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结末不振”的问题，是鲁迅当年在谈到《水浒传》的版本和作者时提出来的。他说：
《水浒传》有许多人以为是施耐庵做的。因为多于七十回的《水浒传》就有繁的和简的两类，其中一类繁本的作者，题着施耐庵。然而这施耐庵恐怕倒是后来演为繁本者的托名，其实生在罗贯中之后。后人看见繁本题耐庵作，以为简本倒是节本，便将耐庵看作更古的人，排在贯中以前去了。到清初，金圣叹又说《水浒传》到“招安”为止是好的，以后便很坏；又自称得着古本，定“招安”为止是耐庵作，以后是罗贯中所续，加以痛骂。于是他把“招安”以后都删了去，只存下前七十回──这便是现在的通行本。他大概并没有什么古本，只是凭了自己的意见删去的，古本云云，无非是一种“托古”的手段罢了。但文章之前后有些参差，却确如圣叹所说，然而我在前边说过：《水浒传》是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的，所以当然有不能一律处。况且描写事业成功以后的文章，要比描写正做强盗时难些，一部大书，结末不振，是多有的事，也不能就此便断定是罗贯中所续作。（《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鲁迅认为《水浒传》最早的版本是简本，其作者是罗贯中，施耐庵则是演为繁本者的托名，应该生在罗贯中之后。对金圣叹之以《水浒传》“文章之前后有些参差”，来断定后半部是罗贯中的续作，他认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像《水浒传》这样一部大书，“结末不振”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于“结末不振”本身，鲁迅并没有进行具体论述，他只就所以造成“文章”前后“有些参差”的原因，作了两点分析：
第一，“《水浒传》是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的，所以当然有不能一律处”：讲的是成书方式的原因；
第二，“描写事业成功以后的文章，要比描写正做强盗时难些”：讲的则是题材方面的原因。
有趣的是，后来的研究者虽然大多不赞成鲁迅“施耐庵恐怕倒是后来演为繁本者的托名”的意见，却完全接受了他关于《水浒传》“结末不振”的判断；以为“《水浒传》到‘招安’为止是好的，以后便很坏”，后半部是既无艺术性、又无思想性的“狗尾续貂”，几乎成了多数研究者的共识。这种共识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妨碍着《水浒传》研究中施罗两位作者之间关系的考证和前后两大部分思想艺术水准的评价两个重要问题的深入。现在看来，似乎都有重新讨论的必要。
一
让我们沿着鲁迅的思路，先来讨论他说的第一个原因：《水浒传》的特殊成书方式，是否必然造成它的“结末不振”？
诚然，“《水浒传》是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水浒’故事而成”，是鲁迅关于《水浒传》的成书方式的最精辟的论断。但是，这种成书方式可能会造成“文章之前后有些参差”，却与“结末不振”并无必然的联系。这是因为，《水浒传》的前后两部分，从宋元时代勾栏瓦舍的“说话”家数来说，分属于“小说”（名“银字儿”）和“讲史”两大部类。当人们说《水浒传》是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故事而成，主要是指它的前半部的成书方式。
