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来，关于《水浒传》的讨论，大体上在作者、版本以及主题三个方面进行。不过，关于作者与版本的研究，虽然也存在着分歧，但这种分歧与史料的不足有很大的关系；而关于《水浒传》主题的讨论则大为不同。研究者面对的同是《水浒传》这部作品的全部存在，之所以会导出种种分歧的意见，决定的因素乃在于研究者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为了实现《水浒传》研究的新的突破，对于建国以来的《水浒传》主题研究进行一番回顾和反思，也许是有益的。
关于《水浒传》主题的不同观点，曾陆续见到不同的概括，简要说来，以下三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农民起义”说、“忠奸斗争”说和“为市民写心”说之间的论争，基本上勾画出三十多年来《水浒传》主题研究史的概貌，《水浒传》研究实践中的成、败、得、失，也基本上可以从这一论争中反映出来。
一
“农民起义”说是建国以来最先出现、而且始终占支配地位的观点。但应该提到的是，茅盾在建国以后最早也最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中，对《水浒》描写的对象，用的是“梁山泊好汉”这一概念，对这些好汉之“逼上梁山”，他也是沿用传统的“落草”的提法。如说：“他们三个（指林冲、杨志、鲁达）本来都是做梦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要落草的，然而终于落草了，可是各人落草的原因又颇不相同。”（茅盾：《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文艺报》二卷二期（1950年））而没有用“起义”、“造反”一类字眼。当然，“落草”一词在这里，是不包含任何贬意的。
1950年8月发表的杨绍萱的《论水浒传与水浒戏》， 大约是《水浒》“农民起义”主题说的第一篇论文。杨文第四节“《水浒传》中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说：
《水浒传》这部小说被称为历史上的杰作，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道，主要的便是由于它写阶级斗争写得很火炽。却是读《水浒传》的人很多，常常看不到原作者的真意所在。一般读者多悉第十五回“吴用智取生辰纲”一段，特别是那四句诗：“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浅白之见，便因此说《水浒传》只是写了一个“官逼民反”，在这四句诗却显露着是 “农夫”与“公子王孙”的阶级斗争。惟这还是姿态，真正流露出原作者之真意的，实在是第六回“豹子头误入白虎堂”收尾的一段……这里所见“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是作者自己说出的基本观点，质言之，他所写的林冲走向梁山泊，是作为农民运动写出来的，而不是写的别的什么。（杨绍萱：《论水浒传与水浒戏》，《戏剧报》一卷五期）
杨文的基本观点，实源于陈独秀1928年的《水浒新叙》。《新叙》开首引“赤日炎炎”一诗，指出：“这四句诗就是施耐庵做《水浒传》的本旨”。不过，陈独秀没有加以发挥，反而说：“《水浒传》的理想不过尔尔，并没有别的特别的深远意义”（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重排汪元放标点七十回本《水浒》卷首）。杨文则不仅明确指出这四句诗是显露了“农夫”与“公子王孙”的阶级斗争，而且强调“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是作者把《水浒》的人物和事件“作为农民运动写出来的”，这当然是一种发展。王利器在1953年5月27日发表的《〈水浒〉与农民革命》中，也举出“农夫心内如汤煮， 公子王孙把扇摇”和“公子犹嫌扇力微，行人正在红尘道”两诗，认为这是“经过作者对于客观世界的独立感受的”对于“宋代社会的阶级矛盾”的反映，“比之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是毫无愧色的，因此加重了作品的真实感。然而，《水浒》的要求、希望，并不局限于此；它还要指出解决这种矛盾的具体方法，那就是本书第七回结尾二句：‘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王利器：《〈水浒〉与农民革命》，1953年5月27日《光明日报》）这种由作品中几首诗来判断《水浒》农民起义主题的作法， 影响极大，直到今天，依然是坚持“农民起义”说的重要论据。
