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了那场高考， 成为1978级学生。
那是一场改变命运的考试。若干年后全班聚会， 有同学感叹，那种改变命运的感觉，胜过马克·吐温小说中那个捡了百万英镑的穷小子。
对我来说，追溯这场高考带来的命运转变，不能仅从那场考试说起。
一
我的小学时光堪称“漫长”。学制五年，我读了七年半。
我并不记得哪一年入学读书， 只记得第一天上学是在春节后，刚刚闹过元宵。长大后向母亲求证， 才知道是1967年。
学校在破旧的赵氏祠堂里。赵姓是我村大姓，占人口七八成。我入学时，学校里有四个年级，百把学生，由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掌管。听说，学校里原来有三个老师，刚刚都被赶走。
此时，“文革”烽火在村子里开始燃烧。从高层看，“文革” 开始于1966年5月，从农村看，则滞后半年。在1966年5月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之后，当年12 月，又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村庄迅速开始躁动。近年我曾多次向村里老人请教：当年村民怎样理解“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来自高层的政治运动信号，是怎样被村里人们接受并行动起来的？从具体杂乱的故事讲述中，我领会出：开始，村里人根本不知“文革”何为，不解“走资派”何意，但是，当人们意识到这些口号可以用来表达不满、获得权力和好处时，村里长期以来，特别是土改、合作化和公社化期间积累的各种矛盾，很快就被激活了。文件说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不重要，人们原本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但是其实原则很简单，干部中谁与自己有仇，谁就是“走资派”，就要“整”。哪个村庄没有种种积怨矛盾？由此，“文革”在村庄里找到了非常现实的呼应力量，找到了扎根的土壤。说到这段事情，有的老村民认为，1967年2月的上海夺权风暴，对村庄“文革”有巨大推动。村里很快演化分裂为两派，分别有很响亮名字，如“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之类。一派人数多，一派人数少，村民通常称呼为“大派” 和“小派”。由此，“文革”不再仅仅属于高层，也成为村民权力纷争的渠道，成为连续多年村民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
在我现在的记忆里，小学头两年充满了批斗会、辩论会，还有几次武斗。村小学唯一的“教师”， 一个小学没毕业的青年，是村中造反组织的骨干成员，主要精力不是教书，而是组织各类批斗会。村民发生过多次武斗。据说城市武斗动用了枪、炮，我村连大刀、长矛也没有，主要武器是所谓“黑漆大棍”（村民自制，高约比肩，半截涂黑色油漆）。但黑漆大棍下的武斗，上百人街头混战，照样是血肉横飞，场面惨烈。我们这些小孩子纷纷逃跑回家。
我上小学的第二年夏天，上级派来三个军人维持局面，类似“军管”。据县志记载，1967年4月因造反派内部分裂而武斗升级，全县局面失控，9月军队进驻县城，成立“制止武斗办公室”。1968年1月，解放军先在公安、法院、检察院实行军管，随后也进驻一些武斗严重的村庄厂矿。进驻我村的军人，住在我的邻居家，一个是连指导员，两位是士兵。其中一位士兵非常亲善，经常带我玩，还送给我铅笔之类小文具。
因为学校唯一教师忙于“造反”，我们入学后基本没有人管， 偶尔会有高年级孩子教我们认字。一年级新生并无课本，最先学的几个字或说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接下来，断断续续地学了《毛主席语录》中的一些句子， 如“为人民服务”等。比我们早一年，即1966年春入学者，有正规课本，从“人”“大”“小”学起，从拼音学起。我们从“毛主席万岁”学起，据说是根据中央指示精神。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 文章说：“不仅招生制度要改革， 学制、考试制度、升留级制度等等也要改革，教育内容也要改革…… 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学生只能通过这种语录来学文化，今天看来不可思议，当时何其严肃认真。