早在南宋年间，有关梁山泊的“奇闻异说”，就开始进入“说话”领域。从《醉翁谈录》记载看，当时盛行的“水浒”节目，一般都属于“小说”的家数，如讲述杨志故事的《青面兽》（属“朴刀”类）、讲述鲁达故事的《花和尚》、讲述武松故事的《武行者》（属“杆棒”类）、讲述孙立故事的《石头孙立》（属“公案”类）等。这些口传或小本故事，“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成书后的《水浒传》的前半部，恰是由那些单个英雄故事联缀而成的，其中武松的故事就占了整整十回，加上鲁达的故事，林冲的故事，宋江的故事，石秀的故事，雷横的故事，卢俊义燕青的故事，这些反映了五光十色的市民生活的丰满、逼真、精妙、细腻的故事，构成了前半部的主体。如果一定要找文章之“有不能一律处”，那恰恰就存在于前半部中，如同一人物，上山以后便判若两人，以往鲜明的性格大都消失殆尽，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大都被忽略了，等等。
从“说话”的家数说，要将连同以“小说”为基础工程的《水浒传》前半部一道构建成一部长篇巨著，终究要走一条按照“讲史”程式行事的路子才行。耐得翁《都城纪胜》云：“‘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如果说，由口传或小本故事构成的前半部，从讲史的格局讲是写梁山泊之“兴”的话，那么，后半部就彻底地转向了讲史，写梁山泊的“盛”和“废”了。《水浒传》的后半部，除了个别章节可能有过口传或小本故事（如第一百十四回中曰：“看官听说，这回话都是做散沙一般，先人书会留传，一个个都要说到，只是难做一时说，慢慢敷衍关目，下来便见，看官只牢记关目头行，便知衷曲奥妙”，仿佛“说话人”的声口）外，基本上属于文人作家的创作。由于宋江之征辽本属子虚乌有之事，征方腊也并无多少史料依据，使后半部在素材上，一开手就失却了一般讲史据“前代书史文传”铺陈的先天优势；在叙事上，又由社会风俗画的刻划转向两军对垒的争战场面的铺叙，确实使后半部与前半部产生了明显的“不能一律处”。
但是，这种由家数不同所造成的“不能一律处”，并不能得出《水浒传》“结末不振”的结论；相反，恰恰更显出了它的集大成者施耐庵的高明。施耐庵在把这两大部类（包括在“说话”阶段已经获得了高度成就的“小说”和并无多少史料依据的“讲史”）的材料组织成统一的艺术整体的时候，他努力确定了一个总的发展线索，找到各个部分的匀称比例，注意到各个部分之间的合理穿插和前后关联，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讲究和谐与完美，大团圆的结尾，最符合读者的审美要求。施耐庵大胆地突破了这种格局，对《宣和遗事》“封节度使”的结局作了根本的改造，“受命为臣赐锦袍，南征北战有功劳，可怜忠义难容世，鸩酒奸谗竟莫逃。”写梁山泊全体人马在接受招安，接连立下了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的大功后，仍然受到奸臣的嫉恨陷害，或饮鸩而亡，或被迫自缢，风消云散，零落殆尽。胡适说，《水浒传》后半部“有几段很感动人有文字，如写鲁智深之死，燕青之去，宋江之死，徽宗之梦，都还有点文学意味”，就是指这种带有凄惨的悲剧意味的文字。就整体的构架来说，《水浒传》采用了以虚起、以虚结的手法，所以是相对完整的、有机的。开头写洪太尉将龙虎山伏魔殿内锁着的一百单八个魔君放出世来，让梁山英雄一个个登场；结尾“徽宗帝梦游梁山泊”，则写宋徽宗梦中见宋江垂泪启奏：“臣等虽曾抗拒天兵，素秉忠义，并无分毫异心。自从奉陛下敕命招安之后，北退辽兵，东擒方腊，弟兄手足，十损其八。臣蒙陛下命守楚州，到任以后，与军民水米无交，天地共知臣心。陛下赐以药酒，与臣服吃。臣死无憾，但恐李逵怀恨，辄起异心。臣特令人去润州唤李逵到来，亲与药酒鸩死。……今臣等与众已亡者，阴魂不散，俱聚于此，伸告陛下，诉平生衷曲，始终无异。”又写李逵厉声道：“皇帝！皇帝！你怎地听信四个贼臣挑拨，屈坏了我们性命？”轮起双斧，前来报仇。天子吃这一惊，撒然醒来，见灯烛荧煌，李师师犹然未寝。王圻《稗史汇编》说：“《水浒传》从空中放出许多罡煞，又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其与王实甫《西厢记》始以蒲东遘会，终以草桥扬灵，是二梦语，殆同机局。总之，惟虚故活耳。”说的是很中肯綮的。