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在组织学员学习《水浒》时，就提出“以历史观点去分析、研究”《水浒》的意见，肯定“《水浒》是一部描写农民革命战争的小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文艺报》1954年第3期）。冯雪峰曾去作过重要讲话，他的意见集中在《回答〈水浒〉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不过，冯文直到1954年才在《文艺报》上陆续发表，所以现在可见的最早反映讲习所的学习成果的，当推路工1953年2月1日发表的《〈水浒〉——英雄的史诗》一文。路文围绕在《水浒》中“农民革命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宋江等一百零八位英雄，成了历史舞台上的主人翁”的中心论点，进行了全面的论证：
论证之一：《水浒》中一百零八位英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命运——被封建官僚地主阶级欺压、逼害，结果走上共同的道路——逼上梁山”，“打击了吮吸劳动人民血汗的官僚地主”，“宋江的领袖形象，是集中了当时农民革命领袖的品质和面貌”。
论证之二：《宋史》上有简单的侧面纪录，“《水浒》却无比热情地歌颂了这支农民革命的队伍，它比《宋史》上记载的更真实。它集中地、细致地、生动地描绘了农民革命战争”：以梁山泊作为“根据地”，打起一面“替天行道”的旗帜， 心怀“忠义”，“劫富济贫”。
论证之三：“《水浒》所以是一部不朽的作品，正因为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官僚阶级的关系；歌颂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农民革命英雄；暴露了矛盾的次要方面——官僚、恶霸地主。”（路工：《〈水浒〉——英雄的史诗》，1953年2月1日《光明日报》。下同。）
同年，宋云彬、张默生也都发表了文章，肯定《水浒传》是“反映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及农民起义的伟大作品”（张默生：《谈〈水浒〉》，《西南文艺》1953年第3期。 下同），“《水浒传》写的是北宋末年山东一带一部分有组织的农民（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以梁山泊作根据地，先后推定三十六个大头领，七十二个小头领，以宋江为首，屡次打败‘官军’，打垮地主武装，做出许多轰轰烈烈的事情”（宋云彬：《谈水浒传》，《文艺月报》195３年第3期。下同）。他们的论述，较之简单地从几句诗中引伸出农民起义的结论，自然要充分得多。
然而，只有到冯雪峰出来从文艺理论的高度加以阐发，《水浒》写农民起义的理论系统，才得以完成。冯雪峰最突出的贡献有两点：
一、关于“真实性”。由于史籍上关于宋江起义的记载很少，这就提出了一个真实性问题。冯雪峰解释说，文艺作品不是真人真事的记录，所以允许有出入，甚至有极大的出入。《水浒》的人物，“连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宋江也包括在内，都是创造出来的人物……然而我们仍然说《水浒》是描写北宋末年一次农民起义的作品，那是因为从事件的表面上说它固然是有极大的不真实，然而从事件的根本精神上说，《水浒》的描写却是高度地真实的；其中的社会现象和斗争情况的描写也都是有高度真实性的”（冯雪峰：《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54年第3、5、6、9、11期。以下凡引冯雪峰语而不另注出处者，均见此文。）由于运用“真实性”的理论，冯雪峰就使《水浒》主题研究从史实细节的考订中摆脱出来，而进入了文学的领域，并对诸如“书中写的梁山泊，和朝廷是并不对立的”、“宋江和许多英雄都不是农民阶级中人”，“作者竟把梁山泊写成一座‘强盗山’了”以及受招安、平方腊等不利于“农民起义”说的问题也都作了较为细致的解答，从而“保护”了“农民起义”说的核心论点。
二、关于“典型性”。《水浒》中的许多英雄人物都不是农民阶级中人，这个问题单凭“真实性”还解释不了，冯雪峰于是又运用典型性的理论加以说明。他说：“文艺作品写人物，总要用‘典型化’的方法。不论写出来的是普通人物的典型，或英雄人物的典型，这种典型总是反映了一种社会势力和属于这种社会势力的许多人的特点”，因此他强调：“这些英雄人物，不管他们是不是从农民阶级出身，只要是和农民群众在一起举行起义，只要他们的斗争是属于农民阶级的革命斗争，那么，写这些英雄人物的这种斗争，也就是写农民群众的斗争。”
