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顾炎武“天下一家”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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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邦和 (进入专栏)  


提要:顾炎武“天下一家”思想,克服“华夷之辨”理论的消极性,主张“天下一体”,催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生与化育。他的“文化天下”的思维,把中华文化推崇到至高的精神境界,而发挥引领统率的作用,为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守望“天下四维”的精神,坚持中华民族价值的核心,而其阐发“兴利天下”的学说,则增强中国共同理念的凝聚。


关键词:天下一家 、文化天下 、天下四维 、兴利天下


顾炎武(1613—1682年),江苏昆山人,本名绛,字忠清,明朝灭亡后改名炎武,号亭林。后人尊称他为亭林先生。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及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钱穆将顾炎武与清初三大儒中的另两位相比, 称“梨洲晚节多可讥”、“ 船山于诸家中最晦”,唯“亭林最坚卓”。1


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文化也相应由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轨。顾炎武等启蒙思想家在学术上的表现,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趋势。2顾炎武“一面指斥纯主观的王学不足为学问, 一面指点出客观方面许多学问途径来”, 使得学界空气一变 , “乃至以后的二三百年也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3


满清入关,顾炎武参加当地的抗清义军,周旋抵抗,此后则壮游天下。在学问道路上,他顾盼朱陆, 偏向信奉“天理”的朱熹 , 对“心学”陆王多有贬斥,而实际上于陆王学说也有吸取,4如论“行己有耻“,与陆九渊“人之患莫大于无耻”思想略同,其 “先教之以立志”说, 则与陆九渊“学者须先立志”意境融汇。清初, 朴学取代理学为学坛主流, 顾炎武是开启这一学术的先导大师,5他又重视经史互证,考史辩妄,对清代经世史学产生重大影响。6有学者认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 就是“从顾炎武的主张中获取了有益的启示”。7鲁迅十分推崇顾炎武,1933年鲁迅致曹聚仁信中说:“渔仲 (郑樵) 、亭林 (顾炎武) 诸公,我以为今人已无从企及。”8


顾炎武留给后世的重要著作为《日知录》,所谓“日知”,即日有所思,日志新知。这个“知”是“知识”,增长见闻。这个“知”是“知道”,明悟道理。顾炎武为学,匡时益民而利于“天下”。顾炎武又有《天下郡国利病书》,9对于古代疆域与少数民族地区史地、风土情况叙述特详。此外还有作品《肇域志》、《音学五书》、《金石文字记》等。10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凡事关天下兴亡者,不论匹夫百姓皆有责任。11八字成文,出自梁启超。梁启超于《辨法通论·论幼学》云:“夫以数千年文明之中国,人民之众甲大地,而不免近于禽兽,其谁之耻欤?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12他又在《痛定罪言》中说:“今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夫我辈则多矣,欲尽人而自新,云胡可致?我勿问他人,问我而已。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13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的提出,意义重大,成为激励中国人爱国奋进的精神力量。


自成一体的“天下”观,成为顾炎武重要思想特点。他的“文化天下”、“天下四维”的精神,坚持着中华民族的价值核心,而其“兴利天下”的学说,则增强中国人的精神凝聚。


一、“天下一家”的倡导与民族共识的初创


中国传统民族观演化显示从“华夷之辨”走向“天下一家”的思路历程。春秋战国学派林立,这是中国传统民族观的初创时期。当时产生“华夷之辨”的思想。


“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所谓“华夏蛮貊,罔不率俾。”率俾,顺从的意思。整句意思为:无论中原华夏族还是偏远的少数民族,没有不顺从(周武王)的。


《左传·定公十年》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尚书·正义》又将“华夏”称谓定义为:“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春秋时期管仲等人提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戎狄好像豺狼,贪得无厌。中原各国互相亲近,不可离弃。


《论语》中孔子夸奖管仲:“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即管仲相齐,抗御“蛮夷”,为民造福,若是没有管仲的功劳,华夏之人或许要披头散发,穿上衣襟左掩的奇怪衣服了。《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意思是:我只听说过用中原的文明去改变蛮夷的,没听说过被蛮夷改变的


《左传》则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当年齐鲁夹谷之会,齐侯与鲁君不和时,孔丘站出来说的一句话。裔,本义为衣服的边缘,这里喻指边疆“夷狄”;夏、华则为中原汉族。意思是,华夏以外之蛮夷,不可觊觎及干扰华夏事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则称“蛮夷”与中华有种族之隔,因其异己,心不可测。