施耐庵在后半部中，还强化了三个贯串全书的人物形象，使得作品从形象体系上结构成为统一的整体。其中第一个形象自然是宋江。在全书中，宋江如众星之拱月，为众英雄所钦服，他作为梁山梁山泊聚义的主脑和核心，与把它引上接受招安的道路，二者是完全统一的。梁山泊好汉之上梁山，大都是“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他们并不以落草为荣，也不准备把打家劫舍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既然如此，那种希望“日后但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就不失为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作为领袖人物，宋江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他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寻找一个“体面”的归宿的招安主张，是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和要求的。梁山泊排座次后，宋江在菊花会上作《满江红》词，既恳切地希望“愿樽前长叙弟兄情，如金玉”，又表达了“统豺虎，御边幅，……平虏保民安国”的心愿。紧接着他就带领柴进、戴宗、李逵等往东京，以打通李师师的关节，终于实现了招安的夙愿，并且立即将兵力转向征辽，以为国家出力，立功建业。
随着个人身份和所处地位的变化，旋即产生了“义”和“忠”的错位和全新的矛盾。宋江要“忠”，但奸臣们却不容许他“忠”。为了表白自己的“忠”，只好以牺牲“义”为代价。首先是军校杀死克减朝廷赏赐酒肉的厢官事件，给宋江带来两难选择：按梁山泊的信条，军校的行为是完全正当的；但如今是“一身入官，当守法律”，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弟兄不曾坏了一个”的宋江，也只好“滴泪斩小卒”了。
接着又是面对辽方劝降的考验。辽国欧阳侍郎说：“今日宋朝奸臣们闭塞贤路，有金帛投于门下者，便得高官重用；无贿赂投于门下者，总有大功于国，空被埋没，不得升赏。如此奸党弄权，谗佞侥幸，妒贤嫉能，赏罚不明，以至天下大乱，河南、两浙、山东、河北，盗贼并起，草寇猖狂，良民受其涂炭，不得聊生。今将军统十万精兵，赤心归顺，止得先锋之职，又无升受品爵；众弟兄劬劳报国，俱各白身之士，遂命引兵直抵沙漠，受此劳苦，与国建功，朝廷又无恩赐。此皆奸臣之计。若沿途掳掠金珠宝贝，令人馈送浸润与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可保官爵，恩命立至。若还不肯如此行事，将军纵使忠心报国，建立功业，回到朝廷，反坐罪犯。”在辽国的劝降面前，连吴用都产生了动摇：“我想欧阳侍郎所说这一席话，端的是有理。目今宋朝天子，至圣至明，果被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奸臣专权，主上听信。设使日后纵有成功，必无升赏。我等三番招安，兄长为尊，只得个先锋虚职。若论我小子愚意，弃宋从辽，岂不为胜，只是负了兄长忠义之。”宋江反驳道：“军师差矣！若从辽国，此事切不可提。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上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宋江的民族气节，凛然可敬。
