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势的盛衰；还是各国在一定时期里战略方针的制定、战略结盟、列国军队的建设或作战方式的变革，都与特定的战略地理条件有关。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大致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兼并统一的大势与攻守方针的异同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伴随着铁马金戈、鼙鼓旌旗，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同时战争也以不可阻拦的气势迈上了新的台阶。在当时，随着旧的生产关系大厦的倾覆，土地占有权也相对分散。有土地就有人口，有人口就有赋税，就能组建军队，也就意味着拥有了财富和权力。因此，对土地和人口资源的争夺和控制，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战国战争活动的根本宗旨。换言之，对土地的争夺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于战国战争的始终，这一兼并战争的属性，是与以往争夺霸主名份和地位的春秋争霸战争迥异其趣的，所以刘向说：“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战国策书录》）。战争目的决定战争手段，当时兼并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程度也要远远超过以往的争霸战争，孟子所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正反映了这一特点。
随着兼并战争的进展，在政治上，各诸侯国政治上的交流和联系日趋加强，统一的曙光已渐渐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孟子在答梁惠王时指出：天下“定乎一”，十分确切地反映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从经济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商业和交通的不断繁荣，各个地区在经济上的依赖与联系已相当密切，这一点杨宽先生在其《战国史》一书中曾有翔实的论说。它表明到了战国晚期，已出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新气象，这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大一统社会发展大势，势必要在军事领域得到深刻的体现，通过战争完成全国的统一，遂成为历史前进的主流。
统一战争的进程，使得地理环境对各国攻守形势的影响日益突出。这种影响集中体现为七雄在战略环境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大致而言，秦、楚、燕、齐诸国处于战略外线的有利位置。三晋，尤其是魏、韩则处于战略内线的不利位置。具体地说，强秦诸国拥有战略进攻或对敌包围的态势，其军队通常处于地位主动，力量优势，对战争的中心地区——中原（黄河中下游流域）保持着相对的距离，时常采取外线作战的行动，不复存在有“诸侯自战其地”的被动状态，而所据的山河之险，又保证了其能够攻守皆宜，进退主动。反之，魏、韩等国则处于战略防御或被敌人战略包围的态势。它们地处中原腹地，被称为“天下之胸腹”，四周大国环列，西有秦，东临齐，北接赵、燕，南邻楚，是十分典型的“四战之地”，很容易陷入多面作战的不利境地，战略地理环境较为恶劣。其军事行动的特点往往是陷于内线作战而不能自拔，被动挨打，成为失败的一方。
当然，光拥有地理形势之胜尚不足以确保自己在统一战争中的最终胜利，楚、齐等国的覆灭即为明证。然而，如果拥有了兵要地理的优势，又能推行彻底改革，做到富国强兵，兼之以实施高明的战略策略方针，那么就可以最终横扫六合，完成统一。在这里，孙子所说的“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孙子兵法·地形篇》）的价值，也就真正得到了体现。秦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因四塞之固，据崤、函之险，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战国策书录》）。由此可见，在兼并统一的大趋势中，列国攻守方针的异同，在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各自兵要地理的环境，这是我们在研究战国军事史时所不可忽略的问题。
合纵连横的运用与远交近攻的实施
战国七雄的战略地理环境，直接制约着当时各国之间战略关系的确定和变化，整个天下战略格局的平衡或动荡。换言之，战国时期列国战略主攻方向的制定和调整，外交结盟关系的建立或破裂，都可以从列国所拥有的兵要地理特定条件中寻找到一定的原因。其中“合纵连横”、“远交近攻”这两种战略方针的提出和实施，就是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
