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首席教授。

1、故乡与生平

从伦敦出发，西行不远，有一个美丽的城市巴斯。这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人们常是不懂，像英国这样的老牌资本帝国，著名城市星罗棋布，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却寥若晨星，也许正因为此，英国人对这座古老小城分外珍视。

巴斯距离伦敦约160公里，巴士一路往东奔驰于乡村原野，从车窗向外看去，近处的一马平川与远处绵延起伏的丘陵，清一色地被开辟成牧场。车行几个小时，绿草茵茵，牛羊成群，没有工厂，看不到一支烟囱。田园风格，美如锦绣，像是一幅幅摩西老太太的风景水彩画。

这就让人确信英国人，无论是英格兰人还是苏格兰、爱尔兰人，他们的祖先原是畜牧民族。只不过后来迫于生存，又觉悟到自己的国土恰似一艘大船，停泊在欧陆边缘，这才下定决心，靠海吃海，作文化转型，让英伦列岛化作巨舶，扬帆出海，转变为海洋商业民族。

虽然如此，英国人没有丢弃老本行，寸土寸金，植草放牧。偶尔在草地的边缘另外辟出土地，种植庄稼，其种类远不及中国，一般是土豆与小麦，这是英国人获取淀粉营养的基本来源。

游览巴斯之后，又驱车继续往西，一会儿就到达英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布里斯托尔。这是中世纪以来就著称于世的重要贸易港口。站在海湾沿岸，只见爱尔兰海碧波荡漾，景色迷人。一条清澈明丽的大河从城市中心蜿蜒穿过，给这座历史名城平添了几分秀色。

来到这里的人们，不仅深深缅怀英国工商发展的非凡历程，而且也心怀敬意地联想到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约翰·洛克（John·Locke，1632——1704年），他是英国近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

他与贝克莱、休谟等三人被列为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而经验主义，正是人类走向现代唯物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他是欧洲先进政治学术的举旗人与主要代表，他的著作影响了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从而造就完整的自由主义体系。他的思想传播到美国，美国独立宣言的字里行间，闪烁着洛克思想的光辉。他一生勤奋挥笔，留下多部重要著作，最有名的是《论宗教宽容》、《人类理解论》与《政府论》。

1632年8月29日，洛克诞生于布里斯托尔市郊威灵顿村。不久，洛克家移居布里斯托尔以南的一个小镇彭斯佛特，洛克在那里长大。洛克父亲名字也叫约翰·洛克。这有点奇怪，但在英国却是常有的事情。他在萨默塞特郡任律师，英国内战时期，加入过反对国王的议会派军队，成为一名军官。洛克的母亲艾妮丝·金恩出生在一个制革工匠的家庭。洛克的父母都信奉基督教新教。

1647年，15岁的洛克在父亲的好朋友，一名国会议员的资助下，前往伦敦就读西敏中学。毕业后，考入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学习。洛克天赋聪慧，学业优秀，在求知的旅途中是一个不安分的探求者。他喜欢上了图书馆，站在一排排灌木丛般的书架前，兴奋喜悦，像一头饥饿的小牛踏进了菜园。他精读笛卡尔等人的著作，迷上了实验哲学。

此外他还花大量精力研究医学，并与罗伯特·波义耳、罗伯特·胡克等不少科学家相识，虚心求教于他们。1656年洛克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又在1674年获得医学学士学位。他还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

1666年洛克34岁那年，认识沙夫茨伯里伯爵，这成为他一生道路的转折点。伯爵抱恙，洛克日夕在侧，悉心治疗，使伯爵的病情得到好转，同时也获得伯爵的信任。因伯爵的热诚邀清，洛克成为伯爵的秘书兼私人医生。

1667年，洛克住进伯爵于伦敦的住所。莎夫茨伯里是一位自由主义政治家，英国辉格党的创立者之一，曾因反对查理二世国王的专制统治坐过牢，其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对洛克影响很大。后来洛克追随伯爵，加入了辉格党。这段时期，他的宗教态度也从一个“非国教的新教徒”向“国教的新教徒”方向转化。关于这两种“教徒”有什么区别，本文还将作详细说明。

在伦敦，洛克遇上著名医师托马斯·西德纳姆，在西德纳姆的关心帮助下，洛克的医学知识日有长进。一切科学，在理论上都可从上升为哲学。人们说，洛克以后写作《人类理解论》，在自然哲学方面多有创见，与西德纳姆的指导具有密切关系。（邓嗣源《现代民主的奠基人——纪念洛克诞生三百八十年》）