小学前三年，每天上学基本学生自主，来去自由，想去就去。如果上学，就肩上扛一个高凳子，手里提一个矮凳子，上课时高凳子是课桌，坐在矮凳子上。放学时，再把凳子都带回家，否则，晚上村里用教室开批斗会，第二天凳子也就不见了。人到了学校，基本上也是在一起玩。如果家里有什么事情， 学校随时可以不去。二年级时，父亲因为腰伤到青岛治疗，就把我带去作伴，在青岛住了一个多月。父亲是商业职工，商店在离家十几里路的村里，有时候，我也跟他去住在商店里，每天在商店里玩。虽然上课不正常，但升级是正常的，一晃就到了三年级。
三年级下学期， 1 9 6 9 年冬天，公社给村里派来一位教师，并增加了一位有初中学历的本村青年，那位造反青年被清退。新老师是一位师范学校毕业生，到任不久，组织了一次考试。这是我们入学三年来第一次考试。百分为满分，我的成绩是：语文12分， 数学零分。语文是因为“听写”出几个字，数学则一道题都没有做出来。我的考试成绩算中等。老师做出决定，让我们“退级”，而不是“留级”，四年级退到三年级，三年级退到二年级。于是，我从三年级学生又成为二年级学生。所以， 我在小学阶段读过两个二年级、两个三年级。
“退级”之后，学校像样多了，但依然粗放。因为缺乏教室和老师，三年级和一年级在一个教室，二年级和四年级在一个教室， 老师给这个年级讲课，另一个年级就做作业，或者直接下课。与文化课相对应的，就是劳动课。每周都有两三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上五年级时，村里请了木工做了一些简易课桌，我们欢天喜地，从此不必每天自己肩扛凳子上学。
小学五年级，又多读了半年， 1974年夏天才毕业。其间经历了两次全国性事件，先是“张铁生事件”，后是“黄帅事件”。本来学校生活就很宽松，课堂更不正常。“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道理并不懂，但是，“交白卷”可以当“反潮流英雄”，“批老师”也可以当“反潮流英雄”，这个事实简单而明白。这一年分外逍遥，上课时如果不想在教室呆了，可以抽身而去，或者回家，或者在外边玩会儿，更有胆大的学生，干脆从窗户跳出去，连门都懒得走。
小学毕业时，全班同学投票， 选举谁上初中。我不知道这种学生投票对升学是否真的管用。这样， 我终于用七年半时间读完五年制小学，到附近另一个村子上初中了。
二
对我们来说，即便是小学生， 不上学也并不意味着都在玩。学校常常因为农忙而关门。农忙完全不上学，夏忙大约一个月，秋忙大约一个半月，临时性放假则三天五日不等。用劳动法的眼光来看，我们就是童工。
学校围绕农时而放假，从政治上讲有充分理由，因为有毛泽东 “最高指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从生产队来说，则有实际需求。与工业不同，农业对各种劳动力都有需要。以我家乡三大农作物之一地瓜（红薯）为例， 大田移栽时，每颗秧苗都要单独浇水；地瓜蔓长到大约两尺长时，需要翻动一下；收获把地瓜切成地瓜干，晒干时需要摆布开，这些农活都可以小孩子去做。我印象里，小学一年级第一次到生产队做农活， 就是地瓜移栽时浇水。整劳力一天工分是7分，我浇水则记1分。
我上小学时，我家九口人， 父母、祖父母，还有五个孩子， 其中哥哥、姐姐分别在上小学和初中，弟弟四岁，妹妹一岁。父亲是职工，能到生产队挣工分的劳动力只有母亲，母亲还要操持家务。公社体制下生产队的口粮分配主要依据工分。对于职工家属的政策是：工分不够也可以分平均口粮，但年末需要按照国家粮食定价给生产队交钱。如果是军烈属或五保户，不论工分多少都可以分得平均口粮，而且有一定的其他补贴。显然，这种分配政策体现了相当高的福利性。在分户经营条件下，集体对其他劳力弱、困难多的农户并没有特殊照顾。1980年1月31日，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不赞成包产到户，也重点谈这个原因， 进而重申要坚持集体经济。
