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四章，第134-169页。
传略
顾炎武，字宁人，昆山人。初名绛，国变后易名炎武，或自署蒋山佣。学者称亭林先生。生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卒清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13－1682年七十。少耿介绝俗，与里中归庄玄恭同游复社，有「归奇顾怪」之目。顾氏为江东望族，嗣母王氏未婚守节，养先生于襁褓，得朝旌。乙酉夏，先生起兵吴江，事败，幸得脱。母王氏避兵常熟，遂不食卒，遗言后人勿事二姓。次年，闽中唐王使至，以职方司主事召。以母氏未葬，不果往。庚寅，有怨家欲陷之，变衣冠作商贾出游。世仆陆恩，叛投里豪叶嵋初。先生归，持之急。乃欲告先生通海。先生禽之，数其罪，湛之江。仆壻复投叶氏，以千金贿太守，求杀先生。不系于曹而系之奴之家，危甚。玄恭求救于钱牧斋。牧斋欲先生称门下。玄恭知不可，而惧失援，私自书一刺与之。先生闻之，急索刺还，不得，列谒通衢自白。牧斋亦笑曰：「宁人之卞也。」事解，于是先生浩然有去志。是年为顺治十三年丙申，先生年四十四。翌年北游，往来鲁、燕、晋、陕、豫诸省，遍历塞外，而置田舍于章邱长白山下。然以其地湿，不欲久留。每言马伏波、田畴皆从塞上立业。欲居代北。尝曰：「使吾泽中有牛羊千，则江南不足怀也。」遂又与富平李子德垦田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而又苦其地寒，但经营创始，使门人辈司之，身复出游。戊申，年五十六，莱之黄氏有奴，告其主诗词悖逆，案多株连。又以吴人陈济生所辑忠义录指为先生作。先生自京驰赴山东请勘，讼系半年，始白。自是往还河北诸边塞者又十年。己未，年六十七，始卜居陕之华阴。先生尝六谒孝陵，六谒思陵，遍观四方，其心耿耿未下。谓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王征君山史筑斋延之，乃定居焉。置五十亩田于华下，供晨夕，而东西开垦所入，别贮之以备有事。昆山徐干学兄弟，先生甥也。未遇时，先生振其乏。及贵，累书迎南归，为买田以养，拒不往。或询之，先生答曰：「昔岁孤生，漂摇风雨。今兹亲串，崛起云霄。思归尼父之辕，恐近伯鸾之灶。且天仍梦梦，世尚滔滔。犹吾大夫，未见君子。徘徊渭川，以毕余年足矣。」庚申，复游晋，其夫人卒于昆山，先生寄诗挽之而已。壬戌正月，卒于曲沃。全谢山神道表谓先生卒华阴，误。此据张穆年谱
学术大要
亭林论学宗旨，大要尽于两语，一曰「行己有耻」，一曰「博学于文」，其意备见于与友人论学书。略曰：
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问道于盲。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圣人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我弗敢知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亭林行己之教]
明末诸老，尚多守理学藩篱，究言心性，亭林不然，日知录卷一「艮其限」条、卷十八「心学」条，对晚明所讲心学，皆有极深刻之评论此亭林之卓也。亭林持守方严，行己整峻，真所谓有耻无愧者。即如前举列谒通衢，自白不列钱谦益门下，及居华阴答人书，申说不还江南两节已可见。其它行谊，亦多类此。清廷开明史馆，大学士孝感熊赐履主馆事，以书招亭林。答曰：「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熊惧而止。戊午词科诏下，亭林同邑叶方蔼及长洲韩菼，争欲以亭林名应。致书固辞，卒不屈。次年，大修明史。叶又欲招致，亭林贻书却之，曰：「先妣未嫁过门，养姑抱嗣，为吴中第一奇节，蒙朝廷旌表。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无仕异代』之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遂得免。自是绝迹不复至京师。或曰：「先生曷亦听人一荐？荐而不出，其名愈高。」亭林笑曰：「此所谓钓名者也。妇人失所天，从一而终，之死靡慝，其心岂欲见知于人？若曰『曷亦令人强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吾节』，则吾未之闻矣。」此立身之大节也。其在京，徐干学兄弟尝延夜饮，亭林怒曰：「古人饮酒，卜昼不卜夜，世间惟淫奔、纳贿二者，皆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饮者乎！」汉学师承记亭林之自守然，其教人亦靡不然。尝与潘次耕书曰：
原一干学字南归，言欲延次耕同坐。在次耕今日食贫居约，而获游于贵要之门，常人之情，鲜不愿者。然而世风日下，人情日谄。而彼之官弥贵，客弥多。便佞者留，刚方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学问之士，以盖其羣丑。不知熏莸不同器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于其家，见彼蝇营蚁附之流，骇人耳目。至于征色发声而拒之，乃仅得自完而已，况次耕以少年而事公卿，以贫士而依庑下者乎？夫子言：「吾死之后，则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子贡之为人，不过与不若己者游，夫子尚有此言。今次耕之往，将与豪奴狎客，朝朝夕夕，不但不能读书为学，且必至于比匪之伤矣。孟子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今以百金之修脯而自侪于狎客豪奴，岂特饥渴之害而已乎！荀子曰：「白沙在泥，与之俱黑。」吾愿次耕学子夏氏之战胜而肥也。「吾驾不可回」，当以靖节之诗为子赠矣。余集与潘次耕札
又曰：