但不幸的是，一切都被欧阳侍郎言中了。宋江叹道：“想我生来八字浅薄，命运蹇滞。破辽平寇，东征西讨，受了许多劳苦，今日连累众兄弟无功。”面对李俊、张横与吴用商议，“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却，只是落草倒好”，宋江表白道：“你们众人，若嫌拘束，先当斩我首级，然后由你们自去行事；不然，吾亦无颜居世，必当自刎而死，一任你们自为！”他饮了朝廷所赐有毒药酒，自知必死，却担心李逵闻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便将李逵骗来，在酒中下了慢药，对李逵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相见一面。昨日酒中已与了你慢药服了，回至润州必死。你死之后，可来此处楚州南门外有个蓼儿洼，风景尽与梁山泊无异，和你阴魂相聚。”宋江就这样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对大宋朝的忠心，也彻底结束了梁山泊的事业。
第二个形象是吴用。吴用是梁山泊运筹帷幄的人物，他以自己的智术权谋，把握着一个个事件解决的契机。他表面上也讲了一些反对招安的话，实质上他反对的只是一味退让的招安，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接受招安，则是他所赞成的。他说：“论吴某的意，这番必然招安不成；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果然，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之后，吴用认为条件已经成熟，提出：“哥哥再选两个乖觉的人，多将金宝前去京师探听消息，就行钻刺关节，把衷情达知今上，令高太尉藏匿不得，此为上计。”从商品交易的规律看，取得了胜利，才具有讨价还价的相当资本。
但是，作为宋江政治军事路线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吴用却不具备宋江的义气。陈桥驿滴泪斩小卒，本是吴用的主意：“只可先把那军校斩首号令，一面申复省院，勒兵听罪。急急可叫戴宗、燕青悄悄进城，备细告知宿太尉，烦他预先奏知委曲，令中书省院谗害不得，方保无事。”处此时此境，吴用此计，不失为妥当之法，但比起宋江的“滴泪”来，吴用却毫不动情，一味冷漠处置。在征方腊的过程中，三番五次损兵折将，使宋江一再“心中烦恼，怏怏不乐”，“大哭一声，蓦然倒地”，吴用却以“生死人之分定”，“此是各人寿数”加以劝解。这种对战友亡故的冷漠态度，与宋江的重于弟兄情份，形成了鲜明对照。
第三个形象是李逵。李逵是《水浒传》中最为生动、真实、鲜明的人物。他从第三十八回登场起，就一直活跃在作品之中，且始终保持其独特鲜明的性格。在后半部中，李逵鲁莽而又天真烂漫的性格，得到充分的发展，更加显得丰满起来。当他在荆门镇投宿，听刘太公说宋江强夺了他的女儿，回到山寨，便拔出板斧，砍倒了忠义堂前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得粉碎，又抢上堂来，径奔宋江道：“我闲常把你做好汉，你原来却是畜生！”“你不要赖！早早把女儿送还老刘，倒有个商量；你若不把女儿还他时，我早做早杀了你，晚做晚杀了你。”须知李逵是最听宋江的话的，他不久前还说过“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罢”的话，但此时却要与他动真格的，说明在李逵心目中，对平民百姓的同情，已超过哥们义气之上了。
李逵是反对招安的，下半部关于招安与反招安的冲突中，李逵始终是反对派的代表。他凭自己的直觉感到招安没有出路，他对宋江道：“哥哥好没寻思！当初在梁山泊里，不受一个的气，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讨得招安了，却惹烦恼。放着弟兄们都在这里，再上梁山泊去，却不快活！”一语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但李逵又不是和招安完全绝缘的，在他身上，也存在接受招安的因素。第三十九回李逵道：“吟了反诗，打甚么鸟紧？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这不是“要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注脚么？回家接娘，谎说的是：“铁牛如今做了官。”在梦中再次见到老娘，哭着说道的是：“铁牛如今受了招安，真个做了官。”从小说的构思来看，写李逵之反对招安，不过是小说家的故添波澜，受招安的结局是早就规定了的，到最后还是让李逵在宋江“义”的旗帜下接受了招安，并以自己的死来殉宋江的“义”。