合纵连横，是战国时期军事外交斗争的集中体现。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就是众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所谓“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韩非子·五蠹篇》），就是由强国拉拢某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这一策略开始登台时，七雄或合纵，或连横并无定数，如秦国也搞合纵，派兵参加五国合纵攻齐之役就是典型的例子；楚、齐诸国也搞过连横，但到了战国中后期秦国独强格局形成后，连横便成了秦国的专利，而山东六国则通过合纵来抵御秦国的东进。
战国纵横家对合纵连横的重要性予以了充分的强调，“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安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连身为法家的韩非子也对此作出肯定的评价：“从（纵）成必霸，横成必王”（《韩非子·忠孝篇》）。
而他们在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很大程度上也落实在列国兵要地理形势以及实力对比方面。如苏秦指出：“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为一，并力西向而攻秦，秦必破矣”（《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苏秦还认为，山东六国如不合纵，那么秦必定乘机东进，占领更多的战略要地，使六国兵要地理环境尤为不利，最终为秦所灭：“魏弱则割河外，韩弱则效宜阳，宜阳效则上郡绝，河外割则道不通”（同上）。所以合纵的目的之一，是扼阻秦国于函谷关以西，不让它东进占据更多的战略要地，“六国从（纵）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关以害山东矣”（《战国策·赵策二》）。同样的道理，秦国搞连横，其战略目标之一，也是要占领关东的重要战略据点，使自己的兵要地理环境变得更为有利，从而为统一六国创造条件。事实证明，秦国的连横活动取得了很大成果，“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而事秦”（《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制定和推行“远交近攻”政策，从侧后牵制主要敌手，使之陷于多面作战的被动处境，以实现己方的战略意图，这也是战国七雄军事外交斗争的重要内容，而以秦国在这方面做得最为成功。“远交近攻”作为一种多国并峙背景下的战略策略方针，起源很早，在春秋时期，郑、齐、晋、楚、吴、越等国在争霸战争中都曾运用过此策，但是作为一个明确的提法，则始于范雎。他在向秦昭王献策时建议：“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史记》卷七十九《范睢蔡泽列传》），强调“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同上）。秦昭王纳其策，果然在战争中取得重大的胜利，为秦统一六国增加了非常重要的筹码。
从更深的层次考虑，远交近攻方针的制定和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当事国当时当地的兵要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就秦国而言，与自己利害最相关的是韩、魏两国，它们在晋南、豫西的土地与关中平原相邻，在秦卧榻之侧，是秦东进的第一道障碍，如商鞅和范雎所言：“秦之与魏，譬如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战国策·秦策三》）。所以秦为了排除这种威胁，打开东进统一天下的道路，自然要把魏、韩列为首要打击对象。反之，对齐、燕这样的地理距离上间隔甚远的诸侯国，在彼此间暂时不会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秦自然可以远交，互相借助对方的力量来首先打击主要的敌人，从而由点及面，各个击破。
战略纵深的延伸与战略要地的争夺
所谓战略纵深，即指战略部署的纵向深度，也指战略部署的纵深地区。在战略纵深地区通常部署有大量战争预备力量，设有重要的军事基地，是人力、物力资源的重要基地和前方作战的依托，对支持战争，保障战略全局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战国诸雄都高度重视战略纵深的拓展和延伸，这种情况的存在说明兵要地理环境对列国军事战略的影响的确不容忽视。
七雄之中，致力于战略纵深的延伸并收到显著效果者，首推秦国和赵国。秦国自春秋以来，始终重视对少数部族的进攻和兼并，对周边的拓展，巩固后方，扩张疆域，延伸战略纵深，积聚力量，为争霸中原创造条件。进入战国后，秦国在拓展战略纵深方面更为积极，它吞并巴蜀，攻灭义渠就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例子。对于进攻巴蜀的战略意义，司马错曾作过精辟的分析：“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据此，司马错建议先攻巴蜀，以扩展秦国的战略纵深。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同上）。后来，秦又多次出兵攻打西北的义渠，经过长年的战争，最终彻底消灭义渠，进一步扩大了秦的疆域，延伸了秦的战略纵深。应该说秦致力于扩展战略纵深的做法对于进一步改善其兵要地理环境意义十分重大，对秦的强盛和统一战争的进行具有突出的作用，“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同上）。