在人民公社分配体制下，我家显然是受益者。但依然有挑战：粮食定价虽低，每年也要交给生产队一笔巨款。因此，让孩子尽量挣工分， 尽量减少上缴款，是我家的重要经济战略。母亲常常提醒督促哥哥、姐姐和我，一旦生产队有需要，要积极主动参加劳动。大致从十岁开始，只要不上学，都要到生产队干活。早上，生产队长哨子一响，我就会找队长分配工种。每参加一天劳动，晚饭后就拿上自己的工分册，到生产队饲养院去登记，由队长决定记多少工分。到了年末，会计把所有人的记分手册集中起来，统计出工分总额，作为分配依据。
上高中时， 我曾经担任专职生产队饲养员三个月。我和一位老农共同喂养近二十头牲口， 其中两匹马， 两头骡子， 五六头牛， 八九头驴。老农每天记六分半工分， 我记六分， 所以低半分， 因为我缺乏喂养技能，如牲口每顿饭要吃多少草料，如何搅拌草料，我都没有经验，另外，牲口需要夜间喂料， 所谓“ 马无夜草不肥”， 老农通常不叫我起来，一个人料理。其他工作，如清理牲口舍、推土、担水、铡草等，我和老农平等分摊，重体力活计上我承担多些。这个工种的突出特点是脏，每天要清理牲口粪便，晚上要住在牛棚里， 但并不累， 工作量主要是上午， 下午和晚上轻松些。我愿意做这个事情，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些空闲时间读书。
我的最早农活是“轰鸡”。我家的自留地在村头，麦苗刚出时，需要守候在地头，轰赶企图吃麦苗的鸡。还未上学，我就做这个事，上学后继续做，反正上学也不重要。常常， 我挥动树枝，连喊带叫，频频扔出石子， 将这些鸡赶跑。但几分钟后，这些鸡又赶过来吃麦苗。我想起母亲的告诫：“ 你不要放松， 这些鸡‘ 记吃不记打’ ” 。果然如此，这些鸡很快卷土重来，全然忘记了刚才挨打。如此反复，我一时气急，扔石块失手，打死了一只鸡， 心里很害怕， 不敢声张，就地掩埋。但这些鸡依然是前赴后继。很多历史情境下，人或族群何尝不是这样，“ 记得吃不记得打”，所谓殷鉴不远而覆辙重蹈。
最艰苦的农活是拔麦子，当地有农谚，“女人怕坐月子，男人怕拔麦子”。麦收时已入夏，烈日炎炎之下，弯腰弓背，挥汗如雨，用手将麦子一缕一缕从地里拔起，针尖般麦芒时时会刺到脸上，很是难受。我从三四年级每年参加。麦收前几天，在田埂上走，看到麦穗摇摇欲坠，想到过几天要拔麦子了， 就心生恐惧。
最向往的农活是“看场子”。生产队每年种十几亩地萝卜，作为冬季社员的蔬菜，萝卜将长成时， 为防止偷窃，需专人看护；或花生收获后，要在地里晾晒几天才入库，也需要看护。类似农活，不仅白天要在场，晚上也要在场，搭个窝棚睡在地头，但是很轻松，通常用半大孩子。
1978年7月高考之后，我放松了两天，去县城一天，去同学家一天。第三天开始干农活，被分配去赶马车。马车是当时生产队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一辆马车配备两个人。我还不是车老板，是车老板助理，当地叫“跟车的”。我一直赶马车做到大学开学前一天。寒假回家，母亲告诉我，这一年我挣了七百工分。按照生产队分配方案，八百工分就可以吃平均口粮。
三
“文革”作为持续多年的政治运动，又分为若干小运动，在村里，这些小运动构成特定生活环境，规制了文化教育。对我来说， 因为这些运动而无法正常读书，受到的学校教育残缺不全；因为这些运动，也带来了特殊的读书机会， 否则难以考上大学。
1972年春天，我读小学四年级，村里来了工作队。工作队有六七个人，一位县委常委带队， 住在我家南房。工作队带了很多学习材料、书籍和文件，经常散乱地放在桌子上、炕上，初期是关于林彪事件的，如《关于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系列材料，这些材料很有故事性，工作队内部经常闲谈议论。晚上，工作队经常把全村人召集起来传达文件。这种政治学习很严肃，缺席者还要补课。后来转为批林整风运动，联系农村政策，批判自留地和集市贸易，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有村民偷偷进县城做小生意，居然被民兵抓回来，就地在村头开批斗会，会场上民兵身背钢枪，如临大敌。