成为沙夫茨伯里伯爵的私人医师的时期，洛克的生活有了着落，他开始撰写《人类理解论》，有两份草稿至今还保存着。1672年伯爵被指派为英国大法官，作为伯爵的随从，洛克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为从事政治哲学研究，打下实践基础。1675年，伯爵政坛失势，这段时间，洛克前往法国旅行。

1679年洛克回到英国，伯爵的处境有所好转，在他的鼓励与帮助下，洛克起笔《政府论》。这本书写了近3年，至1682年基本完成。时间上早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看来并非专为光荣革命而写。然而此书在光荣革命后曾作大幅修订，因此又与这场革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对革命所持的赞成与支持态度明显而热烈。

1682年沙夫茨伯受迫害逃亡荷兰，第二年于荷兰逝世。此刻，洛克被人视为与沙夫茨伯里亲近的人，而受到监视。更有甚者，他被告发与刺杀查理二世的阴谋有关，处境危急。1683年他出走荷兰，在那里生活了五年。宗教改革使欧洲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分裂成天主教与新教两大阵营，壁垒分明，相互斗争十分残酷，而这时的荷兰已成为一个世俗国家，政治气氛比较宽松。在荷兰的日子里，洛克有机会静下心来将刚刚写成的《政府论》及《人类理解论》，从头再看一遍，仔细修订。

洛克这时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开始写作《论宗教宽容》。严格说来，本书不是论著而是写给朋友的信函，收信人是他的荷兰朋友菲力·范·林堡格。1685—1704年间，共写过四封，主要讨论宗教宽容问题。本书是信件中的第一封。（赵雪纲：《洛克论宽容》）

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继查理二世之后的詹姆斯二世政权被推翻。第二年洛克返回英国，此后一直住在伦敦。1689年洛克57岁，《论宗教宽容》的拉丁文版在荷兰匿名发表，同年英文版出版。

1690年《人性理解论》、《政府论》两书出版。在以后的岁月中，人们对洛克刮目而视，原本隐姓埋名的“流亡者”，一个“文人圈里的小人物”，被国内革命者接受与理解，受到热烈的欢迎。

2、《论宗教宽容》

1689年洛克《论宗教宽容》出版。书中洛克论证宽容是人性本质，对于异己的宗教，不应持侮辱、驱逐以至杀戳的态度，而应以宽容之心，化解矛盾，以致和谐。

欧洲中世纪时期，国家配备双重权力，即教权与王权，从精神与世俗两方面统治人民。从理论上说，宗教是“出世”的，无关人间烟火，而实际上直接干预国家政权、军权，执掌实际权力，超越王权，统治国家。这在旧教，即以天主教为国教的国家，表现尤其突出。

一个国家一旦设定某一宗教为国教，该国家的教权与政权总是结合起来，推崇一种宗教，反对、排斥另一种宗教，实施单一性宗教专制，对于信奉另一种宗教的人员，即异教徒，实施残酷打压政策，轻则捕捉与驱逐，重则用最残忍的刑罚如火刑、车裂作人身消灭。

英国曾长期以天主教为国教，后来新教势力崛起，两教派呈现拉锯式冲突。洛克生活的年代，天主教与新教斗争趋于白热化。1679年，因约克公爵詹姆斯（后来的詹姆斯二世）具有天主教背景，围绕詹姆斯能否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中发生激烈争论。部分信奉新教的议员反对詹姆斯继承王位，被政敌讥称为“辉格”（苏格兰语：马贼，强盗），形成“辉格党”。

英国新教内部又分成多个教派，占主导地位的是英国国教会。洛克信奉新教，但又不属于“国教会”，这在当时被称为“非国教徒的新教徒”，处境特殊与尴尬，因此对英国错综复杂、激烈残酷的教派斗争尤为敏感。回看洛克一生，作为“非国教徒的新教徒”的洛克，逐渐对“非国教派”的做法不满，最终向英国国教会转向。其著作也折射出辉格党的思想光泽。

这使人想到卢梭，他在新教与天主教之间有过“转向”与“改宗”的经历。有过这样经历的人，会受到指责，被认为心神不定与意志不坚。然而，事实证明正是那些不畏信仰改宗的人，才最容易产生或接受宗教宽容的思想。

