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傅高义(Ezra F.Vogel)说不上很了解，自2001年以来，断断续续有些接触。上个学年，我在哈佛做合作研究，又有交往。最近，整理我们讨论中涉及的文献资料，常会想到傅高义的研究。
一
因为《邓小平时代》出版，傅高义在中国火了一把。海内外关于邓小平的传记类著作有多种，但毫无疑问，这一本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者。一些人甚至将这本书作为馈赠礼品。据说，中文版印数达八十万册，版税收入近百万美元。
对于傅高义来说，一本书带来的火爆，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上一次发生在将近四十年前。1979年，傅高义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出版。这本书解释了日本二战后的崛起，成为西方研究日本的最畅销著作，在日本的畅销热度也许超过《邓小平时代》在中国。《邓小平时代》的稿酬，傅高义捐给了他在俄亥俄州读本科的母校，用于建立中国和东亚研究的奖学金。
今年春天，有一次在傅高义家里，聊到《邓小平时代》的农村改革部分，主要是第十五章。在我看来，在既定篇幅之内，对改革进程的叙述，脉络清晰而重点突出。当然也有一些不足。其一，关于1980年中央75号文件的内容，书中表述有偏差。这个文件的主要局限是把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限制在特定贫困地区，书中没有提及。其二，75号文件之后一年多，高层意见冲突相当激烈，本书也没有涉及。在我看来，不涉及这个问题，无法展示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其三，对于胡耀邦，特别是胡耀邦支持万里推进改革的突出作用，书中也着墨不够。另外，有的细节也有错误，如误认为国家农委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是同时并存的机构，实际上农村政策研究室是在农委撤销后才成立。但总的来说瑕不掩瑜。
在早期农村改革决策过程中，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万里等领导人的角色作用和互动过程，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与傅高义专门讨论过。我告诉他，1980年1月31日，华国锋曾经主持高层听过一次农村工作汇报，焦点问题是包产到户。在李先念、余秋里、王任重等人表示不赞成以后，华国锋也表示了不赞成。最后，华国锋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以没有考虑好为理由不肯表态，而是转移话题谈了小康目标。实际上，此前万里曾经多次给邓小平汇报，邓小平私下表示同意试验。听了这个故事，傅高义说：“这个事情很重要，如果我早知道，一定要写到书里去”。他认为：“邓小平所以不表态，并不是没有考虑好，是因为政治基础还不牢固。如果这个时候公开表态，也许不利于当时正在进行的高层权力布局调整。”早在1982年，我刚到九号院工作时，就听到参加会议的同事说过此事。2001年和2002年，我在哈佛与傅高义有过一些讨论，因为没有公开文献可以引证，就没有专门介绍。
由此我们说到，八十年代改革决策过程，现在没有披露的东西还很多。关于这本书的评论，不少人认为，从研究角度看，深度分析还不够。傅高义的解释是，他要尽量保持客观，只讲发生的情况，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分析，而不是作者解释邓小平为什么这样做。这样的写作立意，显然是一些研究者所不能满意的。但是，也许正因为这样，略加删减后可以在国内出中文版。
二
傅高义并不是那种沉醉书斋的学者，同时也是活动家。这一点，他很像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在费正清之后，他主持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并且两度出任主任。现在，这个机构更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在费正清中心第二任主任任上，傅高义最显赫的业绩，是1997年直接促成了江泽民访问哈佛。当时，因为事件影响，哈佛有很多人反对。傅高义发起提议后，连续三天，在燕京学社会议室主持会议，与那些反对者辩论。他对校方坚持：“我傅高义教授，邀请江泽民教授，来访问哈佛，总应该可以吧？”他和哈佛校长，共同主持了江泽民的访问演讲活动。我们闲聊时，傅高义多次说过此事，每次都是兴致盎然。他描述当年辩论场景，令我至今印象深刻。当然，他也做出了某些妥协。在接待安排方面，校方有些环节无法到位，傅高义动用费正清中心资源弥补。
作为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不仅对中美学术交流有重要贡献，在中美外交领域也有深度参与，是华盛顿重要的政策顾问。八九十年代，他是民主党重要智囊，曾进入白宫工作。校园里一度盛传，他可能成为驻华大使人选。
傅高义在七十岁时退休。用他自己的话说，退休后是“研究教授”，不再上课，不再带博士，集中精力做研究。《邓小平时代》的写作，这个时候正式开始。那时我在与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教授合作研究，裴宜理在他之后继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办公楼里，我经常见到傅高义。大致在《邓小平时代》写作后期，傅高义就不再经常到办公室，而是在家里。他把办公室安排给了访问学者。但是，办公室门旁的名牌依然是他的名字。他的家，距离费正清中心办公楼走路不过三分钟。
