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华东师范大学博导教授、中央民族大学首席教授、东京大学外国人研究员
《中国与日本近现代亚洲认识》书稿研究近现代中日“亚洲认识”。何为亚洲？亚洲不仅是地理概念，还是文化概念。说起亚洲，人们不仅想起欧洲东边的沙漠、草原、山地与平原，思考区别“西方”的历史、文化、政治与经济。“亚洲认识”，是亚洲进入近代，西学东渐、西势东进以来，具备“亚洲”自觉的中日知识人，对“亚洲”地理方位的辨识，对“亚洲”文化坐标的寻认。
一、问题意识
平时阅读中日近现代思想史常有问题难解,缭绕脑际，现将这些问题择其要者归纳如下。写作本稿，即试图通过对中日近现代“亚洲认识史”的研究,解答问题。
中国与日本最初的“亚洲认识”是什么？此为“亚洲”地理的知晓，“华夷”论的反省与“天下”观的再释。在此基础上,又有对东西之间,败胜弱强的思考及“师夷制夷”思想的产生。
如何对东西文化，具体而言对于亚欧文化作意义辨识与比较分析？近代以来，无论中日都出现过东西文化比较的运动。这个运动,在日本发端于西学启蒙时代，至于国粹时代日益开展。在中国始于洋务时代，到了20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得以进一步推动。中日知识人以此了解西洋文化的特征，探寻亚洲文化的本质。
求富求强，西学日炽，亚洲传统文化地位何在？本稿叙论中日国粹运动沿革及其思想表现，目的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同时也提出新的问题，何为国粹？如何阐扬？如何规避“国粹”背后的“原教旨”倾向？
日本、中国先后出现亚洲主义，日本亚洲主义有否它的早期表现与后期“右转”,如何最后演化为亚洲侵略主义？就中国而言，孙中山有“大亚洲主义”，李大钊有“新亚洲主义”，与日本亚洲主义区别如何？连带思考当下有无亚洲主义，如何探究这个主义的新内容与新形式？
如何看待“现代”？“现代”理论是否等同于“西方”理论，而与“亚洲”的本质相悖？无论中日，无论亚洲主义及国粹主义，都体现对于“现代”理论的质疑与批判。日本的冈仓天心、印度的辨喜，及至中国的章太炎，甚至可以说是连带发动了一场泛亚洲的“现代”反思运动。在日本，直至上世纪60年代，因竹内好等人的倡导，“现代超克”的思潮再起波澜。在中国，上世纪30年代由梁启超、梁漱溟、章士钊等人发起，将“现代”反思推向高潮。
旧亚洲性质是什么？新亚洲特点是什么？中日及亚洲的未来是什么？“村社”组织的顽韧生存、原始“公有”的长期存在、国家“威权”的强大显示，以及历史进程的“停滞”不前，乃属亚洲的历史“洲情”，亦为中日的文化“国情”。了解旧亚洲，展望新亚洲，将为亚洲与中国的进步提供思想的支持。
二、研究内容
本稿合八章，每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中日早期亚洲观》，分述以下问题：一、《海国四说》：世界、亚洲与朝贡圈；二、进入近代之际日本思潮中的“亚洲”元素；三、“千岁丸”访问上海与中国情况报告。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与日本1853年黑船事件，标志两国进入“近代”。《海国图志》、《海国四説》等著作先后问世，表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走出既往的蒙昧，接受文明的启蒙，知晓“亚细亚”其名，认同“地球”观新知。不过这时梁廷枏等人记东亚“朝贡”历史，还以天朝自居，视他国为蛮夷。此时日本思想，还保留华夷论、名分论等中国文化的原典元素。“千岁丸”来航上海，是近代中日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前日本视中国为礼义之邦，崇仰有加。然而登陆所见，一片败亡景象。积弱积贫，不思进取。上下无信，唯利是图。顽固派嚣张无忌，当道者彷徨迷茫。原有的中国观因此颠倒，仰慕之心顿失，轻蔑之情渐生。