冯雪峰总结说：《水浒》“以描写北宋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为主题，以宋江等英雄人物为主干，全面描写了中国中世纪时期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深刻地、大胆地描写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描写了农民的革命斗争、革命力量和革命思想，反映了在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人民的正义斗争和希望，同时也反映了农民革命思想的不彻底性和革命斗争中所表现的缺点，等等。”
冯雪峰的论述，是“农民起义”说最完备的理论形态。经他论述之后，“农民起义”说长期居于正统的支配地位。但是尽管不曾公开受到任何异端的挑战，而在阐述这种学说的大小论著中，还是可以发现许多自我的保留和“防范”。如张默生在谈到《水浒》英雄出身时说：“这些英雄们的出身，有农民，有渔夫，有贫民，有无产流氓者，有商人，有行脚僧，有道士，有小知识分子，有衙门小职员，有捕头，有‘犯罪’的小军官，有分化出来的地主，也有没落的贵族等等，他们结合成强大的革命力量，来反抗当时对外屈膝对内屠杀的统治者”。由这么多种成份组合起来的人群，难免给人一种与“农民起义”不协调之感。宋云彬却想到了另一层：“梁山泊上的成千上万的所谓‘喽罗’是从哪儿来的，作者没有及时地、适当地交代一下。虽然读者也会想到那些喽罗们无非是失掉了土地的农民，但是不交代一下总是个漏洞。”应该成为主体的群众，反而隐藏在幕后——这对于“农民起义”说而言，无论如何是事与愿违的。
冯雪峰曾经对“旧的传统的看法”，即《水浒》的内容是“建立在‘忠臣义士’（而不是作为起义者或‘反叛者’）的宋江等人和蔡京、高俅等奸臣之间的矛盾的基础之上”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表明了“忠奸斗争”说依然有着实际的市场。更多的“农民起义”说的论著，还为“市民”说留下了地盘。如路工说：“我们从《水浒》中可以看出：杀贪官污吏，劫富济贫，正是当时人民（农民和市民）的政治和经济的要求。”冯雪峰更花了整整一章来谈“《水浒》和当时城市人民的正义斗争”，他承认：“《水浒》有不小篇幅，是描写当时城市人民的生活和正义斗争的，这些描写在《水浒》的丰富内容中也是极重要和极精彩的部分”。他也承认：“像《水浒》中所反映，在这样的封建社会中，在农民和统治阶级的斗争之外，或者说在农民和统治阶级的斗争的同时，也还存在着城市（无论大中小城市）被压迫人民和压迫者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同样反映着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同样是被压迫人民反对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但是，他强调的是：“像《水浒》中所反映的这种城市贫民和一般平民的正义的、革命的斗争，从这斗争的性质和发生这斗争的社会关系上来说，是可以概括在农民反对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去的；而且，城市人民的这种正义的、革命的斗争，在事实上就常常是统一在农民的革命斗争之内的。”用“概括”论、“统一”论来处理城市人民的反抗斗争与农民的革命斗争的关系，是“农民起义”说自身系统的需要，但尚不失为一种解决的办法。
问题在于，以上种种只解决了“写什么”的问题，而没有解决“怎么写”的问题，即《水浒》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以什么态度来写农民起义的？早期的论者称《水浒》为“英雄的史诗”，但需要解决宋江这一形象和受招安这一结局两大难题。冯雪峰的意见是：《水浒》“全书的根本精神，仍然是农民起义的革命精神”，对于宋江，“不能因为写到招安，就不加分析地否定他作为农民起义英雄的形象”；“受招安现象一般地反映了农民起义的缺点和弱点，是没有问题的，但决不能把一切的受招安都看作出卖革命”。但冯雪峰同时又说：“我们找不到现实的原因；同时也就不知道作者这样地使宋江去主动地受招安，究竟要在宋江的性格上反映怎样的历史现实情况……”
对于宋江的形象，李希凡认为“交织在这个复杂性格里的，也有着起义英雄的鲜明特色”，他有“反叛”的“胸襟”和“抱负”，也有着“重义的特色”，这一“光辉性格的一面，也同样是其他《水浒》英雄所不具备的”。在他的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等重大战役的胜利。“宋江的性格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水浒》义军的反抗斗争的局限性”（《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所以农民起义说者认为，《水浒传》所反映的是由农民阶级本身的革命性和局限性造成的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