卢梭终其一生是一个宗教信徒，没有在唯物论的道路上跨出较大的步伐，然而他的经历与著作都证明他是一名宗教宽容论者。把洛克与卢梭思想稍作比较，即可发觉：洛克与卢梭都具有宗教改宗的经历，两人思想趋近，都具备宗教宽容与思想多元的可贵特质。

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一书中指出：真正的宗教不在于浮华的仪式，也不去攫取教会的权力， 而是依据德性和虔诚的准则， 规范人们的生活。教会应当对所有持不同信仰的人实行宽容， 因为这与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人类的理智完全一致。对于如此清晰明白的道理， 有人愚盲， 倒行逆施， 真是令人吃惊！1

他责问：难道因为是教会，就可以去迫害别人， 就可以用火和剑强迫别人接受它的信仰和教义吗？洛克声称：这是我在《圣经》的任何章节里永远无法找到的。教会的真正宗旨是团结教友，共同礼拜上帝， 以求永生。任何教会无权管辖其它教会，所有教会应遵守自由、平等的原则， 和睦相处。2

洛克大声呼吁：无论是谁， 都不应当因为他的宗教信仰而剥夺他今生的世俗幸福。“日常生活中自由可做的事， 所有教会不得阻止。教会权威在民事方面没有管辖权， 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强制权。” 即使是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 也不应当因为他们信仰不同而被剥夺其公民权利。一切宗教刑罚必须停止，“火和剑不是用以说服人们领悟真理、改正错误的恰当手段。 ” 3

他劝导人们，不要害怕社会的不满与骚乱，社会发生不安的现象，原因在于教会“良心”上出现问题，居心叵测乃至险恶。教会失去良心，说话必然虚伪，做事必然不公，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

洛克为教会开出转危为安的药方，他说：确立一件事，即宽容，就可以消除因为良心问题而引起的不满与骚乱的全部根源。这些引起不满和仇恨的原因一经消除，社会就会重归平静。基督教世界之所以发生以宗教为借口的纷乱和战争， 并非因为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不同意见， 而是因为拒绝对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实行宽容。4

在《论宗教宽容》中，洛克提出政教分离的观点。他指出，谁也没有把宗教的事交给行政长官去管，这不是行政长官份内的事。政府的全部权力仅与公民利益有关，仅限于掌管今生的事情，而与来世毫不相干，来世的事由宗教去管。行政长官的权力属于外部管束的力量，而纯真与救世的宗教存在于心灵的内部。行政长官的权力再大，也无法到达人的心灵，无法在那里达到世俗管制的作用。

政府和行政长官所操纵的法律和刑罚，固然威力巨大，凭这样的威力，可以改变人的世俗念想，但无法改变人的信仰理念。宗教的本质为“内在悟性”，即坚强的内在心志，任何外在的因素都无法消除“悟性”，即使是监禁、酷刑和没收财产，也难以动摇心志。5

3、伏尔泰也有一本书论宗教宽容

洛克著《论宗教宽容》，房龙与伏尔泰也各有一本书论宽容的书。这里我们说说伏尔泰的《论宽容》。伏尔泰是法国启蒙思想家，著有《哲学通信》、《路易十四时代》等，他生活的年代是1694年至1778年，而洛克生活的年代1632年至1704年。在启蒙思想家中洛克是长辈，比伏尔泰年长62岁，是否可以设想伏尔泰读过洛克的《论宗教宽容》，且在洛克的影响下写作属于他的《论宽容》。

稍作对比，两篇著名大作的中心思想异曲同工，都主张精神和解、信仰自由。不同的地方也有，那就是伏尔泰的写作背景里，藏着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即所谓“让·卡拉斯事件”。伏尔泰写作《论宽容》的直接原因是为卡拉斯伸冤，将一段令人扼腕的冤情告白天下。

1761年10月的一个深夜，图卢兹市让·卡拉斯的家里出现了悲剧。让·卡拉斯的长子马克—安东尼悬梁自尽。城里法官既不取证调查，也无庭审程序，草草定案：马克—安东尼被其父亲杀害，原因是他的儿子选择了天主教。安东尼的父亲卡拉斯一头白发，年近古稀，怎么有力气吊死一个年轻人，更何况死者是他的亲生儿子。这样的“谋杀罪”何能成立？然而法官一意孤行，宣判卡拉斯死刑。一名检察官为卡拉斯辩护，被勒令停职，又有律师据理力争，也被责为无能。