自今以往，当思中材而涉末流之戒，处钝守拙……务令声名渐减，物缘渐疎，庶几免于今之世矣。若夫不登权门，不涉利路，是又不待老夫之灌灌也。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
其志意之切挚，风格之严峻，使三百年后学者读之，如承面命，何其感人之深耶！[亭林与潘次耕师弟子之切磋]次耕为亭林门人，其与亭林书，亦劝无入都门，及定卜华下。师弟子以道义相劝勉，可谓两难矣。[亭林评当世风俗]亭林自守既卓，评人亦严，尝为朱明德广宋遗民录作序，有曰：
余尝游览于山之东西，河之南北，二十余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问之大江以南，昔时所称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换骨，学为不似之人。而朱君乃为此书以存人类于天下。……吾老矣，将以训后之人，冀人道之犹未绝也。文集卷二[存人类于天下]
其正声厉色如此。又曰：
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之人，羣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
其深切中微又如此。又曰：
古之疑众者行伪而坚，今之疑众者行伪而脆。其于利害得失之际，且不能自持其是，而何以致人之信乎？故今日好名之人，皆不足患，直以凡人视之可尔。文集卷四与人书十五
其兀傲自喜又如此。故曰：
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贵郡之人见之，得无适适然惊也？文集卷四与人书十一
亭林常自处为硁硁踽踽之人，文集卷六与友人辞往教书盖自比于古之狷者。故又曰：
近来讲学之师，专以聚徒立帜为心，而其教不肃，方将赋茅鸱之不暇，何问其余？于此时而将行吾之道，其谁从之？「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若徇众人之好而自贬其学，以来天下之人而广其名誉，则是枉道以从人，而我亦将有所不暇。……夫道之隆污，各以其时，若为己而不求名，则无不可以自勉。鄙哉硁硁，所以异于今之先生者如此。文集卷三与友人论文书
凡此所举，皆可见亭林「行己有耻」之精神也。此虽不谈身心性命，而足为一辈高谈身心性命者树一至坚实之模范矣。亭林之发而为此，盖不徒其狷介之性，亦深感于世变而然。其与人书有云：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网为不可阙矣。文集卷四与人书九
故亭林论史，尤重风俗，其意备见于日知录卷十三。大意在重节义而轻文章，于东汉特斥蔡邕。
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
于明末极诋李贽与锺惺。见卷十八本此而主严别流品。
晋、宋以来，尤重流品，故虽蕞尔一方，而犹能立国……自万历季年，搢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而声气及于宵人，诗字颁于舆皂。至于公卿上寿，宰执称儿，而神州陆沉，中原涂炭，夫有以致之矣。
引奖厚重。
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伾之吴语、郑綮之歇后、薛昭纬之浣溪沙、李邦彦之偶语辞曲，莫不登诸岩廊，用以辅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风流以为通脱。而栋折榱崩，天下将无所芘矣。及乎板荡之后而念老成，播迁之余而思耆俊，庸有及乎！有国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轻浮之士，此移风易俗之大要也。
倡耿介。
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
贬乡愿。
老氏之学，所以异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尘，此所谓似是而非也。卜居、渔父二篇尽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从也，而义有所不当为也。子云而知此义也，反离骚其可不作矣。寻其大指，「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为莽大夫欤？
而归极于尚廉耻。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立名教。
司马迁作史记货殖传，谓自廊庙、岩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等而下之，至于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而仲长敖核性赋谓倮虫三百，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卫，惟赖诈伪，迭相嚼啮。等而下之，至于台隶僮竖，惟盗惟窃。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惟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洁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洿之俗矣。[以名救积污之俗]
振清议。
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
故曰：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故晋之乱归罪于林下，而明之亡溯源于阳明。而曰：
一治一乱，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后贤乎？以上俱见日知录卷十三
