买不到亲情，买不到道歉，这类精神性的东西，你都买不到，甚至连公共卫生你都买不到。但是现在，到了“市场必胜论的时代”，社会不公的存在形式变得不一样了。社会不公不再是奢侈性的社会不公，而是日常性的社会不公，它就在我们身边。有钱和没钱，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可以想想，诸位的同学，有多少出国的，诸位留在复旦，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出国的人更爱知识么？显然不是。是因为他们父母有钱，对不对？（笑声、掌声）。哈佛大学有那么多的中国学生，也有我们复旦去的学生，甚至中国有很多人是在那里读本科的，他们的水平比你们差多了，对不对？但是他们家里有钱，付得起一年几十万人民币的学费。因此，我认为对“市场必胜论时代”的揭示是桑德尔教授的一大贡献。
桑德尔教授的第二个学术贡献，就是他在最后一个例子中专门强调的，市场以及市场规范并不像主流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是“价值无涉”的，而是具有腐蚀性的。它不仅会腐蚀所交易的商品，甚至会腐蚀、排挤、侵蚀非市场的规范。桑德尔教授刚才举的例子不明显，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因为我是这本书的译者，他这本书难的不在于理论，难的是举了太多例子。我真的觉得这么一个大哲学家怎么会关心这么多小的例子呢（笑声），这弄得我非常狼狈，很辛苦。比如说一个公民，他有服兵役的义务，但是他是富二代，他们家有钱，他不想去服兵役，怎么办？他就去找个农民工来顶替。这个农民工，一个月平时挣3000元钱，他说OK，我给你每个月一万，你满意不满意？不满意，我给你两万。农民工说，行，我帮你当三年兵，弄个七八十万。然后这个富二代很高兴，我也可以不用去当兵了，我也不用侵犯别人的权利，同时也有人保卫了国家。很好的一个买卖，各方都高兴。但是，这样一个交易活动，它腐蚀了什么？腐蚀了我们对公民观念的神圣性的认识。对市场腐蚀性的揭示，是桑德尔教授以前的学者没有讨论到的。因此，我认为这个理据是桑德尔教授另外的一个重大学术贡献。当然，这个理据也挑战了主流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命题。我们的另一个评论人张军教授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不多讲。
从桑德尔教授的这两个学术贡献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在“市场必胜论时代”，社会不公发生了质变，这一点中国也不例外；第二，市场和市场规范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完全中性的，不是这样，而是具有腐蚀性的。但正是在这里，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要提给出版这本书的中信出版社。诸位看看这本书的正标题叫什么？“金钱不能买什么”。这是我和他们争论了好几个回合以后他们才改过来的，算是尊重了我的翻译。但是诸位看看，副标题的原文是什么？“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我们的中译本却是：“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这么一个译法，竟然没有征得我同意。这个出版社胆子居然大到这个地步（笑声，掌声）。在座的同道们都知道，我的书在商务印书馆，在三联书店，在中国最著名的那些出版社都出版过。我的译本都是翻译的经典著作，他们不改我一个字！居然有一家出版社，敢擅自修改封面上的副标题！（掌声）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来给你们起哄，搞点噱头，不是为了这个。我想告诉你们一个道理，也不是为了我的面子。我不仅要捍卫我的权利，也要捍卫桑德尔教授的学术的、智性的贡献。为什么？这个副标题里面，把刚才我讲的桑德尔教授的两大学术贡献，全部抹杀掉了！这本书并不是像桑德尔教授的前一本书（指《正义：如何做才对？》——整理者注）那样，去严肃、认真地讨论正义或公正问题的，而恰恰是讨论了正义以外的道德的理据——当然，它与正义有关。我们知道，出版社作为知识生产机制的末端，本来应是服务于知识生产本身的，但是它们居然为了可能的市场利润的考虑，擅自修改学术论著的标题！而这正是桑德尔教授这本书要批评的（笑声，掌声）。我在给他们的一封E-mail里面（我也把这封信的内容翻译给了桑德尔教授）说道：桑德尔教授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非常认真严肃地讨论市场的道德局限，你们这样的做法，会把他变成一个活脱脱的商人——当然，我们不希望这是他们出版社的意图。
言归正传（笑声）。那么，这本书的学术贡献，对我们认识中国的问题，有什么帮助呢？我觉得可以从两点来讨论。
第一点，大约自1992年以来，中国的主流学术界有一个基本的论调就是，中国的市场今天没有发展好，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政府。政府乱管，乱限制，所有的东西都是政府搞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市场出问题了，没有发展好。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在主流学界听不到这样的声音，那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市场已经具有了太大的腐蚀性。它对我们的公共生活，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腐蚀性，已经远远超过了西方世界。所以，桑德尔教授的这个学术贡献，使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问题不只是政府对市场的压制，同时也提醒我们，我们同样生活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市场和市场规范的腐蚀性已经侵蚀到了其他领域，特别是非市场的社会领域。这就是我讲的中国的真问题，我把它叫做“双重腐蚀”。一种腐蚀是市场和市场规范对政治和政治规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腐蚀。桑德尔教授举的例子太小了。诸位想想，我们现在有一些政府官员的职位都是通过买卖获得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还存在另一种腐蚀，那就是政治和政治逻辑对市场规范的腐蚀。我们现在有部级公司、司级公司、处级公司。你叫一个处级公司怎么能够和部级公司进行平起平坐的买卖，除非这个处长明天不想当司长，司长不想当部长，是吧？所以这个双重腐蚀，恰恰是中国的真问题。我们只强调其中一个方面，都不是中国的真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桑德尔教授的这个贡献，并不是指出了我们中国的全部问题。但他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中国的真正问题所在。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真正的问题的全部，还与我前面提到的Karl Polanyi有关。Karl Polanyi教授非常自信地、浪漫地说，当市场侵犯我们的自由的时候，我们有社会的自生自发的力量来对它进行抵制。同样，桑德尔教授说什么呢？他说当这个市场规范要侵入公共领域时，OK，没问题，我们可以重开公共讨论。这些在西方语境中应该都不是问题。但是面对中国，诸位想想：中国有社会么？还自生自发？节制资本？诸位，我们有公共讨论么？我们有左、中、右，什么都有，但我们讨论么？不讨论。左派开会，绝不找右派，说这帮人都是汉奸，不能找他们开会。右派开会，也不会找左派，说他们这帮人是“文革”，他们都是要杀人的啊，我们不能跟他们一起。我们不讨论，我们只有排他性的坚持己见，我们不懂得公共性的、包容性的讨论。因此，中国的问题并不只是“双重腐蚀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认真想想：我们有没有社会的力量去节制资本？我们有没有可能有真正的公共讨论去节制权力？当这两者都不存在时，我们又如何应对关于市场的“双重腐蚀性”？
我的评论到此为止，再一次感谢诸位！（经久不息的掌声）
来源: 探索与争鸣 201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