其实，接手案子的法官，只要存一丝公心，就能让案情水落石出，也使卡拉斯免于一死。案情原委如下：卡拉斯之子安东尼，是一位28岁的年轻人，他刻苦学习法律，学业有成，想当一名律师，然而按照当时的规定，授予律师资格，必须是一名天主教徒。因为他的基督教新教徒家庭出身，无法从教会那里拿到信徒证书，因此十分悲伤，心灵受到刺激。无奈之余，他向父亲借钱，想以经商为生，而父亲又一时拿不出这笔钱。他负债在身，找不到出路，终因精神抑郁寻死。办案法官在没有弄清，也不想弄清安东尼真实死因的情况下，粗暴地判处卡拉斯车裂之刑。这是死刑中的极刑。法官还严刑逼供，要卡拉斯招出“同谋”，卡拉斯回答：“我没有犯罪，怎么有同谋？” 临刑前，卡拉斯喊冤叫屈：“我已经说明真相，我死得冤枉！”

伏尔泰《论宽容》一书揭示，安东尼死于精神抑郁，引发安东尼精神病症的沉重一击，是他拿不到天主教徒的证书而无法谋生。他的死，死于宗教歧視。而安东尼父亲卡拉丝的冤死，也与宗教有关。卡拉斯生前品行端正，受人尊敬。他不可能谋害自己的亲生儿子，他的死在于他不信天主教，而信基督教新教，是一个“异教徒”。部分教徒的宗教“热情”燃烧到狂热的地步，必然助长歧视、煽动仇恨、营造冤狱。卡拉斯之死，死于宗教迫害。

伏尔泰在书中反对歧视主张平等、反对仇恨主张宽容。他说：“宽容从未挑起内战烟火，偏执却能造成尸横遍野。”他甚至对中国古代经典中的宽容元素也表示出好感，引用孔子语录告诉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这样的话语，折射人类文明之光。他一面指责天主教部分教徒的狂热与偏执，也告诫基督教新教徒也必须克服罪恶的狂热，以恢复人类的理性与良心。

伏尔泰在著书论述宗教宽容的同时，又身体力行，为卡拉斯伸冤。他找到卡拉斯的两个儿子，详细了解案情经过，并把他们的口述整理成文，公开发表出来。又为卡拉斯太太提供全部费用，让她前来巴黎，向社会陈述真相。1763年2月3日，伏尔泰出头，责成枢密院下令重新审理此案，其结果冤案昭雪，公理获胜。（张徳玲：《卡拉斯案件研究》）

4、《人类理解论》

1690年，洛克发表了《人类理解论》，全书30万字，1671年起笔，1687年完稿，所花时间前后17年。如果说，欧洲唯物论的形成，经过漫长的跋涉过程，那么《人类理解论》就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驿站。此书被誉为英国经验论哲学的经典。洛克在书中对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论”作深刻批判，提出自成一家的“人心白纸论”。

笛卡尔（1596——1650年），法国哲学家，堪称西方现代哲学之父及“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开拓者。其哲学理论对洛克、卢梭等几代欧洲思想家产生深远影响。他还是现代数学的创建者之一，被称为解析几何之父。

后人思想的进步与创获，总是继承与发展前人思想的结果，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攀援与跳跃，是在对前人思想作肯定，然后怀疑与否定，再作肯定，即否定之否定的结果。笛卡尔与洛克流失这样的“前人与后人”之间的关系。

在认识论方面，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认为，一些观念，如道德观念，为婴儿落地时与生俱来，属“天生天赋”。笛卡尔所说的“天”，闪烁上帝的圣影。笛卡尔为维护上述理论，反对观念产生于“感觉”与“经验”，认为感觉与经验是不可靠的。他拿蜡烛打比方，人们最初感觉到的蜡烛是白色与圆柱形的，但在靠近火焰之后，颜色与形状发生变化，因此感觉与经验捉摸不定且不可信。笛卡尔的“天赋观念”理论为“上帝造人”的宗教论保留了思想空间，最终没有跳出唯心论的思想窠臼。

洛克批判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提出著名的“白纸论”。他说：就观念而言，乃为人们生活中因经验而体会的产物，并非天赋。譬如一个人刚出生，还是婴儿，不会说话，脑海中也毫无词汇储存，这时他无观念，无思想，然而他逐渐长大，学会说话，脑海中的词汇量逐渐增加。他从能说话变成能思考，并进一步与周围环境互动，产生“经验”，通过对经验的辨别、认知与判断，产生观念与思想。经验出观念，出思想。没有经验，人心如白纸。

