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长江学者沈阳成了引人瞩目的人物，原因是学生举报他在20年前对女学生有性侵行为。

对于这一事件，我只是个看热闹的“吃瓜群众”，所以不敢妄加评论。但是由于沈阳先生是长江学者，这就让我起了20年前轰动一时的“长江读书奖事件”。

长江读书奖是由香港长江集团李嘉诚基金会捐资100万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委托《读书》杂志承办的一个读书奖项。因为这种评奖活动在国内尚属首次，再加上奖金不菲，所以成为中国文化学术界跨世纪的一件大事。

出人意料的是，评审结果出来以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原因是它的主要奖项，居然由操办此事的《读书》杂志主编汪辉摘取。这种违背起码的学术伦理和职业道德的行为令人不齿，也让人看出《读书》为什么会毁在这个人手里。

又过了几年，汪辉涉嫌抄袭事件再次引起社会轰动，但后来却不了了之。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学术界大概人人屁股后面都不干净，这样的学术界是不会抓住汪晖不放的。”但我以为，学术研究是追求真理的事业，如果没有一个“诚”字，说小点是制造垃圾，说大了是祸国殃民。

想当年，有感于长江读书奖暴露出来丑陋，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远离评奖》。其中有这样的话：

长江读书奖引起轩然大波，一方面说明内地的读书人太穷了，穷怕了，因此才把它视为大奖、重奖。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学术界还是没有规矩，因此才出现种种怪事。记得前几年讨论学术规范时，我和几位朋友就认为，倘若不从学术环境、学术体制和学者人格等方面着眼，而是仅仅从技术层面入手，要想改变江河日下的学风，只能是扬汤止沸、挑雪填井。这不，如今就连在公众心目中享有盛誉的《读书》杂志都把“大奖”授予自己的头头，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也许是修炼不够吧，我还想多说几句。我以为面对“评”字号活动，诸如评比、评选、评奖、评职称之类，最能反映一个人的品位和追求。作为学问中人，倘若你对自己的选择真有兴趣，那就会对别人的品评淡然处之。在这方面，且不说国外那些敢于把诺贝尔奖拒之门外的大师们，单说国内，就是许多榜样可以借鉴。

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教育部授予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高奖。这本来是名至实归的事，然而汤先生得到消息后却很不高兴。他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奖？”如此学术自信，如此堂堂正气，真是让人钦佩。

又比如，在今年第３期《自然辩证法通讯》上，有李醒民的一篇文章，题为《不把不合理的“规章”当回事》。作者说：当代“学人把形形色色的评奖和获奖看得很重很重，因为这直接与本人的位子、票子和房子挂钩。于是，……‘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疤；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悲喜剧”便在学术界不断发生。为了从事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研究，而不是借学术之名捞取个人实惠，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三不政策”和“六不主义”，其中有一条就是“不申请评奖”。

我举这样两个事例，是为了强调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想通过评奖让世人承认你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这本身就是缺乏学术自信、缺乏独立人格的表现。因此，套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句俗话，我们不妨说“大奖之下也有懦夫”。

从当年的长江读书奖，到如今的长江学者事件，证明了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当社会体制改革迟迟不能出台，各种腐败还在大行其道的时候，学术腐败也会愈演愈烈。也就是说，评奖越多，学术净土被玷污的可能性就越大，学术人格被扭曲的可能性也越大。所以我认为，为了学术的独立和尊严，为了学者的自尊和自爱，最好的办法是减少、甚至在一个时期内不搞评奖。如果这一点不能实现，有良知的学者就只能是远离评奖，以便在自己心中保留一份清净，保留一个自由思考、自由研究的独立的空间。（这段文字因众所周知的原因，略有改动）

遗憾的是，我的这种想法被指责为过于理想化。现在的情况是，许多学界大腕往往在“我要生活”的借口下，去争夺各种课题和奖项，从而放弃了自己应有的独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