“华夷”理论至于汉代被再次推出与彰显。《汉书》说:“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后汉书》又说:“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不以伤害中国也。今边境幸无事,宜当修仁行义,尚于无为,令家给人足,安业乐产。”


隋唐以后,中国传统民族观有所发展,至宋元明清日趋完熟。历元而向明,因中国疆域大幅扩展,各少数民族日益融和,中国传统民族观的含义焕然有新意。传承千年的儒家“华夷之辨”理论得到重新解释,“华”、“夷”涵义再被界定。


人们既论“华夷之辨”,又倡“华夷一体”,后者思想渐入人心。明亡清兴,随着“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天下一家”思想成为主流。自此以后,一个拥有合理化思想基础、比较丰富的理论内容、自成体系的中国传统民族理论体系逐渐浮出水面。


“中华一体”、“天下一家”观念不仅是一个学术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实际。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的“华”与“夷”历经冲突,渐至融和。“华夷之辨”、“尊夏贱夷”等观念日渐淡化,各民族相互吸引,不断凝聚,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即伟大的中华民族。


顾炎武的重要著作《日知录》在许多地方阐述了华夷思想。如说“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意思是说:辨识君臣名分,事关个人,认清华夏与蛮夷文明与野蛮之区别,设置防卫,事关天下。14


又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其意为:夷狄之地虽设君主与地方权力,依然野蛮,远非中原华夏可以比肩。后者即使消亡,也属暂时,可凭其文明而再度复兴。


顾炎武在一个时期内受“华夷之辨”论影响,是想以此思想为抗击清军入关的理论武器。然而不久他即以“四海”、“四方”等词代替“华夷”概念。他说“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又说“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悬弧,焉能钧三江,终年守菰蒲。”他写《天下郡国利病书》,把“天下”概念放入书名中,以表其志。


《日知录》云:“中国之称夏尚矣,今以为起于唐之夏州,地邻于夷,故华夷对称曰华夏。”顾炎武的这句话值得探讨。前面说过,早在战国时代“华夏”概念已有定论:“礼仪之大,故称夏,章服之美,谓之华。”而顾炎武却引证一个说法:华夏之“夏”,“起于唐之夏州”,只是地域概念。由此,“华夷对称曰华夏”。后来章太炎也说古代汉族称夏或华,乃由夏水、华山而来。


中国夏商周时期,“天下一体”的思想已经出现。《尚书·禹贡》云:“夏朝禹平水土,分天下为九州”,又将东至海、西至流沙的广大地区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形成包含“九州”、“五服”广袤土地的“天下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顾炎武的“天下观”,与其说是华夷论的遗绪,不如说与“天下一家”思想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顾炎武一生中为实践其“天下一家”思想,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剑及履及,行走天下;一是墨池振笔,记录天下。1659年,顾炎武已过45岁诞日,他前往山海关古战场,吊古深思。此后20多年,成为他一生中漫长的游历时代,“往来曲折⼆三万里,所览书⼜得万余卷”。15


亭林的每次出游,既为联络义士抗清,也有躲避乡里冤仇迫害的原因。他奔逃于长江沿岸及吴中各处,又跋涉流寓于北方如山东、河北、山⻄、河南等地。踪影不定,行走不已。有学者将其一生游历分为五个阶段:早年的读书应试优游生活、明亡前后的武力抗清、卜居南京联络义士以待再起、中年北游山东、晚年游学关中。16


顾炎武每次出行,皆驴马相随,载以书籍。遇名胜险要,翻身下马,寻老兵退卒问询。过村落市集,步行探寻,察访风土人情。口问手记,有疑问则取书对勘。顾炎武做学问讲究“ 反复参考” 、“ 援古证今” ,梁启超称其“以抄书为著书”。17然而他又“所考山川、都邑、城廓、宫室,皆出自实践”。18


顾炎武“天下一家”思想,在其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多有反映。张元济为此书作《跋》时说:“ 亭林婴亡国之痛, 所言万端, 而其所再三致意者不过数事, 曰兵防、 曰赋役、 曰水 利而已’。顾炎武对社会生态考察尤深。如《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4《广东八》载:“蛋民不谙文字。” 说“蛋民”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不会读写,但与陆上居民可口语沟通。


《四川土夷考》为明人谭希思所作,对少数民族民俗风情、边防戍守及部落政权兴替等都有详细记载。该书散佚,仅残存第三卷。《蜀中广记》对《四川土夷考》有大量引用。《天下郡国利病书》复征引《蜀中广记》,对研究四川少数民族历史颇具价值。