“文化大革命”的“评《水浒》”运动，是在一种别有用心的政治阴谋策划下发动的，但它的出发点却是农民起义说，不同的是把它推向了它的反面，认为作者通过对宋江的描写，歌颂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
“四人帮”垮台以后，许多研究工作者起来对“评《水浒》”中的谬说作了驳乱反正的工作，如吴组缃的《读〈水浒〉》（《文艺报》1978年第2期）、王俊年、裴效维、 金宁芬的《〈水浒传〉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文学评论》1978年第4期）。 他们所持的基本观点，也是农民起义说。但王俊年等人的文章在对宋江的形象和整个起义过程的描写进行分析以后，提后了一个新的看法。他们认为“《水浒》作者代表的并非历史上最先进的农民的思想，而是大多数中间状态的农民的思想”。
二
为了给宋江的受招安寻找合理的解释，《水浒》的“忠义”观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于是导致了“忠奸斗争”说的复兴。
穷根溯源地说来，“忠奸斗争”说堪称《水浒》问世以后最早的肯定《水浒》价值的观点。为了同封建卫道者诋毁《水浒》为“诲盗”之作的论调相抗衡，“忠义”说成了那个时代最合适的武器。天都外臣《水浒传序》引“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古经，论证“壅蔽主聪，操弄神器”的蔡京、童贯、高俅之徒，才是地地道道的窃国大盗，而宋江等人“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是亦有足嘉者”。李贽连“窃钩者”这样的提法也不赞同，径直称“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尤其是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李贽：《忠义水浒传叙》）。对于这种由来已久的“忠奸斗争”说，冯雪峰曾经作了十分准确的表述：
宋江等英雄好汉，本来都是忠臣义士，只因不容于“滥官污吏”，不得已而“落草”。然而宋江，身在梁山泊，心却在朝廷，时刻希望皇帝能够不受左右奸臣的蒙蔽，早日“降诏招安”，便能为国家出力。所以，他们“啸聚”梁山泊，到了势力很大的时候，也仍然不“称帝称王”；他们无心于抢夺“大宋皇帝”的位子，和历史上别的“叛乱”者是完全不同的。后来，想尽了办法，使朝廷招安他们，更是处处都表现了宋江的“忠”。受招安以后，却并未受重用，然而仍然誓无二心地替朝廷去建立大功——“破辽”、“平”田虎、王庆、方腊等。最后，宋江还是不容于朝廷的奸臣，被用药酒谋死，而宋江则视死如归，至死也仍然忠于皇帝，甚至怕李逵会“反”，也使李逵吃了药酒和他同死。总之，一部《水浒》就是写这样一些可歌可泣的忠臣义士的。
冯雪峰认为，“这个看法，是在根本点上有错误的”，因为这就等于“要把梁山泊‘聚众造反’的那种阶级斗争的性质和意义完全取消了；也要把宋江等人作为起义者、革命者或‘反叛者’的意义完全取消了”，因而，“是和《水浒》的根本精神相违背的”。从形式逻辑上讲，《水浒》的“根本精神”本身就是一个有待证明的问题，以此作为前提去“批判”对方，自以为已经彻底地把“忠奸斗争”说驳倒了；然而，二十多年以后，当“农民起义”说内部为了宋江究竟是“革命者”还是“叛徒”而争执不休的时候，“忠奸斗争”说就重新找到了申述自己存在的理由的机会。事情仿佛又回到了原先的出发点，不过这回轮到“忠奸斗争”说来对“农民起义”说行使否决权了。
刘烈茂在1979年初即发表文章认为：“贯串《水浒》全书的并不是农民阶段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而是所谓忠与奸的矛盾和斗争；它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并不是‘官逼民反’，而是‘替天行道’；它所着力歌颂的理想人物并不是晁盖、方腊那样的农民起义英雄，而是宋江那样的忠义之士”（刘烈茂：《评〈水浒〉应该怎样一分为二？》，《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下同）。与此相近的是侯民治的观点，他说：
作者并没有把宋江等人造反看作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起义，他认为宋江和高俅等人的斗争，只是地主阶级内部忠和奸的斗争。作品也写到农民造反，但作者主要是通过宋江这个“全忠仗义”的英雄人物作纽带，使他们投降，参加到地主阶级内部的忠奸斗争中来，把地主与农民的矛盾，纳入到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中来。（侯民治：《论〈水浒〉的主题思想》，《湘潭大学学报》1979年1、2期）
这种观点，也还带有“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说的烙印，但已摒弃了“宋江同高俅是一丘之貉”的因素，指出“在封建社会里，写反贪官、颂忠良的主题，今天看来也是应该肯定的”，这是一种质变。