盖天下之洽乱，本之风俗，风俗之盛衰，由于一二贤知之士。天下兴亡，匹夫固宜有责。亭林所唱行己之教，大体如是。然自亭林当身，已见称狷介，于世不谐，及其身后，能领解其旨者益尠。李光地为亭林小传，至谓其「孤僻负气，讥诃古今人必刺切，径情伤物，以是吴人訾之。」光地固不足道，然其言可代表当时一辈人见解也。陆稼书亦谓亭林「不免傲僻之病」，见年谱定本卷上，李、陆均清初程、朱正学也。全谢山深嘅之。谓：
历年渐远，读先生之书者虽多，而能言其大节者已罕。且有不知而妄为立传者，以先生为长洲人，可哂也。此即指李光地……及读王高士不庵之言曰：「宁人身负沈痛，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奔走流离，老而无子。其幽隐莫发，数十年靡诉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后起少年，推以多闻博学，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乡，甘于客死？噫，可痛也！」斯言也，其足以表先生之墓矣夫。鲒埼亭集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表
全氏斯言，可谓能阐亭林志节矣。然三百年来，亭林终不免以多闻博学见推，是果为亭林之辱欤！亭林地下有知，客死之魂，不知又将于何归依？今谓亭林乃清学开山，亦仅指其多闻博学，而忘其「行己有耻」之教者，岂不更可痛之甚耶！[乃以博学多闻见推]
然亭林单标「行己有耻」，而深斥讲学，意亦可商。亭林尝以论学书示张蒿庵，蒿庵颇持异见，谓：
论学书特拈「博学」、「行己」二事，真足砭好高无实之病。愚见又有欲质者：性命之理，腾说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言于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验之己。强探力索于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优裕渐渍以俟自悟。如谓于学人分上了无交涉，是将格尽天下之理，而反遗身以内之理也。蒿庵文集卷一答顾事林书。盖亭林别有书致蒿庵，而以论学书附往者。今亭林原书已不传，而编刻蒿庵文集者，即以论学书为亭林与蒿庵之原书而附刻之，误也。其后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三，亦评亭林「但当辨辞受、取予，不当言心性」之说，并谓「稷若平实，亭林所不逮」
其言极足相箴砭。亭林学侣归玄恭论讲学，其言亦较亭林为正。归氏曰：
汉、唐诸儒，不过辨经文之同异，较训诂之得失。至宋儒始知讲圣贤之学。鹅湖、鹿洞之论说，与石渠、虎观不同日而语矣。本朝儒者之讲学，前则姚江，后则钖山为盛，而天下之谤议亦丛焉。于是数十年来士大夫遂安于不学，而以讲学为讳。安于不学，而人才坏矣；以讲学为讳，而人心日丧矣。以致海内分崩，两都沦陷，岂一朝一夕之故哉？……夫世变至今日，而以讲学为事，诚骇世俗之观听……然流俗后进，惟知以五经、四子为干禄之具，驰骛于浮名，沈溺于声色货利，委琐龌龊，与圣贤之言往往背驰。正谊明道之论，耳未尝闻，念不到此。一旦闻先生长者，称圣人之遗训，演先儒之眇旨，知人伦之不可苟，名教之不可犯，天理之不可灭，人欲之不可纵，能无惕然动于中乎？故……谓有补于人心也。吾党固尝有志圣贤之学，然或溺于燕朋，或废于孤陋，自画自满，考其所至，未及古人远甚。今……则德不孤而气益奋，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绝学而开太平」者，何容复自诿乎？故……谓有补于人才也。人心正而天下知学术，人才出而天下有事功。气运之亨，国家之兴，恒必由之。然则讲学又曷可少哉？归玄恭遗着静观楼讲义序
玄恭自谓始闻讲学，亦以为迂，及陆桴亭、陈言夏会讲静观楼，至者百余人，玄恭亦与焉，乃知讲学于世道人心良有补。事在顺治十六年己亥，尚在梨洲复兴证人书院前八年。今观其说，可谓卑之无甚高论。然较亭林以明之亡国归罪阳明之讲学者，实为公允。亭林以狷介之性，发为斩截之议。抑其为此，开其为彼。虽后之专趋考证，不讲身心，未必亭林一人之言可以为之主持；而后人推尊亭林，谓为考证学作开山者，要知在当时，亭林知好学侣如张蒿庵、归玄恭，固并不尽以亭林见解为然。即居今平心论之，亭林人格之兀岸，与其言论之斩截，固是互为表里。然其间是非，则当分别而论，不得混为一谈也。南昌彭士望躬庵有言：「阳明旷代完人，在濂溪、明道伯仲之列。不幸心斋、龙溪，不务格致，空谈良知，耄更披猖，无复顾忌。一再传而为罗近溪、周海门、赵大洲、邹南皋之倡率，邓定宇、管东溟、陶石篑、袁伯修、中郎之附和，又歧而为颜山农、何心隐、邓豁渠、李卓吾之灭裂放肆，遂令天下不惟无真儒，并无真禅。丑博通达，坚行雄辨，适以助其横流之人欲，深其倾危之习气。少年骇其奇爽，乐其放诞，内不去纷华之实，而外坐收道学之名，一鸣千和，牢不可破。驯至启、祯之间，性命、气节、经济、文章，愈出愈幻，而无一不归于虚。夬上不决，天怒鬼尤；乃至有甲申之事。」『树庐文钞卷二与陈昌允书。』又曰：「尧、舜有丹、均，文、武有管、蔡，孔子有冉求，程门有邢恕，而不远晦翁之世，服习其学者，有吴澄、姚枢、许衡之属，身自陷于不义。盖学不在于师傅，而在其人之自力。人顾以龙溪罪阳明，独不闻以曰仁、惟干、绪山、念庵诸公功阳明，何也？」『文钞卷一与谢约斋书』躬庵为「易堂九子」之一，固皆深推阳明者。近人章炳麟菿汉昌言谓：「顾亭林深惩王学，然南交太冲，北则尤善中孚。太冲固主王学者。中孚且称「一念万年」，其语尤奇，且谓「宁人抛却自心无尽藏」，然交好固不替也。则知宁人所恶于王学者，在其末流昌狂浮伪而已。」然亭林之言方为后世借口，则亦不得而不辨也。
以言夫亭林博学之教，则最著者有两书：一曰日知录，一曰音学五书。亭林尝自言之，曰：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着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是知亭林平生著述，着意专在二书矣。然亭林既高唱明道救世，而曰：
愚不揣……凡文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卷四与人书三
乃其自述编纂音学五书也，则曰：