第二章《中日近代变革中的亚洲观》，将以下的几个问题作为重点考察的对象。一、近代中国第一场东西文化比较；二、黄遵宪与《朝鲜策略》；三、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与“脫亚论”；四、日本“疑古史学”与东亚古史观的颠覆；五、“德学”——适合亚洲的“西学”。
19世纪50-60年代开始，世界继英、法、美之后出现新一轮现代化运动。德、俄先行，日本接踵其后。同时中国出现洋务运动，“现代化”由此起步。此期中国，言论活跃，发起近代第一场东西比较运动，指出中国异于西方者，为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而非经商求富，贸易立国；为君临天下的政治框架，而非举“贤”为“公”，立宪治国；为拘泥虚文的文化体制，而非经世匡时，讲求实学；为“遗体求用”的片面心态，而非“体用兼备”、“本末具有”。同时，黄遵宪作《朝鲜策略》，提出以“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为要点的“防俄之策”。
在日本，福泽谕吉刊《文明论概略》等，又写《脱亚论》。将世界作野蛮、半开化、文明的区分，勾画“文明”前景，描绘“进化”之途，强调走向“文明”是亚洲历史的大势，鼓吹“以西洋文明为目标”，脱出亚洲的“固陋”。然其“恶友”论，将中朝定格为不思上进的“恶友”，为侵略论提供“文明”的借口。白鸟库吉刊《西域史研究》、《满鲜历史地理》等，又埋首中国史研究，提出“尧舜抹杀论”，反对“崇尚三代”，试图颠覆中日固有的“法古”历史观。本稿还记叙日本学界“英美学”与“德国学”的消长历程。
第三章《中日国粹主义与传统复归》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一、日本国粹主义的兴起；二、关于日本国粹人物的评析；三、中国国粹思潮及中日“国粹”的比较。
纵观历史思潮的涌动，可以察觉某种文化力学隐藏其后，对文化生态发生有力的宰制作用。即所谓一个思潮应运而生，对应的思潮已经隐伏待发。结果两大思潮轮换交替，宛如钟摆左右摆动。在日本，与自由民权运动联袂而至的西学思潮，促使旧思想的祛除与新理念的诞生，同时也给日本带来道德体系沦陷、历史记忆淡漠、民族自信消失等种种弊病。此后国粹主义登场，重塑道德体系，恢复历史的记忆，再树民族的自信。如婴儿的孕育须有母体，新道德的诞生须有文化的母体。国粹运动为日本新道德的诞生确认母体。
然而，国粹主义毕竟是一种文化“抵御”主义。究其本质而言，具有一剑双刃的特性。如此“主义”一方面为建设新道德建立基础，另一方面走过了头，将转化为狭隘民族主义与文化原教旨主义，民族的学习精神由此衰竭，“抵御”进步、旧态复归，在日本则最终演化为侵略主义。日本国粹主义思潮出现不久，中国国粹运动兴起。本稿将中日本国粹运动作了比较。
第四章《日本亚洲主义的兴起与转折》讨论以下几个问题。一、关于日本亚洲主义早期情况的述评；二、日本亚洲主义的急骤“右转”；三、德富苏峰及其日本“膨胀”论；四、竹越三叉的“日本中心说”；五、北一辉亚洲态度的内里揭示；六、大川周明的“复兴亚细亚”。
近代以来，亚洲遭遇欧美侵略，“攘夷”成为亚洲各国的共同意愿。19世纪下半叶，日本思想界呼吁亚洲团结，主张协同抵抗，成为亚洲主义的早期表现。随着日本完成资本主义变革，急骤步入列强行列，这样的“早期亚洲主义”发生变化，原本反侵略的“攘夷”转化为列强间的利益争夺。此刻“大亚细亚主义”登场，表达以日本为“盟主”的地区霸权主义，其所谓“解放亚洲”、对抗英美，实质是独霸亚洲，“进军”全球。
第五章《“大亚细亚主义”在华反应及引起的警觉》，关心以下问题。一、关于章太炎“亚洲和亲”与“亚洲古学”思想的形成与特质；二、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三、李大钊与“新亚细亚主义”；四、围绕戴季陶的《日本论》的一些问题的讨论；五、中日亚洲主义的比较。
1897年间，章太炎倡导“亚洲古学”。李大钊1919年提出“新亚洲主义”。1924年，孙中山作题为《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一系列中国式“亚洲主义”，可谓对日本亚洲主义的思想回应，这个“回应”中更多体现的是对日本侵略阴谋的警觉，提醒国人在迷惑的口号中看破真假，在思想的航路中辨识经纬。