总之，《水浒传》的后半部，由于施耐庵的努力，做到了连同它的前半部，构成为一个有机的的艺术整体，它的内容和形式之间，是完全适应的，是不应该得出“结末不振”的结论来的。
二
下面再来讨论鲁迅所说的第二个原因，即：《水浒传》前后两部分的题材不同，是否会导致“结末不振”？
需要说明的是，鲁迅关于“事业成功”的话，和今人的理解是相反的。宋江诸人的“权居水泊”，既然是为了“暂时避难”，则将最后的接受招安、得为国家出力，说成“事业成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在持《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人看来，招安就意味着起义的失败，甚至是对革命的背叛。许多人之所以对《水浒传》“结末不振”之说产生共鸣，推究其原因，就是由于后半部写了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招安。
然而，就文学创作而言，题材本身并不等同于作者的思想倾向，《水浒传》写了招安，不等于作者就一定拥护或赞成招安；题材本身也不能决定艺术上的成败，“描写事业成功以后的文章，要比描写正做强盗时难些”，并不等于写了接受招安后的“文章”，就一定会“结末不振”。
事实正好相反，《水浒传》后半部之写梁山泊接受招安的曲折过程，是一篇揭示出了事物内在的逻辑性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非常出色的好文章。第一次招安为什么会失败？毛病就出在宋徽宗的诏书上：“近为尔宋江等啸聚山林，劫掳郡邑，本欲用彰天讨，诚恐劳我生民。今差太尉陈宗善前来招安，诏书到日，即将应有钱粮、军器、马匹、船只，目下纳官，拆毁巢穴，率领赴京，原免本罪。倘或仍昧良心，违戾诏制，天兵一至，龆龀不留。”针对这种侮辱、恐吓、威胁的语气，宋江道：“非宋江等无心归降，实是草诏的官员不知我梁山泊的弯曲。”就道出了事物的本质。第三次招安，诏书换上了另一番语调：“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归顺之心已久，报效之心凛然。虽犯罪恶，各有所由，察其衷情，深可怜悯。朕今特差殿前太尉宿元景，赍奉诏书，亲到梁山水泊，将宋江等大小人员所犯罪恶，尽行赦免。”于是众人山呼万岁，招安宣告成功。
同时，招安的结局又是《水浒传》成书的特殊时代背景所促成的，是《水浒传》独特主题的需要。《水浒传》的本名叫《忠义传》，有1975年上海图书馆发现现存最早的刻本《京本忠义传》残页为证；《水浒传》第八十一回入回诗亦云：“事事集成《忠义传》，用资谈柄江湖中”，则是小说本身提供的内证。《忠义传》本为纪传体正史中的一类，二十四史自《晋书》起，始设“忠义列传”，原因是在那祸难荐兴、苍生涂炭的乱世里，有不少“蹈节轻生”的忠义之士，“赴鼎镬其如归，履危亡而不顾”，赢得了后人的赞美和称颂。鲁迅说：“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废弛，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故或造野语以自慰。”胡适也说：“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异族手里，故当时有人想望英雄的心理。”《水浒传》第一回写洪太尉命人打开伏魔殿后，见石碑后有“遇洪而开”四个大字，评论道：“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第四十二回写宋江遇九天玄女，赐与天书三卷，法旨道：“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造反者为什么被称为“忠义”？就是因为他们日后参与了“辅国安民”的事业。征辽是宋江秉承“天意”而接受招安的主要动机，也是梁山泊好汉招安后的所干的第一件大事，《水浒传》歌颂了梁山英雄平辽的“千载功勋可敬”，题名“忠义传”或“水浒忠义传”（意谓居于水浒之忠义之士之传），是很贴切的。