1974年春，“批林批孔”兴起， 工作队的材料突然多了起来。不仅有中央下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系列材料，还有很多辅导资料、图书，甚至漫画类小册子。“批儒评法”开展以后，还增加了一些古代文献资料，先秦居多，历代都有。这些材料在我家随处可见，可以随便翻看，只有妇联主任看的小说， 藏在枕头底下不让我动，警告我说，“这些书小孩子不能看”。
工作队有一位县委办公室王秘书，是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下雨天，或者他不愿意下地劳动时， 常常躺在炕上给我讲书，讲唐宋诗词，也讲《左传》，还讲过“儒法斗争史”。现在看来，这位秘书给我讲书，有时属兴之所至，需要有个人听他神侃；有时是有意为之， 也许是在练习演讲，因为他要出去做辅导报告。我听得半懂不懂， 但是津津有味。听完了似乎兴趣更高，就找来书胡乱读。
工作队在本村组织过批林批孔大会，县里和公社来了领导，还有省报记者采访。村头停了三四辆吉普车，这种汽车农村孩子难得一见， 我们很兴奋地围观。我被指定作为小学生代表发言。发言稿由我自己写，王秘书修改。根据要求，批判发言一律称孔子为“孔老二”或者“孔丘”。我的发言重点有三个。第一，孔子开历史倒车，为复辟旧制度，坐着牛车四处奔走找官做， 到处碰壁，“惶惶如丧家之犬”； 第二，孔子办学嫌贫爱富，嘴上说有教无类，但每个学生都要送一块很大的咸猪肉（束脩），实际上穷人上不起学；第三，孔子并不仁慈， 甚至凶残，上任鲁国公安局长（司寇）七天就杀了少正卯，因为少正卯与他观点不同，办学与孔子争学生。写发言稿前，我集中读了一些批判材料，还反复读《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工作队奖给我一个塑料皮笔记本，是难得的高档学习用品。那时我们作业本一般都买不起成品，而是买大白纸，然后裁剪装订而成。
“批儒评法”活动中，县教育局领导到本村学校检查，我被安排讲了一次儒法斗争史，讲什么是儒家和法家。稿子准备了好几天， 无非是照抄材料，但也长了些知识。驻村工作队有一位女队员， 二十一二岁，给我讲过郭沫若《十批判书》。她说，毛主席讲过， 《十批判书》尊儒反法，是坏书。她念了毛主席的诗，全诗听不懂， 但记住了其中两句，“劝君少骂秦始皇”“十批不是好文章”。那时候， 课业完全可以忽略，但配合工作队搞批判却忙得不亦乐乎。这种胡乱读书，对以后高考显然有影响。初中和高中都没有历史课，我高考前突击，百分为满分的历史考了90.5分。
1975年秋天，“评《水浒》、批宋江”运动开始，我读初二，成为学校里写批判文章的骨干。有的老师参加公社批判会，也让我帮写发言稿。1976年秋天，“四人帮” 被打倒，县里召开大会，“声讨四人帮、拥护华主席”，发言者有工人代表、贫下中农代表、青年团代表，我被选为中学生代表。会前， 我写了发言稿，由团县委书记带我到县委，与县领导一起讨论修改。1977年春天，《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我被学校选为学习积极分子。中午不休息，每天读第五卷，连续两月，写学习心得。本来说参加县里的经验交流会，但后来没有结果。
今天看来，小学生被裹挟进农业学大寨、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等运动中，似乎难以理解，但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生活。那个时代的特征是，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政治动员是政府运行的基本机制，政治控制一切社会领域。在学习小靳庄运动中，从学前儿童到文盲老太太， 人人“写”诗，登台赛诗，到处是诗人，一时间好不热闹。
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为村里写通讯报道稿，写“农业学大寨”“大批促大干”，也写好人好事。那是一个十分重视宣传的年代，哪怕是在这个两百户的村庄。到了初中，成为村里写稿主力；到了高中，常为村里写工作总结，写书记的会议发言稿。我们公社有32 个村，每村都有通讯员，我是唯一在校中学生。农忙放假，被安排全职写稿子、办黑板报，不必参加生产队劳动，记二等劳动力工分。工分就是粮食，写稿子成为挣工分的“手艺”，颇有卖文为生的意思。