第六章《质疑“泰西”与回归“东洋”》从以下方面展开讨论。一、“东西文化”论争与“东洋文明”的特征；二、“文化建设”的宣言与东方“本位”的申辩；三、“反思”的勃兴与“亚洲”的回归。
“五四”运动前后，杜亚泉、陈独秀、胡适等人兴起“东西文明”论争。上世纪30年代中期又发生“本位文化”大讨论。“本位”有多种解释，实指“本来地位、独尊地位”。本位文化运动就是恢复传统文化“本来独尊”地位的运动。在此同时，中国形成“现代”反思派。他们反思“学习西方”，主张质疑“泰西”；反思工商立国，倡导“农国精神”；反思强国战略，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
第七章《“亚细亚”理论及其中国反响》，叙论上世纪三十年代“亚细亚理论”传入中国激起的热烈反响，由此观察中国人亚洲观的历史性变迁。本章分四个方面。一、何为“亚细亚”理论？二、国际学术界围绕“亚细亚”理论的讨论；三、中国回响与社会性质论战；四、“亚细亚”理论与中国现代史学。
上世纪30年代国际上的“亚细亚理论”讨论，引发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论战焦点为：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的阶段？中国封建社会起于何时，终于何时？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如何？论战中，中国学者试图解明“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即为“原始共产社会”，论证奴隶社会于中国的存在，否认中国“亚细亚特殊论”，指明中国历史进程与世界一致，确认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形成历史唯物的亚洲认识与中国史观。
第八章《当代中日的亚洲认识》，讨论战后中日亚洲认识的特点。重点解说以下几个问题。一、丸山真男的亚洲文化观；二、松本三之介“儒学”与“国学”的世界；三、关于日本“新日本主义”思潮的讨论；四、滨下武志等学者对于战后亚洲再认识；五、“亚洲价值观”与儒家文化；六、传统文化的现代跋涉与“文化东亚”。
战后，丸山真男研究日本传统文化，探询日本历史的“持续底音”，证说日本朱子学、徂徕学，以至国学，皆不断发生以“走向近代”为特征的内在变化，指出东方现代化非“外加”，而为“内生”，反对现代化起因论中的“西方冲击说”与“欧洲中心”论。松本三之介揭示近代日本专制政治的理论基础，认为近世日本以“理学”为“心灵学”管理人民思想，以“国学”为“政治学”，确立天皇地位。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复苏，挤入强国行列，于此同时，学术界出现“新日本主义思潮”。学者提出“现代伦理”论、“第一文明区”论、“生态史观”、“海洋文明”论等，解释“日本成功”的原因，在此同时，围绕“何为亚洲？”的问题，热心探讨亚洲的现代“身份”。
在中国，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1958年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提出“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如何寄托”的问题。九十年代，杜维明、余英时等关注东亚文化的复兴，确认中华传统与儒家思想在东亚发展中的作用。上世纪末，“亚洲价值观”引发讨论，焦点为儒家思想是否可以成为东亚发展的经济伦理；建立在儒家基础上的威权主义与家长理念对错如何；东亚金融危机与“亚洲价值观”的负面元素有否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