1979年10月孙一珍发表的《〈水浒传〉主题辨》，针对《水浒》研究的历史经验指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水浒传》，不等于生搬硬套地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框子要古人就范”。基于这种认识，孙文认为：“从百回本的《水浒传》全书着眼，它所写的是亡国之君宋徽宗统治时期，蔡京、高俅等贪官、奸佞、权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冲突。其中包含着强暴对弱小的欺压，奸佞对忠良的排挤，邪恶对正直的陷害。”而《水浒传》所讴歌的梁山英雄人物身上，“集中地概括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所具有的诸如反压迫、反侵略等优秀品质。这些品质当然不是农民所仅有的。”至于宋江，则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全忠仗义的典型形象，也是当时人民群众理想中反奸抗暴的英雄”（孙一珍：《〈水浒传〉主题辨》，《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对宋江采取分析态度，可以说是“忠奸斗争”说的显著特点。
与“忠奸斗争”说近似的还有王齐洲的“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守旧派的矛盾斗争”说，与刘烈茂的“《水浒》把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大搏斗从属于地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一样，力图把农民起义纳入忠奸斗争的轨道。王齐洲断然否认《水浒》写的是农民起义。王文解释说，否认《水浒》写的是农民起义，并不是否定《水浒》这部作品本身。相反，他认为：“宋江等的起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他们‘杀人’，杀的是‘赃官污吏谗佞之人’，他们‘放火’，放的是‘忠为君王恨贼臣’之火；他们受‘招安’，固然血腥镇压了方腊起义，但也有力地打击了外族侵略者，安定了边境。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下述论断，则暴露了“忠奸斗争”说的弱点：“它虽然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却为封建社会唱出了哀怨的挽歌；它虽然仇视农民革命，却不自觉地为农民革命提供了‘官逼民反’的思想武器。”（王齐洲：《〈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吗？》，《水浒争鸣》第一辑，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2年4月版）说《水浒》“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似已觉过份；再说它“仇视农民革命”，就更难以接受了。况且，《水浒》中的宋江，并不能归结为“要高官，受招安；欲待富，须胡做”式的野心家与阴谋家，因为他毕竟是无可奈何地被逼上梁山去的。同时，王文在区别宋江与方腊的原则界限时，还力图分清宋江与晁盖、李逵的不同，这就难免落到“梁山是农民起义，只是宋江这个领袖不好”的结论上去，以至与作者的立论相矛盾。
凌左义认为《水浒》所写的“‘官逼民反’，‘逼上梁山’，不是（或说主要不是）地主逼农民，而是权奸逼忠臣”。他是这样勾画《水浒》“忠奸斗争”的三部曲的：首先，以高俅为主的权奸，将林冲、杨志、宋江等忠义之士逼上了梁山；其次，“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头领要招安，为国家出力，以高俅为首的奸臣则破坏招安，不许宋江等人为国家出力”；最后，受了招安的“宋江等人如何为国报效，东征西讨，竭其馀力以实行其忠，而蔡、高权奸又如何欺君罔上，百般陷害，最后毒杀了宋江、卢俊义”。他对农民起义说提出质难说：“如果说《水浒》是歌颂农民起义的，那么，为什么只歌颂宋江起义，不歌颂方腊起义呢？”（凌左义：《论忠奸斗争是〈水浒〉描写的主线》，《水浒争鸣》第二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8月版。
三