宋江在征辽获胜以后，又奉命去征讨另外“三大寇”，《水浒传》“结末不振”的印象，同它的褒宋江而贬田虎、王庆、方腊的倾向有关。但是，透过后半部的情节描写的字里行间，是否还可以看出一些更为深刻的东西来呢？回答是肯定的。
以“逼上梁山”为主调的《水浒传》，不可能不正视田虎、王庆、方腊的起事之由。对于田虎的起事，小说只简略地说：“适值水旱频仍，民穷财尽，人心思乱”，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乔道清的经历颇能说明一些问题。安定州亢阳，五月不雨，乔道清毅然揭榜上坛祈雨，应该说是为民做了一件好事。按说旱情既已解除，民心自当稳定，怎么又会“人心思乱”呢？问题就出在本州库吏上。他不肯兑现信赏钱三千贯的诺言，却大半孝顺州官，其余侵来入己，乔道清大怒道：“信赏钱原是本州富户协助的，你如何恣意侵克？库藏粮饷，都是民脂民膏，你只顾侵来肥己，买欢追笑，败坏了国家许多大事！”提起拳头，将库吏痛打而死。州官差人勾捉凶身，乔道清遂投奔田虎入伙。他的遭遇，显然带有官逼民反的性质。
迫使王庆走上“造反”之路的，则是《水浒传》所痛恨的四个“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的贼臣中的三个。原来，童娇秀是童贯的弟弟童贳的女儿，又是杨戬的外孙，童贯抚养为己女，长大后，许配蔡攸之子，却是蔡京的孙儿媳妇。蔡攸的儿子，生来是憨呆的，那娇秀日夜叫屈怨恨。在这个意义上，娇秀可以说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统治集团借婚姻搞政治结盟的牺牲品。娇秀来到艮岳游春，忽然见到“俊俏风流无限”的王庆，春心也动了，厚贿侍婢，引王庆从后门进来相会。王庆一下子直接触犯了四个贼臣中的三个，他受到迫害，是势所必然的。按照蔡京、童贯的本意，当然是要将王庆置之死地的，但由于舆论纷纷，生怕将王庆处死，丑声一发播传，便以“捏造妖书、煽惑愚民，谋为不轨”的罪名，将王庆刺配远恶军州，以灭其迹。王庆开始还准备忍气吞声，做一个“守法”的军犯，又受到管营张世开的一系列的迫害，这才下了狠心，杀死仇人。他从东京城里的一个副排军，到房山寨上的强人，又到占据八座军州八十六县的“草头天子”，确确实实是被逼出来的。
对于方腊，《水浒传》显然有更多的共鸣。宋徽宗为修万岁山，在吴中征取花石纲，百姓大怨，人人思乱，这和第十二回写道君差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杨志在黄河遭风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纲之事，遥相呼应，是接触到了历史的本质的。小说说江南人民身受其害，方腊之反，乃“积渐而成”，是说得很对的。
但是，《水浒传》的深刻意义不仅表现对“官逼民反”的同情，更表现在对“替天行道”的赞美。一般来说，“官逼”才会“民反”，在这种情势下，“反”的行为是正义的，值得同情的；但这并不能保证被逼“反”了的那部分人，他们以后的一切作为，都必定是正义的，值得维护的。田虎等人为什么会失败呢？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没有奉行“替天行道”。后半部以传奇的笔墨，叙写了琼英凄惨悲凉的身世：田虎初起兵的时候，残忍地杀了她的父亲，又将母亲宋氏掳走，宋氏行到石室山，纵身跳下高冈撞死，尸体化为美石。土人欲采取此石，却被一声霹雳惊死，这块美石竟变成了宋氏的尸体，面貌兀自如生。琼英日夜吞声饮泣，思报父母之仇，夜梦神仙引一绿袍少年将军，教其飞石为绝技，说：“我特往高平，请得天捷星到此，教汝异术，救汝离虎窟，报亲仇。此位将军，又是汝宿世姻缘。”