予纂辑此书几三十年。所过山川亭障，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音学五书后序
则试问此书与明道救世之关系固何若？盖亭林尝谓：
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于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
又以为：
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者经学也。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
故治音韵为通经之钥，而通经为明道之资。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夫嘉考证学，即本此推衍，以考文、知音之工夫治经，即以治经工夫为明道，诚可谓得亭林宗传。抑亭林此书，不仅为后人指示途辙，又提供以后考证学者以几许重要之方法焉。撮要而言，如为种种材料分析时代先后，而辨其流变，一也。亭林谓「三百五篇乃古人之音书，自秦、汉以下，其音已渐戾于古，至东京益甚。及梁沈约作四声谱，不能上据雅、南，旁摭骚、子，而仅按班、张以下诸人之赋，曹、刘以下诸人之诗所用之音，撰为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为音学之一变。下及唐代，以诗赋取士，其韵一以陆法言切韵为准。至宋理宗末年，平水刘渊始并二百六韵为一百七，元黄公绍作韵会因之，以迄于今。于是宋韵行而唐韵亡，为音学之再变。」亭林此书，用意在「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自是而六经之文乃可读。」音学五书序此为亭林治音学之根本方法，亦即干嘉考证学一最重要之方法也。亭林自知音进而考文，乃知三代六经之音，久失其传，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有改经之病。亭林谓：「古文之经，自汉以来，不绝于代。天宝初，诏集贤学士卫包改为今文，而古文之传遂泯。此经之一变也。汉人之于经，如先、后郑之释三礼，或改其音而未尝变其字。子贡问乐一章，错简明白，而仍其本文，不敢移也，注之于下而已。及朱子正大学系传，径以其所自定者为本文，而以错简之说注于其下，已大破拘挛之习。后人效之，此经之又一变也。」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于是亭林所论考文之工夫，与其言音之先后流变，同条共贯。其所指陈，又以后考证学派校勘经籍一大例也。其次则每下一说，必博求左证，以资共信，二也。[二求证佐]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谓：「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语必博证，证必多例，此又以后考证学惟一精神所寄也。
亭林之治音学，其用思从明其先后之流变而入，其立说在博求多方之证佐而定。此二者皆为以后干嘉考证学最要法门，既如上述。而其事实不始于亭林。亭林之治古音，乃承明陈第季立之遗绪。陈氏有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其书取径即与亭林诗本音、易本音相似。陈氏毛诗古音考序，自谓「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其据古求证之方法，岂不已先亭林而为之乎？梁氏学术概论，误以陈氏「本证、旁证」语为亭林自述，因谓亭林为汉学开山，证据既误，断案自败其后阎百诗为尚书古文疏证，亦承明季梅鷟古文尚书考异，非自创辟。今疏证卷八有列引明人疑伪古文诸条，可参看特后来居上，继事加精耳。梨洲、西河、竹垞、朏明诸人辨易图，亦沿元、明而来。梨洲弟晦木周易寻门余论自序，谓：「阅郝仲舆敬九经解，始有白首穷经之意也。」
清儒言考证推本顾、阎者，乃以本朝自为限断，亦不谓其事由两人特造，更无来历也。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八谓：「国朝诸儒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梨洲、亭林二君实启之。」黄、顾并举，亦较单推亭林为允杨慎用修治古音，犹在陈第前，而不如陈之精密。然亭林唐韵正犹有取于杨氏转注古音略之说。四库提要子部杂家论方以智通雅云：「明之中叶，以博洽著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争。然慎好伪说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次则焦竑，亦喜考证，而习与李贽游，动辄牵缀佛书，伤于芜杂。按，焦氏笔乘有「古诗无叶音」一条，考证精确，不下陈第。焦、陈同时，未知孰为先唱？此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卷五及陈兰甫东塾集卷四跋音论，均举及。又焦为陈书作序，已自言之。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此清廷馆阁词臣，序清儒考证之学，亦谓沿明中叶杨慎诸人而来，不自谓由清世开辟也。焦里堂亦言之：「南宋空衍理学，而汉儒训诂之学几即于废。明末以来，稍复古学。在前若杨升庵，在后若毛大可」云云。雕菰楼集与某论汉儒品行书里堂在野，亲值汉学极盛，推溯来历，亦谓起明季，与四库馆臣之言相应。此自清儒正论，谓考证由顾、阎开山，其说起挽近，按实固无据也。
余又考方东树汉学商兑序谓：
近世为汉学考证著书辟宋儒，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究其所以为之罪者不过三端：一则以其讲学标榜门户分争，为害于家国。一则以其言心、言性、言理堕于空虚心学禅宗，为歧于圣道。一则以其高谈性命，束书不观，空疎不学，为荒于经术。而其人所以为言之指亦有数等：若黄震、万斯同、顾亭林辈，自是目击时弊，意有所激，创为救病之论，而析义未精，言之失当。杨慎、焦竑、毛奇龄辈，则出于浅肆矜名，深妒宋史创立道学传，若加乎儒林之上，缘隙奋笔，忿设诐辞。若夫好学而愚，智不足以识真，如东吴惠氏、武进臧氏，则为闇于是非。