需要留意的是，洛克将观念分为两种：感觉（sensation）的观念和反思（reflection）的观念。感觉的观念，是简单观念，来源于感觉器官对于外部世界的直接感受，而反思的观念则是心灵观察的产物，属于复杂观念。人们随时随地感知到许许多多的简单观念，从许多简单观念中最后提炼出复杂观念以至思想。

5、《政府论》

1690年，洛克出版《政府论》，此书与他的另外一部重要著作《人类理解论》同年出版，凝聚作者一生政治思想结晶。此书由上下两篇组成，上篇对君权神授说和王位世袭论作公开批判，下篇实质为“市民政府论”。这个理论指称：随着市民产生、发展与壮大，适应市民要求，满足市民利益的市民政府必将应运而生，并对市民政府性质作具体分析与界定。后人将洛克《政府论》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相提并论，称道洛克宣扬自由思想功莫大焉，既为古典自由理论的集大成者，又属现代自由主义的主要开创者。

洛克生活的时代政府危机叠现，他认为政府解决危机的方案唯有倾听民声，遵循人民意志。人民有权监督统治者，统治者一旦违背人民信任，人民可对其判决，并在必要的时候，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旧政，拥立新政。6 洛克即继承与发展了利维坦的思想。因为利维坦说过：人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幸福是合理欲望的满足，从一个欲望到另一个欲望的不断追求。前一个欲望实现，即为后一个欲望的追求铺平道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君主须为人民幸福创造条件，万不可妨碍人民幸福的权利。君主蹂躏人民，所得恶果咎由自取。7

洛克指出：人们参与了反对国王的“叛乱”， 并非受到宗教的鼓动， 而是因为蒙受苦难和压迫， 被逼自动起来要求解放。公正、温和的政府， 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稳定的、安全的，而压迫必引起不满， 迫使人们为挣脱专制的枷锁而斗争 。 8 洛克的思想被历史印证。审判国王查理一世的过程中，审判者宣布：查理·斯图亚特违背国民的信任和托付，召集军队发动讨伐议会的战争，没有带来人民的幸福，而带来流血和苦难。他雇佣爱尔兰叛军挑起第二次内战，所作所为违反了国民的自由，破坏了本王国的基本法和自由。9

为何服从顽固的封建国家？为何承认腐朽的政治制度，面对这些问题，奥古斯丁引《圣经》中保罗之言解释道：“凡当权的，都是帝所命的。” 10奥古斯丁宣扬的，就是“君权神授”论，这样的理论千年以来，由教皇与国王合作制作与散布，用以统治人心。这个理论还妄言：人生来即隶属父亲，本无自由，“王权”即扩大的“父权”，是“父亲身份权力”的延伸。洛克反对这样的理论，他大声疾呼：绝对君主制被抬到如此高度，以至它的权力超出一切权力之上，可以说“昂首天外”，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对于这样的权力，不可妥协，唯有打倒。11

洛克认为，君权神授论无非是王权思想的基础，这个基础上矗立着中世纪最顽固的专制“城堡”。洛克告诉人民：这是一个虚构的谎言，一个必须击溃的“基础”，这个“基础”崩溃了，整个中世纪的黑暗体制将随之崩塌。以洛克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其思想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对“君权神授”论的坚决冲破、对“社会契约”论的坚定维护，与对革命正当性的充分论证。

洛克《政府论》一书内容丰富多彩，作者从阐述自然状态与自然法入手，营造他的政治哲学体系。如萨拜因所说：洛克的整个理论都有赖于对自然状态及自然法确切含义的解释。12 关于人类的自然状态的讨论，在洛克生活的年代，成为“支配性的观念和视角。不管是谁，只要想描述某种善的、有价值的东西，就必须把它打扮成自然法的一个要求，证明它是理性的结论，它在自然状态中就存在” 。13

卢梭说：“对社会的基础作过一番研究工作的哲学家，都认为必须追溯到自然状态。”14 所谓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u）就是人类在国家建立以前所处的社会状态。人类远古时期已经形成社会，存在以家庭、家族与部落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但是没有国家，没有法律，也没有权威宗教，没有进入“文明社会”。这个时期的社会状态，称为“自然状态”或称“自然社会状态”。正如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中所指出，“与’自然状态’相对的是’文明状态’而不是’社会状态’。在自然状态中，很可能有某种社会状态，但是，在那里没有一个用公共法律来维护 ‘我的和你的’文明的社会结构。 ”