宋江派张清化名全羽来投，琼英认出即梦中之人，便招张清为婿。后张清活捉田虎，琼英活捉田豹、田彪，“贞烈女复不共戴天之仇，英雄将成琴瑟伉俪之好”，这一动人的传说故事，终将田虎钉在不义的耻辱柱上，不得解脱，而宋江对田虎的征伐，遂成了值得歌颂的正义事业。至于王庆，《水浒传》不满于他的，是人品猥琐，淫乱好色。他与段三娘的结合，本来就非正路人之所为，后来居然又封其为妃，在危急关头，竟在宫中大相厮打，弄得丑声远播。政治上的无道，对王庆来说，可以说是必然的。萧嘉穗在荆南城中，号召百姓杀贼，拈指间即有五六千人响应，足见民心之不顺。在宋江的征讨中，克复王庆是最为顺手的，道理就在这里。《水浒传》后半部的田、王二传，比起时下那种一看到史书中的“盗”、“贼”，就廉价地封为“农民起义”，无条件地予以赞美的做法来，实在要高明得多了。
写到方腊的时候，作者的心绪就有些不同了。在《水浒传》后半部中，虽然不时可以读到关于方腊行事“不义”的话头，但大都是一般的陈述，不曾化为具体的情节和生动的形象，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倒是方腊手下，强将如云，无不英勇善战，如小养由基庞万春，大骂宋江等人：“你这伙草贼，只好在梁山泊里住，肯勒宋朝朝廷诰命，如何敢来我这国土里装好汉！”显得正气凛然。在征方腊的过程中，令读者最难忘的，是宋江一方损兵折将、梁山众人十去其八的悲惨景象，从而透露出了作者某种隐秘的心理。这不但不是“结末不振”，而是包含了更为深刻的难以明言的内涵。
在处理梁山泊一百八人归宿上，作者也不肯丝毫苟且。谁先死，谁后死，怎么个死法，都有极其精到的考虑和谋划。宋万、焦挺、陶宗旺在润州之战时，乱军中被箭射死，马踏身亡。三人都是小角色，但是最先阵亡，所以使宋江万分伤感，道：“我等一百八人，天文所载，上应星曜。当初梁山泊发愿，五台山设誓，但愿同生同死。回京之后，谁想先去了公孙胜，御前留下了金大坚、皇甫端，蔡太师又用了萧让，王都尉又要了乐和。今日方渡江，又折了我三个弟兄。想起宋万这人，虽然不曾立得奇功，当初梁山泊开创之时，多亏此人。今日作泉下之客！”紧接着常州之战，韩滔、彭已两人被杀，宋江大哭道：“谁想渡江来已来，折损我五个兄弟。莫非皇天有怒，不容宋江收捕方腊，以致损兵折将？”攻打宣州，城上飞下一片磨扇，打死郑天寿，毒箭射死曹正、王定六，宋江大哭一声，蓦然倒地：“我们今番必然收伏不得方腊了！自从渡江以来，如此不利，连连损折了我八个弟兄。”
第一个死去的上将是徐宁，他中了毒箭，宋江自来看视，仰天叹道：“神医安道全已被取回京师，此间又无良医可救，必损吾股肱也！”而写张顺之死，就换了一种笔法。张顺是主动要从西湖里没水，从水门中暗入杭州城去。李俊劝道：“此计虽好，恐兄弟独力难成。”张顺道：“便把这命报答先锋哥哥多年情分，也不多了。”李俊要先报与宋江，整点人马策应，张顺道：“我这里一面行事，哥哥一面使人去报。比及兄弟到得城里，先锋哥哥已自知了。”接着，作者以“说话人”的叙事口吻写道：
当晚张顺身边藏了一把蓼叶尖刀，饱吃了一顿酒食，来到西湖岸边，看见那三面青山，一湖绿水，远望城郭，四座禁门，临着湖岸。那四座门：钱塘门、涌金门、清波门、钱湖门。看官听说，原来这杭州，旧宋以前唤做清河镇，钱王手里改为杭州宁海军，设立十座城门：东有菜市门、荐桥门；南有候潮门、嘉会门；西有钱湖门、清波门、涌金门、钱塘门；北有北关门、艮山门。高宗车驾南渡之后，建都于此，唤做花花临安府，又添了三座城门。目今方腊占据时，还是钱王旧都。城子方圆八十里，虽不比南渡以后，安排得十分的富贵。从来江山秀丽，人物奢华，所以相传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来到西陵桥上，看了半晌道：“我身生在浔阳江上，大风巨浪，经了万千，何曾见这一湖好水？便死在这里，也做个快活鬼！”确有一股浩然壮气。张顺死后，托梦宋江，道：“小弟跟随哥哥多年，恩爱至厚。今以杀身报答，死于涌金门下枪箭之中，今特来辞别哥哥。”宋江道：“我丧了父母，也不如此伤悼，不由我连心透骨苦痛！”张顺死后，一点幽魂不离在飘荡，感得西湖震泽龙君，收做金华太保，留于水府龙宫为神，又附体张横，杀了方天定。宋江便在涌金门外建立庙宇，题名“金华太保”，亲去祭奠。后特奉圣旨，敕封为“金华将军”，庙食杭州。