其言分汉学为三派，亦良有见地。如其所举，汉学家辟宋儒三罪，苟依梨洲明儒学案序所阐，流弊皆可免。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论，虽意切救时，而析义未精，言之失当，诚有如方氏之所讥者。惟以亭林与毛氏、惠氏之俦，一例以考证学者目之，亦方氏所不取也。抑「经学即理学，舍经学安所得理学」之说，亦非亭林首创。牧斋初学集卷二十八新刻十三经注疏序文作于崇祯十二年十一月已谓：
汉儒谓之讲经，而今世谓之讲道。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也。离经而讲道，贤者高自标目，务胜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穷诘。儒林与道学分，而古人传注笺解义疏之学转相讲述者，无复遗种，此亦古今经术升降绝续之大端也。
牧斋此言，即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说。两人立身制行，固不可拟，然言思辙迹之同，皎然有不可掩者。又初学集卷七十九与卓去病论经学书谓：
六经之学，渊源于两汉，大备于唐、宋之初，其固而失通，繁而寡要，诚亦有之，然其训故皆原本先民，而微言大义去圣贤之门犹未远也。学者治经，必以汉人为宗主。汉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求之于宋；唐、宋皆不足，然后求之近代；庶几圣贤之门仞可窥，儒先之钤键可得。
此则俨然干嘉汉学家理论矣。牧斋乃当时南方文史冠冕，经学非其所长，顾其对经学议论已如是。亭林与牧斋虽疏，然亭林友好如归玄恭、潘力田、吴赤溟诸人，皆与牧斋有雅，梨洲、晚村与牧斋过从亦密，其后阎百诗并推牧斋、黄、顾为「海内三读书人」，清初经史之学，牧斋不能绝无影响，又可知矣。参阅有学集卷十七赖古堂文选序论明末经学三缪、史学三缪牧斋于理学不深谈，而极推阳明，参阅初学集卷四十四重修维扬书院记其论明末学弊，颇诋王、李，与帖括、语录并举，目为俗学。参阅初学集卷三十五赠别方子玄进士序而自述学问途辙，则溯源震川，谓：
先生钻研六经，含茹雒、闽之学，而追遡其元本。谓秦火已后，儒者专门名家，确有指授，古圣贤之蕴奥，未必久晦于汉、唐而乍辟于有宋；儒林、道学分为两科，儒林未可以盖道学；新安未可以盖金溪、永嘉，而姚江亦未可以盖新安。真知独信，侧出于千载之下。有学集卷十六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
则震川在当时，先已有决破南宋以下理学藩篱，而直穷经籍之志矣。故曰：
汉儒谓之讲经，而今世谓之讲道。夫能明于圣人之经，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讲哉！凡今世之人，多纷纷然异说者，皆起于讲道也。震川集卷九送何氏二子序
「讲道」、「讲经」之分，其言为牧斋所袭，见上引即亭林「经学」、「理学」之辨也。而清初学者治经诸大端，如辨易图、辨尚书今古文、辨诗风淫正、考春秋氏族土地、辨周官郊丘祀典，震川皆已及之。参阅震川集卷一易图论、尚书叙录，卷二经叙录序诸篇特震川专力古文，于经学未能自赴其所见。至牧斋亦以文史自负，然其述途辙，辨趋向，争儒林、道学之分合，平反汉、宋经义之失得，则昭乎确乎其为震川之遗说也。梨洲文史之业，接踵牧斋，步趋未变。而亭林漫游河、淮，于江左文史夙习，涤弃若尽，要其辨经学、理学，分汉、宋疆界，则终亦不能远异于其乡先生之绪论耳。近人既推亭林为汉学开山，以其力斥阳明良知之说，遂谓清初汉学之兴，全出明末王学反动，夫岂尽然？或乃谓清初经学复兴，乃受明代文人王、李复古之影响，是亦考之于常熟、昆山之两集而未见其合也。
植之既为商兑，阳湖李申耆兆洛贻书讨论，谓：
汉、宋纷纭，亦事势相激使然。明代以八股取士，学士低首束缚于集注之日久，久则厌而思遁。一二才智之士，凿空造奇，一遁而之子，再遁而之史，然皆不能越集注范围。汉学兴，于是乎以注攻注，以为得计，其实非为解经，为八股耳。
此则谓汉学之兴，全从八股反动，较之方说，似为偏举，然视今日全以清初学术为王学反动者，犹为得之。且李氏此意，桐城姚鼐姬传已先言之曰：
元、明以来，以程、朱取士，利禄之途一开，为其学者，以为进趋富贵而已。其言有失，犹奉而不敢稍违；其得，亦不知其所以得也。斯固数百年以来学者之陋习，今乃思一切矫之，以专宗汉学，攻驳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之害。惜抱轩文集六复蒋松如书
又曰：
其始厌恶科举之学，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于功令，未必果当于道。及其久，意见益偏，不复能深思熟玩于程、朱之言，而其辞遂流于蔽陷之过而不自知。近世如休宁戴东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为论之僻，则更有甚于流俗者。文后集一程绵庄文集序
是皆以清代汉学为激起于八股也。此不仅姚、李言之，即治汉学者亦言之。王昶为惠栋作墓志铭，亦谓：
自孔、贾奉勅作正义，而汉、魏、六朝老师宿儒专门名家之说并废。又近时吴中何氏焯、汪氏份，以时文倡导学者，而经术益衰。先生生数千载后，耽思旁讯，探古训不传之秘，以求圣贤之微言大义。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发之。
此亦以干嘉经学发轫，针对当时之时文应举言也。江藩亦云：
有明一代，囿于性理，汨于制义，无一人知读古经注疏者。汉学师承记卷八
则谓干嘉经学考古之风，为有激于举业，固清儒之公言矣。亭林亦谓：
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所坑。日知录卷十六
阎百诗亦谓：
不通古今，至明之作时文者而极。潜邱剳记