在公社干部鼓励下，我多次给《烟台日报》投稿，但均未采用。在我的要求下，家里订了《烟台日报》。当时的农村，农户自己订报纸很少见。父母都只有小学文化， 常说这个年头读书无用，但支持我的要求。父亲常说：“不求你有什么出息，以后能当个民办教师，不种地就行了。”
1977年夏，我将读高二，一天，公社通讯员来村里找我，说： 公社书记答应推荐他上大学，他推荐我来接替公社通讯员，来征求我的意见。对我来说，这是天上掉馅饼，正是梦想出路。公社通讯员是专职工作，但并非国家干部，不拿工资，由公社给记工分，通常出路是，两三年后或者被推荐去上大中专，或者转为公社干部，或者安排到外地当工人。总之，从这个位置可以比较顺利地实现命运转变，一辈子不再做农民。这是我那个年代能够想象的最好前途。我毫不犹豫答应了。告诉父母时，父母虽然觉得高中没读完，辍学不太合适，但现实地看，也是最好的选择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即便高中毕业了，照样是当农民。人算不如天算， 当年年末高考恢复。这位公社通讯员推荐上大学未成，我却有了新机会。
四
县志记载，莱西于1970年12月16日宣布“全县中小学废止文化课考试”。实际上，从我村来说，宣布废止考试前就没有考试，不仅没有考试，连正常教学秩序也没有。
小学毕业升初中，先是本班同学投票，然后是村“贫管小组”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小组）研究决定。从结果看，家庭出身决定取舍，我班一位地主之子、一位富农之子没能上初中。
初二学年将尽，数学老师带领全班，拿上皮尺和竹竿，到附近农田去丈量耕地面积，说是毕业成绩。毕业时，先全班同学投票，再学校老师投票，然后各村贫管小组出具意见，大队党支部盖章。因为偶然机会，我看到了自己的初中毕业登记表，大队书记签署了“同意升高中”并盖章，但注明我父亲是“1955年私商改造”。
高中是初中“戴帽班”。这个学校本来只是初中，但是那个年代学生多，原有高中无法容纳，为解决三个初中毕业班升学问题，学校又办了一个高中班。这是学校第二次“升格”。学校本是六年制小学，“文革”初期升级为初中，为八个村子联办初中（称“联中”）。初中办高中班，教师还是原来教师。语文、政治等课的教师似乎不难找，数理化则不好办。一位初中数学教师被动员来教高中数学；一位“文革”前高中毕业的村会计被选来教物理。但是化学没有人教，学校动员一个初中教师，他坚决不答应，说：“我连初中都教不明白，怎么能教高中？”所以，高一上学期没有开设化学课。后来，这位老师在反复动员下勉强出马。
高中第一年，通常每周两天干农活，称“劳动课”，主要是帮助若干生产队干农活。理由冠冕堂皇， 是“农业学大寨”，“向贫下中农学习”。农村学生年龄偏大，高中生已经接近成人，是像样的劳动力。似乎是学校与一些生产队有什么交易，农活紧张了，我们就被拉出去， 农忙季节有时连续两三周不上课。
1978年春节后开学，进入高二下学期即毕业学期，学校里从班里选了五个学生去公社高中，准备参加高考。高中距离我村大约四公里，每天早晚往返，有时步行，有时骑车。当时我的姐姐在县城棉织厂做挡车工，我们两个共用一辆自行车。中午自带午饭，通常是一个玉米饼子。考试前两个月，父亲联系了原单位的供销社食堂，每天中午去买五分钱或者一毛钱热菜。
复习高考时，农村同学特别用功，因为离开农村在此一举。在我们看来，城里人上不上大学都无所谓，反正还是城里人。我的脑子里，只有城市人和农村人两种区别，只要是城里人，都高农村人一等。至于城里人还分等次，在身份上又有区别，如有工人和干部之分，工人中又有国有和集体之分， 统统不明白，更不在乎。
高考考场在离家15里路的另一个公社中学，我骑自行车往返。考试三天，依次是政治、历史、语文、数学、地理、英文。从来没有学过英文，一个单词也不认得，且考试成绩只作参考，我没有参加。前边三场考试感觉尚可，数学考试后信心顿失。文科生做五道题，我只做出来前两题。开考后约半个小时做完了前两题，其他题则一窍不通，如坠云里雾里。既做不下去，又不甘心提前交卷，呆坐在座位上，很快就开始犯困，结果趴在桌子就睡着了。睡了约半小时醒来，仍然不到交卷时间。交卷后很有挫折感，先骑车去了班主任处，回到家里天已经完全黑下来，父母已经吃过晚饭，正坐在炕上等我。我说：“数学考砸了，大学没有希望了”。父亲淡然地说：“本来也没有指望你能考上。”高考成绩出来，数学37.5分，比估计略高。