赵国在扩展自己的战略纵深方面，也有可圈可点之处。这突出表现为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改革后，利用增强了的实力，先后五次起兵攻打中山，终于在公元前295年灭亡中山，除去了腹心之患。并攘地北至燕、代（在今河北蔚县东北），西至云中（在今内蒙古托克托旗东北）、九原（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大大延伸了赵国的战略纵深，改善了赵国的兵要地理环境，“北地方从，代道大通”（《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为赵国在战国中后期的崛起，成为抗秦的主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兵要地理对战国七雄军事战略的制约，还表现为其均重视对战略要地的争夺和控制。所谓战略要地，是指对战略全局有重大影响的地区，亦称战略重地。它包括重要的交通枢纽，地理上具有战略地位的要地、要塞等。在战国时期，战略要地的得失对战争的进程乃至结局同样具有重大的影响，所以七雄十分重视控制和夺取战略要地。
这里，我们仍以秦国为例来说明战略要地的得失对兵要地理环境的变化、统一战争的进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从整个攻守形势来说，魏、韩地处中原腹心，相当于现代地缘学说所讲的“心脏地带”，谁控制了这一“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整个七雄格局。所以秦国对战略要地的争夺，从大的方面讲，就是进攻和控制魏、韩，“以绝从（纵）亲之要（腰）”（《战国策·魏策四》）。而山东六国的合纵抗秦，重要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不让韩、魏这一“心脏地带”落入秦国的手中，“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断山东之脊也，是山东首尾皆救中身之时也”（《战国策·魏策四》）。然而，秦国毕竟棋高一着，通过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和军事上的凌厉打击，终于控制了韩、魏这一“心脏地带”，迫使韩、魏倒向秦国的阵营：“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战国策·魏策一》）；“出则为捍蔽，入则为席荐”（《韩非子·存韩》）。
从具体的战略要地的争夺来看，在很长时间里，秦国用兵的重点是指向河西（今陕西境内黄河西岸一带）、崤函以及河内（今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地区）。秦与魏争夺河西这一战略要地历经多年，其间该地曾数易其手。公元前330年，秦终于从魏国手中夺得河西，不久又攻占上郡以及河东的部分土地。从此，黄河天险便为秦国所完全掌握，秦国的声威也就震动一时了，它随即开始了东进扩张，把战火燃向山东六国。由此可见，秦国占领河西之地，为其实施兼并统一战略迈出了第一步。
对崤函的争夺和控制，是秦国改善自身战略地理环境、从事统一战略活动的又一个重要步骤。早在春秋中期，秦晋之间就为争夺对战略要地桃林、崤函的控制而兵戎相见，大打出手。然而由于晋国始终将“崤函之险”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终于使秦国终春秋之世未能得志于中原，“二百年来秦人屏息不敢出兵者，以此故也”（《春秋大事年表》）；“贾生有言：‘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呜呼！此周、秦兴废之一大机也。考春秋之世，秦晋七十年之战役，以争崤函。而秦之所以终不得逞者，以不得崤函”（同上）。正因崤函具有这样重要的战略地位，故秦国从公元前329年起便对那里全力进攻，志在必得。经过激烈的争夺，秦终于全面控制了崤函，在那里设置函谷关，从而确保其退可以守住关中门户，使八百里秦川安全无虞；进可以出兵豫东，争雄天下，完成统一。
晋南豫北通道东端的河内之地属魏，为赵、魏、齐三国交界之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也是秦国争夺的主要对象。秦军经过苦战，于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占领此地，从而在黄河以北建立了一个楔入中原的桥头堡，截断了赵、燕与楚、魏、韩诸国的联系，并东边陈兵迫近齐境，使之不敢加入合纵联盟。秦国对这一战略要地的控制，其意义正如后人所评论的那样，是“夫以常山为天下脊，则此卫及阳晋当天下胸，盖其地是秦、晋、齐、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据阳晋，是大关天下胸，则他国不得动也”（《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司马贞“索隐”）。
当秦国占领了河西、崤函以及河内等战略要地后，其兵要地理环境遂得到根本的改善，其统一六国的前景也就变得平坦无阻、水到渠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