则即谓清初考古博雅之风，乃有激于当世之时文举业而然，亦不为过。集注束缚人既久，而八股亦遂有不依注以为高者，此风盛于明末。清初如吕晚村、陆稼书盛唱尊朱，其实只求为八股者一字一句反之朱注，与亭林诸人之求反之汉、唐注疏者，取术虽不同，其为针对当时时文八股之风尚习俗而发则一也。
故亭林治经学，所谓明流变，求证佐，以开后世之涂辙者，明人已导其先路。而亭林所以尊经之论，谓经学即理学，舍经学无理学可言，求以易前人之徽帜者，亦非亭林独创。考证博雅之学之所由日盛，其事亦多端，惟亭林以竣绝之姿，为斩截之论，既谓经学即理学，因以明经即明道，而谓救世之道在是。至欲一切反今以复之古，其于音韵，至谓「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此何以免「迂而难行」之诮？四库提要评日知录语。归玄恭遗着有与顾宁人书，亦谓：「友人颇传兄论音韵必宗上古，谓孔子未免有误，不亦迂怪之甚！」此则尤评骘亭林学术者之所当知也。
然亭林著述之盛，要当首推日知录。亭林自谓日知录一书，「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与杨雪臣书又谓「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与人书二十五其门人潘耒为之序，亦谓先生之学：
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日知录则其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者。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至于叹礼教之衰迟，风俗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着明……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着此书之意也。
是亭林此书，最所用意，如潘氏所称述，实在第十三卷之论风俗，即上述所谓亭林行己之教者，既已不为后世重视。至其拨乱涤污，博考治道，欲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者，后儒亦舍弃不道。故四库提要评此书，意见乃与潘氏正相反。以为：
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观所作音学五书后序，至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还之淳古」，是岂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
近人章炳麟检论哀焚书谓：
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孙氏则夏峯集，顾氏则亭林集、日知录，黄氏则行朝录、南雷文案，及诸文士侯、魏、丘、彭所纂述，皆以诋触见烬。其后纪昀等作提要，孙、顾诸家稍复入录，而颇去其贬文。或曰朱、邵数君子实左右之。
今考亭林与人书，既言「信其书之必传，而未敢以示人」，与杨雪臣书又谓「未敢为今人道。向时所传刻本，乃其绪余」，与人书二十五又曰：「惟多写数本以诒之同好，庶不为恶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与友人论门人书又初刻日知录自序亦曰：「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则亭林日知录在当时实多避忌。刻本流传，既非日知录之全。而今传三十三卷足本，亦复有所去，非亭林绝笔之真，断可想矣。今刻本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有录无书，即因语有诋触而去之未尽，乃犹误存其条目也。近人黄侃季刚有日知录校记，据传钞本有此条，文长六、七百宇，又他所删改处甚多。而当时馆臣所以深贬日知录之经济无当，其为媚清取容，更无俟深论。故于原书论政诸端，全不一及，而独拈音学五书序一语轻致讥弹，显见其为遁辞。道光十三年癸巳，阳湖李兆洛申耆、嘉定黄汝成潜夫为日知录作笺注，始谓「中言时务八卷，乃全书精华。亭林所云为王者取法也。欲于漕运、河务、盐政诸大端，皆博采名臣奏议及时贤论议，与相发明」。『语见蒋彤李申耆年谐。』先是泾县包世臣慎伯，于申耆处得读日知录，亦谓「其书经国硕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风俗而大为之防；惟摘章句以说经，及畸零证据，犹未免经生射策之习」。而同时邵阳魏源默滦为贺长龄编经世文编，亦多采此书。日知录评价遂又一变。
要之亭林论治之见，其是非可无论，至其经世之志，为日知录一书之本干者，其后亦未为清儒所绍续，则即此可见也。何义门菰中随笔序，谓「亭林身后遗书，悉归其甥东海徐氏，然不知爱惜，或为人取去」。亭林有区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何氏于徐处见一帙，言治河事，皆细书，不识能宝藏否。若遂付之鼠啮虫穿，不惟有负亭林，而亦重生民之不幸矣！今其书已失。又钱氏十驾斋养新录，大旨似日知录，而经世时务之略，概不一及。即此可征学术精神之转向也。
然则清儒所重视于日知录者何在？曰：亦在其成书之方法，而不在其旨义。所谓日知录成书方法者，其最显著之面目，厥为纂辑。亭林尝自述先祖之教，以为：
「著书不如钞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自炎武十一岁，即授之以温公资治通鉴，曰：「世人多习纲目，余所不取。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文集卷二钞书自序