傅高义写《邓小平时代》，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写一部传世之作。他直言不讳，就是要写一本能流传的书。当然，他目标中的核心读者群，并不在中国，而是在美国，他是要写一本书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书。他认为，这几十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邓小平。显然，他抓住的是一个历史性重大题材。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傅高义专门研究过广州，写过两本关于广州的书，前一本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后一本是《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对傅高义来说，写邓小平是一个艰巨而浩大的工程。可以想象，以七十岁高龄开始写作，在访谈、阅读资料、整理文献等方面都挑战巨大，甚至对他的中文水平也是挑战。以我的直接接触来看，在同辈学者中，傅高义的中文可以说是最好的，比同在哈佛的马若德(RoderickMacFarquhar)、摩尔·古德曼(Merle Goldman)的中文都要好很多，起码中文口语是最好的。但是，傅高义还是常感叹自己中文不够好。我和他一起读邓小平文选时，常遇到一些阅读问题。他在写作过程中表现出的巨大毅力和虚心态度，令人叹为观止。
三
邓小平时代一书，傅高义七十岁开始写作，到八十岁完稿，历时10年。古人论及文章之道，说“板凳需坐十年冷”。在我看来，傅高义的板凳其实并不冷，他并不是那种孤灯独对、皓首穷经的学者。他交往很多人，参加很多学术活动，也有很多旅行。在这本书前言中，他直接提到的被访谈者达三百人，单是联系安排这些访谈，本身就是浩大的公关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访谈要做很多“拉关系”的事情。显然，仅能坐冷板凳是不行的。
由此我想到，现代人做学问，也许板凳太冷了也不宜，即便在故纸堆里做考据，也需要交流沟通。坐冷板凳，不应该是生活的孤独，更应该是一种内心的状态，就是潜心学问的心境。古人又说“大隐隐于市”，大概也有这层意思。
近几年，傅高义仍然活跃在学术界。哈佛费正清中心每有重要活动，常能参加看见他的身影。2016年，在纪念费正清中心成立60周年的系列活动中，除了现任主任宋怡明(Michael A.Szonyi)，在多位原任主任中，他和马若德教授出场最多。
虽然我知道傅高义老当益壮，很是活跃，但是，去年秋天的一次吃饭，他的表现还是让我有些诧异。那天中午，我和布鲁金斯学会李成博士先到了傅高义家，然后我们行步到最近的校内餐厅。但是，凑巧的是，这天校园餐厅职工闹罢工，餐厅不开张。于是，傅高义又回到家里，开上车去校外吃饭。坐在傅高义车里，看着他开车的动作略显笨拙，我的心里不由自主地有些紧张。在我看来，坐一位八十六岁老人开的车，心里似乎不适应。好在时间不长，我们穿过几条街，进入麻省大道，就到了餐馆。几分钟以后，马若德也到了，也是自己开车来的，他也是八十六岁了。如果在国内，两位八十几岁的教授亲自操办会议，自己开车带人吃饭，所有事情自己办理，这是很难想象的。
后来，在傅高义家里闲谈，我问：“你经常开车吗？”他说：“是的，我开车没有问题。八十七岁了，脑子不好用了，经常忘事情”。说完，又感叹一句：“”老了，糊涂了”。一段时间的接触下来，我发现，与前些年比，他有一个新的特点，就是聊天时做笔记明显多了。即便闲聊，听到有些事情，他会赶快拿出笔记本，说：“我要抓紧记下来，不然很快会忘掉。”
四
傅高义说，今年末，他将完成一部关于唐代以来中日关系史的书稿，明年初，他开始关于胡耀邦的写作。这个夏天，他在家里集中精力写书。在客厅桌子上，摆放的都是中日关系方面书籍；约见访谈的，多是有中日关系研究有关的人士。我在他家里，多次遇到过一些日本学者、记者，还有日本曾经的驻华外交官。
在完成《邓小平时代》之后，傅高义希望继续研究一个中国领导人，他在胡耀邦和朱镕基之间做了考量，后来选定胡耀邦。这几年，他一直做写胡耀邦的准备工作，收集整理各种文献资料，也到中国做了大量访谈，还邀请有关胡耀邦研究的专家到哈佛访问。明年，当开始关于胡耀邦的写作时，傅高义88岁。
一些人称傅高义是“中国先生”，这其实并不怎么确切。傅高义也精于日本研究，甚至说，就其在中日两国的影响力来说，在日本应该更大些。他写了那本《日本第一》之后，还写了本《日本依然第一?》（Is Japan Still Number One?）。这本书2001年出版，他曾经送给我一本。在哈佛，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精通两门外语，并且在两个国家的研究上都有重要贡献，似乎是平常现象。政治学家裴宜理在中文之外精通日语，社会学家坏默霆(MartinK. Whyte)在中文之外精通俄语，历史学家柯伟林(WilliamC. Kirby)则在中文之外精通德语。
傅高义在兴致勃勃地谈起新的写作计划时，忘不了自己是一个老人：“已经87岁了，不知道还能写多久，但是，能写多久就写多久”。
从傅高义的身上，我依稀领领略到马克思·韦伯所说的那种“精神”。1904年，韦伯从德国到美国密苏里州，参加了世界博览会。这是韦伯一生中唯一一次到美国。这次旅行，韦伯被美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所震撼。这引发了他的好奇和思索：美国会什么发展得如此之快？随后他写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可以通俗地概括为—“活着为了工作（live to work）”’，而不是“工作为了活着（work to live）”。韦伯由此而成就了这本巨著。也许，傅高义身上体现的，正是这种精神。不仅傅高义如此，他的上一辈学者如费正清和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等，也都是这样。在2001年一次哈佛纪念费正清的聚会上，我听说，费正清在亲自把最后一部书稿送到出版社几天后，溘然去世。对这些人来说，似乎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颐养天年”。也许，读书写作，就是他们颐养天年的方式。
由此联想到，我在年青时当农民，常听到一句口头禅—“小车不倒只管推”。这里的“小车”，是当地特有的人力独轮车，又称“手推车”。家乡的农民常用这句话来表达以劳作为信仰的生活态度。
在哈佛校园东，剑桥公共图书馆前，有一个公园，草坪辽阔。傅高义的家，就在公园西侧。这一年我在哈佛，住处在公园东侧。傍晚在这里散步，有时会与傅高义不期而遇。在落日的余晖中，飘扬的星条旗下，傅高义坐在草坪旁边的长椅上，看着不远处正在荡秋千的孩童，神色悠然，又若有所思。现在，想到傅高义，脑海中常出现这个画面。
（2017年9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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