广西少数民族分“僮”“瑶”两类,顾炎武仔细弄清两个少数民族的来龙去脉,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判明:“徭乃荆蛮,僮则旧越人也”。明代《过山榜贴》中说有瑶人“逢山任种”,浮游天下;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作详细说明,记其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生活情况。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顾炎武的游历经历对其学问的传播也十分有利,有学者论:王夫之僻居隔世使其学问较难为中原儒林所熟识。黄宗羲声名遐迩, 而其不思北渡,故也削弱其学问之传播。只有顾炎武一生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由此扩展其学问影响力度。19


二 文化天下的弘扬与中华精神的复兴


天下是大概念,国家是小概念,天下是主概念,国家是分概念,天下涵盖了国家,国家从属于天下。一如宇宙包容星月、穹窿覆盖山川。这是顾炎武的天下观给人的印象。


与国家相比,天下更重要,对于国家来说,可以改朝换代、更迭不已,而天下不同,千古一系,恒久不易。


人说一部二十四史记录中国历史,其实巍巍中国何止走过二十四个朝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孔子站在岸上,望滔滔江河东流不返,这时他或许想到,日子一天天过去,年岁一载载老去,因此而发身世之叹。而更重要的,则是对王朝兴替、风云变幻的无限感慨。


《论语·八佾第三》说:“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是鲁国人,没有把鲁国看为天下。强莫过于秦,也没有把秦国视为天下。孔子的“天下”是宇宙时空的变迁、日月星辰的转换,以及包罗万象的红尘万物、广阔无垠的神州四海。


顾炎武说“天下”,是孔子天下观的延续与发展,他说“保天下”方可“保国”。“保天下”与“保国” 相辅相成,“天下”包容“国家”,“国家”从属“天下”,天下为前因,国家为后果。天下既保,国家可在。天下不保,国家孰存。


顾炎武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蕴含深刻的含义。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明朝已经灭亡,清军入关,江山底定,复辟明朝已经不可能。


这个“天下”不是明朝,更不可能是他死不依从的清朝。这个“天下”是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薪火传承。顾炎武的原文如下: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於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这是说:所谓亡者,有亡国,也有亡天下。改朝换代,易姓改名是亡国。道德沦丧、文明凋谢,人将不人,率兽吃人,人与人相杀相食,这是亡天下。比较而言,亡国事小,亡天下道德文化此事体大。亡国固可哀伤,然有亡有兴,未必灭绝。亡天下道德,何至哀伤,亡则灭绝,惨绝人寰。


他指出,魏晋文人可以亡天下,因为他们游谈无根,不守信义。杨墨之言也可以亡天下,因为他们的理论“至於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禽兽者也。”


顾炎武举例阐述自己的理论,他说嵇绍的父亲康,被晋文王杀害,至武帝革命的时候,有一个叫山涛的人推荐他入朝当官,绍隐居躲藏,坚辞不就。


山涛劝他说:”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於人乎一时。”就是说,我为你把这个问题都考虑周全了,仰俯首天地犹有四季变化,作为天地中人何不应时而变呢?又何必耿耿于杀父之仇,而重操守气节呢?顾炎武说:坊间传诵山涛之言,以为“明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於率天下而无父者也。”


在说完上面这个案例之后,顾炎武作了结论性的发言:“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保天下,方可保国家,保国是朝廷君臣自己的事情。保天下即保天下之文化道徳,是大家的事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说的“天下”,是“文化天下”,顾炎武从文化意义上定义天下。天下的本质存在,为文化存在。文化亡,天下亡。文化存,天下存。20


三 “天下四维”的坚守与民族传统的弘扬


顾炎武在《日知录·赵盾弑其君》中说:“君臣之义无逃于天地之间,而可逃之境外乎? ”君臣之道为忠,父子之道为孝。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


顾炎武将忠诚爱国,视为“至要之道”。天下道义,首义为忠,坚守忠诚之心,即保“天下之道”,此为“保天下”第一条。


顾炎武在《日知录·廉耻》中有这样的话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


大意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仲这句话说得多么好,礼义是管束人伦的法则,廉耻是做人处事的大节。


这16个字,原是古代管仲的名言。“维”,指粗大牢固的绳子,用来束缚维系物体。国家兴亡靠这四根绳索有力维系,四大维系失去,国家势必灭亡。


顾炎武又论:“(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尤为要。“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 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21这是说中国有道德,官人士子率先垂范。