1975年，伊永文发表了《〈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文章提出：“一部‘农民革命史诗’，为什么充满了‘早招安，心方足’之类的叛卖语言？如果是地主阶级改良派写的作品，怎么还会有‘报仇雪恨上梁山’这样的词句？”（伊永文：《〈水浒传〉是反映市民利益的作品》，《天津师院学报》1975年第4期。下引伊永文语， 凡出自本篇者，均不另注。）伊文首先从考察《水浒传》产生的历史背景入手，指出：“《水浒传》漫长的成书过程，是和当时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增长、城市市民阶层的壮大等分不开的。”他用“文学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因素所制约的眼光去解剖《水浒传》”（伊永文：《再论〈水浒传〉是反映市民阶层利益的作品》，《河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又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对《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社会基础、 政治路线进行剖析，指出在《水浒传》中，“大批的非农民化人物成了主人公。他们没有定居的劳动生活，没有劳动创造的家园，没有对浸透历代祖先血汗的土地的热爱。这些人出入于酒楼饭馆，活动于茶肆客店，狎妓赌博，使枪舞棒，追求的生活是‘只顾自己前程万里’；‘论称分金银，异样穿绸绵；成瓮吃酒，大块吃肉’。一言以蔽之，《水浒传》中的起义军没有农民的生活方式，没有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他认为，《水浒传》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写林冲、鲁智深、宋江等人的个人复仇的故事，这种复仇与反抗，从没超出个人主义的思想范畴。因而作者得出结论说：
《水浒传》这部小说，以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的事件为原始素材，根据市民阶层的理想，着重地表现了市民阶层的反抗思想和行为，并且描写了市民阶层和某些农民出身的人物“逼上梁山”的情景，这在封建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在1975年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伊文中也有过“《水浒传》作者的社会立场，决定了他只能专写一个‘受招安’为最终目的，实质是市民阶层而不是农民阶级的起义”那样比较含混的话，但他还是颇具胆识地肯定：《水浒传》的作者是“伟大历史潮流的表现者”，“《水浒传》不是以宣扬封建思想为主的儒家作品”。
从1979年起，欧阳健和萧相恺著文，从《水浒》中的“梁山泊聚义”不同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水浒》中“官逼民反”的“民”主要不是农民、《水浒》中的“替天行道”并非代表农民利益的旗帜、《水浒》中梁山泊发动的战争不是农民革命战争四个方面去考察，认为“无论从作者的创作动机或作品的艺术效果看，《水浒》都不曾把梁山泊聚义写成真正的农民起义。他们不过是借农民起义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而把它写成了表现市民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的基本上是以绿林豪侠为主体的小说”（欧阳健、萧相恺：《〈水浒〉梁山泊聚义性质辨》，《钟山文艺论集》，江苏人民出版社１980年10月版）。 他们还通过扬州评话《武松》对《水浒》的继承和发展，来反照《水浒》成书过程中题材质变的规律：
评话对于《水浒》的发展，是沿着这样一个方向进行的：它完全舍弃了原著中残留的农民起义的躯壳，放纵恣肆地发展了《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的精神……《水浒》虽然取材于历史上宋江三十六人起义的传说，但是，《水浒》的基本作者，即广大的市井“瓦舍”艺人，并不具备对于农村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实际体验，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借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奇闻异说”，来演说他们自己所深切体验了的市民社会的现实生活，唱出市民阶级心底的喜怒哀乐来。（欧阳健：《武松形象的衍变》，《扬州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他们认为，市民阶级的“生活方式与经营方式，使他们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口号，即把自己联合成一个阶级并建立起本阶级的联系的朦胧要求，提出了‘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手，都一般哥弟称呼，不分贵贱’；‘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即模糊的平等要求。”