高考后回村，队长分配我去赶马车。有一天，正在地里干活，县文化馆来人找我，安排我去省里参加“农民作者培训班”，培训班在济南，培训时间两个月。这是我过去梦寐以求的机会。我告诉他们， 我非常有兴趣，但参加了高考，有了结果后再去找他们。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我继续赶马车，直到离家前两天。
五
1976年秋天，毛泽东去世、华国锋接任，村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高层变化意味着什么。因此，并不像城市人表现的那样，真心庆祝“四人帮”被抓，看到了政治新气象。村民们常说：“不论谁掌权，横竖农民要种地。”
村民们感受到华国锋带来了变化，是1977年春节。春节前，村民每户可以凭证购买一斤白糖、二两海米（晒干了的小虾仁），纷纷感叹：“华主席关心我们农民，这个春节过得很高兴。”直到现在， 老村民说到那一年，依然对一斤白糖、二两海米津津乐道。实际上， 年货供应未必与华国锋有什么关系。此外，村里人并没有感到有更大的政策变化，更没有想到会恢复高考。对我来说，身在小村，心里琢磨的大事情，是高中毕业后能否当上民办教师或公社通讯员。
在我村，还有一件令村民关注的事情是，上级宣布将要从“中农”中划出一部分“下中农”。对众多“中农”家庭来说，这是一件大事。在强调阶级专政的年代，贫农或下中农属于“专政”阶层，是“依靠力量”“自己人”，中农属于“团结对象”，是中间力量。更实在地看，如果是贫农或下中农，子女就有资格入党、招工、当兵、推荐上大学等，中农则通常无缘。因此， 一个农户如果由“中农”划为“下中农”，这个转变是很有含金量的。
村里评定新“下中农”工作在1977年元旦后开始。公社干部进村， 开了多次会议动员部署，具体步骤是：（1）成立贫下中农评议组，还设了材料组；（2）召开贫下中农骨干座谈会和评议会，按照规定标准和数量评议出下中农；（3）对新下中农张榜公布，征求群众意见； （4）上报县委审查批准并建立档案；（5）发展贫下中农协会会员， 建立贫协工作规章制度。这时，我在读高一，与一位同学被安排到材料组工作，负责抄写档案卡片。他家和我家都是中农，这次都没有重新划为下中农。寒冬腊月的夜晚， 在油灯下，抄写之余，我们两人几次密谋，把我们两家的档案都改为下中农。想到村里众目睽睽，改了也是徒劳，终于没有行动。随着当年冬天高考恢复，特别是1978年进一步取消家庭成分等政治因素限制，扩大“下中农”工作不再有实际意义。
对于村里人来说，恢复高考首先是政治转折，因为家庭出身、阶级成分不再重要。过去只有贫下中农才有上大学资格。恢复高考，不仅中农有资格，地主富农照样有资格。这可以说政治上的“变天”，有些贫下中农有些失落。这种变天对于众多家庭命运影响巨大。以我家而言，在此前三年，因为家庭成分和父亲历史问题，我的哥哥在村里虽然是干部，但既没有资格入党，也没有资格上大学和当兵，父亲被迫提前退休，哥哥“顶替”招工离开农村。因为高考恢复，家庭出身等政治因素不再是问题，我有资格考大学了，哥哥也有资格入党了，后来还做了教育局副局长。四年后弟弟也考上本科，成为我之后村里第二个大学生。若在”文革“年代，这种家庭境遇变化不可想象。
高考恢复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更开启了中国政治的新时代。现在，人们追溯改革起点，通常先说包产到户。从农民冲破人民公社体制考察改革发端，确实如此。但是，改革从农村突破，是农民揭竿而为，并非政策主动转变。如果从主动政策转变来看，恢复高考更具标志性，其标志意蕴甚至超越农业家庭承包制建立。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8年第14、1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