按照霍布斯的理论，战争是自然状态的全部描述，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人性本恶，人心本贪。在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下，人们为私利而争斗不已，大打出手，甚至为夺取对方财产利益而谋害生命。因为没有国家，没有统一的坚强权力，没有共同遵守的法律，没有公正的第三者出面起到仲裁与制裁的作用。“他人即地狱”（萨特语），战争因此而生。与霍布斯的观点截然相反，洛克指出，自然状态，并非战争状态，而是“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为个体与族群的生存与延续，理性地照顾大局，以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保护他们的财产和人身。

美国政治学者扎克特指出，洛克学说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是他的自然法理论。他在《政府论》等著作中提出的完整思想体系，其基础建构为自然法。15 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中，虽然没有国家与法律，但是人类具备“人性本善”的本能，由此产生原始朴素的道德理念，并在这个理念的基础上产生约定俗成的原始法律，即“自然法”。这种法律和国家产生后的成文法相比虽是粗糙，但同样起到仲裁与制裁的作用，从而让人群尽可能地避免战争。

其实，早在古希腊哲学中，智者学派已提出“自然”和“自然法”的概念，指出“自然”是理性之源，自然在其变动幻化的过程中产生法，也就是“自然法”。自然柔顺，法则严厉，然而人民依然喜欢这个产生于自然的“法”，虽其严厉，却可以保护人民，维持安定。

洛克对于霍布斯，一面批判与否定，一面又扬弃与继承，将霍布斯精神遗产中的合理部分作充分阐扬。与霍布斯观点相同，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仅属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过渡阶段，在此之后，人类建立国家、制定法制，进入国家状态，也可称为政府状态。

他指出人民天生拥有对于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所有权，这种权利是人民的“自然权”，统治者只有确实保护好人民的“自然权”，其与人民签订的“社会契约”才合法合理。洛克这番理论将传统社会契约学说，推向新的思想高度。

洛克《论政府》，论国家具有立法、执法、对外权等三種权力，其中立法权最高，其余兩种权力为立法权的派生权力。三種权力相互独立，相互监督。洛克的分权理論中，有关立法权和执行权的理论被后人继承下来，而其对外权理论，则是他的一家之言。他说的对外权，即决定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同国外人士和社會進行外交工作的权力。

6、现代经济学的开创者

1691年洛克应玛莎姆女士的邀请，前往艾塞克斯郡郊区定居。此时洛克与艾萨克·牛顿等结为好友。艾萨克·牛顿（1643-1727年），英国物理学家，同时还是数学家、天文学家、自然哲学家。在与洛克相识前不久，即1687年的夏天，他刚刚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提出震惊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

万有引力理论说明这么一个天体现象，当一个行星在宇宙中作永恒运动，并非孤立无援地特立独行，它向四处投射光芒，仿佛是一个生命体一般，闪烁目光。当它发现另一个具有巨大质量的行星，会不知不觉地漂移过去，无法抑制的引力推动它，向它心仪的对象靠拢。然而又不是相撞与粘合，保持着距离，发送着电磁光波，频频致意。

人们说，英格兰、苏格兰是伟大的民族，因为它们为人类供献出若干伟大的“行星”，这包括达尔文、牛顿、亚当·斯密、霍布斯、约翰·洛克等。在这些“行星”中，洛克与牛顿相互吸引，走得最近。他们在一起交流思想，探讨学问，汇融切磋，激起火光。

牛顿在知识的领域，像一部百科全书，无所不通。他不仅发现了万有引力，还发明反射望远镜，研究了音速。数学上，他又是微积分学的创始人。他甚至涉足经济学领域，阐述了金本位制的理论。这一点，洛克与牛顿颇有相似之处。洛克不仅是政治学家、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

洛克思想已初步展现经济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属于英国资本主义早期时代的精神成果。那个时代，英国着手建立股份公司、银行，并逐步确立世界海上霸权。洛克对“价值”的定义，已与现代价值学说相似，或者说，与同为英国人的亚当·斯密一道，开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先河。