亭林为肇域志，自言阅志书一千余部，其勤于钞书之精神可见。阮元揅经室三集有顾亭林先生肇域志跋，谓：「肇域志乃稿本未成之书，其志愿所规画者甚大，而方舆纪要实已括之。亭林生长乱离，奔走戎马，阅书数万卷，手不辍录。观此帙密行细书，无一笔率略，始叹古人精力过人，志趣远大。世之习科条而无学术，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皆未足与于此也。」姚椿通艺阁文集卷五，有顾亭林先生肇域志手稿跋，谓：「此稿藏德清许宗彦，深惜阮氏官浙抚时，不以付诂经精舍诸人士一编校。」又谓：「吴江吴兆宜辑一统志案说，其乡人顾我锜作序，谓徐干学奉敕著书时多采用亭林说。」今案：案说虽间引用肇域志中语，然其希略，语意又不类，其书盖不尽本顾氏。至于日知录尤为钞书工夫之至精细者。亭林又自言之曰：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釆山之铜也。与人书十
以后清儒率好为纂辑比次，虽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广，结撰不能如亭林之精，用意更不能如亭林之深且大，然要为闻其风而起者，则不可诬也。
盖亭林论学，本悬二的：一曰明道，一曰救世。其为日知录，又分三部：曰经术，治道，博闻。后儒乃打归一路，专守其「经学即理学」之议，以经术为明道。余力所汇，则及博闻。至于研治道，讲救世，则时异世易，继响无人，而终于消沉焉。若论亭林本意，则显然以讲治道救世为主。故后之学亭林者，忘其「行己」之教，而师其「博文」之训，已为得半而失半。又于其所以为博文者，弃其研治道、论救世，而专趋于讲经术、务博闻，则半之中又失其半焉。且所失者胥其所重，所取胥其所轻。取舍之间，亦有运会，非尽人力。而近人率推亭林为汉学开山，其语要非亭林所乐闻也。然亭林论学，其斩截峻整处，固足与其人格行谊相辉映。其曰「舍经学无理学」，曰「著书不如钞书」，曰「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曰「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凡所云云，开其为此，而戒其为彼。其气厉，其指晰。而其治学所采之方法，尤足为后人开无穷之门径。故并世学者如梨洲，如船山，如夏峯，如习斋，如蒿庵，声气光烈，皆不足相肩并。而卒为干嘉以下考证学派所羣归仰，纵其议论意见未必尽是，或不免于甚误，要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矣。
亭林之政治理想
亭林对于政治之主张，大率备详于日知录卷八至卷十二之五卷。其最堪注意者，为对于风俗之重视。故论政亦多着眼于风俗人心，与第十三卷诸条精意相通，此点尤为亭林论政特色。盖亭林固亦染受宋明理学精神，而特不尚心性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也。兹举其较大之论点言之，则有郡县分权及地方自治之主张。亭林谓：
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卷八乡亭之职条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同上
故亭林于汉时啬夫及三老之制，皆深致向往之意。又曰：
巡检，即古之游徼也。巡检裁则总督添矣。何者？巡检遏之于未萌，总督治之于已乱。同上
又于「里甲」、「掾属」、「吏胥」诸条均卷八均发此旨。又曰：
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无恒心，不可得也。聚 于城则徭役繁，狱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卷十二人聚条
故其于「馆舍」、「街道」、「官树」、「桥梁」诸条，均卷十二凡关于地方之建设与兴筑者，尤拳拳致其深情。亭林既着眼于地方之自治，遂连带而及郡县之分权。郡县分权，固为地方自治之先步也。故曰：
辟官、莅政、理财、治军，郡县之四权也，而今皆不得以专之……是以言莅事而事权不在于郡县，言兴利而利权不在于郡县，言治兵而兵权不在于郡县，尚何以复论其富国裕民之道哉！必也复四者之权，一归于郡县，则守令必称其职，国可富，民可裕，而兵农各得其业矣。卷九守令条
亭林又畅论其意曰：
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虽有大奸有所不能踰，而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亲民之官。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同上
又引叶水心之言以见旨，曰：
宋叶适言：「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虽然，岂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又曰：「夫万里之远，皆上所制命，则上诚利矣。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凭陵而莫御，雠耻所以最甚而莫报也。」卷八法制条
亭林本此而创为郡县论。凡论九篇，收于文集卷一大意在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大权。罢监司之任，行辟属之法，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而设为久职。其言皆有见。惟欲寓封建于郡县之中，复世官，任终身，举子若弟为代，则未免矫枉过直。然明夷待访录方镇篇有「终其世兵民辑睦，疆场宁谧者，许以嗣世」之论。许方镇以嗣世，祸必至于割据。亭林惟县令设世官，已斟酌变通矣。此后如赵翼陔余丛考、戴望谪麟堂集诸书，对顾议均致驳难
亭林又谓封建不能复，则莫如重氏族。其言曰：
予尝历览山东、河北，自兵兴以来，州县之能不至于残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尽恃乎其长吏……夫不能复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势以立其国者，其在重氏族哉！文集卷五裴村记
故曰：「宗子次于君道」。日知录卷六「爱百姓故则罚中」条凡此所言，在上则慕封建，在下则睎宗法。虽激于世变，然怀古之情既深，而不悟世运之不可反，则终为书生之见也。惟主分权，重自治，固不失为正论。又其论俸禄，则曰：