“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22,知耻而廉,廉则洁身。反之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胆大妄为,盲人瞎马,坠入深渊而不知。


“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业。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业。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23


顾炎武立此言论,意在一己言志,也为劝导天下:“博学以文,行己有耻”。前者强调,做人一生学习中,向自然学,向社会学,向民众学。于书本中学,于行旅中学,于事物中学。后者指出学必有行,行必事事反省,慎独而知耻。凡有过,知耻而勇,悔而求新。


世上有可耻者,也有不可耻者。分清界限方为真“知耻”。士子“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


顾炎武既说士子率先知耻而修行正身。又说必须导民以知耻以正风俗。他说士不知耻政乱,民不知耻则风俗乱。他认同一个道理,凡风俗混乱,社会必然出现五个“不祥”。此所谓:


“损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释贤而用不肖,国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也;圣人伏匿,愚者擅权,天下不祥也。”


损人利己,必危害己身。顾小孩而弃老人,必使家庭不幸。老人不教育,孩子不学习,将使习俗败坏。圣贤避让,愚人为官,天下混乱。“风俗者,天下之大事”。这样看来,顾炎武所指的“天下”也指“天下风俗”,把身体、家庭以至于社会,总括涵盖于“天下”,对“天下”的概念作进一步阐述。


顾炎武指出: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钢为不可缺矣。士子挥笔著作,意在布教化、整风俗。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士大夫当以“明道救世”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24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


风俗,指的是长期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为政必先究风俗”、“观风俗,知得失”,无论君臣,都把倡导新风,改造旧俗,看成执政要务。


顾炎武竹杖芒鞋,走访基层,问询民意,了解执政治理过程中的优劣得失。“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25他说:凡为士子,当于历史走向、社会趋势有所了解,由是可知国家治乱与人心风俗相连之紧密。目光向下,专注于民情,方能见微知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防患于未然


四 “兴利天下”的阐说与国家理念的凝聚


“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顾炎武认为:“天下”由一个个具体的家庭组成。每个家庭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父母子弟,然后才及其他。无论百姓官人,都会这样想,这样做,概无例外。“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26


他有如下的言论:世上贤者皆云,民为国基,谷为民命。如东汉政论家王符所论: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为民者日夕劳作,乃为身家妻儿之生活。因此不免具私欲、私念及私利之心,这一切都是人之常情、人之本性。


当政者高高在上,说什么“无欲无己”,他们自己又何时能够做到,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愚民哲学,绝不可信。就本质而言,“存天理,灭人欲”,就是铲人之常情,除人之本性。因有人之性,方有天之理。


人性是天理的基础,因有人性,方有天理。人性既除,天理何存。所谓“天下”,就是天下之人,天下广大,人民众多。天下兴亡,有关人民之福与祸、归与离、安与乱,休戚相关,不可须臾分离。人民幸福、人心归附、人世安定,方有天下之兴。


反之,人民被祸、人心离散、人世动乱,必使天下趋亡。当政者只有恢复人性、顺乎人情,才能让天下人去祸得福、不离而归、避乱趋安,才可天下兴而不亡,长治久安。


顾炎武援引荀子的言论,指出要使人民安定,人民富足,必须“养人之欲,给人之求”。27


天下之兴,既有赖于社会道德的提高,亦有求于民众生活欲求之满足。他盛赞古代杨于陵任户部尚书时,“令两税等钱皆易以布帛丝纩,而民便之”的做法。28


由此原因,为官者既要“授人以道,养人之德”,即培养民众之道德,又要“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什么是人民的幸福?就是满足人民的合理欲求,人民欲求逐步满足,人民幸福水平日渐提高。


鸟有两翼,车有双轮,道德教育与欲求给予同时进行,势必收效卓著,而使社会达于丰盛清明。


贫困致愚昧,富足思礼仪。顾炎武主张:不要忽视为民兴利的重要,应开放渠道,放手引导,使民兴利,“莫急于生财。”29


当政者不明白这个道理,把为民兴利看作不好的事情,其结果必然人心不齐,社会不安,“刁民”丛生。为此,顾炎武一再告诫:“所恶于兴利者,为其必至于害民也。”30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的天下观。他说的天下是天下百姓之乐。顾宪成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是事事关心。他讲天下,是天下之大事。顾炎武说“天下”,更为周详。是为天下之疆域、天下之文化、天下之道德、天下之兴利。31