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决定“价值”的根本要素是劳动，面包为什么有价值？面包可以充饥，但本质原因还在于面包中包含着劳动。水、树叶、苔鲜等，如果还是自然的存在，那么就没有价值。然而，水在河里而被汲取，叶在树上而被采集，苔鲜长在原野而被挖掘，“自然”之物就有可能变成“有用”之物，蕴含人类的劳动，从“无价”变成“有价”。没有劳动，分文不值。人们靠劳动得到有用的产品，也产生价值。一英亩小麦的麦杆、 麸皮和面包的价值，显然高于一英亩同样土地上的自然产物，因为前者包含着劳动。

洛克倡言供求价格论，在他看来，任何商品的价格随着买者和卖者人数的比例而涨落。对于一切可以买卖的东西这个规律普遍适用 。任何东西的销路都决定于它的必要性或有用性。这种必要性或有用性，常常被一个地方到习俗时尚所定。16

他感慨道：世界上 “ 还有什么东西比水和空气对人类的生存或福利更有用或更必需呢？ 然而它们通常没有任何价格也不能换来任何货币，因为它们的数量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远多于对它们的需求。但是一旦水的数量减少到和它的消费量成某种比例时，它就立即开始有了价格，有时甚至比葡萄酒还贵。因此那最好和最有用的东西通常都是最便宜的，虽然它们的消费量很大，然而上天的恩惠使它们的产量也很大，能和消费量相适合” 。17

洛克将供求论表述为下列公式：商品价格的涨落，要看买者多还是卖者多。卖者多而买者少，不论你用什么技巧，要卖的东西都必然很贱。情况倒过来，假使有许多买者而只有几个卖者，那么同样的东西就立刻贵起来。这个规律对土地及其他一切商品都适用。18 货币与商品的交换叫做买卖，商品与商品的交换，叫做物物交换。决定价格的是商品数量与市场需求量的比例，需求大供应少则价格高，反之则价低。19

从历史的角度看，洛克的经济思想具有局限性，马克思说：洛克是一切形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代表工厂主反对工人阶级和贫民，代表商人反对旧式高利贷者，代表金融贵族反对作为债务人的国家，他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甚至证明资产阶级的理智是人类的正常理智。恩格斯则称他为“1688年阶级妥协的产儿”。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竟识才爱才，他们对洛克最后还是给予肯定的评价。如马克思一面批评他思想中的缺点，又逢人就夸奖洛克说：他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元老之一。

1704年，伟大思想家洛克在一个美丽忧伤的秋日辞别人间。艾赛克斯郡东部的High Laver小镇一处幽静的教堂墓区，安卧着哲人的遗体。洛克一生未婚，没有子女。洛克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写道：“停下你的脚步啊，路人！躺在这里的就是约翰·洛克。如果你想问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会说他是一个以自己的小财产过着满足生活的人。身为一个学者，他以追求真相为他学习的唯一目标，你可以在他的著作里发现这点，任何有关他的事物都写在他的著作里了，也都比本墓志铭对他的赞美还要真实。确实，他的美德，并不足以让他自己提出来炫耀、也不足以拿来给你做为典范。让他犯下的邪恶随着尘土被掩埋吧。如果你要寻求作人的典范，去从圣经里找寻吧;如果你要寻找邪恶的典范，希望你不会找到它;如果你要寻找死人（如果这能够帮助你的话），你在这里就可以找到一个，也可以在任何其它地方找到啊。”

洛克给人类留下的多部遗著中，要数《宽容论》、《人类理解论》、《政府论》影响最大，其他还有关于教育方面的论说。他巨著垂世，如海上金针、天际七星，为人类进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洛克有生之年终究未见自己理想的实现。然而不久后，英国现代文明开花结果，法、德、美等国纷纷革命，逐次成功。洛克的预言得到应验，地下有灵，亦当欣慰。

注释：

1约翰·洛克：《论宗教宽容》，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页。

2约翰·洛克：《论宗教宽容》，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页。

3约翰·洛克：《论宗教宽容》，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页。

4约翰·洛克：《论宗教宽容》，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7页。

5约翰·洛克：《论宗教宽容》，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年版，第 5 页。

6塔利：《语境中的洛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9-30 页。

7霍布斯：《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4页。

8约翰·洛克：《论宗教宽容》，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版，第43页。

9杰弗里·罗宾逊：《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40 页。

10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页。

11约翰·洛克：《政府论》（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页。

12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第212页。

13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7页。

14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6页。

15迈克尔·扎克特：《洛克政治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27页。

16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8页。

17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8-39页。

18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6页。

19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