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白居易为盩厔尉，诗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其江州司马厅记曰：「唐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禀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宫足以穴身，食足以给家。」今之制禄，不过唐人之什二三，彼无以自赡，焉得而不取诸民乎？日知录卷十二
与其卷十三论名教奖廉之议，见上引可以互参。潘氏曰：「先师有言，忠信重禄，所以劝士。无养廉之具而责人之廉，万万不能。」此虽一端，可见亭林立论，针对时弊，博征史实，而又斟酌人情以出之。虽有一二偏激过正之论，要以见其一家之独见，非苟偶而已也。
亭林与梨洲两人之异同
亭林成学著书，大率在四十五岁北游以后。此亭林与黄梨洲书亦自言之，曰：
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月，穷采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于圣贤六经之指，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见梨洲思旧录
此实语，非谦辞也。亭林著述之大者曰音学五书，曰日知录。音学五书着手较早。崇祯癸未，亭林年三十一，已有诗本音之辑。曹学佺为之序。谓：
吴门顾宁人，家传诗学……一日，出其所著诗本音示予，喟然为之叹服……往者吾乡陈君季立，依吴才老之书，为毛诗古音一编，焦澹园先生以为独得古人之传。而一字数音，未有条理。至宁人则秩然不紊，而博学旁通，至当归一。
是亭林音学五书，最先成者为诗本音，而启途开疆，实自明之陈、焦诸人，曹氏已言之。四库提要称亭林音论三卷，成书于崇祯癸未，盖系诗本音之讹其后亭林以四十五岁北游，始交任子良唐臣，得假吴才老韵谱，读而校之。越后十年，亭林五十五岁始开雕音学五书于淮上，张力臣父子任校写之役。其后又十三年，亭林六十八岁有音学五书后序，自言：「余纂辑此书，三十余年。」若自崇祯癸未计之，则得三十八年也。亭林谲觚自序谓：「仆自三十以后，读经史辄有所笔记。」可证亭林三十一岁所为诗本音，曹学佺为之序者，乃亭林最先笔记初稿，其后必多改定。而亭林又言音学五书「为三百篇而作」，语见后序亦见诗本音乃亭林着五书最先主源也。然则亭林音学五书，虽发轫远在崇祯癸未，而成书大业，则全属北游之后。王国维观堂别集音学五书跋谓：「此书卷首曹学佺序，署崇祯癸未，亭林此时实尚未为音均之学，无所谓诗本音，并无所谓音学五书也。此序盖出假托。亭林前后三序皆不署年号，乃假为曹序于前，一若此书为明季所刊者，盖以避文字之祸。参阅姓名，列徐氏兄弟三人，意亦犹是。」梁氏学术史谓：「亭林交任唐臣，得假吴氏韵谱，自此始治音韵学。」若梁、王之说果信，则亭林音学五书亦全部起业于北游之后。兹以亭林自言「纂辑此书三十余年」，又云「自三十以后读经史辄有所笔记」，故未敢遽以梁、王之说为定，而附着之于此。至日知录初刻八卷，则亭林五十八岁，已在音学五书开雕后三年。又阅三年，六十一岁自称「续录又得六卷」。此据张穆年谱又三年，六十四岁作日知录自序，谓：「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自是迄于其卒，日知录又续有增益，凡得三十二卷。亭林自谓：「自三十后，读经史辄有所笔记。」谲觚自序又曰：「年四十，斐然欲有所作。」钞书自序又曰：「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
大抵亭林为日知录，应在五十后。今考其五十前后交游，四十五至莱州，得任子良；至青州，得张稷若尔岐、徐东痴夜。四十六至邹平，得马宛斯骕：至长山，得刘果庵孔怀。五十一至太原，得傅青主山；至代州，得李子德天生；至华阴得王山史宏撰；至盩厔，得李中孚颙。凡此诸人，惟东痴以能诗鸣，二曲以理学着，其它皆精考核为博古之士。而亭林四十五以前朋友，如归玄恭庄，如万年少寿琪，如潘力田柽章，如吴赤溟炎，则皆文史之材也。是亭林学侣，在南者多尚藻采而贵通今，在北者多重质实而务博古。亭林自四十五北游，往来鲁、燕、秦、晋二十五年。尝自谓「性不能舟行食稻，而喜餐麦跨鞍」。见汉学师承记然岂止舟鞍、稻麦之辨哉？其学亦北学也。虽其天性所喜，亦交游濡染有以助之矣。
梨洲著书成学，亦在四十六岁入山以后，盖二人遭际差似也。梨洲五十九岁自谓：「始学于子刘子，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备蕺山门人之一数。天移地转，殭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见文案卷一恽日升文集序此亦非谦辞，乃实语。然梨洲致力于义理，而亭林转向于考据。此虽学人之异性，亦交游之殊尚。虽以豪杰，莫能自外尔。又梨洲五十四岁成明夷待访录，其后即不谈政治，专究性理。而亭林日知录始终以「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待一治于后王」为意。盖梨洲自中年以后，蠖居浙东，轻易不渡钱塘。身值姚江、山阴故里，流风犹在，故以阐承道统、发明心性自负。而亭林栖栖京国，朝政时事，感触者多，故亦以治道、经济为念也。比观梨洲、亭林两人，早年皆身入社会，名列党籍，吴应箕所编复社姓氏目录，昆山入社者亭林名列第六。一似也。皆承家学，擅诗文，注意当朝典章人物，二似也。中年皆出入军旅，献身故国，志切兴复，三似也。及以屯邅艰险之余生，毕意撰述，著书成学，皆在五十以后，四似也。惟梨洲近于狂，而亭林近于狷，为二人性格之不同。梨洲终于里门，晚年足迹不越浙江两岸，而亭林则东西南北，为四方之人。一老于南，一老于北，为二人环境之不同。而学术之异，亦若由此而判。是虽以豪杰命世之姿，其早年之性习，与夫入世后之熏染，皆足以范围其意趣学问于不自觉之间，有如此矣。则亭林所恳切注意于风俗盛衰之间者，其为深心巨识，不亦即此可证也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