其后，候潮门下，刘唐要夺头功，飞马抢入城去，被砍断吊桥，死于闸门下。宋江痛哭道：“屈死了这个兄弟！自郓城县结义，跟着晁天王上梁山泊，受了许多年辛苦，不曾快乐。大小百十场出战交锋，出百死，得一生。未尝折了锐气，谁想今日却死于此处！”宋江因思渡江以来，损折许多将佐，心中十分悲怆，却去净慈寺修设水陆道场七昼夜，超度众将，各设灵位享祭。适天使敕赐御酒锦衣，宋江见了，蓦然伤心，泪不能止，次日设位，遥空享祭，去张顺庙里，呼名享祭，锦衣就穿在泥神身上。
“莫非皇天有怒，不容宋江收捕方腊”这一不祥的旋律，一直萦绕在梁山泊众人的头上；面对方腊的顽强抵抗，宋江只好用派柴进做细作的办法，从堡垒内部搞垮了方腊。而在这个过程中，读者所见到的，则是宋江一方的“狡诈”和方腊一方的轻信。如柴进道：“某乃中原一秀士，能知天文地理，善会阴阳，识得六甲风云，辨别三光气色，九流三教，无所不通，遥望江南有天子气而来，何故闭塞贤路？”教学先生出身的左丞相娄敏中，见来自“孔夫子之乡”的柴进出言不俗，便力荐于方腊。柴进乍一见面，便以“夜观乾象，见帝星明朗，正照东吴”耸动之，方腊此时倒有自知之明，道：“寡人虽有东南地土之分，近被宋江等侵夺城池，将近吾地，如之奈何？”而柴进复饰言道：“臣闻古人有言：‘得之易，失之易；得之难，失之难。’今陛下东南之境，开基以来，席卷长驱，得了许多州郡。今虽被宋江侵了数处，不久气运复归于圣土。陛下非止江南之境，他日中原社稷，亦属陛下。”方腊大喜，加封为中书侍郎。又由娄敏中为媒，招为驸马。柴进于是每日得近方腊，无非用些阿谀美言谄佞，以取其事。小说写柴进最后亮相道：“我非柯引，吾乃柴进，宋先锋部下正将小旋风的便是。随行云奉尉，即是浪子燕青。今者已知得洞中内外备细。若有人活捉得方腊者，高官任做，细马拣骑。三军投降者，俱免血刃，抗拒者全家斩首。”杀入东宫时，那金芝公主自缢身死，柴进见了，就连宫苑烧化：种种细节，都可以看作是对柴进的揶揄之笔；而那“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的两相对照，剔去那说教的成分，何尝不流露出皮里阳秋的弦外之音来！
三
综上所述，《水浒传》后半部虽然写的是梁山泊众人之“废”，但却写得一波三折，令人回肠荡气，并不存在什么“结末不振”的问题。由此足以表明，长篇说部《水浒传》是一部通体和谐相称的艺术统一体，是出自同一位作者之手的结构整体。从这一点出发，回到鲁迅所提出的作者问题上来，似乎更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金圣叹“定‘招安’为止是耐庵作，以后是罗贯中所续”，是错误的；“他把‘招安’以后都删了去，只存下前七十回”的做法，也不具有多少重大的意义。施耐庵才是一百回《水浒传》繁本的完成者，罗贯中作为他的门人，参与了密切的合作。将施罗二人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将他们割裂开来，也是不对的。
施耐庵经历了元末的动乱，与当道权贵不合，对于人民的苦难充满同情，这是他所以能写出《水浒传》这样伟大作品的先决条件。关于施耐庵的生平，《兴化县续志》所载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谓“生于元贞丙申岁”，即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今年恰是他七百周年诞辰，盐城市《水浒》学会、大丰县施耐庵研究会、施耐庵纪念馆拟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我以为是非常有意义的。近日因写《中国典籍精华丛书·文苑明珠卷》的《水浒传》章及《水浒大观》的《人物剪影》之故，对于《水浒传》“结末不振”的问题作了一些新的思考，特撰此文，以为对施耐庵诞辰七百周年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