当代学者张岂之也肯定顾炎武提出的“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论断,指出其学术活动皆围绕“经世致用”这一宗旨展开。32


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原则,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流,也是中华各族人民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精神寄托和道德情感。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深刻认识国家统一是各民族最高利益,铸牢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根基,成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这样的形势下纪念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明末清初,国难当头,顾炎武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声,至今回响耳际,成为激发爱国激情与责任心的至理名言。


他自成体系的“天下”观,包含丰富的思想内容,其中“天下一家”思想,克服千年以来“华夷之辨”理论上的消极性,及内在隐含的民族鄙夷与对抗性,主张华夷和合、“天下一家”,就历史意义而言,助成中华各民族间的团结与进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铸牢与发展。


他的“文化天下”的思想,给予“天下”概念以别具一格的崭新界定,把它解释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别称,并申明中华文化亡,中华民族亡;中华文化兴,中华民族兴。从而把中华文化推崇到精神世界的高地,使其发挥崇高的引领与统率作用,客观上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具体而言,顾炎武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博学以文,行己有耻”、“民为国基,为民兴利”等一系列思想,因其枝叶长青的生命力,依然与今日中华的核心价值观同向而行,成为中华民族政治理想、精神寄托和道德情感的宝贵内容。


注释:

1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 商务印书馆 19 9 7 年版,第144页。

2冯天瑜:《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近代性转向——以明清学术四杰为例 》《武汉大学学报》2018年7月。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第164页。

4许苏民 :《顾炎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 ,《云南大学学报》第5卷第1期。

5民国时期出版有张穆编辑、缪荃孙校补的《顾亭林年谱》。1997年,北京图书馆出版《顾亭林先生年谱三种》。此后 , 又有周可真:《顾炎武年谱》,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顾炎武传记、评传有赵俪生:《顾炎武传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沈嘉荣:《顾炎武论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苏民:《顾炎武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如此等等。(孙雪霄:《二十世纪顾炎武诗文研究评述》,2010年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 5期。)

6陈少明: 《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第39页。

7陈祖武:《顾炎武与清代学风》,《清史论丛》第四辑第261 页。

8鲁迅:《鲁迅书信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379页

9《天下郡国利病书》虽由顾岩从曲沃带往北京 , 完整地交给二徐 (徐乾学 、徐文元) 。 后来辗转流落到校勘家黄巫烈手中, 重新编排刻印。 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四部丛书三编本” , 就是黄氏的版本。参见:《顾炎武: 开启清代朴学思潮第一人》一文。

10梁启超认为:“清代金石学大昌亦亭林为蒿矢”。引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版第164页。

11语意原出于顾炎武:《日知录·正始》。

1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辨法通议·论幼学》。

1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痛定罪言》。

14顾炎武:《日知录·管仲不死子纠》。

15参见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佚⽂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顾亭林诗文集》分为十六卷:凡《文集》六卷,《余集》一卷,《蒋山佣残稿》三卷,《佚文辑补》一卷,《诗集》五卷,《集外诗补》三首,附《熹庙谅阴记事》,属顾炎武诗文集完备者。

16李晖:《谈顾炎武 〈日知录 〉中的 “天下观”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 年6月。

1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自《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 160页。

18顾炎武:《历代宅京记》阮元序,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19张敏、李海生:《顾炎武: 开启清代朴学思潮第一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1月。

20顾炎武的“文化”,还包括中国日常文化,比如“茶文化”。他记述常伯熊事迹, 论其研究陆羽茶论,又记边境民族以马运茶,开设茶市至明代, 设立茶马御史。(陈益:《〈日知录〉里的文化之根》,《书屋》2018·1)

21顾炎武:《日知录·廉耻》。

22顾炎武:《日知录·廉耻》。

23顾炎武:《日知录·廉耻》。

24顾炎武:《病起与蓟门当事书》。

25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页。

26顾炎武:《日知录·言私其豵》。

27 荀子:《荀子·礼论》。

28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北京 :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页。

29顾炎武:《日知录·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

30顾炎武:《日知录·兴利之臣》。

31顾炎武在制度建设方面也有思想建树,如他揭示分封制与郡县制并非冰炭不容,而可取长补短,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思想“。(瞿林东:《顾炎武的社会理想及政治学说——读〈亭林文集〉郡县论及相关诸论书后》 ,《苏州大学学报》2013.5。)

32张岂之:《中国思想文化史》,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17-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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