《水浒》还表达了市井细民的憎和爱：“对‘破落户’的城市恶霸表现了最强烈的憎恨”，“对那些‘除暴安良’、‘见义勇为’、敢于同这些恶霸作斗争的豪侠”以及“仗义疏财”的“义士”“给予热情的讴歌和赞美”。对于皇权的迷信与崇拜，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只等朝廷招安，早晚都做个官人”，等等，则又都表现了市民的思想局限。（欧阳健、萧相恺：《〈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说》），《群众论丛》1980年第1期）总之，它是以“市井细民”的政治观、世界观、伦理观、审美观来表现、评价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各个不同人物的。
王开富从历史上宋江起义的原型入手，指出那是“封建社会的无业游民的武装斗争”，因为“在城市说话技艺基础上形成的《水浒传》，所描写的生活，自然是以城市为主，所表达的观点和抒发的感情自然是在城市下层人民中流行的观点和感情，他们欣赏自己，厌恶仇恨封建官吏及其走卒的压迫和剥削，同时还瞧不起乡下农民。”王开富：《〈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吗？》，《重庆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这种观点， 与“为市井细民写心”是十分合拍的。
“市民”说提出后，曾受到了多方面的反驳。其焦点首先集中在关于“市民阶级”的概念上，以为是从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等级”套用来的，这种所谓“市民阶级”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城市居民”本身的情况十分复杂，不能笼统地说是“市民阶级”。其次是批评“市民”说将非主要的方面当作主要方面，如以“市民社会”来替代封建社会，以“市民思想”来取代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此外，还有不能以划分阶级出身成分来否定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性质，等等（参见黄霖、陈荣：《论〈水浒〉研究中的“市民说”》等。《水浒争鸣》第二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8月版）。理论上不严密、不完备之处， 均有待于充实和完善。
四
关于《水浒》主题的讨论，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向。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应该承认，各种意见都具备相对的真理性，都对《水浒》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除了从整体上把握《水浒》的主题之外，还有一些可以称之为“局部主题”的观点。如认为《水浒》前后部分有两个不同的主题：“前七十一回的主题思想，是‘替天行道救生民’，是要铲除不平，要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后二十九回的主题思想，则是发泄著者对朱元璋诛杀功臣的不平。”（罗尔纲：《水浒真义考》，《文史》第15辑，中华书局1982年9 月第一版）又如认为《水浒》中征辽部分是反映“北宋末年，金兵侵占中原北方地区以后，广大人民纷纷组织忠义社、忠义民兵、忠义军进行抵抗”（李永先：《如何评价〈水浒传〉的征辽部分》，《水浒争鸣》第二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8月第一版）的忠义救国思想，等等。 《水浒》主题的多元化，反映了《水浒》作为一种对象本身的丰富性，也体现了研究者思维的多样性。多元化比单一化更符合认识的客观规律，比单一化更能接近真理。
同时，关于《水浒》主题的诸说，实际上又存在着彼此互相包容的事实。比如，“农民起义”说并不否认《水浒传》中确实反映了某些市民意识；“为市民写心”说也不会反对《水浒传》写了“忠奸斗争”的内容。各种意见相互批判又相互宽容，正是多元化的互补的两个方面。应当注意的是，这种互相包容已经开始发展到互相融合和互相渗透，其端倪已在一些论著中出现，这是值得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