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1613—1682年），世称亭林先生。出生于苏州府昆山县千墩镇（今江苏昆山千灯镇），嗣祖父绍芾劝他“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亭林余集·三朝纪事阙文序》），遂幡然醒悟，“退而读书”“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奏章文册之类”，走上独特的治学之路。
顺治十四年（1657年），他效仿先贤“北学于中国”（《孟子·滕文公上》），毅然告别了故乡，从此踏上长达25年的访学之旅。
访学太行东西
顾炎武首先抵达山东。途中，经过淮北，遇上连日大雨，“跣行二百七十里，始得干土，两足为肿”（《蒋山佣残稿·答人书》），可见他访学之旅的艰辛。
顾炎武到莱州府掖县落脚。异乡初到，观感甚多，有诗云，“海右称名郡，齐东亦大都……登临多感槩，莫笑一穷儒。”（《亭林诗集·莱州》）顾炎武最大的收获，是在任唐臣家读到宋儒吴棫著的《韵补》，于是开始深研上古音韵，完成《韵补正》。他随后到即墨，游劳山，抵济南。
顺治十五年（1658年），顾炎武登泰山，心胸为之开阔。山东是儒家发祥地，顾炎武自然要拜谒至圣先师，旋赴兖州至曲阜，拜谒孔庙，接着在邹县拜谒周公庙、孟庙，也算是文化的“寻根之旅”。
顾炎武在邹平游张氏万斛园，访古碑于郊外；再抵章丘至长山，复至济南，复赴莱州等地，一路收获丰富。次年，自居庸关返邹平后，他静心订正了《邹平县志》。
他为了生计，置田舍于章丘大桑庄。
康熙元年（1662年），顾炎武前往山西，来到闻名天下的云冈石窟所在地大同，之后，到浑源州，渡汾河至平阳府。康熙二年，自平阳登霍山，赴太原，至代州，游五台，之汾州，历闻喜县裴柏村，拜晋公祠，寄托思古之幽情。康熙五年（1666年），出雁门，并在此结识了关中大诗人李因笃，与其商量集资垦荒于雁门之北。在山西，顾炎武结交傅山、戴廷栻等文朋诗友。
康熙七年（1668年），顾炎武因为黄培诗案入狱，在济南府蹲了7个多月的监狱，幸有他做京官的外甥与李因笃等人的相救而获释。
学者赵俪生认为，顾炎武北学，从时间上大致可以分为两段：将顺治十四年（1657年）至康熙六年（1667年）这11年为他人生中划一个段落，为学取得丰厚的收获：
（一）对山东半岛中部（主要是青州）一些历史地理情况，结合文献碑碣，进行了一些落实；（二）对明朝蓟辽、宣大“三边”的历史地理形势以及用兵攻守成败的经过，做了一些检查落实；（三）对太行山（包括北岳恒山）做了“反复”的旅行考察，有时自井陉口入，有时自飞狐口入，并且对山西有时自北而南，有时自南而北地进行调查。以上这些活动的收获，他考虑情况，分别纳入他的《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大型专著之中。有时写成专题小册或其他另种著作如《山东考古录》《谲觚》《金石文字记》《营平二州史事》（已轶，仅余《地名记》），以及《北岳辨》等单篇文章。
从顺治十五年（1658年）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除在山东之外，顾炎武还北学于河北、京师之地。他6次拜谒天寿山，游历了蓟州、遵化、玉田、永平，登上今河北卢龙县西十五里的孤竹山，拜谒“耻食周粟”的夷齐庙，并远足考察山海关。
清代学者全祖望非常赞赏顾炎武治学精神，说：“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顾炎武全集·神道表》）这种“采铜于山”求实求真的治学精神，堪为表率。
“筑山居”于关中
康熙二年(1663年），顾炎武首次入关。在《三侄书》里，他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还说，“然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亭林文集》）关中文化氛围好，地理位置也好，不但“绾毂关、河之口”，而且各路消息灵通，再说如果有险情，也能够立即入山避匿。
进入潼关，顾炎武以历史与地理学家的眼光打量此关，有诗云：“黄河东来日西没，斩华作城高突兀。关中尚可一丸封，奉诏东征苦仓卒。紫髯岂在青城山，白骨未收殽渑间。至今秦人到关哭，泪随河水无时还。”（《亭林诗集·潼关》）所谓“奉诏东征苦仓卒”指崇祯末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与官兵连战潼关的史实，直言明廷不应该逼孙传庭仓卒间出征，以致潼关之败，遂有“至今秦人到关哭，泪随河水无时还”的感叹。
登上西岳，他写有《华山》诗，有句云：“四序乘金气，三峰压大河。巨灵雄赑屃，白帝俨巍峨。”极状太华山之高峻。顾炎武过骊山，游长安，至楼观，又折回拜谒乾陵，一路写有《骊山行》《长安》《楼观》《乾陵》《关中杂诗》等诗作——这些诗，一是描绘了关中的名胜古迹，二是吊古喻今，寄意深远……
康熙七年（1668年），顾炎武折返北京，寓居慈仁寺（今报国寺）。在京期间，叶方蔼出任明史馆总裁，邀请顾炎武入史局修《明史》，他作《与叶讱庵书》，斩钉截铁地说：“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亭林文集》）拒不修史，态度何其决绝。
康熙十六年（1677年）秋，顾炎武复次入关，与李因笃在明月山前的富平老家韩村相会。顾炎武在《与李湘北书》里说，他与李因笃“以生平昆弟之交”（《亭林文集》卷三）。在这里，顾炎武与当地的朱树滋等数位学者聚会于村郊外美丽的镜波园。
康熙十八年（1679年），顾炎武赴同官（今铜川），拜中宪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寇慎之墓，为之撰写墓铭志，返回太华山，然后，又出关东行河南，历洛阳、游少林，登嵩山，访梁园……
从康熙二年（1663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18年间，顾炎武4次入关。在关中，除过从李因笃，还结识了大儒李颙和王弘撰，是谓“关中三友”。在顾炎武看来，关中确实是理想的“将筑山居老焉”之地，而且付诸实施，建新斋于太华山下。更多的时间，顾炎武在太华山下翠影遮阴、群峰映窗、泉水竹林的新斋，埋头窗前，心情舒缓地整理自己的著作，一直至离开关中去河东曲沃。
终老河东曲沃
顾炎武既“筑山居”于关中，为什么突然决定离开呢？他在《与熊耐荼书》中说：“三峰之下，弟所愿栖迟以卒岁者，而土瘠差繁，地冲民贫，非所以为后人计……故东向而思托足耳。”在这段话里，顾炎武表露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关内秦地“土瘠差繁，地冲民贫”，也就是说，经过他在太华山下的切身感受，这里多为山地，并不肥沃，加之各种差役和赋税繁重，不堪忍受，再说，顾炎武曾经想在华阴买水田四五十亩，估计也难以落实。李因笃表弟也曾劝他说：“长源（按：朱树滋）谓秦俗最薄，劝吾归吴，至于再四”（《亭林文集·蒋山佣残稿·与子德书》），这些都是顾炎武最后下决心远走河东曲沃的主要原因。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顾炎武到达曲沃，居住浍河之畔的东韩村，因上马坠地而病倒，去世前，勉力回复李因笃的闻讯，作绝笔五言诗《酬子德二十四韵》。去世后归葬故乡千墩镇。
顾炎武访学路线，主要沿着山东半岛—华北平原—汾渭平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这仅是对他往来鲁、燕和京师之间的描述，不包括晋、陕、豫等地的访学历程。但是就全程而言，顾炎武大致循着我国历史文化发生发展的中轴线行走。他自述道：“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备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他又说：“往往怀毫舐墨，踯躅于山林猿鸟之间。”（《亭林文集·金石文字序》）他的行旅设施极为简单，“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所雇从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亭林文集·与潘次耕》）终年步履不停，探幽寻微，如此艰辛，却毫无退缩，个中原因，他告诉外甥徐文元：“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必有济世安民之识，而后可以考古论今。”（《亭林文集·答人书》）如此远大的经济天下的学术抱负，是支撑他为学与远行的坚强信念。
“北学于中国”的顾炎武，终获巨大学术成就，在经学研究、文字音韵学、历史地理学等方面，多有建树，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皇皇巨著，开清代乾嘉汉学先河。
（作者：柏峰，系陕西省渭南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